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下半年，摩根建富表现出形成鲜明对照的特点，值得玩味。从表面看，摩根建富依然保留着一种稳重的气氛。银行保持150年来的传统，门外不挂公司的牌子，只是在接待大厅中悬挂着古老的铜质徽章。内部装饰则显示了对其历史的敬意。在铺着厚厚地毯的拱形过道四周的墙上，悬挂着圣保罗教堂、英格兰银行以及双轮双座马车穿行在19世纪末伦敦金融城煤气路灯照明的马路上的油画。摩根建富被认为是伦敦金融城最后一个“戴着圆顶硬礼帽的人”。看上去，这依然是个雍容尔雅的场所。
但是，这种宁静是虚假的。事实上摩根建富已经制定了一条路线，与摩根士丹利的路线大致相同，抛弃文质彬彬的姿态，而成为一家强硬的、富有进攻性的公司。20年来，它已经反叛了其死气沉沉的过去。从60年代末美国烟草公司接管加勒赫公司大战之后，摩根建富一直喜欢打擦边球。公司原来的一位收购专家形容说：“他们喜欢作为伦敦金融城最敢打敢拼的公司的形象，竭力扩大其业务界限。每一笔交易总比上一笔更有挑逗性、更厚颜一些、更少一些绅士味道。”
摩根建富在20世经80年代早期的两位领导人正好反映了伦敦金融城新旧两种风格。董事长比尔·麦克沃思-扬在贵族式经纪公司洛-皮特曼公司工作了21年，该公司的威望仅次于卡泽诺夫公司。如果说摩根建富并不因为杰出的高层管理人员而著称，那么书生气的麦克沃思-扬则赋予公司以智慧的威望。他与后来成为英格兰银行行长的罗宾·利-彭伯顿一起曾是伊顿公学的明星。麦克沃思-扬的父亲是一个英国公务员和印度考古学家，他本人娶了一个伯爵的女儿为妻。他是一个优秀的销售人员，晚宴后谈起天来娓娓动听。他十分善于与美国人打交道，每年都要前往加州的波希米亚谷，参加美国政界掮客的乡村男女社交聚会。他充满热情，身材矮胖，经常带着长辈式的笑容，善良友好，十分受人欢迎和尊敬。
1984年，抽烟很凶的麦克沃思-扬突然死于肺癌。后来，伦敦金融城常常反复提起，如果他活着，摩根建富就会避免发生吉尼斯丑闻。按照他的一个竞争对手的说法，“麦克沃思-扬会放手让兼并专家自由发挥，但他对一切也会掌握得十分清楚。对于应该如何发展业务，他的眼光会更远”。摩根建富出了一些问题后，麦克沃思-扬在人们记忆中却变得愈加圣洁。
在摩根建富的执行总裁兼副董事长克里斯托弗·里夫斯身上，集中体现了伦敦金融城新一代自我奋斗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特点。在莫尔文学院毕业后，他曾在英格兰银行和希尔·萨缪尔商人银行工作。1968年，他由约翰·史蒂文斯爵士吸收加入摩根建富。他是摩根建富的第一代非出身于名门望族、且未经在纽约摩根银行当学徒的高级管理人员。里夫斯身材瘦削、金发碧眼、面部轮廓分明，带着十分上镜的微笑和坚毅的神情。在这家曾是羞于寻求新业务的公司中，里夫斯并不在乎做硬性推销的生意。他坚韧而懂行，在其部下看来高深莫测。一位前公司融资部门的负责人回忆道：“他高不可及而且有些神秘，常常保持沉默。”他对“公司融资”的强硬战术非常有兴趣。“公司融资”在英国意味着企业兼并收购活动。
里夫斯和麦克沃思-扬都不是杰出的战略大师。不像摩根担保公司或是摩根士丹利，摩根建富从来没有根据一张蓝图或是对未来的金融发展的综合性看法进行操作。从其历史看，公司缺少计划会议或是专题讨论会，没有抓住公司可以重新进行战略性定位的机会。战后，它既没有鲍勃·鲍德温或刘易斯·伯纳德，也没有亨利·亚历山大或刘易·普雷斯顿，当然更没有西格蒙德·沃伯格这类人物。公司总是即兴而动，攫取突如其来的机会。套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来形容，就像是一道没有主题的布丁，而正是缺乏明确的谋略导致了其垮台。里夫斯和麦克沃思-扬都十分成功地经营了一系列的业务，但这些业务经常毫无关联，中间缺乏一条主线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相比之下，摩根担保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均有各项业务间结合紧密、天衣无缝的特点，协调有方，能预见金融市场的变化。
摩根建富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掩盖了长期性问题。它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人物——文莱的苏丹和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管理钱财，并且是其英国银行同行中管理美国退休基金最多的公司。当许多短视的资产管理人员还埋头于当地市场时，摩根建富已精于国际性的投资组合。经过多年的迅速发展，在1987年股市崩溃之前，它管理的资产达250亿美元。当时摩根士丹利在资产管理方面是美国经营大额业务公司中的佼佼者，经营110亿美元，但与250亿美元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旧金山、加州、沃斯堡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的退休基金都在大温彻斯特23号进行管理。
摩根建富在贸易和项目融资方面也成绩斐然。它组织了北海石油的融资，而且还在另外多个能源项目上频频告捷。其中包括创纪录的澳大利亚伍德赛德石油公司16亿美元的天然气项目的融资，这是欧洲市场上同类项目中数额最大的一笔贷款。它在为苏联项目的融资方面也很活跃。70年代当其他银行由于非洲的贫穷和无望清偿债务而冲销贷款时，摩根建富建立了一项向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提供咨询的业务。为了取悦这些国家，它甚至中止了大部分与南非的交易。它向欧洲之外的40个国家提供咨询，其中包括苏丹、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赞比亚。
