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南部的泰晤士河畔，一幢有石砌门面和坚固塔楼的巨大建筑物使得对岸的议会大厦相形之下变得矮小。

那幢巨大的建筑物，玻璃门上是贝壳，建筑物的正面是贝壳，走廊上陈列着各种各样的贝壳，而院子里的一座高大建筑物也是由贝壳做成的……

是的，那是壳牌石油公司的总部。

石油最初是洛克菲勒财团一统天下。当洛克菲勒在克利夫兰建立标准石油公司时，马库斯·塞缪尔还是一位内向的少年，与犹太父亲一道从事着一些大生意人瞧不上眼的小生意。

1873年，俄国沙皇政府允许外国势力在高加索勘探石油。来自瑞典的诺贝尔兄弟获得特许权，他们与法国的罗特希尔德银行合作，一起出售俄国石油，不久就侵犯了洛克菲勒的垄断势力。经过反复磋商，在欧洲，诺贝尔兄弟和罗特希尔德银行同标准石油公司达成暂时的谅解，把市场瓜分了。

在亚洲，洛克菲勒势力范围内也闯入了一名竞争者——马库斯·塞缪尔。他加入了销售俄国石油的辛迪加，但他没有欧洲伙伴那么幸运。洛克菲勒决心在亚洲维持他的垄断，他以在美国获得的巨额利润为后盾，进行削价出售，迫使竞争对手歇业。

犹太人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除了注重金钱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拥有克服危机的智慧。塞缪尔很快认识到，对付价格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每个市场同时开展竞争。经过早期的贴补远东市场的低价，他决心以自己特有的手法来击败洛克菲勒。

在贸易伙伴的协助下，塞缪尔在远东的各个销售中心建造储油池。为了能把俄国石油定期运往东方的储油池，塞缪尔按照苏伊士运河英国当局的规则订购了一队新设计的油船。

标准石油公司的情报人员很快获得这一消息，于是在伦敦掀起了一阵激烈反对油船队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浪潮。

律师们向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爵士进行疏通，议员们发表有关的演说，《经济学家》杂志隐晦地评论了一番反对者，这些人声称这个计划是“犹太人的灵感”。但这并不影响塞缪尔的计划，此刻，塞缪尔已成为伦敦市参议员，他的特殊地位使他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1892年，新设计的油船“穆雷克斯号”装载着俄国巴库油田的石油，安全通过苏伊士运河开往新加坡和曼谷。接踵而至的油船，向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发起了挑战。标准石油公司大吃一惊，立即进行反击。结果是全球石油价格进一步下跌，许多石油小生产者和商业歇业。但塞缪尔和他的辛迪加拥有日益增强的船队，有俄国的石油供应，有遍布各地的销售站，仍能生存下去。

标准石油公司不愿眼睁睁地看着竞争对手逞威，于是提出收买建议，但遭到塞缪尔的拒绝。

塞缪尔对石油的勘探和储量一窍不通，但这一点并不影响他正从事的业务。他具有世界性的经验和经商的天才，无论多么困难，他总能应变自如。

塞缪尔从东方，特别是从日本获得运输贸易公司，这家公司被牢牢地打上塞缪尔性格的印记。壳牌公司拥有自己的船队、自己的市场和自己的资本，作为石油业的一支生力军，气势如虹。

1901年“纺锤顶”油井出油，塞缪尔迅即同海湾石油公司创始人格菲上校谈判并签订合同，以固定价格每年购买10万吨石油，为期21年，占海湾总产量的一半。

不久，壳牌公司又成功地打人标准石油公司的传统领地——得克萨斯油田和德国石油市场。壳牌油船队把石油从美国得克萨斯州运到欧洲，在德国建立起一家公司。于是得克萨斯州的石油生产者和一个世界范围贸易公司的强大联盟出现。

危险越来越大，标准石油公司痛下决心，非把这个危险的闯入者收买过来不可。该公司邀请塞缪尔来纽约，愿出4000万美元做成这笔交易，还答应设立一个联合子公司，让塞缪尔当董事长。但塞缪尔不愿成为别人利益的附庸，加以拒绝。

然而塞缪尔也有遇到麻烦的时候。“纺锤顶”好景不长，第一次喷油20个月之后，油井枯竭，只剩一条细流。由于这一灾难性的崩溃，海湾公司无法履行合同，塞缪尔面临着缺油的严重危机，油船改为运输牲口。同时，标准石油公司在收买失败后，又发动了一连串新的价格战。

1903年，世界石油贸易大衰退，标准石油公司继续削价，壳牌公司的油船被迫停航。接着，标准石油公司在欧洲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在罗马尼亚建起一座炼油厂。相反，壳牌公司则因为合作伙伴德意志银行的捣鬼，被撵出德国。

面对财大气粗的标准石油公司，为了求得生存，塞缪尔被迫按屈辱条件与荷兰皇家公司全面合并，把公司的控股权丢给壳牌公司。总部设在英国与荷兰两地，主要股东是塞缪尔家族及英国人，其次是荷兰人与美国人，主要在英、荷两国之外的地区从事石油开采、加工与销售。

