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J.P.摩根公司——摩根担保公司的控股公司——已经从海外20多个营业所得到一半的利润。摩根银行在全球的迅速发展居然没有冲淡职员的凝聚力，真是一个小小的奇迹。正如帕特·帕特森所说：“我们严密紧凑地从事全球的业务。”(1)银行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从在餐厅里提供免费午餐到轮换负责人等，来保持血缘亲近的感情。拒绝在国外开设分行的做法，能够集中使用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强了亲密的关系。模样显得像大伯、秃顶的沃尔特·佩奇在1978年接替帕特森担任董事长，他说：“我们在这里就没有分行系统，因此到德国或英国去搞分行系统有点像鱼儿离开了水。”(2)

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摩根在巴黎开始进行证券承销业务时，欧洲市场究竟定在何处尚未明了，甚至日内瓦和苏黎世都在竞争。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石油景气的时候，伦敦脱颖而出，以暴风雨般的速度把欧佩克（OPEC）的剩余资金输入债务国家。霎时间，伦敦金融城的美国银行比华尔街还多！它们一头扎进欧洲美元银团贷款，从而形成了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的滥觞。拉丁美洲国家支付的贷款利率，远远高于本国公司支付的利率。在赌场时代，这些公司绕过银行，在证券市场上筹资。因此，各银行纷纷对拉丁美洲提供贷款，一时间趋之若鹜的情形，典型地反映了这些银行商业贷款业务的恶化。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工业国家吸收了大部分跨国贷款，而现在向外筹资的已经不仅仅是工业国家了。

向拉丁美洲贷款而后发生违约的循环至少可以追溯到1820年代。在大萧条时期，除了阿根廷以外，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都有外债违约行为。银行家们狠狠地教训了这些国家，今后它们将永远不可能得到贷款。然而，在伦敦浮华的交际场合中的年轻银行家们，很容易就把这段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他们提供的巨额贷款还是给了这样一些国家。作为一家受人敬重的老字号银行的成员，摩根人的记忆力应当更好，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也确实如此。70年代后期的一位高级信贷官布鲁斯·布拉肯里奇回忆道：“刘易·普雷斯顿和我花了很多时间谈论这两者的相似之处。我们往往提到英国向我们提供的铁路贷款。当年J.P.摩根和皮博迪筹集的用以建设美国的资金，和我们为巴西的伊泰普大坝提供的资金是属于同一种性质的。这里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3)可惜的是，将这两者相提并论是错误的，它忽视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灾难性的先例，而且还忽视了美国在19世纪的许多州政府贷款和铁路贷款发生坏账的事实。这段历史像幽灵一样骚扰着乔治·皮博迪，后来也使摩根对任何一笔贷款的批准对欧洲债权人来说是如此神圣。

在上几代人中，罗斯柴尔德、巴林和摩根向拉丁美洲提供贷款都是通过发行大量债券进行的，风险由成千上万的小额投资者分担（据估计，在20世纪30年代约有50万美国人持有分文不值的外国债券，无法脱手）。相比之下，现代的拉丁美洲贷款都采用银行债务的形式，风险集中在银行系统。像摩根担保公司和花旗银行等这些大银团管理者，为组织一笔贷款所必须联合的银行可达200家之多。如果这样做分散了风险，那么参与者的数量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为什么银行不发售拉丁美洲的债券？布拉肯里奇解释说：“因为这些债券无法销售出去。”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警告。(4)因为只有极少的发展中国家发行销售债券，所以摩根士丹利和其他的投资银行大多没有遭遇到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之苦（摩根建富用美国的标准来说既是商业银行又是投资银行，参与了向巴西和其他国家的出口信贷和银团贷款）。所以投资者不敢涉足之处，银行则蜂拥而至。这固然使以前债务危机中“小百姓”流血的情况得以避免，但也为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大动**播下了隐患。

因为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起因是阿拉伯石油美元存款的输出，所以银行后来都指出当时是经官方的批准才提供这种贷款的。事实上，华盛顿和其他的西方政府都怯懦地把这个问题的责任推给私人银行。但是，正如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赔款和协约国的战争债务那样，即使贷款是有官方明确的批准，也并不保证在遇到问题时政府一定会给予支持。人们普遍会讥讽外国欠债的人花钱大手大脚，更不必提银行家们贪得无厌，从而妨碍政府去解决问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丘奇参议员如此担心的石油美元讹诈并不是真正的问题。由于银行保持石油美元并把它贷给拉丁美洲国家，它们伤害了自己和世界经济。