虽然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摩根建富依然是很脆弱的。像其他缺少资本的商人银行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讲，摩根建富在现代全球性市场中有点脱离时代。与华宝不同，它从来就没有跻身于伦敦金融城欧洲债券和外汇市场的前列。在规模更加壮大的伦敦金融城中，资本是决定性因素，而私下的关系所起作用甚小。因而，兼并业务对摩根建富来说是如此重要，犹如上帝的恩赐。公司向来只在封闭的伦敦金融城从事英国业务，以此获得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成了一个很危险的短处。
1986年10月的放松管制被称为“大冲击”，它推倒了欧洲市场自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隔断两个金融城的大墙。为了保住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撒切尔政府决定不再保护伦敦的银行，使之面对更多的国内外竞争。英国的商人银行虽然名声显赫，但与那些新型的全球性财团比较显得十分渺小。日本野村证券公司的资本总额达200亿美元，是摩根建富的40倍。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吞掉所有的商人银行。通过向外国公司打开伦敦金融城的大门，英国政府确保了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并不保证单个英国公司的存活。它们必须与美国的商业银行进行竞争。这些美国商业银行要在伦敦建立投资银行业务，并等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撤消以后，再把这项业务转回美国。与此同时，庞大的英国清算银行——国民西敏寺银行、米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以及劳合银行开始向商人银行的世袭领地进军。
大冲击的具体内容并无害处。它结束了伦敦金融城中银行、经纪公司和造市公司之间业已过时的分隔，允许国外公司进入这些领域，并取消了固定的经纪代理费用。这些措施使得原来封闭的伦敦金融城向竞争敞开门户。在1975年废止固定经纪代理费后，克里斯托弗·里夫斯预见到华尔街将会有一场血战。他警告说：“那些不及时调整业务以寻找新机会的公司会有更大的风险。”(1)奇怪的是，摩根建富正是这样一种落后者，遭到大冲击的重创。由于缺乏远见，它的行动过于谨慎、迟疑，丧失了将其出色的业绩扩展到国际性范围的机会。
伦敦金融城小作坊式的行业被大冲击一扫而光。那些能吞下世界的巨型公司，接管了几十个小型私人合伙公司，这些公司曾赋予伦敦金融城以令人愉悦的狄更斯风味。与此同时，银行界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松散和非个人化。随着英国公司的财务主任们被国外银行家们团团包围住，他们有了一种新的感觉，懂得在全球市场中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因而不满足于依赖单个银行。公司的合并对年轻的交易员来说同时意味着突然间暴富，不出几年，他们的薪金增加了10倍。年轻的债券交易员们突然间驾驶着法拉利赛车，挣着6位数的年薪。
伦敦金融城的生活随着交易员们的节奏而加速，而原先商人银行的精英世界逐渐在消失。在布德尔斯或怀特斯长时间的午餐让位于一天12个小时的工作。由于伊顿公学的人不可能占据所有的交易席位，伦敦金融城成为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场所。当然有些人拒绝这种新的方式。当《经济学人》追踪伦敦金融城的高级管理人员时，也发现了若干缺席者：“人们看到很多人在观看温布尔登网球赛、亨利市划船比赛以及爱斯科特赛马。”(2)但总的说来，伦敦金融城现在已是一个十分繁忙和使人精疲力竭的地方，大量的三明治店在瓦仑教堂和新的办公楼周围到处都是，人们在这里匆忙地抓点东西吃就算完事。这里变得如此匆忙和慌张，使得华尔街相对而言是那么温文尔雅。
与华宝和克兰沃特·本森一样，摩根建富同样有机会将过去的荣耀转变成现代的势力。克里斯托弗·里夫斯欢迎大冲击这个机会，可以借机组成一个一体化的证券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这对摩根建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以前它对与证券交易有关的风险和资本投入总是退避三舍。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摩根士丹利，它与市场保持着一种贵族式的距离，只是依靠经纪人来对它发行的证券定价。在英式承销体系下，诸如摩根建富这样有尊严的“证券发行公司”，并不将其资本直接投入风险，而是在机构承销者中销售，机构承销者提供应急保证。大冲击使人预言是“承购交易”或称包销将使伦敦发生革命性变化，就像“415规则”后交易在纽约造成的效果。这意味着承销突然间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在商人银行中，华宝对大冲击的反应十分灵活，而摩根建富摇摆不定，从而致命地大大滞后。