塞缪尔是第一个石油爵士。在伦敦市政厅任过显职，继而出任伦敦市长，他当市长的场面和举行的宴会，其显赫浮华是无与伦比的。多年后，美国石油企业家罗伯特·威尔逊抱怨说：“在英国，人们封给第一流工商业家爵位；而在这里，人们控告他们犯罪。”

作为贵族，作为市政显要，塞缪尔不顾一切地急于使壳牌公司成为帝国事业的一部分，他渴望为帝国服务，并因此得到应有的报酬。

从1899年以来，塞缪尔就游说英国皇家海军用石油代替煤。壳牌公司作了大量研究，发现在波罗洲的石油特别适用于作燃料油，而且石油代替煤，将会促成海运业的飞跃。然而这一建议遭到海军将领们的反对。

当时，在英帝国境内尚未发现石油，用石油代替煤意味着又一项重要战略物资操纵在外国人手里，这势必造成帝国海军的又一大隐患。而且在海军将领们眼里，塞缪尔的壳牌公司到底是靠利润生存的企业，这可能导致海军军费增加，因为里边有一笔费用得作为塞缪尔爵士和壳牌公司的利润。

对此，塞缪尔并不在意。犹太人自幼接受忍耐的教育，具有惊人的耐心和毅力。他持续地努力着。他设法取得号称“老水手”费希尔海军上将的支持和友谊，让这位将军意识到石油的巨大潜力。费希尔将军很快就以“石油狂”而著名，他积极提倡用石油代替煤。

塞缪尔继续进行鼓动工作，邀请海军军官乘壳牌公司船舶航行，甚至于1902年6月请求政府代表参加壳牌公司的董事会，以证实它对帝国利益的关心和尊重。

终于出现一丝转机，海军准备试用石油。这天，朴次茅斯港，英国战舰“汉尼巴尔号”装着壳牌供应的燃油进行试航，海军部专家到场观看。总算得到证明自己的机会，塞缪尔兴奋异常。看着那群专家将信将疑的神色，塞缪尔在内心深处说道：“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奇迹！”奇迹发生了，但塞缪尔傻眼了：战舰吐出漫天浓密的黑烟，落下的烟灰把整个甲板盖满了，水兵根本无法进行正常作业。“不可能！”塞缪尔大吃一惊，但这的确是事实。

塞缪尔遭到惨败，后来才发现“汉尼巴尔号”的锅炉太陈旧，由烧煤改为烧油后，燃烧不充分产生大量黑烟。可是知道这一真相又有什么用呢？问题是皇家海军的将领们对国外销售网的壳牌公司的忠诚产生怀疑。

这一怀疑给壳牌公司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当石油终于在缅甸被发现时，印度事务部不顾壳牌公司已经开拓印度市场的事实，特别规定不准壳牌取得特许权。理由是有可能落入外国人之手。结果缅甸的油田归新成立的缅罗石油公司开发。

1910年，英国皇家海军改烧石油。这时壳牌公司与荷兰皇家公司已经合并，所以更加受到海军部的怀疑。海军部只与缅甸石油公司签订巨额的合同。

1911年，温斯顿·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并没有给壳牌公司带来好运。虽然塞缪尔曾以为这是个机会，并曾一度坚信会给壳牌公司与海军的合作带来转机。费希尔将军是丘吉尔的密友，两人感情甚笃。这次塞缪尔把希望寄托在这位将军身上。

费希尔将军一向欣赏塞缪尔，也很对壳牌公司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将军在给丘吉尔的一封信中说道：“他有把好茶壶，虽然他可能不善于斟茶……老马库斯总是请我当董事……”怂恿他同壳牌公司合作。

以雪茄和幽默著称的丘吉尔是名非常严肃的政治家，他看重私人感情，但绝不以私人感情左右大政方针。他有他的思考：石油时代，英国有相当的脆弱性——除规模不大但资源丰富的苏格兰石油工业外，英国本土没有石油，要靠到远方去寻找，再远涉重洋运回来，因此一开始就同国家生存和外交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帝国本身的一部分。

作为海军大臣，丘吉尔对石油公司的未来面临着抉择：是支持他们，审查他们，还是控制他们？不过他愿意先听听石油公司的意见。

塞缪尔向英国海军部的一个委员会作证，说明壳牌公司对英国多么忠诚：“我们同标准石油公司之间没有联盟，没有协定，没有任何性质的条约。”塞缪尔的忠诚打动了委员会。

这期间，汽车出现，多年来萎缩的石油价格开始反弹。石油价格上扬导致汽油昂贵。在英国，公众发出了反对汽油涨价的呼声，出租汽车工业举行罢工，提出抗议，反对“石油集团”。社会问题逐渐演变成政治问题。

诚实的塞缪尔坚持把事实真相告诉《每日邮报》：“一件商品的价格就是它可能卖到的金额。”然而英国公众却不能客观地认识这一句，并以此为由提醒政治家们，壳牌公司是谋利的企业，不论它向出租汽车还是战舰出售的石油，其价格都会因海军的新需要而上涨。

