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拥有6400个职员的摩根士丹利在第六大道的埃克森大楼里占了17层楼面——超过了埃克森本身。现在这幢大楼的所有权属于三井的一个分支机构。跨出电梯，进入30层的接待处，迎面而来的是一幅杰克·摩根的肖像，可以瞥见被现已退休的合伙人保存下来的拉盖书桌。在豪华的餐厅里，间隔很宽地排列着餐桌和皮制的扶手椅。身穿制服的男性服务员会斟上麦底拉或干雪利酒，但是（按照摩根的传统）没有烈性酒。除了这些特点之外，新的摩根士丹利勇敢大胆，财大气粗，和1935年9月在华尔街2号一间摆满鲜花的办公室里开始创业的温文尔雅的公司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摩根士丹利现在集中做兼并和商人银行业方面的业务，而非证券承销。股市崩溃以后，公司不再重视证券承销业务，逐步取消了几十个执行董事的职位，并且主要是销售部门和交易部门。1988年，曾被讥笑为平民的美林公司首次在国内承销业务中取得第一把交椅，而摩根士丹利则跌落至第六位。摩根大多从事垃圾债券业务，现在是最有利可图的承销业务，也是兼并工作不可取代的附属业务。在对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米尔肯调查时，随着德雷克塞尔-伯纳姆失去地盘，摩根士丹利在短时间内居然成为美国最大的垃圾债券公司！皮尔庞特、杰克和哈利·摩根的在天之灵是否会发抖？

毫无疑问，摩根士丹利有着煌煌业绩，令人敬畏。50年来，它一直处于或接近于投资银行业务的顶峰——除第一波士顿之外，无人可以如此称雄。它在每次竞争性的威胁中，都安然无恙。它聪明机灵，具有一种不可捉摸的战略意识，似乎只有它才有免疫能力，不染上华尔街股市崩溃后的忧郁伤感。1987年，只有这家公开上市的证券公司增加了收入。它似乎是不可战胜的，把五个最高管理人员的年薪提高到大约300万美元的水准，从而使这五个人的收入都超过与他们相竞争的公司的董事长的工资。公司支付给帕克·吉尔伯特的工资和奖金为440万美元。1988年的利润达到3.95亿美元——在交易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异乎寻常地上升了71%。与此同时，它的对手都长期困于内部矛盾、有伤元气，而它却无此弊端。

然而，尽管有此惊人的成绩，摩根士丹利的实际情况也深深地令人担心。它遵循着彻头彻尾追求利润的本能，从事风险越来越大的活动，对整个国家的经济造成更大的潜在的危害。在20世纪80年代行将终结时，与其说它是一个金融服务公司，倒不如说它更像一个工业控股公司。它在40家公司里都有股份，它们的资产达到70亿美元以上，72000个雇员。摩根士丹利突然成了连锁食品商店、造纸厂、纺织厂和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家的部分所有者。这些投资获得的收益率达到40%，预示着甚至强烈的商业银行的倾向，减少在纽约、伦敦和东京的交易和证券销售业务，而这些业务在80年代曾经是该公司的生路。

在20世纪70年代，杠杆收购均为小额，并大多是友善的交易，涉及稳定且能经受衰退的公司。而现在，由杠杆收购基金筹措的机构资金在1988年为250亿美元，即足以收购价值可达到2500亿美元的许多公司。如此庞大的资金规模产生了要兼并各种各样公司的不可抗拒的压力。在华尔街的大银行的贷款规模中，其中有40%的资金进入杠杆收购基金，生动地说明了美国金融业的投机倾向。美国公司界正在通过把养老基金投入于这类活动而自我吞食。由于有这么多轻易得来的资金可自由支配，杠杆收购资金转向敌意控股投资，资金的运用也遵循着兼并工作那样无情的逻辑。

RJR纳贝斯克公司250亿美元的交易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宗杠杆收购交易，可以作为一个归谬法。1985年，在纳贝斯克被R.J.雷诺收购时，摩根士丹利代表纳贝斯克，大家都称赞这种业务的多样化。现在，3年以后，同一批人又发现了使其破产的隐蔽的价值。摩根士丹利的埃里克·格利切尔与德雷克塞尔-伯纳姆、美林公司，以及沃塞斯顿和佩雷拉一起，为亨利·克拉维斯作咨询。克拉维斯击败了由RJR纳贝斯克的首席执行官罗斯·约翰逊及其投资银行希尔森-雷曼牵头的投资集团。