摩根担保公司是美国在对拉丁美洲贷款问题上改变态度的前导。在20世纪20年代，这家银行骄傲地吹嘘它拒绝了多少南美的政府。20世纪4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主张向巴西提供战后贷款，汤姆·拉蒙特为此惊得目瞪口呆，而拉塞尔·莱芬韦尔告诫世界银行行长约翰·麦克洛伊不要向该地区提供贷款。20世纪50年代，以欧洲为中心的摩根把对外贷款大多限于英国和法国。但是，随着它的核心贷款业务在赌场时代遭到削弱，它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突然作为“MBA”银行出现而声名鹊起。这个称呼取自拉丁美洲三个最大的债务国英文名字的首字母——它向墨西哥提供了12亿美元贷款，向巴西提供了18亿美元贷款，向阿根廷提供了7.5亿美元贷款。华尔街最保守的银行把最大的国外本钱押在巴西，正表明了它为了利润而日甚一日地依赖风险更大的贷款。

若干使人高枕无忧的幻觉影响了判断。一个幻觉是国家不可能破产——这种无稽之谈和花旗公司的沃尔特·里斯顿有关，这几乎是颠倒历史事实。150年来主权债务违约屡见不鲜，即使是非常挑剔的老摩根财团，最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背上了对奥地利、德国和日本贷款的大量欠款。债务违约的近例则更多，包括1949年的中国、1961年的古巴和1974年的北朝鲜。银行可以对公司取消抵押品赎回权，但不可能对国家如此办理，从而使后者更加不把还款当回事，而政治风险总是由经济风险积压起来的。

另一个让银行家们宽慰的因素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20世纪70年代时，炮舰外交已成为历史。由于外交政策的原因，华盛顿更加希望安抚拉丁美洲国家政府，而不是拿贷款来威胁它们。银行家们不愿意到外国去折腾，特别是他们现在在海外已有了分支机构。在1976年，当秘鲁濒临破产之际，花旗、摩根和其他银行以紧缩政策为条件，提供了4亿美元的贷款。由于食品和汽油需大幅度涨价，在利马发生了骚乱，引起了对美元外交的新的谴责。这种反作用使银行大惊失色。国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要解释为什么没有吃的，只要说摩根财团和美帝国主义如何如何，就很容易煽动农民。”(5)银行家们被负面影响蜇伤以后，就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来，作为代理人来顶住债务国的政治批评。这是一块有用的挡箭牌，可在后面推行痛苦的经济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贷款规定了严格的条件。由于各银行的贷款要以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规划为条件，基金组织的权力大大增加。问题是基金组织只解决临时性的收支不平衡，而不是旷日持久的债务问题。谁也不知道它的正统药方——削减支出、取消补贴和紧缩经济——究竟是恢复经济还是逼着这些国家还债。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一些强大的国家，如巴西，完全绕过基金组织，只向商业银行借款。然而，不管基金组织有何局限，它却使银行家们相信他们对这些误入歧途的债务国有某些控制力量，能迫使他们实施健全的政策。在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之时，基金组织真的对债务国实行了某种形式的控制，那是前几代的银行家们闻所未闻的。

银团贷款的结构使众银行推卸责任，随波逐流。全世界1500家左右的银行都一头扎在业务娴熟的摩根或花旗等一家银行的怀里，尤其是在巴西。对国外贷款往往是小银行陌生的业务，它们就把审查贷款的事交给大银行去做。在一个由传真电报驱动的芸芸众生的世界里，银行往往会收到大多以格式固定的语言发来的简短的“报价备忘录”。通过众多的1000万美元的参与，就可以组织数百亿美元的贷款。到70年代末，一场残酷的价格战大大降低了贷款的利润，以至不能反映所承担的巨大的风险。一位参与其中的摩根银行家说：“到70年代时，放款者和借款者都已疯狂得一发不可收拾，事情显然已经无法控制。”一个庞大的机制疯了。

和大多数银行相比，摩根似乎更想回避这棵疯狂的摇钱树。1979年，它的伦敦银团业务是由一位名叫玛丽·吉本斯的年轻女子负责的，她是史密斯学院毕业的，以强硬闻名。《机构投资者》撰文说：“31岁的吉本斯行使着摩根担保公司在欧洲货币市场上的所有权力，也许不能说她是整个国际银行业世界中最有影响的女性决策者，但毫无疑问在伦敦金融城是如此。”(6)她甚至对英国、瑞典和加拿大的信贷都举步不前，担心标准降低。但是，总的来说，摩根也被卷入了银行家们自杀性的冲锋陷阵之中。摩根以前的一位银行家回忆说：“许多贷款都是很不慎重的，是逼着这些国家接受的。只要能把一项贷款借给一个政府，他们什么都干。”

巴西是摩根的一个新客户，摩根和巴西的关系是最为复杂和最让人头痛的。即使是摩根财团给巴西当顾问，这个国家也不愿允许它在那儿开设分支机构，华尔街23号为此愤愤不平。摩根以前的一位官员说：“他们说如果摩根开设了一个分支机构，那么摩根就会一统天下，这样政府就不得不对其他40多家银行开放。这实在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摩根人对巴西的贷款非常引以为豪，这些贷款似乎都是用于经营良好的采矿业和电力企业。受益者包括由世界银行支持的伊泰普水电项目。摩根银行还夸口说巴西的信贷形象非常好——即该国各项贷款的到期都互相错开，安排得当。听摩根人的口气，好像历史欺骗了他们，使他们如此出色的巴西贷款显得很糟糕。

