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们认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已将银行从证券市场中排除出去，但摩根财团和华尔街其他的银行集团仍然通过其信托部门对股票市场施加了很大的影响。虽然J.P.摩根公司和信托担保公司的规模不等，但仅信托资产一项就各自给合并后的公司带来了30亿美元，形成了美国最大的信托业务。摩根的资金主要由养老金组成，担保公司以个人信托资金为主。合并后的银行还提供“公司信托”服务，构成了华尔街大量股票交易的主要基础。作为近600家公司的过户代理机构，它每天收到25000多份证书，有时其经手的股票交易额占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总额的四分之一。它每年寄出1200万份股利支票，并为许多公司保持最新的股东名单。
老摩根财团曾在自己的账户上保留数额很大的有价证券，不过当时这样的业务操作不太科学。30年代初，它与古根海姆家族和奥本海默家族一起，将其30%的有价证券投机到铜的股票上。在1940年以前，摩根银行为富有的个人和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家族提供非正式的投资建议。合伙人为其关系密切的机构管理资金，如德怀特·莫罗为阿默斯特学院、汤姆·拉蒙特为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拉塞尔·莱芬韦尔为卡内基公司管理资金。摩根财团对基督教会一直有吸引力，他们在谨慎处事和保持庄重尊严方面有共同点。1917年，杰克·摩根为圣公会派教会的养老金提供了启动资金，从此以后摩根银行一直管理该教会的部分资金。在亨利·亚历山大主持时，长老会将其资金转移至摩根财团信托部门。
1940年组建成公司后，可以从事信托业务，银行将杰克·摩根的用镶镜、大理石墙装饰的理发店改为客户的接待室。第一个目标是盯着富有和刚去世的这批人的不动产。这需要耐心，一直等到足够的客户死去。一天，在晚餐中疲倦地筛选了可能的豪富名单之后，乔治·惠特尼转向一位年轻副手——朗斯特里特·欣顿，并抱歉地说道：“朗斯特里特，我认为该由你来干了。”(1)那时，由一个非律师出身的人来经营信托部门是非常胆大和不可思议的，因为信托业务经常涉及不动产方面的法律问题。
朗斯特里特·欣顿来自密西西比州维克斯堡市，他使大家联想起南方的骑兵将军。他又高又瘦，身材挺拔，脾气不好，长脸，长着一副招风耳。其父最终当上了槐树谷拉廷敦圣约翰教堂的牧师，这是杰克·摩根非常钟情的“百万富翁的教堂”。欣顿在初学期间的经验是处理杰克·摩根的不动产。欣顿回忆他向艺术交易界的首次进军时，吸收了贝勒·达科斯塔·格林的艺术技巧。“她告诉我五十七街是世界上尔虞我诈最厉害的地方，不要信任任何人。”(2)他为人十分强硬，在公司合并之后，很快就大权在握。他对曾经管理信托部门的鲍勃·琼斯说：“你凭什么认为你知道如何经营一个信托部门？”他提醒琼斯他们当初最大的客户，福特汽车公司的账户就被J.P.摩根财团夺了去。在公司合并以后的这场戏就由欣顿一个人来唱了。(3)
信托部门一向被看成亏损最严重的部门，而欣顿认为他们应该赚钱。许多信托部门的人都是满头铁灰色头发，一本正经，他们将钱投资在政府债券上，从来没有想象力丰富的名声。当摩根信托部门在1949年首次购买普通股票时，这被认为是一个胆大妄为之举，以至于欣顿不得不给正在纽约的乔治湖度假的拉塞尔·莱芬韦尔打电话，以批准这次购买。1950年以后，税法的改变和劳资间的集体协定使得养老金激增，许多养老金被商业银行吸收。在通用汽车公司选定摩根作为其养老金管理机构之一并允许其中的50%的养老金投资于股票以后，其业务突然兴隆起来。欣顿说：“是通用汽车公司使我们有了今天，我们在那里一马当先，这样其他人就会找上门来。”(4)
在60年代初期，摩根信托部门的营业厅面对纽约证券交易所，里面摆设着古老的家具，墙壁镶着护板。40位身着黑色西装，脚登黑色皮鞋的摩根人员，坐在光亮的拉盖写字桌后面的皮扶手椅上。欣顿推出皮尔庞特·摩根的思想，开始购买并持有股票。当一位公司董事问其政策根据时，他答道：“非常简单。我们没有政策，我们从来不出售股票。”(5)