这一项兼并对进行收购的公司本身看不到什么经济利益，然而，RJR纳贝斯克交易却给银行家们带来了巨大的报酬——佣金和支出几乎达到1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整整拿走了2500万美元。就像许多杠杆收购那样，整个交易都是用借来的钱进行操作的。而RJR纳贝斯克却是债台高筑，背上了200亿美元的债务负担。它在每年销售一支香烟或一块饼干以前，就已经留下了30亿美元的利息付款的窟窿。公司被迫承受的债务负担，相当于玻利维亚、牙买加、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国债的总和。世界上只有10个国家的债务比纳贝斯克的债务多。在过去比较单纯的年代，投资银行家们都让公司稳扎稳打，谨慎地保护它们的信用评级。现在，就在克拉维斯大军举杯庆贺胜利之时，RJR纳贝斯克债券持有人发现他们A级的债券已经一落千丈，降至垃圾债券的地步。一夜之间损失10亿美元。到1989年夏天，公司宣布解雇1640名员工，以便节省开支，偿还令人窒息的债务。那年秋天，垃圾债券市场的崩溃说明RJR纳贝斯克确实是这个时代登峰造极的破产工程。

有些观察家们在摩根士丹利的高风险、高收益的杠杆收购战略中，看到了最终交易的前奏——摩根士丹利会把自身卖给出价最高者。公司的管理人员已经从1986年的公司公开上市中获得了巨额利润，每人数千万美元。现在他们又可以第二次发一笔大财。根据一种理论，这个最终的交易要等到董事长帕克·吉尔伯特卸任。据推测，作为J.P.摩根合伙人的儿子和哈罗德·斯坦利的继子，他不想成为摩根士丹利的最后一位董事长。争夺地盘的势力斗争，特别是迪克·费希尔和鲍勃·格林希尔之间的斗争，也在分裂公司。上层人士对内部的争斗非常厌烦。

体现时代的另一个特征是，摩根士丹利发生了一个内幕交易的丑闻，其规模仅次于伊凡·布斯基丑闻[58]。1986年6月，摩根士丹利雇用了小斯蒂芬·王，王不久前离开了伊利诺斯大学，显然没有毕业。24岁的王先被分配到杠杆收购处，1987年3月，又被调到兼并部门。

1987年年中，一个名叫费雷德·李的台湾投资者诱骗王参与一个内幕交易计划。从1987年7月至1988年4月，王无视股市崩溃，向李提供了25笔即将进行交易的情报，换取了一笔数额不大的酬金——25万美元。在一年之内，年轻而无经验的王获得了25项兼并建议的情报，尽管多数活动他本人并没有参与。就在丹尼斯·利文和伊凡·布斯基内幕交易的丑闻闹得满城风雨之后，王开始了他的犯罪活动。李依靠王提供的情报，在10个月之内获利1650万美元。相比之下，布斯基花了5年才赚了5000万美元，利文在5年内只得了1260万美元。

虽然摩根士丹利并未参与犯罪活动，但是也未能免于批评。美国地方检察官鲁道夫·朱利亚尼说：“你们应该能想到必须要有更好的控制，更好的程序。”(1)据有些宣誓书说，年轻的分析员们坐在一个叫作“牛栏”的很大的场所，公开讨论他们的交易。更加令人尴尬的是，厚颜无耻的弗雷德·李在摩根士丹利共有5个交易账户，通过公司本身来获取交易的机会。他的账户表明利润达200万美元以上。他经常到摩根士丹利登门造访，而且因为经常打电话找杠杆收购分析员的麻烦，弄得公司里人人都知道他的大名。摩根士丹利的计算机已经注意到李的交易，但是当调查者对其中9笔交易提出疑问时，他把超常的运气归因于小道消息和报上的新闻。李的交易恰好发生在消息公布之前，和公司本身的交易完全一致，摩根士丹利的调查者却不了了之。除此之外，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专员戴维·鲁德看到公司竟然不能觉察这种无耻之徒，感到大惑不解。