在拉丁美洲，摩根是个后来者，因此它当巴西的首席顾问是了不起的成绩。这是一位国籍混杂的迷人的年轻银行家施展才能的结果。此人名叫安东尼奥·格鲍尔，出生在哥伦比亚一个原籍德国的富裕的委内瑞拉酿酒商人的家庭，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商学院，娶了一位巴西太太。他在摩根时保留了委内瑞拉国籍。他身材矮小，一头沙色的头发，戴一副角质架的眼镜，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德语和其他语言。他讨人欢喜，又很急躁，聪敏伶俐，但是易于鲁莽傲慢。当他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摩根工作时，国内的银行家们都像国王似的，他似乎没有什么晋升的机会。后来，在70年代随着对拉丁美洲贷款的急剧增加，倾向欧洲、亲英的摩根银行发现他们有格鲍尔真是天意，能使他们在拉丁美洲赶上大通银行和花旗银行。格鲍尔的老板乐不可支，给了他很大的权力。

托尼·格鲍尔开拓新的业务，成绩辉煌，深受巴西官员的信任。他在上流社会里广交朋友，也许和每个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都能相互以名字称呼。在70年代回笼石油美元的狂热时代里，格鲍尔是个坐着喷气式飞机环球旅行的大明星，巴西咖啡种植园里的常客，里约热内卢八卦专栏作家常报道关于他的种种活动。他在巴西电视上露面，他的照片登在该国最大的新闻杂志《请看》的封面上，成为巴西-美国商会的主席。摩根银行会容忍这种令人注目的方式来从事银行业务，实属罕见。其他银行目睹这一切，十分惊奇。在美国，格鲍尔在他的东边公寓或周末在他的东汉普顿家里举行排场极大的招待会。他的周末宅邸叫作“萨玛巴依亚”，葡萄牙语为“蕨类”。巴西年轻的中央银行行长卡洛斯·兰戈尼在那里度周末。格鲍尔一直对巴西的贷款利率按摩根的成本加两个百分点计算——加息率带来如此之高的利润，以至于人们不去好好考虑这些贷款是否可靠。

银行高层间或也对这样大肆贷款有所担心。有一次，帕特·帕特森董事长荣获巴西的表彰，被授予“该国最佳银行家”的称号。他略有点不安，私下对沃尔特·佩奇行长说这种成就有点可疑：“下回我们最好不要再因得奖而弄得一塌糊涂。”(7)但是，这只是瞬间的疑虑。银行家们把对每个国家的风险限度一点一点地放宽，就没有看到危险在不断地增加。布拉肯里奇回忆道：“我们没有说：‘我们应该把多少资本投入到这些贷款中去？’我们就这么做了，但是我们的确没有说：‘嘿，我们决不能因为有风险加息率而把我们50%以上的资本放到对巴西的贷款中去。’”(8)

尽管格鲍尔神通广大，但是摩根银行面对巴西大手大脚花钱，引起通货膨胀的做法，却没有多少力量能加以遏制。1980年，摩根好说歹说叫巴西去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无济于事。后来，摩根银行自己去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了解巴西的全面情况——这样做的用意是增加市场的信心。身材短小矮胖、戴着眼镜的巴西计划部长德尔芬·内托非常生气，他认为摩根在背着他的国家调查他们的情况。因此，银行发现要想监督主权客户而又不得罪他们，实在很难。他们逐渐陷入了这种局面，成了债务大国的人质。直到1982年，这种枷锁的全部约束力才充分地表现出来。此时，大家都重新发现了这句古老的格言：债务人欠债足够大，就能控制银行。

1982年4月爆发的福克兰岛战争[50]，为拉丁美洲贷款罩上了一层乌云，使人们感到整个地区不稳定。阿根廷入侵福克兰岛以后，英国采取了报复行动，冻结了该国在伦敦的资产。敌对状况结束以后，摩根财团进行了秘密外交，以修复两国的关系。英国和阿根廷两国的中央银行不知该如何恢复关系又不丢面子。由谁来促成对话呢？现任主管拉丁美洲业务的高级副行长托尼·格鲍尔当了协调人。两个中央银行的代表飞到纽约，深藏在华尔街23号的会议室里——进行了解冻的接触。

战争以后，银行要明确区分拉丁美洲的债务国，变得越来越困难。摩根认为巴西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典范，投资于健全的基础设施，对此观点地区银行不敢苟同。相反，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债台高筑，有90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为世界之最，靠每月15亿美元的借款来支撑。摩根敦促巴西经济学家卡洛斯·兰戈尼到纽约来演讲，以稳定人心，而且还采取不寻常的举动，让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比奇特尔的总裁，70年代摩根的董事——和巴西财政部长厄纳尼·高尔维斯一起接受巴西-美国商会的表彰。舒尔茨很少同意做这种兼公带私的事。