欣顿的头脑很灵活，比他承认的要更灵活，他是一位刁滑的管理人员。在与证券经理开会时，如果他想买股票，他就会给长期做多头的彼得·弗米利耶去电话；如果他想出售股票，他就会倾向长期做空头的霍默·科克伦。在肯尼迪时期的多头市场上，摩根信托部门成为了人心所向的地方。常青藤联合会年轻的名牌大学毕业的证券经理手上抓满了当时最热门的发展股票——所谓最让资金管理者们动心的50家最佳公司股票。欣顿那批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在人们还不会叫施卢姆贝格尔的名字时，就购买了它的股票，并是施乐静电复印机公司股票的早期买主，后来施乐公司的价值成百倍地增长。卡尔·哈撒韦是新风格的象征，他开着一辆像救火车那样的火红色赛车，并发表一些庄严的格言，如“不要对胖子开的公司投资”“懒人让我讨厌”“我最成功的朋友让我想起了波音727起飞时的情景：开足马力，直上云霄”。(6)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摩根管理着规模庞大的无与伦比的150亿美元的资产，但同时也潜伏着祸害。控制如此巨额的资金再次引起了公众，特别是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赖特·帕特曼的密切监视，此人脖子粗短，有人民党的思想倾向。如同路易斯·布兰代斯一样，帕特曼发现银行家可能滥用“其他人的钱”，并担心银行会以信托资产用来影响其他的业务。1966年，他发表了一份报告，指责大型商业银行的“经济力量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存在着对美国的很大一部分工业施加影响的危险。(7)
帕特曼的报告披露了银行如何把新的投资资本控制在手中。在美国机构投资者所拥有的1万多亿美元的资产中，60%的资金存入了商业银行的信托部门。由于华尔街的兼并浪潮，这些财产中的大部分集中在摩根和其他4家银行手中。摩根持有的财产数字惊人。它拥有老古根海姆的两个支持机构很大比例的股份：肯尼科特铜业公司的17.5%的股份和美国冶炼公司的15.5%的股份；它控制了环球航空公司的7.4%的股份、美国航空公司7.5%的股份和联合航空公司的8.2%的股份，因此甚至可以左右整个航空工业。其危险与其说是实际的不如说是潜在的，因为保守的摩根银行在争议中总是与管理当局站在一起，而不想以自己的判断来代替管理部门的意见。但是因为在股权分散化的年代，拥有5%的股票就可以控制大多数公司，因此这一数目是相当令人担忧的。
另外还有对内幕交易新的担忧，这种内幕交易也常使银行大吃一惊。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交头接耳和暗地里使眼色可以赚大钱。当初公众容忍这些是因为拥有股票的人还很少。随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个人投资的增长，公众不希望参与被人操纵的游戏。银行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一危险，或至少意识到公众的担心。在60年代，信托部门还未与其他部门分开。在摩根集团内，高级银行官员——其中许多人是5家或10家公司的董事——是信托委员会的成员，信托委员会还有摩根银行界外的外聘董事，在不同时期包括通用汽车公司的艾尔弗雷德·斯隆和国际镍公司的亨利·温盖特。摩根财团期望这些人为其选择股票提供专业知识。在这一点上，银行并不担心他们将利用贷款方进行投资决定的内部消息，因为那时在商业银行和信托部门之间还没有法律障碍或“中国长城式的隔离层”。
就在这种新的担忧产生之际，1965年4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与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有关的13个人，通过从安大略省富矿的内部消息中获利。报纸的新闻大标题上赫然出现一个鼎鼎大名——汤米·拉蒙特。他是一个著名的合伙人的儿子、最近刚退休的摩根担保公司的副董事长。拉蒙特被指控为向朗斯特里特·欣顿透露信息，欣顿为摩根财团信托账户购买了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的股票。这一指控令人吃惊，因为30年代以来摩根银行一直信守诚实，并且毫无疑问是世界上声誉最卓赫的银行之一。朗斯特里特·欣顿崇拜乔治·惠特尼，看到惠特尼为他哥哥的丑闻不胜痛苦。汤米·拉蒙特经历了佩科拉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他被指控为给他的妻子“虚抛股票”——他不想再来一次这样的经历——他一直非常看重坚持原则的银行家。
托马斯·史迪威·拉蒙特长得很像他的父亲。他也许脸圆一些，脖子稍微粗一些，令人惊奇的是他身材瘦小，而声音同样十分洪亮。像摩根财团中的许多人一样，他以父亲这位圣人为楷模，并且爱父亲之所好。他成为了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理事会的主席，并在哈佛公司和对外关系委员会任会员。他继承对父亲的文学嗜好，给朋友寄去生日祝福诗和充满感情的问候，并自豪地撰写拉蒙特的家史。然而，尽管外表相似，与其以爱好社交而闻名的父亲相比，汤米·拉蒙特更加正统，更加高傲，当然也更加隐而不露。