摩根建富在对待大冲击问题上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害，比吉尼斯丑闻的损害持续时间更长。在早些时候，公司内部就已发生了分歧，主要是年轻的董事和老派董事之间的矛盾。年轻的董事们倾向于采取大胆而有深远影响的行动来迎接挑战，而传统的董事们则不敢冒险闯入充满风险的新业务之中。1984年，麦克沃思-扬从前的经纪公司——洛-皮特曼公司——主动与摩根建富接触，探讨联手的可能性。大温彻斯特街23号担心代价太大，战战兢兢地丧失了机会。后来，华宝抓住了这家公司，从而成为国际市场上一家杰出的商人银行。兼并部主任格雷厄姆·沃尔什很显然是洛-皮特曼交易最顽固的反对者。一位以前的同事回忆道：“沃尔什非常坚决地加以反对，他说‘我们现在做得很好，我们名列前茅，而进行这项交易则很危险。’”就这样，在一个关键时刻，由于兼并业务唾手可得、富有**力的利润给公司的战略性观点蒙上了阴云。
摩根建富同时还丧失了其他机会：它错过了收购菲利普-德鲁以及伍德-麦肯齐；因为要求多数股控制权而失去了与戈维特-霍尔合并的机会；接管金融服务集团埃克科公司的行动起先由于英格兰银行的否决，然后是内部的优柔寡断而中止。摩根建富最后收购了许多人认为是末等奖的两家公司——过时了的彭伯-博伊尔公司（经纪公司）和平钦-丹尼公司（造市公司[54]）后，把大冲击的机遇算是给糟蹋了。一位前董事愤慨地说：“他们犹豫不定，最终收购了一家廉价的造市公司和一家经纪公司，他们得到了世上最糟糕的东西。”这番话表达了一种共同的评价。时间已经证明，新的金融体系只容纳可以提供综合性服务的国际公司或是提供几种专业性服务的国内公司，而对于像摩根建富这样的介于两者之间的公司毫不怜惜。
就在大冲击前夕的1986年6月，摩根人放弃了历来的留守地，向公众出售股份，加大资本用于交易业务。公司筹集了1.54亿英镑（2.29亿美元），又另外借了1.4亿英镑（2亿美元）。虽然有些顽固分子十分惊恐，担心股东们会要求缩短午餐时间甚至干预周末狩猎（但愿别这样！），但大多数还是接受了这种冷酷的现实。英格兰银行刚刚责罚了公司缺乏足够的资本来支持吉尼斯兼并酿酒公司，而蓄谋控股投资愈加成为资本密集型的艺术。就像其华尔街上的同行，摩根建富某一天也不得不通过提供临时性的“夹层”融资或甚至是发行垃圾债券来从事兼并业务。
公司上市还有一个未予启口的原因。一位前公司融资部门的董事解释道：“一个主要原因是想把公开报价的股份作为收购的货币。但结果并不是这样。”还有人猜测这是一种安抚公司兼并明星罗杰·西利格和乔治·梅根的方式：“我猜他们没有挣到足够的钱，需要在股份上大大得到补偿。美国一些投资银行一直请他们去，给他们100万美元的报酬——而这比他们在摩根建富挣的多得多。”
摩根建富对大冲击反应混乱、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反映了公司很有害地一味依赖兼并业务。公司可以吹嘘能提供32项服务，有22个海外机构，但最主要的业务还是兼并。到大冲击时，据报120人组成的兼并部门创造的利润占这个2000人公司税前利润的一半。作为伦敦主要的兼并公司，它从事这项业务的数量十分惊人，1986年进行了51项交易，价值140亿英镑。
与摩根士丹利一样，摩根建富通常采取攻势，用《欧洲货币》杂志的语言来讲，它获得了“伦敦金融城中敌意竞标者来势最凶的代理”的名声。(3)作为一家贵族血统的公司，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天不怕地不怕的金融风格。在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如果某些有争议的活动得到一家摩根公司的认可，传统主义者总是得到了安抚。意识到美国的兼并狂潮来势凶猛，摩根建富决定表明可以把任何来到伦敦的美国佬打得落花流水。
麦克沃思-扬和里夫斯对兼并明星这套班子的管理十分放手。因为西利格和梅根这批人能招徕新客户，他们在公司中权力很大。不能去挖别人客户的旧戒律在逐步消失。摩根建富有一种个人主义的公司文化，这与摩根担保公司、华宝公司以及高盛公司向其新雇员灌输的团体精神十分不同。因此毫不奇怪，这种公司文化在其年轻的专业人员中造成了一种浮夸的、放任自流式的明星制度。这些专业人员成为伦敦引人注目的流行明星式的人物。这种放任自流虽然有益于创新的兼并工作，但同时也会诱发盲目的自我膨胀的危险心态，轻率的无懈可击的感觉。
这个小组的超级明星是罗杰·西利格。在更为纯洁的年代里，他的背景可能会使他去从事一些较为平淡的工作。西利格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学位并在埃勃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在1971年加入了摩根建富（显然，在石油美元繁荣之前的日子里，他的犹太裔血统并无太大影响）。他和他母亲同住在一座三层楼的格洛斯特郡式的大宅子中，一座很有气派的正式住宅，屋顶上装有栏杆，与威尔士亲王和王妃的海格拉夫宅邸相距不远。西利格是个单身汉，他和女朋友在他大理石拱门公寓中同居，但他承认“太忙”而没有时间结婚，好像婚礼会耽误一两个价值不菲的交易。他参加蒲福公爵的狩猎，是皇家艺术协会的成员，对官方舞会有某种癖好——他不是你通常想象的一心捕捉公司的追踪者。
在摩根建富，西利格唱自己的戏，而里夫斯则自豪地把他作为最有“创业精神”的兼并明星推荐给客户。西利格有自己的时间表，自己当老板。他会带着移动电话突然出现在剧院或昂贵的夜总会，伯克利广场的安纳布尔夜总会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他是一个掌握高技术的花花公子、金融舞台指挥以及绅士捣毁者。他说话喜欢用缩略词，语调造作，带着自鸣得意式的戏剧性微笑，嘴唇皱撅着，嘴角下撇，就像王政复辟时期喜剧中的无赖。他打上阿斯科式的领带，在西服上口袋饰着手帕，一派雍容文雅的风度，将乡村的风气带到了无情的兼并世界。