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它不能履行870亿美元外债的还本付息，此举使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形象黯然失色。这些国家都被淹没在共同的经济洪水之中：利率上升、全球衰退和商品价格暴跌。1982年9月21日，美国驻巴西的大使兰霍恩·莫特利向国务院报告说，墨西哥的困境已经使人们对巴西的债务躲得远远的：“日本银行退出了市场，欧洲银行吓破了胆，美国的地区银行不想理会巴西，美国的大银行处事特别谨慎。”(9)

1982年10月，在巴西总统在联合国发言的掩护下，内托和高尔维斯到华尔街23号秘密会谈。各银行被墨西哥吓得惊魂未定，拼凑了给巴西的30亿美元短期贷款。内托和高尔维斯真不知道，巴西如果得不到25亿到3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再加上调整期限以降低利率和延长本金的偿还期，怎么才能避免违约。按照发生这种危机时的常规处理方式，信贷业务量最大的银行通常负责债务偿还期的重新安排。但是，巴西对托尼·格鲍尔信赖备至，即使其他4家美国银行的债权更大，仍要求摩根来主持这庞大的救助活动。花旗银行对巴西的贷款达46亿美元，理所当然是牵头者。为了防止刺伤对方的感情，格鲍尔建议花旗银行作为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他对巴西人说：“你们必须按适当的礼仪来办事。”花旗银行表示默许，杰勒德·芬纳兰任花旗银行的代表。

选择摩根和花旗银行有着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华尔街的有些人认为，摩根在巴西开设分行的努力遭到挫折，因而抓住联合主席的位置。这个看法激怒了摩根。也许更加符合实际的原因是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和刘易·普雷斯顿之间的特别亲密的关系。普雷斯顿在1980年接替沃尔特·佩奇任摩根董事长。这个鲜为人知的关系从未在新闻界披露，然而精明者有时发现，在金融危机时期，在普雷斯顿的行动背后，是保罗·沃尔克的巧手在活动。1980年，普雷斯顿主持了一场挽救亨特兄弟公司的行动。亨特兄弟因企图垄断白银市场而倒闭，几乎拖垮了贝奇和其他的经纪商。亨特兄弟公司算不上是典型的摩根客户，然而摩根银行应沃尔克的要求采取了救助活动。

沃尔克显然又把普雷斯顿作为代理人来处理巴西问题。正如摩根财团在20世纪20年代为政府的行动提供了方便的后备渠道，沃尔克可以通过普雷斯顿来指挥紧急救助，而不张扬他本人的作用。摩根对巴西的贷款数额相对较小，这是有利之处。一位深得普雷斯顿信任的人解释说：“在1982年秋天，沃尔克对刘易说，摩根必须负责这个委员会。他要求摩根接过巴西的贷款，因为摩根的风险比华尔街其他银行要小得多。如果必要，摩根可以多承担一些巴西的贷款，而不会弄得不可收拾。”（应该说，其他银行对这个解释嗤之以鼻，认为是格鲍尔的关系。）自亨利·亚历山大以来，没有任何一位董事长像普雷斯顿那样充满着摩根意识：正人君子理应品行崇高，应有华尔街的政治家风度。普雷斯顿的这位心腹说：“刘易越来越多地考虑这个制度，甚至不顾有损于这个银行。”他总是抱怨花旗银行，他往往看到它做事很自私，单方面行动，而不考虑大家的利益。

就像在两次大战之间时的那样，债务危机使美国银行和欧洲银行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巴西的债务有一半以上挂在非美国银行的账上，然而只有摩根和花旗两家银行在唱主角，就像以前许多银团贷款一样。伦敦金融城的有些人怀疑巴西把摩根作为其宠爱的银行，以获得宽宏大量的待遇。劳合国际银行的盖伊·亨特劳兹担心巴西的策略是和纽约的银行勾结起来搞成一个交易，然后把私货塞给欧洲人。那年10月，他拒绝了巴西提出的紧急贷款的请求，除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也给予贷款，并有死板的紧急条件。因此，由摩根和花旗银行组成的清一色的美国队领导了第一阶段的巴西救助活动。

80年代的债务救助活动既反映了金融方面的利害关系，也说明了全球的政治现实。美国银行几乎囊括了协调委员会。日本对第三世界的贷款仅次于美国，然而在最初的救助活动中，只有对拉丁美洲贷款最多的东京银行作为唯一的、象征性的代表。正如美国作为崛起的金融大国曾在20年代听命于蒙蒂·诺曼有智谋的领导，而今日本即使在赶上华尔街的时候，也得向保罗·沃尔克的权威鞠躬。直到80年代末，日本才开始要求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发言权应与它作为新的金融大国的地位完全相称。

