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界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摩根士丹利表面上仍然显得温文尔雅。《大西洋月刊》的一位记者在参观埃克森大厦顶端的6层楼时，对那种表现出沉着自信以及富有艺术性的褐色与赭色的室内装饰甚为叹服。“漫步于摩根士丹利的大厅，就如同倘佯在一幅圆顶办公桌与布鲁克斯兄弟公司服装所构成的风景画中。”这位记者感慨道。(1)虽然摩根士丹利在中东跌了一跤，但它却非常聪明地从石油业的繁荣中获得了很大好处——它为那些石油大公司安排了令人瞠目结舌的40%的筹资。作为为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融资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为环阿拉斯加输油管道私募了创纪录的17.5亿美元资金。1977年，它监管了英国政府拥有的10亿美元的英国石油公司股在华尔街这一头的上市业务，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股份上市。直至70年代中期，这笔业务一直列在摩根士丹利所经营的股票和债券上市业务的第一位。

摩根士丹利表面上似乎很宁静，实际上并不安分。每年，它都要发展一项新的业务：有价证券管理（1975年），政府债券交易及为机构提供的自动化经纪业务（1976年），以及通过购买旧金山的舒曼·阿格纽公司为富裕投资者提供的零售经纪业务（1977年）。老摩根士丹利引以为豪甚至沾沾自喜的事情，是其在人员雇用方面的巨大的可选择性。到目前为止，10年之内，公司雇员已从200人增加到1700人，而其资本则从750万美元猛增到1.18亿美元。由于增长速度之快，它已不能保持单一性质的公司文化。

作为这个新世界的缔造者，鲍勃·鲍德温经常被一连串的新业务弄得晕头转向。他凭本能知道需要将各种证券进行交易并予以分销，但他却从来不曾完全掌握这些陌生的业务。他发现，要适应市场行情起伏不定而且充满高风险的这样一个异乎寻常的世界是不容易的。毕竟，风险与老摩根士丹利是毫不相干的，它只做那些非常保险的事情。当一笔2000万美元的长期国库券的走势出乎意料时，鲍德温惊惶失措地召集了一次由所有高级合伙人参加的会议。另一次，当来自华盛顿的一个坏消息使市场行情出现下跌时，鲍德温则在大厅里固执地喊道：“市场行情应该看涨，市场错了！”然而这个世界是无法控制的，即使是像鲍勃·鲍德温这样强硬而固执的人也毫无办法。

鲍勃·鲍德温或许拯救了公司，但却摧毁了公司的灵魂。这个新的摩根士丹利是他的力量和敏锐的眼光的丰碑，是对不停变化的环境的一次聪明的适应。可是他却糟糕地使一个长期以来由特殊的团队精神所凝聚的公司充满了政治气氛。他的管理哲学就是挑起人们之间的相互争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工作实绩，但是却造成了一种紧张而令人不快的气氛。在该公司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高级合伙人投奔其他公司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争权在一个富有的大公司中是不可避免的。可鲍德温却使这种紧张气氛更加严重。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路易斯·门德斯和达蒙·梅扎卡帕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是公司新的交易业务中的双子星。鲍德温给了门德斯2.5万美元的奖励，而回过头去便将此事告诉了梅扎卡帕，并说门德斯的工作做得更出色一些。这样做不是愚蠢就是不懂体谅别人的感情。由于鲍德温变得越来越跟人过不去，难以相处，前世界银行行长的儿子比尔·布莱克便充当起大调停者的角色，在鲍德温和那些觉得很难直接与他接触和相处的人之间进行斡旋。布莱克通过缓和鲍德温暴躁的脾气，保持了公司的凝聚力，避免了银行业务人员与交易人员之间的彻底决裂，使公司没有遭遇后来雷曼兄弟公司所面临的困境。