1988年10月，斯蒂芬·王被判3年徒刑，投入联邦监狱。联邦初审法院法官凯文·达菲对他说：“你本来有很好的前途，你却因为贪婪而把它葬送了。……你平生第一次有机会当骗子，你就干了。”(2)而李至今逍遥法外。公众对王一案的反应和对20世纪80年代初的阿德里安·安东纽案的反应有明显的不同。报界再次注意到摩根的声望，但是却不像报道上次新闻那样，表示怀疑或显出那种偶像被打破的悲哀感。公司已经把它的道德特权丧失殆尽。摩根士丹利现在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庞大、有钱的华尔街公司，全力赚钱，其出人头地全在于它比任何人都干得好。

在大温彻斯特街23号内，摩根建富似乎没有什么**。绿色的地毯，淡黄色墙上挂着镶在精致框架里的画像，一派贵族的尊严气势依然如故。然而，摩根建富却在为自身的前途而挣扎。继吉尼斯事件之后，公司雇用约翰·克雷文任首席执行官，以2500万美元买下了他的小公司——凤凰证券公司，给了他摩根建富5%的股份。在他那内容丰富的简历上，已经有了好几个重要职务。他是西格蒙德·沃伯格的门徒，他曾任瑞士信贷怀特韦尔德和美林国际的董事长。后来，他认为纽约在插手，就和美林当时的董事长唐·里甘发生冲突，于是拂袖而去，离开了美林。他在家乡肯辛顿-切尔西区创立并经营凤凰证券公司，从事了20多项大冲击时代的兼并交易，一举成为成功的成交者。他相貌堂堂，要求严格，一刻不停，在1986年，他连续住在英国的时间从未超过一个星期，横渡大西洋四十多次。

虽然克雷文打算按照美国的模式把摩根建富办成全球投资银行，但是这个公司却不能实现他的目标。大温彻斯特街23号不同于摩根士丹利和摩根担保公司，它一贯缺乏深思熟虑的战略，积重难返。证券交易的世界对其先前的领导来说，如同陌路。它对变化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把公司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回过头来看，20世纪70年代它在百慕大把摩根兄弟一脚踢开，是致命的错误。它牺牲了不可估量的优势——它和美国的摩根财团的联系。

最糟糕的是，它被兼并的偶然获利转移了注意力，对大冲击的准备却小心翼翼，和小打小闹的生意人搞在一起而不能脱身。它在交易金边证券（英国政府债券）和股票方面从来没有建立重要的地位。公司的兼并客户从未把业务扩大到公司较弱的证券方面。继黑色星期一之后，股票交易量大跌，克雷文本人已经发出警告，过于拥挤的伦敦市场大祸临头了。摩根建富的交易厅在给公司放血。

1988年12月6日，摩根建富突然关闭了证券业务，从此使其再也没有机会成为一体化全球投资银行。整批辞退450人，这次解雇占在职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在伦敦金融城的历史上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裁员。有些交易人员的年薪为20万英镑（约37万美元），他们的命运深刻地说明了伦敦金融城的财富犹如过眼云烟。他们辞退的方式也很有象征性：消息是意外泄露出去的，首先在交易的屏幕上出现。消息走漏后，采取了补救措施，公司在人们上班时仓促发出通知。在这一片混乱之中，有些金边债券的交易员尚不知道自己已经丢了工作，还继续干了一个小时。虽然克雷文处理这个大屠杀很有策略，值得称道，安排了非常慷慨的离职津贴，但是对摩根建富来说却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对伦敦金融城来说，自从宇宙大爆炸以来这次规模最大的裁员犹如晴天霹雳，象征性地结束了疯狂的80年代。1989年3月，约翰·克雷文宣布1988年亏损——也许在摩根建富151年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现代世界对资本短缺的银行没有大慈大悲的心肠，而摩根建富则由于泥古不化、因循守旧而深陷危险之中。公司尚有一批精良的业务，特别是生意十分兴隆的兼并和全球资产管理部门。它先前已经买下了纽约的C.J.劳伦斯，一家优秀的机构研究和经纪公司。摩根建富把该公司和它本身在美国的业务结合起来。由于出口和项目融资强劲，它得到了由政府担保的6亿多美元的贷款，加强其资产负债表。最后，作为对苏联贸易提供融资的专家，它已是摆开阵势，最能利用“改革”的商人银行。克雷文闯劲十足，放开手脚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然而，没有证券业务，这些优势无法汇合起来组成一个全球银行。

