在这些国际的领袖当中，与梵蒂冈天主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Ⅱ）以及后来继任的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Ⅵ）见面，我觉得与有宗教信仰的领袖谈起话来，更加融洽和谐。尤其，一九九七年我与约翰·保罗二世的会面，非常具有历史意义，也是值得一提。

记得那一天是二月二十七日，我率领佛光弟子近二十人到达了意大利的首都罗马。清晨五点，外面的天空现出微微的曙光，前来迎接我们的是驻梵蒂冈官员戴瑞明先生。戴瑞明在做驻英代表的时候，我和他就曾有过多次的交往，在梵蒂冈见到面，他感到格外的亲切。在协助我们办理通关手续后，就带领我们住进饭店。

才刚安顿下来，就听说《联合报》名记者要采访我。这一位记者小姐采访过很多国家的领袖，我牺牲休息的时间跟她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来她的访问记在哪里发表，我也没有再过问了。

我们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就在单国玺和安霖泽枢机主教的陪同下，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个人书房见面。我们谈和平、谈宗教交流，彼此交换许多意见；在对话中，他非常关心中国大陆对梵蒂冈的看法，一再问我的意见。我看他急于想要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样子，我也很坦白告诉他，如果梵蒂冈坚持要握有派任主教、升格主教的主权，恐怕就不容易合得来了。

应邀至梵蒂冈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话，就宗教、和平交换意见（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因为天主教有万国之国的想法，中国不能接受，中国所有的神职人员，必须要由政府派任，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于天主教有所谓“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教会”（或称“三自教会”）政策，他们必须自己选择主教，不能听任梵蒂冈的指派等等。因此，报纸上经常谈论到北京和梵蒂冈建交的问题，这都是因为他们对于教权、封圣、派遣主教等问题，各自坚持立场。其实，这和海峡两岸的问题一样，总是阻碍很多。

他告诉我，他非常重视宗教的和谐、宗教间的相互访问，也告诉我曾经和哪些宗教人物做过交流往来；甚至他非常亲切地指着旁边的小窗子跟我说：“每次和数十万的民众摇手致意，就是在这个窗口。”他还叫我到那个地方去站了一下。

后来他提议说：“我们照相纪念吧！”我以为他和我们这十多个法师合照一张照片就好了，但是他很亲切的说：“大家一人照一张。”我觉得他真是做到了“给人欢喜”。我现在对各国人士来访要求照相，也是这样一人照一张。梵蒂冈有专业的人士负责照相，别人不可以随意拍照，这一位专业人士拍摄确实高明，他都能把握最好、最佳的镜头，很快速地就为我们每个人照好一张与教皇的合影。

在那一次的会见中，约翰·保罗二世建议我到两个地方访问，一个是“普世博爱运动”（Focolare　morement），一个是阿西西市的“圣方济各修会”（San　Francis　Basilica　di　Assisi）。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就到了“普世博爱运动”访问。

记得，那次集会大约有两千多人，我从长方形教堂的门口到达主席台，走路至少三分钟以上，他们掌声热烈不断，一直到我上台站好为止，我就感觉到天主教对于他们的教徒是有训练的。光是一个鼓掌，表现出对于来访客人的尊重，这种精神，恐怕一般的宗教都不及他们。那一天我和他们讲了一些什么，现在已经不复记忆，但我见到了普世博爱运动的创立人卢嘉勒（Chiara　Lubich）女士，对她推广普爱施舍运动的热心表示敬佩，这跟佛教徒对弱势者的慈悲关爱是有共同之处的。

之后，我们又前往阿西西市“圣方济各修会”访问，它是天主教非常重要的“和平之城”。据说圣方济各是天主教的一位修士，自幼乐善好施，对贫穷者的求助，他从不拒绝，并且以清贫刻苦作为自我的修持功课。他在公元一二二六年逝世，享年只有四十四岁，他创立这个修会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

