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人物中，另一位具有影响力者，当属赵恒惕居士了。

赵恒惕居士

赵恒惕居士，字夷午，一八七九年生，湖南衡山人。他曾到日本留学，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学。民国成立后，曾担任湖南督军，在湖南湘军中是有名的将领。后来参加国民党二次革命，被袁世凯拘囚了一段时间。之后，担任湖南省省长、湘军总司令、议会议长等职数十年。

赵恒惕居士于省长任期将满时，辞去职务，退居上海，其间虔诚学佛。一九四八年来到台湾以后，他继续大陆上的印经事业，和屈映光居士（一八八一年生，浙江临海人，曾任山东都督、省长）等人合作，组织“修订中华大藏经会”。但是修藏事业，碍于当时经济条件不够，人才不足，难以成就，所以他们只出版过《碛砂藏》。但赵夷午以居士的身份倡印修藏，则是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

赵夷午居士在台湾期间，对佛教热心提倡、护持，尤其写得一手好书法，隶书体刚劲有力。佛光山创建时，承蒙他为我题写“佛光山”三个字，直到今天，镶嵌的字体依然还在山门口的纪念碑上。除此之外，他还为我题写“大悲殿”、“东方佛教学院”、“西方安养院”、“大智殿”等字，实在非常感谢。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没有回馈他一点润笔之资，真是难为他了。

甚至，为了我的弟子张辉水居士（慈惠法师之父）请购了一部“中华佛教文化馆”所出版的大藏经，捐赠给宜兰念佛会，我特地制作了经柜典藏，也邀请赵夷午居士题写诗词偈语，嵌刻在橱子上，上面刻着：“大千经卷一微尘，字字通成法王身；义天星象灿然分，教海锁研在博闻。”“明群慎思勤践履，满天华雨散清芳；止作坚持经性相，苦轮长揖渡迷津。”“藏海澄识浪，经论究心源。”他也都照我的指示去做。可以说，我对赵夷午居士所有的央请，他都是照办的，但是我没有能为他服务过一件事情，觉得十分遗憾。

现今一些党政军人，多少也与佛教有因缘，但多只是“信佛”而已，不同于过去清末民初的一些长者都是“学佛”，如戴季陶、张继、于右任、居正、梁启超、章太炎、康有为等，他们当中或念佛、或参禅、或做佛教的护法，不只是对佛教有好感，还真正地在实践自己的信仰。像赵夷午居士，在一九三四年，和段祺瑞、屈映光、王一廷、陈元白、史亮才等成立“菩提学会”，就是想要实践信仰，落实“知行合一”。所以，这也就是民国以来，前五十年和后五十年的不同所在了。

一九五二年，赵夷午与章嘉大师、李子宽、李添春等人，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世界佛教友谊会”会议，并向日本政府索还在中日战争时期，从台湾取走的玄奘大师顶骨舍利。一九五五年，玄奘大师顶骨舍利终于如愿从日本迎请回台湾。此时，担任“总统府资政”的他，又和蒋介石先生共同发起启建玄奘寺。在台湾的寺院当中，唯一不是以民间的财力完成。而全由政府提供经费完成的，也就是位于日月潭的玄奘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