对摩根士丹利辉煌业绩的主要威胁是公司那条著名的但己日显脆弱的政策，即要使公司的名字作为独家干事行出现在证券公司募资碑铭，也就是报纸上用黑色线条框起来的证券承销者名单公告栏的顶端。对于华尔街的公司来说，在募资碑铭上的位置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那些在募资碑铭上处于较高层次或栏目的公司，可以获得较大的份额分配。而那些小公司则要拼命挣扎着往上爬。在募资碑铭的各个等级中，所有公司都按字母顺序排列。在1976年的字母大战中，哈尔西-斯图尔特公司采用了其母公司的名字贝奇，才得以使自己的名字在募资碑铭上上升了几位。这决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情。1964年5月13日，沃尔斯顿公司在通讯卫星公司证券发行业务中一下子从募资碑铭顶端跌了下来，第二天，其执行董事弗农·沃尔斯顿便开枪自杀了，从而给这种募资碑铭下了一个新的可怕的贴切定义——墓碑[49]。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处于募资碑铭第一栏——称为加宽栏目——的公司是摩根士丹利、第一波士顿、库恩-洛布公司以及狄龙-里德公司。头两家公司带来的业务量最大，而摩根士丹利不愿放弃独家干事地位所拥有的独享利润。一位前执行董事解释道：“在我刚到摩根公司时，一位高级人员曾笑着对我说，我们唬着人们请我们做独家干事行，只有一半情况能这么办，但我们的情况仍然很好。”让公司的名字单独出现在募资碑铭的左上角会有一种自我陶醉般的安慰感。还有一种未公开的说法：在70年代以前，摩根士丹利缺乏销售力量，掩盖这一弱点的方法是通过牵头组织银团让其他公司进行销售。正如刘易斯·伯纳德后来所说，公司“必须要谨防华尔街明白皇帝是没有穿衣服的”。(2)尽管其他公司纷纷效仿摩根士丹利的独家干事行的战略，但没有一家能像它那样经常地取得成功。

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摩根士丹利不得不舍弃一些有权势的客户，因为它们要求有联合主干行承担发行业务（这方面早期的且众所周知的例子是摩根士丹利拒绝一家日本公司的要求）。

由于休斯顿工业公司坚持要求主干行应轮流坐庄，摩根士丹利便放弃了一项承销业务。另外，胜家公司为了答谢高盛公司所做的兼并工作，要任命高盛为联合主干行，摩根士丹利又放弃了该笔业务。然而这一做法却是摩根公司的永久性秘诀，这一秘诀使许多公司——从杜邦到J.P.摩根公司——在所有的承销业务上仍然乖乖地被束缚在摩根士丹利的黄金锁链上。

由于有多达两百余家公司参加了摩根士丹利组织的银团，它们都很害怕摩根士丹利不满意。1975年以前，摩根银团的总裁是弗雷德·惠特莫尔。此人聪明伶俐，说话尖刻，口若悬河，是皮尔庞特·摩根遗物的贪婪的收集者，人们称他为“教父”或“弗雷德神父”。他在华尔街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当威廉·西蒙当了几年财政部长后想回到所罗门兄弟公司时，是弗雷德神父向约翰·古特福罗因德说的情。70年代初期，许多人将赫顿公司令人吃惊的崛起归因于弗雷德神父的庇护，可他在排挤诸如雷曼兄弟公司之类的对手时却又毫不含糊。每次债券发行之后，弗雷德神父都将银团中每个公司的实绩填写在一些很大的黄色卡片上。有时候，银团的参加者谎报业绩或自己承担损失，用虚假的数字表明自己干得不错。

人们总有一种猜疑，认为摩根士丹利利用其独家干事行的权力挡住了竞争的威胁。“我们可以对它们的客户谈论投资银行的关系问题，但如果摩根公司知道了，他们可能会阻止我们而不是给我们50万股。”一位竞争对手在1975年这样对《纽约时报》说。(3)摩根士丹利对时常出现在报刊上的这些匿名攻击很是恼火。弗雷德神父创造了现代华尔街的阵容。他从加宽栏目中剔除了日渐衰落的库恩-洛布公司和狄龙-里德公司，而带进了美林公司、所罗门兄弟公司和高盛公司。在摩根公司历史上最可怕的竞争对手库恩-洛布公司被雷曼兄弟公司于1977年兼并之后，其高级合伙人约翰·希夫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次董事会上遇到了哈里·摩根。当摩根问及怎么会弄成这样时，希夫回答道：“哈里，你所选择的合伙人比我的合伙人强。”(4)希夫的话道明了一点，即摩根财团源源不断的力量完全来自于其优秀的人才。

