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信仰的虔诚，

近十几年来，每年除夕，

都会看到他带领着全家数十人上佛光山，

和数千人一起围炉，吃年夜饭。

尤其是佛光会每次召开会员大会，

或举办佛诞节庆祝大会、

禅净密三修法会等大型活动，

他都鼓励南区会员踊跃参加，

数十年如一日。

所有佛光人都秉持着

“给人信心、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工作信条，

从自身的行持，

进而扩大至利他的菩萨道修行，

以实际行动来昭示自己对信仰的坚定。

在台湾光复初期，要想组织一个社团，尤其是宗教性质的团体，真是比登天还难，因为政府只承认一个“中国佛教会”，此外一概不开放。一九七八年，我有意组织“中国佛教青年会”，而在《觉世》旬刊上，连续发行了两期“中国佛教青年会发起专号”，表达诸山长老和社会各界支持成立“中国佛教青年会”，重视佛教青年未来发展的立场，之后并正式具文向“内政部”申请成立。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中国佛教会”竟起而奔走呼号反对，政府当然也就不予准许了。

为此，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社工会主任的萧天赞先生，亲自上山来拜访我，一者，拜托我不要组织“中国佛教青年会”；二者，希望我不要参选“中国佛教会”理事长，转而能担任“中日佛教关系促进会”会长。综观事情发展至此，“中国佛教青年会”势也难为，我只有退让一步。

二〇一二年“大马好”弘法大会，八万余人参与集会，其中四万人为佛光信众，四万余人为当日新皈依弟子。

地点：马来西亚莎亚南体育场（蔡荣丰摄，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大马好”三皈五戒暨为社会大众祈愿祝祷弘法大会

二〇一二年，适逢我在大马弘法五十年，大马世华等四大媒体、佛光人及佛教界联合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假莎亚南体育场举办“三皈五戒暨为社会大众祈愿祝祷”，邀请我主持，当天有八万余人与会，共同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祈愿祝祷，并有四万多位民众皈依三宝成为佛弟子。

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大会于佛陀纪念馆举行开幕典礼。前排左起：游象卿、余声清、翁诗杰、本人、吴伯雄、陈淼胜、心定和尚（蔡荣丰摄，二〇一二年十月十日）

其实，早在一九六〇年，我就曾与道源法师组织佛教访问团前往日本访问，那时我们还拜访了全日本大本山的馆长。但是二十年后，出任“中日佛教关系促进会”会长期间，除了和曹洞宗贯首丹羽廉芳召开过几次友谊会议以外，对于佛教也就别无建树了。

在当时，不仅只成立社团遭遇困难，所有佛教活动也一定要附属在“中国佛教会”的组织之下，才可以进行，离开了“中国佛教会”，即使要在寺庙里举办社教活动，政府也大都不同意。

到了一九八五年，好不容易遇到贵人董树藩先生，承蒙他的欣赏，以“蒙藏委员会会长”之尊力挺，要我组织“中华汉藏文化协会”。尽管我从协会名称就看出它未来的发展成就有限，但还是勉强接受，先求其有。之后透过该会，除了召开“世界显密佛学会议”，和藏传佛教的活佛联系交流，也曾为了恢复南传佛教比丘尼戒法，而到印度菩提迦耶传授三坛大戒。由于传戒因缘，又承蒙西藏贡噶多杰喇嘛看重，送了一颗世间稀有的佛牙舍利给我；这是他从西藏逃亡到印度时，用生命护藏的圣物。

不过，在我做了两任会长之后，不见会员增加，自觉不能胜任，就荐请密教院的院长田璧双喇嘛担任理事长。我真是千恩万谢地感激他，肯得继续汉藏文化交流的工作。

一直到了一九八七年，蒋经国先生宣布解严，许多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成立，想到当初成立“中国佛教青年会”的困难，现在情况出现了转机，因此在经过一两年的筹备之下，我于一九九一年正式成立了中华佛光协会（后更名为“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并且在短短的一两年间，相继成立了五百个分会。可以说，全台湾几乎一半以上的乡镇，都有佛光分会的据点。紧接着，一九九二年我又在美国洛杉矶成立了“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不到一年，全世界七十几个国家地区，也都陆续成立了佛光协会。

如今，二十个年头过去了，佛光会在海内外已拥有了三百万名以上的会员，他们都以自称“佛光人”为荣，对于社会灾难的救援、苦难人民的关怀、青年学子的照顾、传播佛法的热心，以及倡导义工的发展等等，可说贡献良多。

首先要提的必然是吴伯雄居士了。他在一九九二年，担任“内政部长”期间，有一次我人在美国，透过越洋电话联系，请他担任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会长，他一口就答应了。往后，陆续地就有很多政治人物跟随着他的脚步加入佛光会，光是“立法委员”当中，就有潘维刚、洪冬桂、丁守中、赵丽云、沈智慧、锺荣吉等人。甚至企业界的潘孝锐、张姚宏影、曹仲植等，也都纷纷加入其中。不过，此处我就不一一地去叙说他们，只以民间几位佛光人为代表，列举他们为教、为会的一二点成就。

世界总会秘书长慈容法师（前排左五）、中华总会秘书长觉培法师（前排右五）率领佛光山法师于莎亚南体育场参与马来西亚弘法大会（蔡荣丰摄，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