去掉了亏损的证券业务以后，摩根建富顿时显得成了被兼并的目标。据伦敦金融城的许多玩世不恭者猜测，克雷文这个积习很深的跳槽者、精明的成交者的任务是要使投资银行的战略奏效，否则就把公司拍卖了。一位朋友说：“我想约翰的目标是扭转摩根建富的局面，把它搞好，然后就把它卖了，也许卖给德意志银行（德意志银行在1984年买了它4.9%的股份）。他是凶猛的斗牛犬——他咬在嘴里的东西是不会掉的。”长期以来，摩根建富得到忠诚的机构持股人的保护。然而在股市崩溃的第二天，保险经纪人威利斯·费伯说公司把五分之一的股票拿来出售。摩根建富正在加入到无信无义、无根无基的现代金融之中。

到1989年，摩根建富被其更加强大的对手接管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克雷文取消了公司的证券业务，并且迅速地恢复了盈利，这样一来反倒增加了被兼并的吸引力。于是，在11月，这家擅长于敌意兼并的银行发现自己成了目标，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向它伸出不受欢迎的双臂。克雷文求助于德意志银行，让它充当白衣骑士——出价收购其公司，从而为公司捞了个极好的价格：超过14亿美元，比它的账面价值高出一倍以上。这场惊险的投标决定了鹿死谁手的角逐。克雷文这位老谋深算的谈判家，成为应邀进入德意志银行董事会的第一个外国人。由于德意志银行的头号人物阿尔弗雷德·赫尔豪森惨死于恐怖主义分子之手，大张旗鼓的宣告才告终止。此事慷慨成交，但也掩盖了这个事实，151年显贵独立的历史突然被一扫而空。

经过了50年后再来看，J.P.摩根公司在1935年选择商业银行业务这一步棋似乎是走错了。如果说此举在大萧条时代拯救了很多就业机会，那么这也给摩根财团压上了证明是垂死业务——批发贷款——的负担。大公司不再向银行要求短期信贷或季节性贷款——这些活动现已下放到商业票据市场。因此，摩根逐步地结束了它的历史，发展成为混合型投资银行，很像其对手——位于下一个街口的银行家信托公司。

摩根财团带头斗争，要求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像许多银行一样，它也希望挤进很多投资银行的活动中去，从而使国会不得不盖上橡皮图章，接受市场的现实。刘易·普雷斯顿也认为应该从理论上提出改革的理由。1984年，摩根银行发表了一篇题为《重新考虑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文章。当时任摩根董事的艾伦·格林斯潘对此非常支持。他后来接替保罗·沃尔克担任联储主席。摩根内部一位人士说：“作为董事，格林斯潘起了很大的作用。”

刘易·普雷斯顿知道，实施“415规则”以后，纯粹的蓝筹承销并不是很有利可图的拍卖业务。摩根银行承销公司债券的目的，主要是给客户提供整套金融服务，也有必要为兼并融资。虽然摩根银行的绰号是“联储的银行”，但是普雷斯顿却从来未能使沃尔克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问题上有所松动。沃尔克仍然担心各银行进行“有风险”的证券业务，他的回答总是说，他并不担心摩根，而是三四家其他的银行。在沃尔克年代，摩根在股票和资产上的收益超过任何一家美国银行。普雷斯顿承认说：“不幸的是，我们的收益相当不错，所以联储主席有点猜疑。”(3)

普雷斯顿为沃尔克排难解忧至少有3次，即亨特兄弟、大陆伊利诺斯和巴西债务重组，故对于未能得到回报而甚觉不快。普雷斯顿的一位朋友说：“刘易和沃尔克密切配合，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这三件事使他累弯了腰。我记得刘易说：‘保罗欠了我很多人情，但是保罗还是反对银行进入债务市场。’我敢绝对肯定，普雷斯顿感到沃尔克有点背叛了他。”摩根的其他官员感到他们当了顺从的模范，并没有什么实惠。摩根的一位内部人士说：“我厌倦了，不想再当联储的宠物。”

就在1984年，《纽约时报》说如果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撤消，摩根担保公司和摩根士丹利重新合二为一，“乃是瞬间之事”。20年以前，这是无可争议的。(4)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摩根兄弟之间的热情淡薄了。摩根士丹利的少壮派感到和富有闯劲的银行家信托公司更加亲近。这家银行专长于风险交易和商人银行业务，而不像摩根担保银行那样严厉刻板，谨小慎微。人们会立刻想象摩根担保银行结合的对象是高盛，而不是摩根士丹利。这两家摩根公司已经不再是天然的一对，而是劲敌，尤其是在东京和伦敦市场上。