但到70年代末期，摩根士丹利的独家干事行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给自己贴金的过时措施。试问，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当各公司的财务主任们有如此众多的证券承销公司可以选择，有如此宽畅的回旋余地时，你能捆住其手脚吗？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摩根士丹利从来没有令其与摩根担保公司的巴黎合资公司坚持独家干事行的政策。像通用汽车承兑票据公司这样一个忠实的国内客户，也公开地利用其他国外银行机构来进行其证券发行业务。1977年4月，摩根士丹利关闭了其设在巴黎的分公司，与华尔街23号最后决裂，转而在伦敦建立了其开展欧洲市场业务的核心机构——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澳大利亚自1946年以来一直是摩根士丹利最忠实的客户，当它投奔摩根的宿敌德意志银行时，摩根新公司大为震惊。这一事件不仅深刻地说明全球分销有了新的力量，也说明互相联系的金融市场更不是一个必定挂上某个人牌子的世界。

甚至在美国国内，也有一些新的力量在削弱着将公司捆绑在银行身上的锁链。自路易斯·布兰代斯时期以来，政治改革家们主张企业公司与投资银行之间应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是罗伯特·扬在梅迪纳大法官面前所作的证词中以及他为纽约中央铁路所进行的斗争中宣扬的观点。然而，这种体制还是存在下来了，因为许多公司都渴望与威严的摩根财团保持关系，这是资金短缺的旧时代的遗迹。但是，当资金不再需要作定量供应，而可以在不同市场以很多种方式获得时，银行又如何能对那些企业公司称王称霸呢？当新的金融中介不断涌现时，银行又能产生怎样的杠杆影响呢？从客户的观点来看，它们还有理由只与一家银行保持关系吗？答案是否定的。

因此，美国公司界现在所做的正是改革家们曾经为之奋斗的唯一事业。公司的财务主任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打破了银行的锁链。70年代，德士古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客户摆脱了摩根士丹利，直接向机构投资者发债。而其他一些公司则利用红利再投资计划或雇员入股计划来筹集资金。为了应付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公司的财务主任们就会采纳相互竞争的银行所出的聪明主意，以处理这些新的多变的问题。埃克森公司的杰克·贝内特专爱让摩根士丹利与其他公司竞争。他说：“我们决定，任何时候哪一家银行想出一个好主意，我们就会和他们谈。”当贝内特就债券发行创立了“荷兰式拍卖”，鼓励几家银团竞争时，摩根士丹利开始意识到其独家干事行的政策面临着致命的威胁。

对于摩根士丹利而言，末日来临的号角在1979年吹响。那一年，IBM为其新一代计算机的研制要发行10亿美元的债券，该公司要求摩根士丹利接受所罗门兄弟公司作为联合主干行来承担这笔业务。赌场时代的公司独立自主的一个有力证据是IBM拥有60亿美元的巨额现金。IBM从不曾需要公募资金（摩根公司的一些人说，由于没有人想到IBM也会需要钱，因此名义上属于鲍勃·格林希尔主管的与IBM的业务关系处理得很糟糕）。在运用其独立干事行政策过程中，摩根士丹利以前从来没有被迫拒绝过地位如此重要的客户。而现在，摩根公司所面对的是世界最大的公司之一，是一个拥有AAA级偿债信誉的有20年关系的客户，进行着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工业借款。

摩根士丹利的董事们围绕着是否拒绝IBM从而失去大约100万美元代理费的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而拖沓的争论。会上许多人慷慨陈词，坚持维护传统。鲍勃·鲍德温和弗雷德·惠特莫尔属于强硬派成员，他们担心对IBM一开口子，其他奴隶就会壮大胆子，纷纷挣脱身上的锁链。在经过多次激烈讨论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赞成拒绝IBM并要求独家经营这笔业务。当IBM回话说，不做丝毫让步，仍按计划由所罗门公司牵头这次发行时，摩根士丹利大吃一惊。这是华尔街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黄金锁链被砸碎了。

随后不久，一些投资银行便开始大肆抢夺摩根士丹利的其他客户，打破了绅士银行家准则。摩根的一个竞争对手高兴地说：“一旦摩根公司的客户开始对别的公司开放，就会全部开放，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5)此后，IBM的大部分业务都转向了所罗门公司。而摩根士丹利则开始放下架子，同意与别的公司分担通用电气信贷公司、杜邦公司以及坦尼科公司的证券发行业务。它甚至开始以低于干事行的身份参加承销团——这种情形让那些守旧者们感到非常吃惊，就如同看见主人突然穿着其仆人的衣服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一般。关系银行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遭受了那些蓝筹客户的冷落之后，摩根士丹利开始以新的姿态接受新兴公司。对那些未经检验的公司，摩根公司一向采取谨慎的态度，不会轻易给它们挂上自己的牌子——“摩根”的名字就是“老牌”的同义词——避免经营初始股票的公开发行业务。这种过于挑剔的做法至少从1929年的“优惠客户名单之祸”时起就开始了。1980年，也许是为了打击IBM，摩根士丹利把IBM的竞争对手苹果计算机公司引入了股票市场（摩根士丹利还为办公室添置了日立计算机，而在1979年以前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长时期内，摩根士丹利一直拒绝那些高技术的创立业务。而现在，摩根士丹利开始把自己的名字借给新的商业风险事业。就像一个将自己的城堡出租给旅游者的贫穷的贵族一样，摩根士丹利也会厚着脸皮利用其显赫的社会地位谋求利益。