据一位前公司融资部门的董事回忆道：“罗杰酷爱自己驾着大三角帆飞翔。他穿着卡腰的西服，挺起胸膛，走路的步子像布鲁梅尔花花公子[55]。这是他个性的写照。他喜欢与像雅各布·罗斯柴尔德或亨利·克拉维斯这样的大人物‘搅’在一起。他是一个天才的银行家，但在其外表下掩藏的是自卑情结。”西利格的年薪为25万英镑，其任务是搜索兼并目标，是伦敦最好的成交人。他在抓住有“兼并饥饿症”的企业方面特别在行，例如拥有英国的住所家具商店和美国肯兰商店的大零售商大仓库上市有限公司。公司的负责人特伦斯·康兰爵士是他的朋友。摩根建富的兼并部有16个专业人员，西利格赚的利润据称占了四分之一，这更使管理层宽容地看待他的战术，并给他留下了很大的自由度。他发展了一种概念，认为兼并规则是愚蠢的障碍，要由聪敏的金融家们加以克服。在1985年，他吹嘘道：“对手只是遵从规则，而我们改变了大多数的规则。”(4)
摩根建富公司个性分裂的另一面的代表则是另一个兼并明星乔治·梅根，一个面廓分明、戴着眼镜的矮个子。乔治·梅根的风格与西利格完全不同，他出生在一个爱尔兰家庭，弹得一手好钢琴，才智超人，极受同事的喜欢。由于光亮的头发和鲜亮的西服，他有个绰号叫特迪，即特迪男孩[56]的简称。虽然其他方面与西利格不同。梅根同样信奉强烈攻势战略，要“利用战场的每一英寸”。(5)在伦敦的兼并舞台上，他无处不在，1985年参与了当年英国10个最佳交易中的6个。
明星之间尽是勾心斗角。摩根建富创造了一种没有固定程式的环境，使得他们可以在不发生冲撞的情况下运行和交易。这需要有一个和稀泥的傀儡来掌管公司融资部门。他的名字叫格雷厄姆·沃尔什。他是会计师，以前担任过兼并监督组的主任，很害羞，整洁，性格内向，从不与人进行眼神交流。大家都知道他患有忧郁症，会在冬天不停地把窗户关上又打开。沃尔什和西利格长期不合，最后彼此之间几乎不说话。沃尔什有板有眼地推动着他的部门向前发展，因此，做梦也想不到玛格丽特·撒切尔本人某天会对他的工作发生兴趣。
这类业务要求有一个强硬的主管来遏制沃尔什的兼并专业人员们的野性。但克里斯托弗·里夫斯却在鼓励兼并组的鲁莽急躁。有时候他使规则听上去可有可无似的：“商人银行业务就是要进行创新。我们不应该相信规则是刻在石板上的”。(6)摩根建富的一位前官员曾经尖刻地说道：“他完全采取不惜任何代价或不择手段的态度。这种态度一直影响到公司融资部门的业务中。如果你的部门有一个这样心理的臭蛋时，你就要遭殃了。”在1980至1984年间，在里夫斯的热血冲动和麦克沃思-扬聪明的谨慎之间保持了很好的平衡。一位外部顾问回忆道：“克里斯托弗·里夫斯有着极其强大的推进能力，但他需要麦克沃思-扬这个略为宽广的、更有一些公众观点的精神来加以平衡。克里斯托弗·里夫斯是一个没有制动的加速器。”1984年麦克沃思-扬的突然去世使得摩根建富中的稳重的影响力消失了。
西利格和梅根的令人注目的小组使得摩根建富在兼并业务中无人能望其项背，第二位的华宝只能远远地尾随在后。1982至1987年期间，摩根建富年复一年地雄踞兼并收购业务的榜首。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陶醉的年景——1985年董事们的收入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摩根建富的那些老头默许了不可一世的年轻人们的离奇古怪行为。随着兼并战争的迅猛升级，想要打破规则的**力变得更大了。1985年以前伦敦从没有出现过10亿英镑的兼并投标，但在1985年年底已经有四个摆到了桌面上。使得英国财政部感到恼怒的是摩根建富轻率地拒绝了参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大张旗鼓的私有化计划。为何拒绝？因为公司融资部门的人认为收费太少，不愿意将明星从闪闪发光的兼并旋转木马上撤下来。
这种趋势促使摩根建富日益铤而走险。一位前公司融资部门的董事解释道：“商人银行往往用自己的信誉来吸引客户，而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挑逗性的人来找摩根建富，因为他们在做着更有挑逗性的业务。”报界注意到了这个恶性循环。伦敦的《商务》杂志在1986年说道：“在某些银行圈子中一提到摩根建富，人们的反应就好像在罗马看到了匈奴王阿提拉。”(7)一位观察家指出：“他们完全是以1939年波兰精锐骑兵团的傲慢姿态快步推进。”(8)这种判断真有先见之明。
摩根建富的气球最终被“吉尼斯丑闻”捅破。这个丑闻剧烈振**了英国，使大家把怒气都集中到伦敦金融城，自18世纪“卑鄙的股票造市者”以来发生的任何丑闻都未引起这么大的愤怒。这件事始于一位攻势特别激烈的客户——吉尼斯啤酒公司的主席欧内斯特·桑德斯，后来他把自己描绘成陷于伦敦金融城狡猾的家伙们设置的机关中的可怜的羔羊。随着吉尼斯最著名的产品爱尔兰黑啤酒在爱好葡萄酒的城市青年专业人员中失去市场，桑德斯想将他巨大的企业集团从事多样化经营。与罗伯特·马克斯韦尔一样，桑德斯这位移民渴望得到英国社会的接受。他的犹太父母在1938年逃离了纳粹控制下的奥地利，在伦敦定居。这位生下来时属犹太教的欧恩斯特·施莱尔的人被重新改造成信奉英国国教的欧内斯特·桑德斯。他得到了所有成功上层人士的外部标志，包括在白宫汉郡的一幢大宅邸。
在开始进行无节制的狂热收购时，桑德斯解雇了他原来的顾问N.M.罗斯柴尔德，聘请了摩根建富。1985年初在康诺特饭店的一次晚宴上，克里斯托弗·里夫斯向桑德斯建议，吉尼斯应该大举扩展，以避免成为别人收购的目标。1985年6月，由摩根建富的托尼·里士满-沃森建议，桑德斯发起了一次价值3.3亿英镑的敌意投标，试图收购经营苏格兰威士忌酒和旅馆业的阿瑟·贝尔父子公司。贝尔的董事长雷蒙德·米克尔对此大为惊愕，因为20年来摩根建富一直是他的财务代表，帮助它收购了格兰伊格尔旅馆集团，甚至在1971年帮助公司处理公开上市业务。当米克尔向兼并监督组抱怨时，摩根建富拿出证据表明贝尔公司已在1984年11月中止了公司对它的服务，但米克尔却举出一些例子说明还有更近的联系。
