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息的歌唱》，这本小册子上的二十篇文章，是我两年来从忙乱的日子中写成的，曾连载于《觉生月刊》（第十期起至二十七期止）及《菩提树杂志》（第三期起至第七期止），这是把佛教中日常所见到的法物及非法物用散文的体裁及各物自语的口气写成的文章，所以在发表的时候分“物语之一”、“物语之二”刊载下去，有少数读者，对于用“物语”二字的意义，还没有十分明白。

原因没有别的，“物语”二字在日文中是“小说”或“故事”的意思，而我现在所写的既不是“小说”又不是“故事”，当然有些读者就误解在这里了。其实，只要对中国文字稍微有点修养，都懂得“物语”者是用物的口气所讲的话，像这种文章，作者要站在“物”的立场上去代它说话，我国除了艺术家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随笔》中，有写过一两篇，还有文学家陈衡哲女士的《小雨点》外，我国其他的作家们还不多用过这种作法。

记得那是在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我无意中用物语的口气写过一篇“钞票的话”刊登在镇江《新江苏报》的副刊上，大概因为文学的意义是在表达情意，而这样写法，更能够生动地把情意表达出来，因此，我起初虽没有受谁的启示，但我觉得这样写法没有错。

这里所收集的二十篇“物语”，都曾在杂志上发表过的，发表过了本来不一定急急地出什么集子，但是，说来真非常令人感动：当我“物语”还只写到第十四篇的时候，喜事天上来，我最敬仰的慈航老人托人带了一笔款子给我，记得老人信上这样向我说：“你的‘物语’还要继续写吗？我先送给你一些钱把它赶快出版吧！”像我这样两袖清风的一个青年僧，在这样的年头，从来就不敢打什么出书的妄想，然而这位老人家的慈悲，他能关心到这些微末的地方，叫我又怎么能辜负这位老人的一片好意呢？所以我在出版了《普门品讲话》之后，还能有这本小书和读者见面。

我感到很惭愧，这些文章内容写的实在不够充实，但这又不无原因：第一我自己智慧贫乏，学力有限；第二没有一本参考书，完全凭自己的想象；第三每次发表时，无形中受一页篇幅的限制。说起这些原因来，再想想我写物语的经过，我就会为我们这一代青年僧所遭遇的环境而感慨！

我回忆起当初开始写第一篇物语，正是一位老和尚叫我替他看守山林的时候，出家人不能离开了生活中食住的需要，在这种流浪逃亡的日子中，我不得不向生活低头，为了一宿三餐，我就开始廉价地出售青春与劳力。

我那时，每天山上山下，出没在森林中，像一个猎者，时时注意山中的动静。猎者的对象是獐猫鹿兔，我的责任则是注意偷伐树木的歹人。白天，看看森林里穿来插去的猴子和松鼠，我在计算着时间等候寺中送来的饭食；夜晚，听听风吹松柏以及猫头鹰的叫声，我就住宿在山间的草棚中。

这些工作，在佛教中除了换取一句虚而不实的赞誉“发心”之外，没有别的报酬。这样，日复一日，我开始为不停留的时光与逝去的年华感到恐慌！哪一个青年的生命里不充满了光热？哪一个青年对未来没有美丽的希望？我想到我不能让宝贵的青春与生命无谓地虚度，我该在人生的旅途上留下一点痕迹，因此，我就在那只能容身一人的草棚中，覆在乱草堆旁写成第一篇物语——大钟。

记得有一次和心悟法师闲谈，他说：“近代中国人对于知识的探讨，学问的研究没有外国人来得博大精深，而佛教的青年，和古代的相较，智慧也显得贫乏。”他这些话说得诚然一点不错！但是这个症结在哪里？我们倒是应该要特别地研讨。外国常有出类拔萃的学者出现，那是因为人家教育制度良好，只要你对某一项学问有兴趣愿意做专门研究，你的生活费用、研究费用，哪怕是数十年，国家都可以替你负担，不要你分心，关在研究室中数十年，这样你不成专家也成专家了。而在我们老大的中国，认为读书研究都是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与国家无关，所以很少有大专家出现，原因就在此了。尤其佛教，今日佛教中的青年割爱辞亲，皈投佛门，受不到合理的教育，得不到良好的师承，一面在那里翻着书本，一面又在为缺少的纸墨笔打着主意，你除了自己有钱买两本书看看外，没有一地有佛教图书馆供给你阅览，在这些情形下，当然不能怪佛教青年智慧的贫乏了。