由于承销业已成为一项更大众化的、不为个人所操纵的业务，摩根士丹利便更多地依赖于其企业兼并和收购部，该业务部在鲍勃·格林希尔的指导下得以迅速发展。早在70年代末期，投资银行就把兼并看作是最后的金矿，因为它们认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总有一天会被撤消，从而导致证券业务被商业银行所占领。

兼并业务改变了摩根士丹利的信仰。作为证券业的组织者，老摩根士丹利曾经树立了一个高贵而拒不受腐蚀的形象。经历了费迪南德·佩科拉的折磨之后，早期的合伙人对丑闻的任何蛛丝马迹都感到胆战心惊。这种传统现在受到了更赚钱的兼并业的考验。70年代末期，由4人组成的兼并和收购部已经扩大为一个由50人组成的精锐部门。成为分水岭的英科-蓄电池公司蓄谋控股投资之后仅5年，摩根士丹利现在已每年经营价值100亿美元的交易，同时还拥有上百笔任何时候都可进行的潜在交易。兼并和收购部现在已是公司的主要利润创造者。同时，兼并业务也已从那种陈旧的与忠实客户之间的天衣无缝的关系中脱离出来。这是一个与公司其他部门相分离的庞然大物，是一架有条不紊地运转的机器。

格林希尔强硬的蓄谋控股投资活动并不那么容易适用于老派的权力共享的公司，尤其是他的部门所创造的利润之多，已不成比例。正如一位前合伙人所回忆的那样：“格林希尔在创造极大的财富，他也在对每个人称王称霸。”可以预料的是，银团内部也反对他了。代替弗雷德神父成为银团总裁的托马斯·桑德斯三世就发出了具有挑衅性的警告：“格林希尔应该记住，他所获得的无论什么样的成功，都来自于经营特许权。”(6)

现在，随着恣肆控股的作风取代了证券承销商的稳健风格，摩根士丹利也将其白鞋派的陈规陋习抛至脑后。接管业务一干就是好几周，热火朝天，急速而干脆的节拍取代了过去那种从容不迫的银团步调。现在人们都腰挂寻呼机，一周工作90小时，周末也要随时待命，限制从事各种外界社交和政治活动——而这些活动正是老摩根财团合伙人所具有的特点。由于执行董事的人数急剧增加，公司作决策不再向各方征求意见，管理采取更加专制的从上到下的方式。

由于摩根士丹利迅速发展，现在较难严格挑选人员或者灌输其传统的公司文化。就像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情况那样，新兴的金融行业很快就吸引了新一代的年轻人。未经考核的大学毕业生很容易地被安排到责任很重要的岗位，几乎立即可以得到价值连城的信息，人才的使用向年轻化倾斜。

当公司兼并业务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问题暴露出来时，鲍勃·鲍德温会引用杰克·摩根以第一流的方式来开展第一流的业务的至理名言：“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但我们认为我们具有最崇高的行业道德标准。”(7)1973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内幕交易的文章，在鲍德温的照片下面署着这样一个标题：“摩根士丹利的罗伯特·鲍德温认为内幕交易已成过去。”“也许我太天真”，他说，“但我认为合伙人交换这种信息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8)虽然鲍德温对于道德标准问题并非满不在乎，但他特别相信所谓“中国长城”的威力，可以把格林希尔的业务和公司其他部门分开。

摩根士丹利试图加强兼并业务专业人员警钟长鸣的意识，并密切监督他们的活动。年轻的专业人员在了解了法律和道德方面的注意事项后，必须签署一项声明，表明他们懂得了公司的“家规”。为了加强有益的恐惧感，使公司职员不至于为个人利益而滥用公司的内部信息，公司定期地将列有解职原因的“震慑备忘录”在公司内进行传阅。石油分析员巴里·古德说：“我想象有人悄悄地走进我的办公室，撕掉我的肩章，砸碎我的计算器，把我轰出公司。”(9)每过两周，安全保卫官员们就进行电子清扫工作，项目都用英国国王或希腊哲学家的名字加以伪装。公司职员不得在大厅内或电梯里议论这些项目，也不能相互打听对方所从事的交易情况。股票研究人员甚至不能翻阅图书馆里有关公司融资情况的资料。