从罗马前往阿西西市开车大概就要一小时余，我们到的时候，他们带领我们一行人一堂、一室地参观，仔细地讲说内容意义，尤其我看他们的藏书非常丰富。当天，他们特地找了数位中国籍的修女做了多道的素菜请我们用餐，他们所有的修士、神父近百人，这一天也跟着我们素食。这么多人里，有一位来自台湾高雄教区的邱琮杰（Giovanni　Chiu）神父对我们特别的亲切，也把圣方济各修会的历史向我们作了详细的介绍，好让我们对教会有多一点的认识。

访问后的第二年，意大利发生大地震，圣方济各修会受到严重灾难，我感于对他们的怀念和敬意，特别派了慧开法师在参加他们举办的会议时，致赠一万美金给他们的教会，聊表一些心意与祝福。

此外，那一趟行程，我们也访问了意大利最大的伊斯兰教清真寺，照理说，要进大清真寺访问应该规矩很多，但是他们给予我们特殊的礼遇，全数开放进入参观，并且在寺里看到了世界最大的《古兰经》。我只感觉到他们的教堂里面空旷无比，什么也没有，并不像中国的宗教建筑物，里面都有很多令人崇敬的圣像，也不像梵蒂冈教堂里有很多石雕像，特别是他们的宗教绘画、雕像都别具风格。

话再回到我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的会见，原以为只是很平常的事情，哪里知道其实并不平常。原因是，美国西来寺的徒众把我和教皇合影的那一张照片，挂在西来寺的客厅里，洛杉矶的天主教徒闻讯，纷纷到西来寺参观。这张照片，对佛教在美国与天主教的融和相处，起了很大的作用，深具意义。他们认为我跟他们的教皇照相，也等于是他们的教皇一样；甚至有一些神父、修女来到西来寺见到教皇的照片，也把西来寺当做他们的天主教堂了。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出生于一九二〇年，我和他会见时，他已经七十七岁了，过去他曾经遭到暗杀中弹，听说老年的时候伤势复发，在长时间的病痛后，于二〇〇五年辞世。我特别写了一篇短短的文章，委托单国玺枢机主教翻译成英文，表达我的敬悼：“惊悉教皇逝世，举世同悲。回忆一九九七年梵蒂冈亲觐教皇，并祈愿世界和平之事犹在目前，今国际佛光会全球佛光人为此一世界明灯熄灭，深表哀悼。”同年九月，在佛光山的如来殿也举行了一场纪念音乐会，单枢机主教、意大利驻台代表安绮丽（Mana　Asunta　Accile）、高雄县长杨秋兴，都出席了这场盛会。

约翰·保罗二世逝世后，很快地，由本笃十六世继任教皇，当时他也希望我们前去访问，隔年六月，经由时任驻梵蒂冈官员杜筑生先生的联系安排，我们和他简单地见面表示敬意，因为他上任未久，就未再多建立关系了。

梵蒂冈和佛光山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像每年佛诞节，他们都会来函致贺。二〇一一年十月，他们举办一个“梵蒂冈为世界祈求和平二〇一一年阿西西祈祷日”，单国玺枢机主教致电转达，这个盛会是每四年举行一次，教廷方面希望邀请我前去参加。我回复他，实在年纪老迈，长途跋涉也不敢前往，只有委派佛光山欧洲总住持满谦法师代表致意。单枢机主教也颇能体会我的情况，告诉我说，按照教廷规定，枢机主教每年都有数次集会，他都应该前往，现在教皇也体念他年纪老大，请他可以不必搭机前往梵蒂冈。看起来，他们也是蛮有人情味的。

这数十年来，我与天主教建立友好的因缘，在《我与天主教的因缘》一文中，已有相关的叙述，在此也就不多谈了。

说到宗教之间的交流，我从一九七六年第一次访问美国之后，陆续进出二十多年，感觉到美国真是一个民族大融和的国家，对于多元文化、宗教都给予尊重。像我们在洛杉矶建寺，成立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乃至在世界各地召开世界会员代表大会，美国前几任的总统，如里根（Ronald　Reagan）、老布什（George　H.W.Bush）、克林顿（Bill　Clinton）先生等，都曾经给我们许多的鼓励和护持。其中，前任副总统戈尔先生（Al　Gore）算是有比较多的往来。

美国副总统戈尔访问西来寺（慈惠法师提供，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