投资银行家们都认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撤销是命中注定。正如摩根士丹利在1986年决定公开上市时弗雷德·惠特莫尔所说的那样：“趁着各银行还没有成为羽毛丰满的竞争对手，我们正在抓紧三到五年的时机，尽快发展壮大。”(5)摩根士丹利的杠杆收购业务的专项资金和巨额资本使它能够为兼并业务融通资金，而不必依赖商业银行。确立了新的商人银行业务的方向以后，摩根士丹利对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消亡并不在乎，这只影响其很小的正在萎缩的业务。摩根士丹利的执行董事罗伯特·杰勒德用奇怪的人民党的语气说，如果格拉斯-蒂格尔法案被撤销，“经济力量将会极大地集中到庞大的银行组织手里”。(6)但是他的公司却只是马马虎虎地做了点准备，在他们看来这条法律基本上是毫不相干的。

商业银行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已是忍无可忍，因为从汽车贷款到房屋抵押贷款都被一揽子作为证券业务，他们只能望洋兴叹。沃尔克的固执使普雷斯顿心中隐隐作痛。在《财富》杂志1986年4月号期刊上，普雷斯顿令人震惊地承认，摩根银行已经考虑放弃其商业银行的章程，干脆变成投资银行。这将可能使其牺牲20%的业务，放弃活期存款和存款保险业务。虽然这个声明显然未经深思熟虑，有欠明智，但是，普雷斯顿毫不在乎由此引起的轩然大波。鲍勃·恩格尔重新强调了这一点：“如果我们确信我们从事证券业务的权力永远不能得到充分的扩展，那么，我们要请股东们重新考虑是否仍然作为银行。我们仍然可以是个私人银行——退出联储和支付系统。”(7)其中有些言论是策略，吓唬吓唬而已，但也暴露了华尔街23号的不耐烦。

1929年股市崩溃直接导致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产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87年股市崩溃成为其终结，因为黑色星期一加深了全国对华尔街的不满。摩根士丹利和其他的证券公司越来越显得像是默契的卡特尔，处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保护之下——这个结局和新政改革派的预期正好相反，他们当初的目的是打破华尔街集中的权力。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明显遭受重挫。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表明贷款的风险远远高于交易风险。这场危机嘲弄了格拉斯-斯蒂格尔精神，其宗旨原是要保证存款银行的稳定。由于外国银行能够在美国承销证券，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似乎只是在惩罚美国银行，促使它们作出鲁莽的决定。鉴于现在日本的七大银行已经进入世界上十家最大银行之列，这种竞争劣势不可等闲视之。

许多银行发现，参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威廉·普罗克斯迈尔参议员是个意想不到的同盟者。他愿意准予他们有权承销股票和债券，条件是大的商业银行和大的投资银行不能合并。《经济学人》杂志说：“华盛顿不希望看到摩根担保公司和摩根士丹利经过这么多年以后重又结合。”(8)艾伦·格林斯潘作为联储主席曾经许诺，鉴于他本人曾任摩根董事10年，他担任联储主席后将不作任何影响银行的决定。然而，格林斯潘在背后悄悄地支持部分撤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银行已经得到了承销商业票据和市政收入债券的许可。1989年1月，联储增加了发行公司债券的有限的权力。在最早通过开放的大门的5家银行中，就有J.P.摩根证券公司——它凭着4亿美元的资本和700名雇员，轻而易举地在这类业务中达到最大规模。1989年10月，它成为自大萧条以来发行公司债券的第一家美国商业银行，为萨凡纳电力和动力公司发行3000万美元的债券担任干事行。

在这里也有令人担心的一面。银行是否会以垃圾债券来为公司蓄谋控股投资者融资呢？他们会不会像在20年代那样故伎重演，使个花招把拉美的债券塞给债券持有人？银行将如何把存款者和将来证券业务中的任何风险隔离开来？这些担心都是事出有因。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靠国会和银行监管人员的智慧，因为维持现状对商业银行造成的危险，比扩大证券经营权所能带来的危险要大得多。