不管真正的事实是什么，摩根建富掌握贝尔公司20年来的内部情况，因而破坏了商人银行保密的传统（需要一个保持传统关系的银行的理由在于可以使公司的内部机密对竞争者保密）。兼并监督组一开始就轻描淡写地谴责了摩根建富，后来甚至也不加谴责了。克里斯托弗·里夫斯向兼并监督组通报，摩根建富在过去的两年中向吉尼斯公司收取了600万英镑。相对而言，从贝尔公司只收了2万英镑，有人因而认为这是监督组对他从宽发落。人们认为这种论点对偏向银行的监督组是有影响的。
虽然在贝尔的收购交易中没有公然违法的行为，但事情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据说，一位显然是吉尼斯的雇员装扮成苏格兰记者向雷蒙德·米克尔采访。(9)而且，桑德斯向贝尔的股东们保证，他可能会卖掉伦敦的皮卡迪里饭店，但会保留其余的旅馆，然后，他通过摩根建富的地产部门对爱丁堡的苏格兰人旅馆和北不列颠旅馆进行了荷兰式拍卖。赢得这次竞标的诺福克资金公司让人大吃一惊，因为它的董事长不是别人，正是摩根建富的托尼·里士满-沃森。不出所料，人们指责他们偏袒和搞两面手法。到这时，吉尼斯和摩根建富似乎都免不了遇到麻烦了。而同时，克里斯托弗·里夫斯还在喋喋不休地对桑德斯讲，如果吉尼斯想要保持独立，需要再收购一家公司。
1986年1月，桑德斯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收购，其创纪录的规模可以使伦敦金融城为之战栗。超级市场连锁店阿盖尔向一家比自己大得多的苏格兰威士忌酒的酿造商——酿酒公司——提出了兼并要求。这种大卫王向哥利亚进攻的以小打大是伦敦金融城的新现象，有着明显的阶级含义在内。阿盖尔的詹姆斯·格利弗是一个粗野的大个子杂货商的儿子，而酿酒公司则是一家气派高雅的苏格兰公司。酿酒公司位于伦敦圣詹姆士广场，铺着丝绒地毯的总部，销售的是带着“优等光环”的酒类——约翰沃克·海吉和海吉·白马威士忌以及布斯和高登杜松子酒。但在漂亮的门面后面，这家经营不善的公司正在丧失其威士忌市场。而且，因为孕妇服用其生产的镇静剂酞胺哌啶酮后，引起胎儿畸形，所以公司始终没有洗刷掉这个恶名。
酿酒公司对苏格兰平民格利弗大加嘲笑。公司一位副董事长说：“格利弗只与土豆和罐装豆子打交道，我们不是在卖廉价瓶子装的棕色水，我们卖的是威士忌。”(10)格利弗的人则表现出他们自己的阶级倾向。他们期望给酿酒公司突然袭击，想在8月进行攻击，称：“当他们在猎场打松鸡时，让我们在他们背后射击。”(11)
于是在1986年1月出现了欧内斯特·桑德斯，自告奋勇作为“白衣骑士”，从恶棍詹姆斯·格利弗手中拯救酿酒公司。这可不是助人为乐，不管怎样，桑德斯早就想突袭酿酒公司。如果他能从正门堂堂正正地进入，当然再好不过。他甚至得到协议保证，酿酒公司将支付给吉尼斯费用用于收购自己——一种十分不寻常的方式。
桑德斯慷慨地到处许愿以赢得酿酒公司的支持。酿酒公司的董事长约翰·康奈尔显然感到他一定会主持合并后的企业。同样，苏格兰银行行长托马斯·里斯克爵士也这么认为。愚弄里斯克是整个吉尼斯事件中最卑鄙的部分。吉尼斯还需要抚慰苏格兰民族主义者，这些人会抗议酿酒公司失去了自主权。爱丁堡律师、苏格兰的摩根建富董事长查尔斯·弗雷泽就是其中之一，他要求公司有一位苏格兰的非行政职务的董事长。在这一点上，桑德斯和西利格诱骗了尊敬的里斯克同意在新公司中担任这一职务，新公司的总部将设在苏格兰。这一承诺写进了收购文件中，酿酒公司董事会将此还作为“友善”竞标的前提条件。许多机构投资者都支持吉尼斯，因为相信其实力。但是，吉尼斯后来却背信弃义，声称从商业的观点出发，两层式结构不可行。他们甚至散布谣言诋毁里斯克的名誉，说他一心想为其银行保住吉尼斯的业务。摩根建富虽然也对他们这么对待里斯克表示不满，但没有撤出这项业务。在一次特别的全会上，里斯克被吉尼斯抛弃了，但没有引起法律上的反响。然而，对于这场纠纷久久不能消失的怨愤给吉尼斯事件增加了异常的毒液。
摩根建富指定托尼·里士满-沃森作为吉尼斯收购业务的负责人。但那时他正忙着完成10亿英镑的联合饼干公司与帝国集团的合并交易，因此，他退了出来，西利格接替了他的位置（有些说法是桑德斯点名要西利格，因为他认为西利格更厉害）。按照桑德斯的说法，里夫斯警告他说西利格有着“非常强的个性，将会独断独行”。(12)作为所谓的吉尼斯战争的内阁成员，西利格在开会时坐在桑德斯身旁，深知其中所有发生的一切。这场接管活动看上去已经是极不光彩的了，更何况后来还揭露出操纵股份之事。双方全不顾面子，竟使用非常粗野的广告，以至于兼并监督组不得不加以禁止。
吉尼斯丑闻的关键是操纵股票价格。小小的杂货商吉米·格利弗想要购买大于本公司3倍的酒类公司。在美国类似的竞标需要通过现金和垃圾债券来筹措资金，格利弗希望主要通过本公司的股票来付款，这在很大程度上像美国大公司在60年代的行为。当吉尼斯与格利弗竞争时，也是依靠将本公司的股票交换成现金，因而阿盖尔公司和吉尼斯公司的股票价格就成了决定性因素；股票价格涨得越多，他们各自的竞价就越值钱。
吉尼斯开始发起一场运动来抬高其股票价格从而来提高竞价。人们购买吉尼斯的股票并不违法，同样摩根建富争取别人购买股票也不违法。罗杰·西利格找到他的朋友，强壮的戴着眼镜的斯彭斯勋爵——从前在摩根建富工作但现在是亨利·安斯巴克的公司融资部门的主管——诱使他的客户购买了200万股。雅各布·罗斯柴尔德也购买了。据报道罗伯特·马克斯韦尔也购买了200万股。罗斯柴尔德·恩特伯格·托宾买下了600万股吉尼斯的大宗股票，在“争斗”结束后又卖回给了摩根建富。只有当吉尼斯承购股票，或是向购买者保证补偿因购买而造成损失时才构成违法。因为这违反了1985年的《公司法》，该法禁止任何公司购买自己的股份或帮助别人购买自己的股份。
