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栖霞山出家的少年时期，师父志开上人恐怕我不懂发展未来，有一天特别找我过去，说道：“理想是现实之因，现实是理想之果，你要有理想，才能实践你的世界……”我将这段话深记脑海之中，多年后的今天，忆及往事，深深感到这是一句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回想童年时什么都不懂，但当我见到庄严宏伟的佛寺道场，及长袍飘逸的出家僧众时，心中便生起将来要出家当和尚的念头，不料这一念后来竟成为事实，如今想来，真是印证了“有理想，才有实践”的道理。

出家之后，受了几年关闭式的丛林教育，有一天居然异想天开，在日记上写着“佛教需要文艺化，佛教需要电影化，佛教需要人间化，佛教需要国际化”，日后当我“实践”稍有成绩的时候，才恍然觉悟到，这一切的一切虽然在当初只是小小的一念，却在自己未来的一生当中，成为“理想”的果实。

为了“实践”佛教文艺化的理想，我从青少年时期即开始在纸上涂鸦，记得第一篇作品是《钞票的话》，我抱着姑且一试的念头投稿，没想到竟然被江苏省在镇江发行的《新江苏报》录用，后来我又接二连三写了许多小品、新诗寄到《新江苏报》，也都获得录用刊载，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一种无上的鼓舞。

及至弱冠来台，虽然当时食不果腹，依然自我勉励，陆续以浅显的白话撰文写稿，《无声息的歌唱》就是在生活最艰困的时候，为向大众介绍佛教法器写下的只纸片字结集所成的书籍。我不但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如《茶花再开的时候》、《真正皈依处》……佛教童话故事《星君仙女下凡尘》……刊登在《人生》、《觉生》等佛教杂志，又尝试撰写长篇小说《玉琳国师》，没想到初试啼声，即蒙受读者欢迎，后来多次改编成剧本，录制成广播剧，在电台播放，拍摄成电影，在剧院演出。其中以数年前勾峰先生改编制作的连续剧《再世情缘》最为轰动，连岛外地区都争相播放。

也因为当初这一念“佛教文艺化”的“理想”，我不知结交了多少文艺界的朋友。像郭嗣汾先生就是我四十年来的文艺老友。为了推动“佛教文艺化”的理念，我曾邀请他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菩提树下的儿女》，广受好评。在我主编的佛教刊物中，也发表了许多像痖弦的新诗、公孙嬿的散文等当代名家的大作。

此外，著名文学家何凡、林海音夫妇也曾多次与我聚餐座谈，而后来的一些作家像应未迟、端木野、陆震廷、姚家彦等人，一直到佛光山开建以后，仍经常与我往来会谈。台湾女作家协会会长刘枋女士尤其喜欢佛光山清幽的环境，曾经来此长住。天主教徒郭晋秀女士等一群女作家则组织合唱团，经常在佛光山重要的集会中献唱。去年我赴美弘法时，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黄美芝率领作家多人，也专程前来邀请我担任该会顾问。当初“佛教文艺化”的这小小一念却让我与岛内外文坛人士广结善缘，实是始料未及之事。

过去在大陆时，由于雅好文艺著作，因此胡适之、林语堂、巴金、鲁迅、老舍、茅盾，乃至冰心、郭沫若、沈从文、许地山等人的诸多作品，我可说是无所不看，至于欧美翻译名著如《战争与和平》、《少年维特的烦恼》、《老人与海》、《浮士德》等，我也多所涉猎。及至来台，像谢冰莹、琼瑶、高扬、徐訏等人的散文、小说，无论是古典的，现代的，我都一一拜读，作为忙里偷闲的一点娱乐，甚至像武侠小说家卧龙生等人，后来与我还成为朋友。我发觉：与他们无论是神交也好，对话也罢，无形中都增广了自己的知识见闻，甚至与经义相证，趣味盎然，对于开拓思维，遣辞用字，助益甚多。

我努力提倡“佛教文艺化”，其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因阅读文艺作品，而在八识田中种下菩提种子。但有些人不明此理，批评我太过重视文艺。回溯历史上的八大山人、石涛、怀素、曼殊等出家僧众，虽然在艺术上具有伟大的成就，却不能列入正统佛教史中，诚为可惜！

其实，胡适之曾称赞《维摩诘经》是世界上最长的白话诗，《华严经》是儒林外史式的小说，其他如《大宝积经》、《百喻经》等，是词句优美的散文，《本生谭》则有类现代的文艺小说，凡此虽是佛法，但在文人的心目中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艺术。

此外，从佛教弘传的历史来看，长行式的散文、重颂式的诗歌、譬喻式的故事、论议式的杂文……二千五百年来，不知度化了多少迷惘的众生。敦煌洞窟中八相成道、《维摩诘经》等图案形式的变文，将佛教文学与艺术相互结合，穿越无垠的时空，也为人类留下了不朽的贡献。古德云：“高山不辞土壤，大海不拣细流。”大家为何独将文艺排除于佛法之外呢？