由于“格林希尔磨坊”加工的业务越来越多，这些安全保卫措施变得更加重要。业务量，还有收费，均天文数字般地增长。1977年是摩根士丹利业务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年，摩根士丹利代表巴布科克-威尔科克公司对付麦克德莫特公司提出的一项接管要求，获得了270万美元的酬金。麦克德莫特的这项接管计划由史密斯-巴尼公司的约翰·摩根当顾问（他是哈里·摩根的儿子，长着一副鱼鳞鼻子，脸色红润，在查理·摩根那场争议之后被摩根士丹利公司拒绝雇用）。巴布科克公司打破了亿万美元大公司不会被兼并的神话。其股票价格在竞标期间翻了一番，大大高出通常40%的盈利水平，因而吸引了一批新型的职业套利者。这些投机者们将兼并对象们的剩余股票一抢而空，将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因此形成了一个兼并狂潮期。

1977年秋天，摩根士丹利卷入了一桩职业道德纠纷之中，此后始终未完全摆脱此事的影响。像摩根士丹利资助的其他大矿业公司一样，肯尼科特铜业公司也想使其公司业务多样化，并且请格林希尔当顾问。格林希尔搜索的目标中，有一个路易斯安那的林木产品企业奥林克拉夫特公司。在估计有希望得到一个比较友好的报价的情况下，奥林克拉夫特公司向肯尼科特公司提供了秘密的收益估计数。但此后肯尼科特公司的注意力却转移到了一个称为碳化硅公司的身上，并且最终买下了这个公司。对奥林克拉夫特公司失去兴趣之后，肯尼科特公司将那些秘密的数据资料退还给了该公司，但摩根士丹利显然没有退还资料。

1978年初，摩根公司组建的另一个矿业联合企业约翰斯-曼维尔公司，也来征询进行业务多样化的建议。此事被分派给了格林希尔的伙伴叶戈·约翰斯顿。在谈判奥林克拉夫特公司时，摩根士丹利提起了早先与该公司的会谈情况，但未提及那些有价值的数据资料。6月末，约翰斯-曼维尔决定不找奥林克拉夫特公司了。稍后两周，德克萨斯东方公司提出以每股51美元的价格购买奥林克拉夫特公司的股份，奥林克拉夫特公司的董事会批准了这一方案。此时，在得知奥林克拉夫特公司到1981年每股将获利8美元以上的保密预测的情况下，摩根士丹利意识到该公司卖价非常便宜。于是，摩根士丹利将其所获得的数据资料告知了约翰斯-曼维尔公司，约翰斯-曼维尔公司立即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径直加入到与德克萨斯东方公司的一场竞标大战之中，并且以每股65美元的最高价格最终赢得了奥林克拉夫特公司。在一场混乱平息下来之后，问题便提了出来：摩根士丹利出卖了奥林克拉夫特公司吗？

按照其后来的辩护，摩根士丹利在开始行动之前，已向戴维斯-波尔克-沃德韦尔和乔·弗洛姆的斯卡顿-阿普斯法律事务所进行了咨询。这两家法律事务所都批准向约翰斯-曼维尔公司公开资料，只要这些保密估计数出现在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投标的文件中即可。这点做得很妥贴。然而，当1978年9月这份文件被公布于众时，却引起了人们的极大震惊，因为摩根士丹利未曾获得奥林克拉夫特公司的许可，让它和他人共享其内部资料。客户与银行的信任关系——一个世纪以来商人银行赖以生存的基石，在投机取巧的做法中被破坏了。《华尔街日报》在10月26日披露此事时，指出了这场令人震惊的轩然大波预示着更大的问题：“没有人指责摩根士丹利行为不轨，但密切观察该公司的人，包括一些客户，近来已日益忧虑，因为他们看见摩根士丹利拼命争夺巨大的兼并投标业务咨询费，同时也就更加横冲直撞，一发不可收拾。”(10)