虽然有法律规定，但西利格、桑德斯和吉尼斯财务主任奥利维尔·鲁据说精心组织了一个所谓的协力团体或是发烧友俱乐部，以抬高吉尼斯的股票价格，压低阿盖尔的股票价格。他们明目张胆地进行如此大规模和无耻的秘密交易，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来看，他们如何能指望不被察觉呢？吉尼斯战争内阁成员们所做的交易单子可以成为反省的教材。英国商人、赫伦公司总裁杰拉尔德·龙森把西利格介绍给了声名狼藉的美国套利者艾万·伯斯基。在西利格的要求下，伯斯基向吉尼斯拨入了1亿英镑，并且更有甚者，“卖空”阿盖尔的股票以压低价格。与伯斯基的关系后来澄清了吉尼斯收购交易的一个谜团：为什么伦敦的每个下午，差不多在纽约市场开盘之前，阿盖尔股票价格都要下跌。美国的申雷工业公司购买了6000万英镑的吉尼斯股票。一个巧合是，它事后得到了延长在美国销售迪尤尔威士忌的合同。受人尊敬的瑞士最古老的银行瑞士狮标银行拿到了最大的股份，该银行据称购买了几千万股并得到补偿任何损失的保证。
受联合购买的影响，吉尼斯股票的价格飞涨，格利弗向兼并监督组抱怨股票价格的上升。自从1968年创立以来，英国依然依靠私人团体来实施兼并规则。这种自我规范的团体似乎太文雅了，无法与现代伦敦金融城中残酷的战术和雇用文化打交道。兼并监督组没有对格利弗的抱怨进行处理，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它后来的窘境。摩根建富也在控告阿盖尔抬高其股票价格。吉尼斯股票25%的涨幅最终在收购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86年4月18日，欧内斯特·桑德斯宣布战胜了阿盖尔，声称用价值25.3亿英镑的竞价获得了酿酒公司50%以上的股份。摩根建富赢得了10年来最大、最肮脏、最有破坏性的收购交易，从而戴上了可疑的“桂冠。”
撇开道德，吉尼斯也使摩根建富卷入了一些危险的金融活动，进一步证明了其不惜一切代价取胜的心态。它购买了1.8亿英镑酿酒公司的股票，至少是滥用了1.7亿英镑的资本。英格兰银行认为这种行为极不负责，因此它马上颁布了新规则，规定银行购买的股票不得超过其资本的25%——不言而喻地批评了摩根建富。摩根建富在特迪·格仑费尔时代曾经是英格兰银行最坚定的同盟军，而现在却成为其主要的对手了。
正如任何操纵的股票交易一样，其中都有一个关键的弱点：在秘密的支持力量撤走之后，被人为推上去的股票价格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罗杰·西利格显然很害怕同盟军会突然在市场上抛出20%吉尼斯的股票。事实上股票价格确实从收购价的355便士急剧下降。由于吉尼斯向协力团体保证弥补股票价格下跌的损失，因此如果价格直线下降，将使其债务变得十分庞大。西利格请求各个机构保留他们持有的股份直至秋天，那时一份良好的吉尼斯报告会支持股票价格。他和吉尼斯的经纪人卡泽诺夫公司的大卫·梅休同时也制定了一份方案，计划从摩根建富手中买回其在吉尼斯的股份。
为了阻止卖出股票，还采取了更多的直接手段。斯彭斯勋爵买下了200万股大宗股票，据说吉尼斯向他支付了760万英镑。西利格和桑德斯的财务顾问奥利维尔·鲁巧妙地玩弄文字游戏，美其名曰无息存款以劝阻斯彭斯出售，因此这760万英镑不是贿赂。这种事实上的担保和直接的购买之间很难加以区别。瑞士的狮标银行也得到了吉尼斯5000万英镑的“存款”，从而确保狮标银行不能去兑现持有的股票。1986年夏天，吉尼斯将6900万英镑转移到了由艾凡·伯斯基管理的一个风险基金，这个风险基金在吉尼斯公司的股票有很大的投资。正是这笔款项后来激怒了吉尼斯的董事会，促使他们解雇了欧内斯特·桑德斯。当所有的幕后交易最终由报刊揭露出来时，操纵股票显然已达到了令人眩目的2亿英镑。
要理解公众对吉尼斯丑闻的异常愤怒，必须注意到几个因素。达10亿英镑的敌意竞标第一次变得十分普遍。在撒切尔执政的年代中，英国的持股人增加了3倍，达到了900万，在这以前，伦敦金融城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得到这样多的人的注目。大冲击同时带来的大曝光，令人应接不暇。至少有一部分平民敬畏新的挣钱机器。就在吉尼斯事件期间，红火的摩根建富每年要收到15000份大学毕业生的求职报告，其中一半来自于牛津和剑桥，他们总共竞争30个位置。因此一些公众的醒悟反映了早先对新偶像的崇拜。
另一个因素是人们越来越感觉到金融城正在毁掉大众文化，危害经济。《新政治家》称金融城“是一个没有爱国之心的赌场，因为在英国工业的坟墓上跳舞而付给自己悖逆常理的高薪”。(13)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克劳斯·莫泽爵士警告说：“金融城吸引了我们太多的人才。如果我是英国的独裁者，我会把其中的九成转移到制造业、工业和教育领域。”(14)与华尔街一样，高额融资不再用于工业运行的本身，而用于工业产权的变化，给银行家们和蓄谋控股者们带来令人瞠目结舌的高额收益。除此之外，金融城的最高薪金也使一般的英国人十分嫉妒。因此，公众对吉尼斯事件强烈的反应就不难理解了。