在20世纪20年代，汤姆·拉蒙特曾代表了全球20万个墨西哥的债券持有者。在当代棘手的庞大债务危机中，摩根和花旗银行必须对付一个庞大的官僚怪物——向巴西提供大大小小额度贷款的700家左右的银行。这两家银行和巴西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密地炮制了一个救助计划之后，就在1982年12月20日把巴西的债权者召集到纽约的广场旅馆。卡洛斯·兰戈尼向他们宣布巴西不能履行1983年到期债务的还本付息，使他们大吃一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雅克·德拉罗西耶向他们披露了一项复杂的分成四部分的摩根-花旗救助巴西计划。花旗银行将重新安排40亿美元的本金，大通银行将继续保持贸易信贷，银行家信托公司将恢复对巴西的短期“银行间”信贷限额。关键是摩根将牵头为巴西筹措一笔44亿美元的新贷款——是摩根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贷款。

这个计划开创了一个命中注定的先例：以增加债务来“治疗”债务危机。在这场游戏中，银行家们一手把更多的钱借给巴西，另一手又拿回来。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虚假的账面价值能得以保持。银行家们组织一个新的庞大的银团贷款，作为救助，提高了利率和债务重新安排费。多年来盛行的这种贪得无厌难以制止。欧洲人在一旁瞧着心里直难受。固执、秃顶、善言的盖伊·亨特劳兹成为英国处理拉丁美洲债务问题的关键人物。他说：“这简直就是一场美国招待会。巴西人光听花旗和摩根的，概不征求别人的意见。让我们回家去，听候指示。这样做给我们的印象极坏。”(10)

华尔街银行和地区银行之间的关系顿然紧张起来。前者对巴西负有不可撤回的巨额承诺，后者则想减少相对较小的损失而一走了之。一位德国银行家评论道：“我参加了这些会议，发现这些人都是乡巴佬。美国的大银行提供了贷款，并把部分贷款卖给了小银行。而这些连波罗的海和巴伦支海都分不清楚的人都大哭小叫‘把钱还给我。’”(11)这样的分歧使大小银行彼此怨恨，破坏了第一场救助的气氛。

在1983年上半年，摩根信贷官员夜以继日地筹措44亿美元。虽然这笔巨额贷款在惊人的两个月之内安排到位，但是，托尼·格鲍尔也由此遭到怨恨，因为他体现了华尔街银行挥舞大棍的处事方式。小银行都感到他们被迫参与其中，而有些人对格鲍尔的高压手段愤愤不平，不愿提供新贷款。(12)但是又不敢和联储及华尔街银行唱对台戏，只能满腹牢骚地执行这个计划。

1983年2月24日，巴西在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举行宴会，感谢银行家们的救助贷款。在吃甜点时，巴西人露出口风，他们可能也不会对这些新贷款按时还款。尽管如此，第二天在广场旅馆，被搞得焦头烂额、无可奈何的几百个银行家在摩根和花旗银行为他们安排的贷款协议上签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巴西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看上去是一个成功的大圆场。

这种成功是虚幻的。尽管许多银行承诺了摩根牵头的44亿美元贷款，但他们也相应地减少了对巴西的短期信贷限额。有些银行就这样暗中报复。这种金融戏法冲淡了贷款的效果。格鲍尔看到这些银行破坏协议，不禁大怒。这套骗局使他怒不可遏，因为在他怀疑不守信用的银行中，就有花旗银行——救助活动的联合主席。到1983年春天，巴西未能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经济改革目标。基金组织和各银行都停止了对巴西的紧急支付。巴西的短期信贷限额不断减少使联储十分惊恐。5月31日，沃尔克召集普雷斯顿和其他的董事长商量救援活动。联储听到关于格鲍尔对待地区银行的态度的报告后非常担心，而普雷斯顿害怕他会疏远那些英国银行。格鲍尔在会上公开和花旗银行的芬纳兰争吵，使银行家们更加士气低落。于是联储作出决定，由曾经主持过救助墨西哥工作的花旗银行的威廉·罗兹代替格鲍尔。

这对骄傲的摩根真是当头棒喝，尤其是考虑到摩根和花旗银行之间的对峙。当时纽约联储银行的总裁安东尼·所罗门评论道：“摩根非常热衷于巴西，无奈主席这把交椅被夺，心中着实不快。”(13)摩根的有些人抱怨花旗权欲熏心，要把巴西像墨西哥和阿根廷一样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然而，恰恰是普雷斯顿要求花旗银行董事长沃尔特·里斯顿帮摩根卸下领导负担。华尔街23号暗自松了一口气，因为它本来就不习惯在债务谈判中出头露面。摩根一位前官员说：“人们从来没有把摩根和拉丁美洲混为一谈，而这一下突然成了大包袱了。”格鲍尔的作用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该银行对拉丁美洲令人难堪的巨额信贷上。