为了光大圣教，我决定忠于“理想”，以“实践”来证明一切，所以我接办《觉世》，另创《普门》，成立“佛光出版社”，以雅俗共赏的文字，让佛法走进家庭，深入社会。如今《觉世》每期发行量逾四十万份，《普门》是岛内惟一月有盈余的佛教杂志，“佛光出版社”所出版的佛教图书包括中、英、日、韩等各国文字，多达四百种，并曾多次获奖。凡此成果，不都源于当初那一念小小的“理想”吗？

我生长的年代正逢默片流行，记得十岁左右，曾走上很长的路程，看了一出抗战宣传默片，心中深受影响。及至出家之后，有声电影问世，然而碍于封闭的丛林教育，无法见识到现代化的声光化电，只有从报章杂志上阅读影评，心中对电影的向往日以复加，从而萌生“把佛教故事搬上银幕，将佛教电影化”的想法。

佛学院毕业后，我从宜兴来到南京，在新街口的大华戏院观赏严俊和李丽华主演的“文素臣”，心中深受感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现代有声电影。后来，又看了林黛刚出道时主演的第一部片子《小白菜》，剧中小人物的苦难情形引发我心中的共鸣，电影的影响力再一次地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虽说看电影与看书一样，都是正当的嗜好，但出家人喜欢看电影毕竟不能为人所谅解，所以我也自我约束，避免讥嫌。尽管如此，“借电影弘扬佛法”的心愿已深植八识田中。

来到台湾以后，有制片厂表示有意将拙作《释迦牟尼佛传》拍成电影，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真是高兴极了，自忖多年来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尤其想到金国戏院的负责人是我在台北的皈依弟子，那时的兴奋实非笔墨足以形容。但电影上映之后，才发觉剧情根本与原著不符，遑论合乎佛法？但观众哪里晓得个中原因，于是种种的抗议、恐吓接踵而来，我首当其冲，遭到许多无妄之灾。

后来又有人要将我的《玉琳国师》改编搬上银幕，易名为“千金小姐万金和尚”，因为是台语发音，当时我听不懂，也无从了解它的好坏。

过了几年之后，电视逐渐开始普及，电视制作人游娟、林登义等人又将此书改成连续剧，在台视、华视播出时，又因剧情不符原著而招致批评。

虽然历经多少挫折，我依然不灰心，因为“佛教电影化”虽是我五十年前的一念奇想，但也是我终生努力实践的“理想”。像日本片《释迦传》、《鉴真大师》、《空海上人》，韩国片《等身佛》、《大鹏翅鸟》、《元晓大师传》等，将佛教故事透过电影效果深入民间，可说是功德无量。岛内的制片水平逐日提升，应该可以拍出更好的佛教电影供大家观赏，像《维摩诘经》中“天女散花”的故事，如果能运用现代的科技效果，将大乘佛教活泼的内涵精神展现在银幕上，必定会比京戏里的“天女散花”还要精彩。此外，若能以历史性的手法拍摄《西游记》，以正面的手法将玄奘大师横渡流沙，西行取经的艰辛困苦展现在世人的眼前，必定能引起观众心灵的共鸣。

多年来，我经常将心中的理念分享给电影界的朋友，可惜至今还未见有人敢勇于一试。尽管当初心中的理想未能开出灿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但多年来的努力耕耘，长出一点小花小草，也不能不视为美景的前奏，我对于未来还是充满光明的希望。

我一生中着力最多者，便是将“佛法通俗化”。十五岁时就读的焦山佛学院，有“佛教的北大”之称，当时的老师皆是一时之选，不但佛学素养深厚，社会知识也异常丰富，讲起国文、地理、历史、生物……都是旁征博引，生动有趣。因此，每次一堂课下来，我就能牢记其中的内容，那时常想，如果佛法也能用类似这种讲法，必定能收到更大效果。

所以，我初来台湾时，虽然在佛学院仍沿用传统的分科、表解来教导学生，然而一旦出去面对大众弘法，我必定走“通俗”路线。

有一天，我在一所寺院听到一位信徒赞叹某人讲经讲得真好，但当别人问起讲些什么内容时，对方却回答：“什么都听不懂，只知讲得很玄很妙。”我闻言自忖：当初佛陀说法的用意本来就是为了利喜众生，如果被后世的佛子讲得让人听不懂，又有什么意义呢？

再看看当时的佛教界普遍以赶经忏为主，对于弘法却不重视，遑论说法的内容与方式了。也因为如此，信徒们只知道拜拜、吃素，却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中自觉觉他。因此，我更决定要以“通俗化”的方式来弘扬妙谛，设法将现代人的生活点滴和佛法印证融合。