而且，生活在住持和尚们的权力之下，他希望你的是担柴挑水、抹桌扫地，顶多允许你半工半读，而一般不懂事的在家信徒，对出家人的要求，又只是诵经拜佛。你阅读三藏十二部教典，他说你不修行；你若手中哗啦哗啦地拉着念珠，他就说你有道德。为了讨好信众，这样一来，青年僧的智慧怎得不贫乏？

我在写“物语”的期间，当然收到过不少令人兴奋的鼓励，但也听到过善意的批评。

当我写到物语之八“香炉”的时候，内中有所谓十大愿文，因此，反对的声浪，就从那些我所斥为顽固伪装的人群里向我打来。

他们说：学佛的人不该诅咒人死，甚至有人说物语都是写佛教中的内幕，不应该给教外的人知道，我对于学佛的人不应该诅咒人死这句话，在某一方面当然我是不否认这句话是对的，好像那些修阿罗汉果的人，即使有人用刀来杀他，他除了引颈就戮以外，决定不愿还手。但如果以整个众生幸福为对象的大乘菩萨，他也许会亲自拿起刀来去杀死几个魔鬼，让大众和静安宁地生活下去，这本不可用一面的眼光来相看的。而且，物语的体裁不是那些板起面孔来说教的八股文章，也可以说它是文艺的创作。文艺的意义是反映现实，对善的加以歌颂、播扬；对恶的施以指摘、诅咒。一个对文学有爱好的人，先天注定他是一个必然的独立人物，他必须用他独立的头脑来思考，他必须用他独立的眼睛来观察，他必须用他独立的心灵来感应！不然的话，他不是鹦鹉，就是一架留声机！文学不是哪一个人要说的话，而是大家要说的话。我们即使说：站在宗教的立场，摆出道学的态度，还是说些和善的好话；但佛教中，除了那些麻木不仁的教徒以外，凡是一个关心佛教，对佛教具有抱负和热忱的人，哪一个没有这种心理？文艺的价值就是敢于刻画大众想要说的话，不是阻碍佛教新生的佛教长老，还希望不要多心才好！我虽造了口业，诅咒人死，将来即使我如何不幸，只要佛教真能中兴，我也是甘愿遭受这个果报的。

同样的话，在别人能有不同的看法，当我又听到说有一位法师在开大座讲经的时候，把这十大愿特别提出来讲解说明，并致赞扬，说这是充分洋溢了爱教的热情，我知这佛教中真正的大德长者，毕竟还是多的！但我现在不要别人因我出版这本小书而烦恼，所以把这段已略为删改。

好在那时《觉生》的主编，现任《菩提树》主编的朱斐居士，是一位很开明的人，不然，“物语”的生命从那时候起就要寿终正寝了。

其次有人说“物语”的内容是佛教的内幕，不应该公诸于外人，这些话也很令我大惑不解。佛教又不是政治，根本就没有所谓内幕，真正的佛教，唯恐别人不知道，知道倒也好办了。在我写“物语”的初愿，只想把什么是佛教，什么不是佛教分辨清楚。因为正与邪、好与坏、是与非，现在佛教再也不能不把它分清楚了。

我在写“物语”的期间，很多人以为我和他故意为难，化缘的人以为我写“缘簿的话”是对付他的，做经忏的师父也以为我很多话是和他们为难。关于这一点，我不能不说这些人的神经太过敏了！

在“物语”中，我不会把哪一个人的话，哪一个人的事，写进我的文章里来；不过，在我的文章中，所叙的一些事、一些话，的确是有人这样做和这样说啊！

化缘为大众做福利事业不是不好，而是化缘完全为个人的福乐打算，总嫌太自私了；做经忏也不是不能做，而是不依法做实在有失佛教的面子。佛教到了今天，这些问题应该到了摊牌的阶段。佛教的事业，大家借着佛教的招牌，当作自己谋取生活的道路，“寄佛偷生”，“贩卖如来”，说来是够伤心的！

我写“物语”的本怀，就是希望我们佛教徒革除这些陋习，我知道这是我太大的奢望了。不过，据我所知，确有不少人看了“物语”而认识了很多的是与非！看了“物语”而认识佛教、同情佛教，甚至信仰了佛教！

现在“物语”定名为《无声息的歌唱》出版了，略说一点因缘如上。佛教里常见到的东西本来不只这二十个名目，等到将来有时间，还想再补写十篇或二十篇。我想要把整个的佛教，用很少的文字，替它留下一个缩影，这样是否得当，还希望读者们给我指教！

一九五三年六月于台北

（《无声息的歌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