在第二轮巴西救援中，比尔·罗兹认为格鲍尔形象不佳，不想和他共事。他请摩根的莱顿·科尔曼作为副主席，以安抚摩根银行，请劳合银行的盖伊·亨特劳兹任另一位副主席，以安抚英国人。这次债务的重新安排更体现了全球化的特点，极大地加强了债权者的团结，避免了国家之间的互相残杀，而这种残杀在30年代曾使商业银行大伤元气。在第一轮救助中，主要是由商业银行来解决问题。而现在罗兹要使债权者的政府更多地参与，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联储和国务院联手。他的行动肯定了主权贷款本质上是属于政治性质的——这是老生常谈。

托尼·格鲍尔的“幽灵”并未完全被放逐。1983年夏天，随着巴西经济的恶化，罗兹决定采用秘密谈判的方式，希望强硬的口气能使巴西人有所震动，从而能采取有力的行动。1983年8月16日，罗兹、亨特劳兹和科尔曼乘私人飞机飞到巴西。罗兹和亨特劳兹因为有科尔曼而感到紧张。这倒不是因为私人原因，而是他们担心他和格鲍尔已经互通了信息。在巴西利亚，他们相信他们最担心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在财政部长高尔维斯的家里和内托、兰戈尼及其他官员会晤时，他们提出了严厉的警告。罗兹开言道：“我们不可能再长久地把那些银行凑合在一起了。”科尔曼附和说：“你们应该用一个声音说话。”亨特劳兹发表了一个戏剧性的演说：“在巴西利亚有一种大溃败的气氛，使人想起了在敦刻尔克大溃败之前的法国。”(14)因为内托从来没有听说过敦刻尔克，接下来就上了一节短短的历史课。

亨特劳兹感到他们已经失去了让对方震惊的最关键的因素。他相信已经有人给巴西人通风报信了。亨特劳兹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有确凿的证据，科尔曼的老板格鲍尔早已把我们的计划电话通告了巴西人。我们对此没有任何疑问。”他认为格鲍尔或者想讨好巴西人，或者是出于嫉妒而想破坏第二轮救助。最后，格鲍尔再也没有重新进入这场游戏。有人说他在摩根的前途此后就终结了。银行家们都认为，罗兹的新班子创造了一个更加合作的气氛，发挥了银行之间共同做出牺牲的精神。

归根结底，第二轮救助是应付债务危机更加可行的方式，使不可避免的结局得以推迟。商业银行的集体力量按住了高压锅盖，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些庞大的全球银行比20年代的投资银行有更多的杠杆，能使债务者无法断然赖账。他们的办法之一是取消违约国的贸易信贷，或者减少他们的隔夜“银行间”信贷限额。其结果，在80年代，这些银行能够逐步提高坏账准备金，经受危机，而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债务国家的生活水平却一落千丈。在80年代的大部分年代里，贝克计划——即以提供新贷款以换取经济改革的原则——被捧为危机的解决方法，得到了刘易·普雷斯顿的支持。但是，预期的经济增长始终没有出现。相反，由于利息负担过重，尽管工业国家持续景气，拉丁美洲经历着严重的衰退。拉丁美洲债务国如何能经受下一轮全球衰退，而不发生大量的违约，实在是不甚明朗的。

巴西的债务经过多次重新安排，已经达到1210亿美元，尤如巨魔般扼住了它的咽喉。1987年2月，巴西宣布暂停还本付息，延期还款一直持续了一年半之久。在20世纪70年代被视为模范债务国的巴西老实不客气地使摩根大失所望。1988年初，阿根廷停止还款，拖欠款达数十亿美元之多。在处理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尽管诸银行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和聪敏才智，但这次的结局却仍和早期的违约浪潮令人沮丧地相似。1989年，老布什总统的新政府承认，唯一真正的出路是债务豁免。到这个时候，阿根廷的暴徒们已经在抢劫超级市场，跟以前在巴西发生的情况一样。1989年9月，摩根银行在其坏账准备金上增加了20亿美元，对期限较长的贷款完全损失做了准备，从而承认其拉丁美洲债务是无可挽回的大失败。摩根对第三世界的尝试暂时中止。

巴西的债务危机的另一个结局是打破了摩根不可战胜的形象，并使所谓“只有摩根才不为赌场时代的腐败所影响”的概念成为无稽之谈。托尼·格鲍尔即使在主持巴西救助计划的时候，他过的秘密、非法的日子也说明他是个侵吞者——后来大家也都非常尴尬地对这个说法含糊其辞，因为这听起来像是劣等骗子伸到钱柜里的贪婪之手，根本不像世界上的大牌银行。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高额融资的世界里侵吞是非常罕见的：在这里人们大把大把地赚钱，如果还嫌不够，总有合法的方式来拿钱。