我发觉：将佛法真理讲得让人听不懂很容易，让人能了解其中的奥义却是十分的困难。尽管如此，为了使大家能得到佛法的受用，我愿意比别人花费更多的心思来准备教材，甚至省吃俭用，购买弘法道具，从黑板到幻灯片，从投影机到电脑字幕，几乎都可以说是开佛教的先例。

自一九七二年开始，二十年当中，我一口气主持了数百场的佛学讲座，从乡村陋巷到展演殿堂，从大专院校到军营，从监狱到工厂，从难民营到体育馆……后来，四百多篇通俗化的讲演稿陆续结集成书，由佛光出版社出版，最近更应大家要求，分编为单行本，每年发行数百万份以上。想当初仅凭一点小小的理想，经过努力实践，得到这么一点点的成绩，虽然不甚满意，但也聊以告慰家师当年的勉励了。

如今我虽已年届七十，仍继续以“通俗化”的方式到处说法，并且每天在华视、中视、台视三家电视台主持弘法节目，像“星云禅话”、“星云说偈”、“星云说喻”……都是借着浅白的言辞来解释繁琐难懂的名相、典故、渴颂、义理。自播出以来，回响不断，其中有意欲轻生的少年感谢我让他重获新生，有貌合神离的夫妇感谢我挽回了他们的婚姻，有失和反目的婆媳感谢我让他们一家重拾美满的生活，有独居失伴的老人感谢我给予他心灵的拄杖……这一切都证明了“理想是因，实践是果”的道理。

一九三八年，太虚大师远赴欧美弘法，并且在各地倡导组织“世界佛学院”及“佛教友谊会”，但终以后继无人、经费缺乏，而未能克尽其功。年少的我由报章杂志中获知此事时，虽已是走入历史的陈年旧闻，但仍在心中引起无比的震撼，“佛教需要国际化”的理想也因此深植脑海，成为我永世奋斗的目标。

一九六三年，我第一次出访，随着台湾佛教会访问团到东南亚国家访问，由于担任该团的秘书兼发言人，所以有很多机会和当地的政要或佛教团体的主要干部谈话。记得在马来西亚，邱宝光居士和我初次见面时提到：在新、马一带有许许多多佛教青年不会说中国话，却会说很漂亮的英文，假使能有通晓英语的法师常在槟城弘法，一定会有更多的知识青年皈依佛教，最后他表示很希望台湾的大德法师能前来领导他们学习大乘佛法。我听了以后，感慨万千，世间有多少人渴望着法水的滋润，而身为僧伽的我们却偏安一隅，寄佛偷生，真是何其惭愧啊！

来到印度，尼赫鲁总理接见我们时，说道：“印度是佛陀的祖国，佛教崇尚和平，向世界宣扬佛教的和平主义，是我们佛子都应有的责任。”我心中为之一振，这不正是我多年以前的心愿吗？尼赫鲁不愧为一国之元首，能勇于发此谠论。

一九七六年，美国两百周年纪念，我组团赴美访问，并视察当地佛教的发展，后来又多次应邀赴欧美等地弘法，我发觉藏传、南传、日本、越南等地的佛教，或由于战争逃难，或随着移民而登陆西方，虽有弘法热忱，但大多缺乏国际宏观，因此组织散漫，无法充分发挥整体的功能。所以，一九七八年，在因缘具足之下，我于美国成立“国际佛教促进会”，随即筹建西来寺，作为国际弘法的第一个据点，其后更以此为基础，相继在美洲、欧洲、澳洲、非洲、大洋洲，甚至回过头来在日、韩、马、菲等亚洲各地建设不下百座佛教道场及事业组织，以健全的僧团作为弘法利生的坚实后盾。

一九九二年开始，我又在世界各地成立“国际佛光会”，以凝聚在家信徒的力量为主，与佛光山各别分院并驾齐驱，期能如人之两臂，鸟之两翼，借着僧信合作，将佛法的光明照耀寰宇。而今已有百余个协会，可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佛光人。他们在全球各地，有的以讲经弘法，有的以文教度众，有的以慈善利生，有的以修持安民，大家奉献己力，造福人群。如今有人说我宿植善因，也有人说我法缘殊胜，其实什么是宿因？什么是法缘？当初我一无所有，如果没有“佛教国际化”的“理想”作为动能，就没有陆续的“实践”工作，当然也就没有这番成果了。

俗谓：“没有天生的释迦，没有现成的弥勒。”佛道难成，但释迦牟尼佛以利济众生为愿力，就能够在五浊恶世成就佛道；弥勒菩萨在燃灯佛时是一个贪着利养的人，但也凭着十大善愿，在世间渐修善根，而于未来次第成佛。所以，佛门里有一句话说：“愿不虚发。”愿，就是一种理想，“有理想，才有实践”，两者相辅相成，才有丰硕的收成。

（一九九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