一开始，摩根士丹利的辩解不能自圆其说。在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执行董事会议之后，公司的一个发言人漏洞百出地说：“恐怕我们已决定我们不能作任何评论。”(11)公司有些人对新闻界反应强烈，非常愤怒，而其他一些对格林希尔神气看不惯的人则非常欢迎给他一个下马威，也好教训他一下。贝蒂托和鲍德温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分为九个段落的长篇辩辞，宣称在将奥林克拉夫特公司的资料透露给约翰斯-曼维尔公司时，摩根士丹利“表现出了最高标准的职业责任感”。(12)他们指出，摩根士丹利的行为有益于奥林克拉夫特的股东，这些股东们获得了比德克萨斯东方公司标价高出25%的红利。够真实的了！然而这种竞标对德克萨斯东方公司来说公平吗？格林希尔认为，不把那些极其重要的信息透露给约翰斯-曼维尔公司同样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如果有人想找麻烦，他可能会跑来说，‘嘿，这些家伙想用一些不公开的秘密资料来买一家公司。’”(13)这种观点颇为站得住脚，要完全退出这笔交易也是一种很好的托词。

摩根士丹利企图解释清楚，却把事情变得更糟。在对《机构投资者》发表谈话时，格林希尔和迪克·费希尔说他们的公司与奥林克拉夫特公司之间在加强资料的保密问题上既无口头协议也无书面协议。摩根财团在历史上坚持信守“我的话就是我的保证”的方法从事经商活动，因此这种辩解似乎有违摩根的传统。正如《机构投资者》所说：“摩根士丹利似乎在阐明投资银行的一个新的理论——一个公司提供给投资银行的任何信息资料不一定得到完全和长期的保密，除非这家公司从该投资银行那里得到书面的或口头的对该资料予以保密的承诺。”(14)

然而还有比这更糟的事情。大约两年前，摩根士丹利设立了一个“风险套利”部门，以便在那些兼并目标身上进行投机业务。这种业务与兼并和收购部门的工作是不相容的，这一点在后来80年代的内幕交易丑闻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个公司如何一边从事兼并咨询业务而另一边却在这些业务对象身上打赌呢？摩根士丹利再次鼓吹起其“中国长城式”的隔离保密政策，断言从事套利部门与格林希尔集团严格分开，处于封闭的环境之中。尔后，《华尔街日报》又登出了一篇文章，披露风险套利部7月中旬占据了奥林克拉夫特公司15万股的头寸。此事发生在奥林克拉夫特公司与德克萨斯东方公司之间最初那场谈判被公布之后不久。这700万美元的股本投资异乎寻常的巨大。只是在两个月之后，约翰斯-曼维尔公司才明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一个部门希望看到公司为奥林克拉夫特公司支付大价钱，是有其巨大的既得利益存在的。

鲍勃·鲍德温拒不承认公司在自诩的诚实方面有任何失误：“如果你问华尔街上任何50家投资银行哪家银行的职业道德水准最高，我敢向你保证口碑最好的是摩根士丹利。”(15)在华尔街的其他地方，奥林克拉夫特公司事件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忧虑。摩根士丹利是华尔街的旗手，它的这些麻烦玷污每个公司的名声。“摩根士丹利的情况将损害我们所有的公司，”摩根的一个竞争对手说，“多年来，我们都沐浴于摩根士丹利在公司界所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之中。”(16)

奥林克拉夫特事件表明，在华尔街公司不断发展和经营业务多样化的过程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作弊和走捷径的机会。对于一些冷静地注视着摩根士丹利前10年业务发展的前合伙人来说，奥林克拉夫特事件证实了他们的担心。有一些人早就认为“事故”迟早会发生，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一个前合伙人说：

摩根士丹利从事的业务明显有着利益冲突，迟早会惹来麻烦。以前，人们对待问题的态度是，如果你发现某项业务存在利益冲突，会立即予以拒绝。你不会去抢那最后一枚硬币。而且，如果任何一笔钱会对维持客户关系的基本问题产生不良影响的话，你从来不会予以考虑。摩根士丹利很快就将这些东西抛弃了，我总觉得他们丢掉的是他们的灵魂。

现在，企业兼并业已势不可当。1979年，摩根士丹利为贝尔利基石油公司就其出售给壳牌石油公司提供咨询，获得了1430万美元的巨额报酬——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宗兼并业务。在贝尔利基公司拍卖竞标中失利的公司中有两家摩根士丹利的客户——美孚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他们十分愤怒。怒气冲天的美孚公司此后逐渐将其业务转向美林公司，而格林希尔则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我们总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为客户服务，而贝尔利基公司也是我们的客户。”(17)与银团业务不同，兼并咨询业务需要得罪一些客户来取悦另外一些客户，因此它损害了华尔街的历史纽带关系。