在今后的岁月里，庞大的全功能银行将在国内外兴起，摩根银行当然也在其中。根据《机构投资者》的观点，商业银行有“宏大的计划”要成为“闪光的金融机构，像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前的老摩根财团那样威力无比”。(9)J.P.摩根公司现在已经是全球机构，而不只是一家在海外经营的美国银行。在其6个最高管理人员中有3个不是美国人。在参加纽约的管理培训的人员中，也有一半不是美国人。每个高级官员都在海外任职一段时间。

到1989年，摩根银行的发展程度，已经使得华尔街23号的圣地不再能够容纳。刘易·普雷斯顿要求在每一个银行家的办公桌上都有一台电脑，而交易办公桌上则需要奇怪的丛林似的电线。为了适应高科技银行的需要，摩根在华尔街60号买了一幢47层的玻璃和石结构大楼。这是由凯文·罗奇设计的。这幢大楼和华尔街23号的情况不同，并不是为摩根财团专门建造的。为了节省时间和财力，摩根银行买的是由房地产开发商乔治·克莱因安排的一揽子交易。华尔街60号最初的预算为5.3亿美元，但是由于工程成本超支，造价上升到8.3亿美元。1988年，摩根银行向第一共同生命保险公司借了4亿美元，以解决新大楼的资金需要。普雷斯顿说他没有选定新大楼的陈设，因为丹尼斯·韦瑟斯通不一定中意。他就这样调皮地透露了这个消息：韦瑟斯通——这位独自奋斗成才的伦敦运输工人的儿子——将接替他，成为华尔街第一位外国出生的银行董事长。1989年夏天，在乔迁至华尔街60号前夕，银行通知说不得不裁员10%，即大约1500人。此事再次提醒人们，那种家长式的溺爱和终身雇用的情况早就已经过去了。

华尔街23号向来反映了摩根财团的特点。当你一走进大门，站在装缀着1900颗水晶片的光彩夺目的路易十五吊灯底下，你感到这里充满着自信心，体会到传统的万鼎千钧之力。它有着一种精彩的戏剧效果。在银行搬迁至华尔街60号时，有人谈到卖掉华尔街23号。刘易·普雷斯顿予以否认。他若有所思地说：“这是纪念碑。除了我们以外，对其他人都没有价值。”(10)这个小小的金融神殿所目击的历史之多，超过任何其他的美国银行，而现在成了一个业已逝去的礼仪世界的昂贵文物。

还有其他的银行也会像摩根银行那样如此神秘吗？也许不会有了。按今天较为平等的标准来说，摩根合伙人装缀着一个过于封闭、过于诡秘的世界。汤姆·拉蒙特、德怀特·莫罗和拉塞尔·莱芬韦尔的宽广的视野和修养，产生于这样一个世界，这里合伙制公司的规模较小，而且金融权力的竞争性来源也很有限。他们在较为安静的、缓慢的华尔街工作，因而有条件当绅士和学者。

摩根银行的特殊风韵大多来自于其全球观念。作为美国和欧洲之间资本转移的渠道，老摩根财团理所当然地放眼海外，当美国还处于狭隘和自我封闭状态时，它就已经独一无二地具有全球性了。现在，美国的其他各方也已赶上来了。摩根银行的国外关系曾经是无可比拟的，而现在许多外国政府部门、中央银行，甚至是跨国公司的关系都可以与之匹敌。金融势力已经广泛地分散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公司中间。再也不会有哪一家公司像皮尔庞特和杰克·摩根的财团那样尊如贵族，出人头地。

老摩根财团的势力，正是来自政府的财政部、公司和资本市场的不成熟状态。它看守着相对较小和原始的资本市场。今天，钱已经成了普通的商品，需要资本的公司只要去找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或者保险公司。它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私募或商业票据来筹措资金；它可以利用许多货币、许多国家和许多市场。钱失去了神秘性，而银行业也失去了一点魔术味道。

摩根的故事是现代金融本身的故事。皮尔庞特时代的摩根银行所行使的权力，在今天已经被分散在大量的全球银行集团之中。当年由少数几个蓄着连鬓胡须的先生在摆着红木家具的营业厅里进行的活动，现已遍布全球，分散在众多的交易室里；我们生活在一个规模更大，节奏更快，个人知名度更低的时代。成交数量更多，赚的钱更多，但是再也不会出现像摩根财团那样的男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