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只是一个仆人，它可以帮我们达成许多目标，从而给我们带来快乐，若一个人把钱当成了主人，身心受到钱的支配，则会变成一个人格低下、尊严扫地的可怜虫——这就是所谓的“财迷心窍”。

卡耐基说：“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就是正当地管理财富，这样，手足之情的纽带就会把富人和穷人和谐地联系在一起。”卡耐基相信贫富间的不平等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结果。在自由市场体系中，创造的财富最多，但是财富的聚敛者应该本着"共同的利益”,将金钱用于公益目的。除了建议有钱人不要留给孩子过多的财产之外，卡耐基甚至还建议政府给那些“自私自利的百万富翁一钱不值的生命判处死刑”。

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个世界上令人讨厌的、自私的、疯狂的、恶劣的富人总是存在，但是如果我们能详细地检视一下，就会发现很多的有钱人开始对财富的副作用产生警觉，他们开始思考凌驾在财富之上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人似乎感觉到应该为一个更好的社会做出努力，尽管好社会的定义由他们自己做出。

英国经济人类学家凯斯·哈特说：“与其像过去一个世纪那样对富人进行限制，民粹主义者不如去审视一下富人所享受的自由，从而让这种自由为更多的人享有。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富人中找到最有力的同盟者。”在不久的将来，社会改革既需要大规模民众的参与，也需要有钱ム的支持。事实上，在19世纪，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废奴运动都证实了这一点。"想要成功地改造社会，最好和资本家结为朋友，“哈特说。他认为这对那些具有精英意识的富人是会产生吸引力的，从而对全球性的机会不平等问题造成冲击。

成为豪富独一无二的好处是，能够独立地带来原本需要广泛的社会运动的某种变革，比尔·盖茨让穷人获得接种疫苗的机会的战斗就是一个例证。这可以让富人成为任何想要重塑社会的人的盟友。事实上，很多富人正在从事这项事业，尽管多采取隐秘的形式。而“干掉有钱人”这种观念可能带来的后果是打消了他们想把财富用于公益的念头。更富于建设性的做法是欢迎富人加入到公众生活中来，帮助他们把钱花在有用之处，而且要保证操作过程的透明性。

1930年，凯恩斯预言，某一天。任何一个人在实现了物质要求后，都会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个真正的、永久的问题，“如何运用摆脱了经济压力后的自由，如何填补科学和复利为他带来的闲适，从而生活得更智慧、更愉快、更好?”对数量正在增加的富人来说，这一天已经到来。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中会有很多人接受在总体上有益于社会的解决方案。

安宁止于放弃——对金钱的崇拜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导致这些后果的能量若被恰当利用，人类将受益无穷——恰如驾驭一个魔鬼，让他来干天使的事情。

高盛公司总裁乔恩·科赞为竞选新泽西州的议员花了6200万美元，他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富人在慈善事业和政治中越来越活跃。相比于慈善事业，参政更难也更不重要。”科赞不但要面对花钱买官的指责，而且还要回答人们对他的钱是否来自正道的质疑。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巨富们代表了一种广泛的舆论趋势，这个名单上还包括意大利新任总理西尔维奥·伯鲁斯卡尼，他在《福布斯》列出的世界级富翁中位居第14位。似乎没有明显的理由表明，为什么富人应该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以外。

但是，绝大多数的公众更愿意对富人从事慈善事业投赞成票，那么慈善事业到底是不是富人使用他们的金钱和时间的最好方式?

一个世纪以前，安德鲁·卡耐基和约翰·洛克菲勒就把财富用在建立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和音乐厅上。在美国，各种渠道的善款总额在2000年达到了203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比1995年猛增了1个百分点。但在其他国家里，现金形式的善款数额相对要少得多。美国人的财富一旦达到20万美元，就会出现捐出大笔善款的现象，而在其他国家里，人们往往在挣得百万以上家财时才从事善举。

以往富人们捐钱常常是迫于压力，现在，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满足其他人的需求，证明他们可以比政府或者别的慈善家做得更好，表达对财富的感激之情，让自己有别于他人，并且让自己幸福。这种改变是人们变得更富裕的结果，而且会引燃世界各地的慈善之举，在印度、爱尔兰和拉美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

当然富人的捐款也有其他的动机，很多新兴的慈善家捐钱是为了提升自我形象、获取信用、为自己做广告，他们的动机不是出于义务，而是想让自己成为明星。

怀疑论者中最出名的要算甲骨文公司的拉里·埃里森，迄今为止，他仍然拒绝在慷慨上与比尔·盖茨一搏。他说，公众对慈善的态度"非常奇怪，我们计算慈善的尺度是看你浪费了多少钱。我们计算的是捐款的数量，而不是效果"。也许他是在为自己的吝啬找借口，但拉里·埃里森有一点是对的，效果最重要。

慈善事业最有趣的变化发生在拉美，"人们原来以为贫穷是文明永恒的一面，这种观念正在经历全面的改变。”费尔南多·伊斯普拉斯说。他是拉美一家名为星媒你的互联网公司年轻的老板。"下一代的人会更成熟，他们更能理解在拉美摆脱了军事独裁者之后，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更平等地分配财富。”

因为税收体制的限制，拉美人更愿意通过公司来进行慈善捐助。成立于两年前的星媒体基金会致力于为穷人提供教育和技术培训，以缩短数字时代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如果这一目标得以实现，那么星媒体公司也会从中受益。这对伊斯普拉斯先生来说，无疑是一场双赢的结局。

巴西的慈善事业也从一无所有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主要是由大公司来推动的。在巴西的跨国公司为提高教育水平和儿童健康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而使当地的公司在惭愧之下不得已而从之，而这一领域正是政府力所不能及之处。

总之，从上面罗列的这些现象来看，我们应该得出结论：金钱的充裕带来的问题不会比缺乏金钱带来的问题少，但要做到让金钱成为仆人而非主人，则问题会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