当1981年8月杜邦公司用78亿美元买下康诺科公司时，这种情况再次被暴露出来。在摩根士丹利的建议下，康诺科公司求助于杜邦公司，请它充当“白衣骑士”来抵御西格拉姆公司的兼并攻势。由于格林希尔和弗洛姆已与康诺科公司进行合作，杜邦公司不得不放弃摩根士丹利，转向势头日盛的第一波士顿的乔·佩雷拉和布鲁斯·沃塞斯顿小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摩根的出口部和1920年通用汽车公司的兼并开始，杜邦公司一直都是摩根财团的中坚。三个月的争斗使摩根公司获得了1500万美元的报酬。后来，摩根士丹利又与第一波士顿分享杜邦公司的承销业务。通过兼并业务发展起来的新的银行纽带关系在承销业务上同样也表现得不那么忠诚了。

1981年，摩根士丹利命中注定要陷入到比奥林克拉夫特兼并事件更为窘迫的境地之中。此事阴沉地预示着后来华尔街所发生的丑闻。事情起于对阿德里安·安东纽的雇用。安东纽一家是60年代在纽约定居的罗马尼亚难民，他们家境贫寒，不会讲英语。阿德里安的经历是一部经典的成功故事：在他父亲死后，他给母亲当帮手，靠打工读完了纽约大学，并于1972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当年被摩根士丹利作为职员雇用后，他就担心钱的问题。他为他母亲在皇后区所经营的纺织业不景气而感到苦恼，同时又担心他所借的学生贷款的偿还问题。

安东纽聪明而且善于交际，他着迷于围绕在他周围的新的财富，并且开始接受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开宝马牌小汽车，住派克大街公寓。他是一家称为“双倍”的高贵俱乐部的成员，他时常出入于高档饭店，在汉普顿闲**。许多感觉灵敏的人都想知道他荣耀的表象下所掩盖着的某些东西。“他只是外表看起来很不错，穿着讲究，保养良好。”他的一个朋友说。(18)他一开始从事的是公司融资业，但很快就被吸收到格林希尔日益增长的兼并业务中去了，在这里，一个新来者可以很快就获得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资料。

1973年，安东纽与他以前纽约大学的同学、现在在一家交易所工作的詹姆斯·纽曼一起策划了一笔交易。安东纽向纽曼提供被兼并公司的备选名单，纽曼花钱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获利后两人平分。他还与其商学院的另外两个同学做了同样的交易。开始时，他们所下的赌注非常有节制。他们总共进行了18笔交易。在第一笔交易时，安东纽告诉纽曼，摩根士丹利代表塞尔坦特德公司处理圣戈班蓬-穆松公司兼并该公司的投标。他们因此而购买的塞尔坦特德公司的股票净赚了1375美元。在第二笔交易中——纽曼此时已搬到迈阿密并接受了另外一份经纪工作——安东纽透露，由摩根士丹利提供咨询的西巴-盖吉公司将要出价兼并芬克西兹公司。他们随即投下了较大的赌注购买芬克西兹公司的股票。再有，当摩根士丹利帮助北美菲利普公司投标兼并马格纳沃克公司时，安东纽和纽曼购买了1.76万股马格纳沃克公司股票。这两个年轻人真正开始摆起派头来了，使用国外的巴哈马银行账户。

他们竟然全不顾这样做的危险。后来，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报道索格印刷公司的三个人利用从其印刷的投标报价文件中获取的内部资料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况。“瞧瞧索格公司的这些人都怎么了？”安东纽说道，稍稍显得有些惊愕。“得了，你看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纽曼回答道，“他们要回你的钱，还给你一记耳光。人们不得不去偷去抢这种钱财，但却用不着为此去坐牢。”(19)

1975年初，这个阴谋几乎就要到此为止了，当时安东纽被挤出摩根士丹利，受雇于后来很快与雷曼兄弟公司合并的库恩-洛布公司从事兼并咨询工作。很幸运的是，安东纽在摩根士丹利找到了新的同谋，是该公司中1972届哈佛商学院毕业的第五个成员。与安东纽的自由洒脱不同，法裔加拿大人雅克·库尔图瓦显得认真而谨慎，他的父亲是个富有的蒙特利尔律师，领导着一个当地的一个运动团体，还是一家银行的董事。在哈佛俱乐部下棋的过程中，安东纽使库尔图瓦加入了他的计划。作为回报，库尔图瓦立即向其透露了一条秘密信息——摩根士丹利的客户泛洋石油公司在与马拉松石油公司进行合并谈判。他们很快赚得了11.9万美元。在1973和1978年之间，他们共获利80万美元。