奇怪的是在华尔街23号，大家对格鲍尔毫不留意，有一种不去管他的倾向。他所享受的企业家的自由，在摩根是十分罕见的。后来大家回忆起他令人怀疑的铺张和恣意挥霍的结果——一套500万美元的曼哈顿双层公寓，在东汉普顿价值总共为200万美元的两套房子，法国的一套公寓，以及在巴西的一个咖啡农场的股份。这和他一年15万美元的收入很不相称。沃尔特听说格鲍尔从长岛的牛尾洲岛上的一个富有的朋友那儿买了一条游艇，微微一惊。到后来，这些细节才组成一个整体而使人豁然开朗。

之所以无人对格鲍尔提出疑问，有两个原因。大家都有一个模糊的，也算是较为正确的概念：他来自委内瑞拉一个富裕的家庭。更重要的是，他为银行获取了数千万美元的利润，补偿了该行在巴西开拓业务落于人后因而有失贵族身份的隐痛。从1981年到1984年，格鲍尔作为摩根主管拉丁美洲的高级副行长，控制了除北美以外摩根对西半球的贷款。在一个长期积压有才干的年轻管理人员的银行里，他是少数不可替代的明星之一。

除了巨额贷款之外，格鲍尔还负责监管数百个拉丁美洲商人的账户。从技术上说，这些都不是私人账户，而是属于和银行有商务关系的负责人的——这是摩根引以为荣的技术，用以博取有影响者的友谊。1976年，格鲍尔开始把有些巴西人账户上的钱转出去，以装修他的双层公寓房。到后来，他动用了四个账户，其中包括一个大地主和一个建筑大王的账户。这些钱大多数存在六个巴拿马控股公司，他从中给自己开银行本票。这样非法挪用款项的情况持续了9年，达到600万美元——此事发生在一个以内部控制严密为豪的银行里。在巴西债务危机救助的过程中，挪用的情况居然始终没有停止。

这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侵吞问题，因为格鲍尔显然利用了某种形式的“外逃资本”——为逃避税收或外汇控制而从拉丁美洲非法转移出来的钱。甚至就在他提取这些钱的时候，大家还在讨论这些外逃资本如何破坏他和摩根银行主持的债务救助活动的问题。当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在筹措数十亿美元新贷款的时候，它们那些不忠诚的、缺乏道德的国民正往手提箱里塞满钞票，飞到北美去开账户。向拉丁美洲提供巨额贷款的华尔街的大银行引诱资本外逃，最后把新近借出去的钱又作为存款吸收回来。

摩根和其他银行在从事国际私人银行业的招牌后面，还帮助有钱的拉丁美洲人投资于海外信托和投资公司。这些办法可以帮助那些无所顾忌者逃税。在70年代，摩根担保公司和其他的银行还在迈阿密开设了分支机构，以利用来访的拉丁美洲的个人财富。摩根的保密账户一旦被人滥用，就会成为非法活动的绝妙掩护。华尔街所有银行都有难得露面的神秘的拉丁美洲存款户主。《财富》杂志在1982年说：“他们特别不要每个月的对账单或其他任何邮件寄到他们本国去。他们的账户在摩根或其他银行那里都贴上‘保存邮件’，他们有时亲自到银行来看看账单。”(15)

根据极端的估计，商业银行得到的外逃资本存款超过它们对拉丁美洲新提供的贷款的数量，使它们成为从该地区的净借款者。据估计，外逃资本转移的资金占墨西哥借款的一半，占阿根廷借款的三分之一。像不少人一样，摩根的经济学家里默·德弗里斯对此深为不安，他说：“外逃资本加快、加剧和加深了现存的问题。”(16)摩根董事长刘易·普雷斯顿同样非常担心，他在一次年会上说：“这是各个银行的严重问题。如果墨西哥在海外的投资——如果那些利息——能回到墨西哥，就可以弥补他们的还本付息。”(17)即使美国银行可以合法地接受外逃资本，摩根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凡属可疑的账户来源和目的，都要向存款者问清情况。然而，格鲍尔显然在盗窃“保存邮件”活期存款。否则的话，为什么多年以后存款者才发现他们被窃？为什么他们不更加密切地注意检查他们的账户？据报道，一位被窃的巴西存款者五年没有去查账。

巴西人由于被禁止在美国开设美元存款账户，他们往往放手给华尔街银行很大的权限去管理他们的投资。格鲍尔从某些账户里提款究竟是否得到许可，后来也没有搞清楚——他的律师对此有所暗示。然而这其中不可能都没有问题，因为格鲍尔伪造了摩根的账单，然后寄给客户。为了堵塞账户上的漏洞，他搞到了摩根290万美元的贷款。如果他的客户同意他的做法的话，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不寻常的措施呢？