于是，合作计划搁浅。石油价格飞涨使得丘吉尔对壳牌公司产生疑虑，而塞缪尔诚实地预测石油价格还要上涨，更加深了丘吉尔的怀疑。他与自由党人反垄断的心情产生共鸣，甚至有些过于简单化地抨击价格上涨是石油垄断者暗中操纵价格的结果。虽然在费希尔将军的怂恿下，海军部同壳牌公司进行过会谈，但始终没有建立起信任关系。

与此同时，新成立的享有英国政府特殊保护的英波石油公司总经理查尔斯·格林韦坚，坚持称壳牌公司为外商，并以受到外商壳牌公司威胁为由，向外交部施加压力。他小心翼翼地向自由党政府强调指出：让壳牌公司对市场的垄断扩展到生产方面是不道德的。英国外交部被说服了。

英波石油公司在中东拥有储藏丰富的油田，因此引起丘吉尔极大的兴趣，这位海军大臣越来越对壳牌公司没有把握。现在他的重心放在英波石油公司，经过旷日持久的争论和谈判，达成了哄动一时的协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3个月，海军部以200万英镑购买了英波石油公司51%的股份，取得控制权。

6月里，丘吉尔在议会发表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把沙文主义和远大眼光交织在一起，阐述了他的决定。在他的演说里，壳牌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被描绘成瓜分世界的两个巨人，这两个巨人滥用垄断权力，操纵石油价格，逼迫用户付出人为的高价。

丘吉尔发挥了实际上是对壳牌公司毁灭性打击的论点：“他们的政策——看一下是有好处的——是取得对来源和运输手段的控制，然后控制生产和市场价格……我们和壳牌公司没有争执。我们总认为他们是彬彬有礼的，考虑周到的，愿意尽力并渴望为海军部服务，增进英国海军和英帝国的利益——但得付出高昂的价格。”

他讲这话时，微笑着看了看下院议员塞缪尔（马库斯的弟弟），继续说道：“唯一的困难是价格。当然，我们遇到过极为艰苦的讨价还价。”

丘吉尔以他素有的幽默解释说：“英国政府仍要从壳牌公司购买石油，但我们将不冒任何落入这些非常善良的人手中的危险。”

丘吉尔非常满意他的做法。取得英波石油公司的控制权不仅保证了海军的供应，而且还为标准石油和壳牌石油这些国际辛迪加树起了一个竞争对手。英国政府可以利用英波石油公司的影响，保证从壳牌公司那里得到公平的价格。

海军大臣对壳牌公司的忠诚及其经营方法含沙射影的攻击，把塞缪尔深深地刺痛了，一种难以释然的挫折感折磨着他。他一直谋求充当一名国家英雄，却从未得到公认。塞缪尔静静思索着。毫无疑问，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把公司的控制权丢给了一个荷兰人；另一方面也因为他面临着石油工业一再出现的困境：一个公司除对公司股东的忠诚外，还能不能或应不应当有其他忠诚？到底该对谁真正负责呢？

遭到许多怠慢和挫折之后，年事已高的塞缪尔退休了，被封为比尔斯特德勋爵。他在西区贵族住宅区买下了20英亩地产，过着乡绅的生活。

这位犹太富翁代表着英国石油工业矛盾心理的企业家，他既关心利润，又关心公益。塞缪尔和他所代表的那群人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建立起自己的石油王朝，但他们却比美国同行受到更多的尊重。

对英国公众来说，在国内并没有深刻体会到石油公司的剥削冷酷无情；而在美国，石油公司的掠夺则同几个世纪前的奴隶贸易一样残酷。

英国没有反托拉斯法案，没有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全面对抗。可是英国的石油王朝为了自己的尊严和帝国的利益，到头来还是得参与竞争，在竞争过程中，尊严和利益发生碰撞，遂走向初衷的对立面。越是竞争激烈，越是与美国人相似。

塞缪尔决定了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的性质，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因此深深地打上了塞缪尔的烙印。

在以后的日子里，壳牌表现得比其他公司高尚得多，更愿意讨论政治问题，因此更像是一个国际机构；表现得也更坦率，因此更能容忍其他外国人；表现得也更富有责任心，因此也更适应于卷入生产国和它们的领导人之间的经营事务中。

当人们解开谜底，满意地走出壳牌中心，蓦然回首，会发现：壳牌公司对它本国（英国）经济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比在它的另一个本国（荷兰）的海牙甚至还要大。

20世纪50年代中期，壳牌公司在美国等资本主义世界主要石油产地都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控制了委内瑞拉26%的石油生产量；取得了伊朗石油开采、加工和销售的14%的份额；占有伊拉克23. 75%的份额；基本控制卡塔尔的石油生产；掌握尼日利亚石油总产量的60%；在墨西哥、阿根廷、波斯湾地区、文莱、新几内亚、特立尼达、印度尼西亚、突尼斯等国都占有一席之地。今天已发展成为除美孚石油公司之外的全球最大的石油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