1986年对摩根建富来说真是祸不单行。就在大冲击之后，吉尼斯阴谋暴露之前，公司正在被内幕交易丑闻所困扰。出于对大冲击的考虑，摩根建富用年薪28.4万英镑聘用了新的首席证券交易员，35岁的杰弗里·科利尔。科利尔在为维克斯·德科斯塔设立纽约公司以后，于1984年加入摩根建富。德科斯塔后来并入了花旗公司，成立了斯克林杰·维克斯公司。过去英国有关当局对内幕交易的态度比较宽容。在1980年以前这甚至不算刑事犯罪。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与大冲击鼓励的新的集团公司是两不相容的。现在人们担心交易员们滥用其兼并部门的内部消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也需要更高的统一标准——这也正是撒切尔政府要想保证伦敦金融城国际地位而特别关注的领域，就在大冲击之前，摩根建富散发了一本公司内部小手册，声明任何雇员购买股票都必须通过摩根建富自己的经纪人，违者将被立即开除。
科利尔通过他原来的公司、现在的斯克林杰·维克斯，非法购买股票。当他得知摩根的一家客户霍利斯公司要收购联合工程公司之后，购买了6万股该公司的股票而小赚一笔。他购买了卡德伯里·施韦珀的股票买进期权，几乎要发一大笔财，因为该公司正要被摩根建富的另一个客户通用影院收购。但由于他购买联合工程公司的股票受到怀疑，被迫亏本提前卖出他的期权。在斯克林杰·维克斯向摩根建富透露了科利尔的交易后，公司逼迫他在1986年11月10日辞职，震惊了金融城。科利尔缓刑一年，罚款25000英镑（44250美元）。这个事件加强了有些人的决心，他们要求更加严格的管理，因为随着各个公司组成新的集团公司，充满了利益冲突。
科利尔丑闻只不过是拉开大幕，好戏还在后面。1986年下半年对摩根建富来说是极其振奋的，资本金高达8.33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接着，艾万·伯斯基在11月对一项指控承认有罪，同意因为内幕交易交付1亿美元的罚款。这时人们尚未想到摩根建富会与此有染。但在调查科利尔时，根据一项新的双边协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和英国的贸易和工业部互相交换情报。正是美国当局向英国有关部门传递的关于伯斯基的情报推动了吉尼斯事件的调查。在收购期间股票上升这个可疑现象本身并没有引发一场彻底的追查。
运用大冲击赋予的权力，贸易和工业部开始采取行动。12月上旬，科利尔事件之后的3个星期，他们对位于波特曼广场的吉尼斯公司总部和摩根建富同时发动了清晨袭击，冻结了所有的记录。接下来的一个月，伦敦报刊上排山倒海地登载了揭露文章，使公众对金融城蕴蓄的愤怒都发泄出来了。大温彻斯特23号中没有人看出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西利格觉得公司会替他撑腰。有记者说：“西利格先生，你的同事要把你扔入狼窝。”他对此并不相信。他说：“你让我感到非常愤怒。我们这里非常团结。”(15)然而在强大压力下，摩根建富告诉西利格他太引人注目了，不得不被牺牲。经过12月下旬一系列纷乱的决定后，摩根建富宣布不再充当为吉尼斯融资的商人银行，并将其最耀眼的明星西利格解雇。由于吉尼斯董事会已经聘用拉扎德兄弟公司作为新的顾问，一些观察家认为摩根建富的退出只是一种空洞的公共关系姿态。
摩根建富希望这一举动能够把公司洗刷干净，结束丑闻。它向股东们就这一点散发了一份告慰信函。但公众不肯就此罢休，要求进一步处理的压力很大。即使在金融城内部，有人也对摩根建富受到惩罚而抑制不住地面露喜色。“要是一家公司依靠非常富有攻击力的雇员取得巨大的成功，而且从来不想搞人缘关系或帮助其他公司——那么，一旦他们摔了个大跟头，立刻就成了孤家寡人，”一位竞争对手说，“大家看得很清楚，谁也没有奋勇地营救他们。”
在公司内部，本来就在晃动的地面突然之间变成了流沙。一位前雇员回忆道：“最初的反应绝对是震惊和恐惧。这不像宣布一个重大事件，而好像水龙头滴出肮脏的水。事情不断发展。这确实是一件恐怖的事，使整个公司魂飞魄散。”1987年1月9日，桑德斯从吉尼斯董事长的位置上下台。一星期之后，普华永道概述了数额达2亿英镑的股票抬价阴谋，涉及的关系有好几个国家。他们向吉尼斯董事会报告还有2500万英镑神秘的发票单据。这场阴谋的规模之巨大，几乎难以令人置信。
曾几何时，摩根建富还可以仰仗英格兰银行的善意，但它却已经让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关系逐渐消失了。自从1973年约翰·史蒂文斯爵士去世之后，摩根建富就再也没有一位董事能加入英格兰银行的理事会。有些人认为这说明官方不满意摩根建富，而对其他人来说，这表明摩根建富缺少有地位的高级管理人员。英格兰银行的副行长乔治·布伦登对于开除西利格并不感到满意，他认为里夫斯和沃尔什不是恶棍就是笨蛋。直到1987年1月18日，年薪30万英镑的里夫斯和年薪20万英镑的沃尔什仍然认为自己很安全，坚持继续留在银行里。他们不认为存在着系统性的腐败，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因此，也是这么对雇员说的。一位前董事说：“他们把所有在公司融资部门的人员召集在一起说，管理层对大的交易进行了彻底的内部审查，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他们说‘我们就待在这里了，不会再有辞职。’”
这种一相情愿在48小时之内就破碎了。考虑到临近的大选，保守党担心因显得在迁就金融城而受到打击。玛格丽特·撒切尔可能认为这是个机会，可以表现出严惩自己的支持者，从而削弱工党的攻击。金融城的许多人也害怕丑闻的蔓延会使人们呼吁建立法定的规章制度，而这种制度对金融城来说，总是很讨厌的。一位前董事说，英格兰银行行长鲁宾·利-彭伯顿在一次晚餐会上说，吉尼斯事件“是对信任基础的全面威胁，这种信任在我们的商业生活中，特别是在伦敦金融城依然占主导地位”。(16)人们非常担心会轻饶这批金融家们，据说，保守党的主要人物，撒切尔夫人的亲密顾问约翰·威克汉姆说：“我们必须马上将其铐上。”(17)“铐上”成了使公众十分激动的比喻，表示严惩不贷，把不可一世者打倒在地。这个词出现在几篇匿名报刊文章之中，这个威胁是由政府官员透露出来的。