1982年，甚至在巴西摇摇欲坠之时，格鲍尔从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卡涛的巴西人的账户上提取了150万美元。这是卡涛把一位军火商介绍给格鲍尔而从该商人处得到的“佣金”。这又导致了摩根银行向该军火商提供3500万美元的贷款。或许格鲍尔感到对这150万美元有拥有权？同样奇怪的是，格鲍尔把侵吞的钱又转到他在巴西的个人生意中去，用这笔钱低息贷放出去，似乎他在进入银行系统，成为摩根银行的一个小小的竞争者。

托尼·格鲍尔没有任何正常的犯罪动机。这和常规案子不同，他的罪行不是与其在国际银行业中的失利巧合，而是与其惊人的成功巧合。他没有任何理由憎恨摩根银行或出其洋相。事实上，他对摩根银行的传统怀有深厚的、持久的感情，他在书架上摆满了摩根历史的书籍，并以属于摩根而感到无比自豪。他极大地牺牲了个人的利益，因为他本来能以他个人的关系网换取在一家投资银行获得一年100万美元的年薪。也可能他犯罪的目的是想留在摩根银行，同时又可按符合他幻想的生活方式过日子。他显然好几个月都没有去碰巴西人的账户，所以并没有一心想作案。这更多的是一种超越常规的举动，以满足他尽管事业上有突出成就却仍未得到满足的心理需要。

就像许多侵吞者一样，格鲍尔计划在将来做出赔偿。犹如他所拯救的巴西人那样，摧毁他的不是本金，而是沉重债务累计的利息——200万美元。在1985年夏末，经过二十四年的摩根生涯以后，他到了德雷克塞尔-伯纳姆-兰伯特公司，和迈克尔·米尔肯去搞一个“特殊的项目”，即把第三世界的债务重新包装成垃圾债券（20年代的解决方法）。摩根的有些人认为，他的事业被有争议的巴西债务重新安排给毁了。就在他离开以后不久，一位大惑不解的巴西客户使摩根对格鲍尔的罪行有所警觉，他的钱应该是存在纽约的，却从委内瑞拉电汇过来。这个时间似乎是个巧合：无论是巴西还是摩根都已经不再需要托尼·格鲍尔了。在他的罪行被揭露的时候，除他以外已经没有任何人会为此遭难了。摩根财团派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员和可信赖的戴维斯-波尔克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到巴西去调查。他们查出了格鲍尔的同谋——基思·麦克德莫特。他是一个副总裁，代表两个客户做摩根的生意而据说得到20万美元的回扣。摩根银行的调查者把这个情报送给了联储和美国地方检察官。格鲍尔受到德雷克塞尔-伯纳姆官员的指控后，当场就辞职了。

这件事情在1986年见报后，在巴西和纽约都成了头条新闻。世界上管理最好的银行怎么会九年没有发现这个丑闻？据说格鲍尔相信一个正在对付数十亿美元债务的银行是不会去注意区区几百万美元的。这个丑闻被披露后，摩根银行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其罪过不是无能，就是共谋。摩根银行把格鲍尔描绘成唯一的罪犯，发誓说最后没有一个客户损失一分钱。摩根银行发言人宣布说：“我们经过调查以后确信，错误的责任在于一个人。……我们认为指责其他人是不公正的。”(18)格鲍尔的话题很快地在华尔街23号成为禁忌。到现在摩根官员仍然感到难以提到他的名字，总是说“那个家伙”，似乎对他从来不太了解。

格鲍尔对他的指控没有反驳。为了避免侵吞的污名，他承认犯有银行欺诈、逃税和窜改账单的罪行。因为他报了几份假税单——有一年他的应税收入达到100万美元以上，可是他只报了21000美元——他应向税务署缴纳数百万美元的欠交税款和罚款。他也向摩根银行偿还了800万美元的本金和利息。他精明的律师斯坦利·阿金转弯抹角地提到外逃资本，暗示格鲍尔可能得到授权使用巴西的钱：“这种授权是以异常的、拜占庭式的关系为前提的，而这种关系在于银行家和外逃资本家之间很普遍。”(19)如此无拘束的言谈使摩根非常紧张，迫切想把此事了结。

1987年2月，悔恨的托尼·格鲍尔身穿蓝色的细条纹西服，站在罗伯特·斯威特法官面前接受审判。法官看到格鲍尔对生活表现出一种虚幻的狂想，代表了时代的贪婪。他对格鲍尔说：“你确实是一个魔鬼，银行世界里堕落的天使。虽然你在你的行业中已经达到了高峰，你有王子般丰厚的收入，但是你却像国王一样花钱。”(20)格鲍尔被判了三年半徒刑，但是实际只服刑了一半时间。

格鲍尔事件在摩根银行遗留下了很多矛盾，影响了许多人的前途。大约有五六个高级管理人员被调动工作。非常可悲的结局是，为在摩根就业而感到无比自豪的托尼·格鲍尔最终使这个银行蒙受了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