有关当局花费了一段时间才把注意力集中在安东纽身上。这期间，安东纽已与有权有势的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总裁丹尼斯·斯坦菲尔的女儿弗朗西斯卡·斯坦菲尔处于热恋之中。到1978年春天，当政府把安东纽作为主要嫌疑犯进行侦查时，他与弗朗西斯卡订了婚，她专为《纽约时报》星期天杂志写作有关流行时装方面的文章。不知什么原因，安东纽没有将他正被调查的事情告诉他在雷曼兄弟库恩-洛布公司兼并和收购部的老板埃里克·格利切尔。当格利切尔在安东纽婚礼前夕得知这一情况时，感到面临着双重灾难：不仅仅安东纽是他的雇员，而且20世纪福克斯公司也是雷曼兄弟公司的一个重要客户。他对安东纽语气坚决地说：“如果你没有责任问题，并且如果你在向调查部门解释时想得到斯坦菲尔家的支持的话，你真的应该告诉他们一切。”(20)

1978年6月28日，安东纽在威尼斯举行的世俗婚礼上与斯坦菲尔结婚，但没有将联邦政府对他进行调查的事情告诉斯坦菲尔家。格利切尔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从纽约打电话给安东纽，他在电话里咆哮说：“除非你在教堂婚礼前把事情告诉斯坦菲尔先生，否则我会告诉他的！”(21)7月1日，教堂婚礼在威尼斯的卡斯泰洛圣彼得罗大教堂举行，即将成为教皇约翰·保罗一世的枢机主教阿尔比诺·卢恰尼写了书面贺词来祝福这对新婚夫妇。阿德里安发表了诗一般热情洋溢的祝酒词：“为20世纪福克斯最长久的演出干杯。”(22)当客人纷纷告别离去之时，这对新婚伴侣登上一艘白色的游船去观赏威尼斯的风光。回到纽约后，格利切尔解雇了安东纽。一个月之内，大概是因为斯坦菲尔家族知道了有关调查的事，安东纽的婚礼被宣告无效。

1979年，雅克·库尔图瓦主动离开摩根士丹利给公司带来了很大的烦恼。“摩根士丹利当时被震惊了，”库尔图瓦的一个同事说，“在大约3周的时间里，包括雅克在内，他们损失了3个人。他们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进行调查研究，以确信他们尚牢牢地控制着我们这些剩下的人。”(23)库尔图瓦说他可能会去搞计算机软件或经营他自己的投资业。和哥伦比亚总统的侄女结婚后，他移居波哥大。由于在兼并和收购部中只有库尔图瓦未参与过上述公司兼并业务，因此他受到政府调查人员的监视。这就对摩根士丹利所作的关于其公司职员从不与别人谈论兼并业务方面的事情的声明提出了疑问。

1981年2月下达了刑事起诉，对投资银行进行刑事这种起诉是史无前例的。纽曼被判处一年监禁，而安东纽表示服罪，恳求从宽处理，故获得了缓刑。安东纽说：“任何熟悉证券市场业务的人都知道这些情况并不罕见。”(24)库尔图瓦被判一年监禁并处以15万美元的罚款。

摩根士丹利与政府配合并与客户联系以重申其公司的诚实。公司让刘易斯·伯纳德出面将情况通知所有执行董事。伯纳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办公室里大家都哭了。他们因为愤怒而哭了。我们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25)尽管大多数的内部信息的透露都出在摩根士丹利，鲍勃·鲍德温仍抱怨对雷曼兄弟公司的舆论曝光没有那么多：“那些新闻报道说什么？摩根！我们在这些该死的事情中成了新闻主角……事实上，我们的职员都在痛哭，他们工作是如此的努力，总是以第一流的方式从事第一流的业务。”(26)

公众对这次内幕交易曝光的反应显然与对1933年的优惠客户名单丑闻及理查德·惠特尼事件的反应相同。与摩根士丹利无关的人觉得似乎公众的信任遭到了愚弄。“我总认为摩根士丹利是最优秀的，”福特汉姆商学院院长本尼迪克特·哈伯说，“它就像一尊偶像一样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