布伦登找到英格兰银行前行长莱斯利·奥布莱恩。奥布莱恩设立了兼并监督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一代人之前就严厉批评了摩根建富在加勒赫-美国烟草公司与《世界新闻》大战中的行为。斗转星移，奥布莱恩现在已是摩根建富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布伦登引述法律的规定，指出《银行法》第17条规定：英格兰银行有权对经营不善的银行官员予以除名。这一手显然没有对里夫斯和沃尔什产生预想的效果。公司发表了一份声明否认还将会有任何除名。
撒切尔开始向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施加压力，要对吉尼斯事件进行更加严厉的处罚。她进行了一次异常的干预。据说，她告诉劳森：“我要里夫斯和沃尔什今天就离开，不是下一个星期或下一个月，而是今天中午以前。”这个指示及时地传达到英格兰银行，接着又转达到卡托勋爵率领的摩根建富代表团。在英格兰银行行长鲁宾·利-彭伯顿的办公室，摩根的人得到直截了当的警告，如果不采取行动，劳森会在下院宣布政府将挑选一届新的摩根建富的管理成员。之后，卡托和另一位摩根董事彼得·凯里爵士与里夫斯和沃尔什进行了会面，引用一位摩根建富的官员的说法，他们被“礼貌地逐出大门”。(18)按照撒切尔的要求，这两巨头在中午前滚蛋了。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逆转：信奉自由市场的首相在伦敦金融城多年来最糟糕的一次灾难中，沉重地打击了伦敦金融城中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公司。伦敦《金融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在论述科利尔和吉尼斯双重丑闻时说道：“看上去市场能够想象（或希望）摩根遭到的灾难似乎没有尽头。”(19)
吉尼斯丑闻对伦敦金融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议会里有人呼吁严厉整肃银行家们。作为大冲击的一个部分，政府成立了新的证券和投资委员会来监督一些自律组织。吉尼斯事件之后，改革者们想要加强这个委员会，使它更像美国证券委员会，而不应再是一个金融城主宰的团体。有人建议在收购期间，向购买股票提供第三方担保应视为非法（“西利格条款”）以及阻止在兼并结果中有商业利益的公司购买股票的“里克利斯条款”（因申雷工业公司的梅舒兰·里克利斯而命名）。伦敦金融城进一步从老朋友关系网络转成接受更为严格监管的金融中心。
在等待无休止的政府调查结果的过程中，摩根建富发现自己犹如身陷囹圄。1987年5月，欧内斯特·桑德斯被控损毁和伪造吉尼斯文件被捕。当年下半年罗杰·西利格被控伪造250万英镑发票，并将至少其中一部分用于补偿“发烧友”成员而被捕。西利格进一步被控企图制造错误市场，并在贸易和工业部1986年12月上旬对摩根建富第一次袭击后两个星期偷走了100万英镑。另有5名金融城著名人物被捕。
那年，兼并监督组裁定吉尼斯在酿酒公司大战中违反了规定，这使吉尼斯有责任向前酿酒公司的股东支付8500万英镑的补偿。吉尼斯可以挺得住这一打击。但如果吉尼斯公司转过来反诉摩根建富，那么，这家相对较小的银行就会摇摇欲坠了。摩根建富的官员们在这场贸易和工业调查中一直生活在噩梦中，吉尼斯可以给它致命的一击。
然而，这种结果并没有发生，吉尼斯似乎无意对它造成致命的伤害。公司长期的竞争对手华宝踩着摩根建富流血的躯体敏捷地登上了兼并业务第一名的位置，但在1987年摩根依然坚守在第二名的位置上。如果只看上市公司，它在当年实际上保持住了头名。客户基本上保住了，雇员也没有大量地流走。可能最恼火的要数第三世界的客户，他们与摩根建富打交道主要是因为摩根上等典雅的名望，但现在却成了在跟一家有污点的银行交往。
1987年上半年的几个月中，摩根建富还受到英格兰银行的保护，彼得·凯里爵士——一位矮个、大胡子、受人尊敬的前公务员被指定担任董事长。公司不能再纵容收购明星，对他们放任自流。委员会、行政机关和严密的管辖——这些都是必要的纠正手段。吉尼斯事件暴露了公司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以及“寡头政治”式的管理缺陷，这种管理方式把公司当成私人合伙制。年长的执行董事们和年轻的收购艺术家们相距甚远。由于兼并专家现在需要受更多的纪律制约，一些人辞职了，包括著名的乔治·“特迪”·梅根和纽约兼并小组的大多数人。
一位离任的“明星”说：“他们要给从来是光背的野马安上马鞍，这里从前是一个充满生机、自由创新精神的机构，人们就是冲着这一点来的。现在最富有冲劲的商人银行开始成立各种委员会。但这一特许权从来就不是建立在谨慎、程序和相互制衡的基础之上的。里夫斯和沃尔什创造了一个魔术般的气泡，一个火爆的公司，现在没有机会再做到这一些了。”而英国的许多人却因此会说“阿门”——但愿如此。
在收购刚刚完成后，摩根建富的一位官员曾对报界说：“如果我们告诉具备桑德斯才干的人说，兼并监督组的规则规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那么他就不会用摩根建富了。”(20)这种曲解或修改规则的习惯20年来一直在无情地发展着。而这种习惯现在把摩根建富直接引入了危境。摩根这个名字一直是诚实和信任的同义词。由于发生了吉尼斯事件，现在它成了现代伦敦金融城丑闻的一个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