汤米·拉蒙特曾经是摩根集团在采矿界的大使，于1927年加入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董事会。他还出力把克劳德·斯蒂芬斯扶为公司的总裁，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以至于在60年代初向朗斯特里特·欣顿所在的信托部门推荐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的股票。当该公司减少股利时，已经持怀疑态度的欣顿就更加讨厌这股票了，这种情形持续了一段时间。
在1963年11月，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在安大略省的蒂明斯悄悄地钻了一口矿井，这使其采矿总工程师大吃一惊，他从未看到过这么丰富的矿藏，在技术文献中从未记载有如此丰富的矿藏。这是铜、锌、银和铅的主矿体，后来估价为可达20亿美元以上，此矿藏是如此的丰富，以至于它可满足加拿大10%的铜和25%的锌的需求。这一矿脉简直像神话那样奇妙，矿石就在地面上，正如一个矿工所说的那样：“可以用勺子像挖大块的鱼子酱一样挖。”(8)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在那年的冬天试井，此时谣言四起，据说发狂的矿工用其住房抵押购买此公司的股票，其股票增值了一倍。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没有公布这一发现，因为害怕这将推动其他近邻地产的成本增加。
这简直就像传说中16世纪的冒险家所发现的埃尔·多拉多金银宝城。如何秘而不宣？在1964年4月10日，克劳德·斯蒂芬斯给汤米·拉蒙特去电话，询问他是否听到这一谣言。拉蒙特说他已有所闻。拉蒙特问道：“其中是否有真实的成分？”“我们不知道，”斯蒂芬斯回答道，“我们需要时间来估价我们在这一地区的规划。”(9)拉蒙特建议他推迟发表任何声明，并建议他等到4月23日在纽约开年会时，召开一个正式的新闻发布会。
第二天早上，《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了自从育空时代以来最大矿藏的发现，具有传奇式的600英尺厚的铜矿。4月12日，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催促下，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发表了一个冷静低调的声明，后来政府谴责这是谎言和误导。尽管公司知道至少有1000万吨铜和锌，但它平淡地将蒂明斯作为“正在勘探的矿地”，需要进行更多的钻探以便“进行确切的估价”。(10)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计划于4月16日在纽约的泛美航空公司大楼召开董事会和新闻发布会。斯特里特·欣顿注意到股票疯涨，要拉蒙特在会议结束后向他通报。
1964年4月16日这一天犹如恶梦般印在欣顿和拉蒙特记忆中。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会议于7点钟正式开始，15位董事全部到会。大约在10点钟，20名记者蜂拥而入，来参加记者招待会。《华尔街日报》的杰里·毕晓普说：“当年老勘探者冲进沙龙宣布发现富矿，这是纽约公司昔日景象的翻版。”(11)公司想让所有的记者待在此屋中，直至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再出去。但是克劳德·斯蒂芬斯刚刚宣布这一消息，第一次为美林公司的月刊杂志作现场报道的诺玛·沃尔特设法从边门溜了出去。她在上午10点29分在公司内部的信息网络中发布了这条消息。加拿大一家用专线电报发稿的通讯社记者从另一扇门溜走了。与此同时，其他的记者不得脱身，被迫看有关矿藏的彩色幻灯片。在获得自由的一刹那，他们都冲向电话报告这一轰动的消息。杰里·毕晓普的新闻电讯于上午10点55分出现在道琼斯“新闻屏幕”中的市场新闻上。
在会议结束后，拉蒙特和记者挤在一起，观看蒂明斯的重要样品和彩色幻灯片。大约在上午10点40分，他从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的办公室给欣顿打电话。“看看股票公布自动行情显示器，”拉蒙特说，“是有关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的有意思的消息。”“是好消息吗？”欣顿问道。“是的，是好消息。”(12)拉蒙特说。后来，欣顿必须证实他非常好奇地在新闻屏幕上看到了这条消息。实际上，他未能证实出现过这条新闻。欣顿在那时是拿骚医院协会的财务主任并亲自管理其有价证券。他立即给交易柜台打电话，为医院购买了3000股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股票。然后他又建议彼得·弗米利耶将股票加入摩根担保公司的利润分配计划和为200个养老金计划投资的混合资金中；弗米利耶分别购买了1000和6000股股票。在这一段时间内，尽管这一消息已迅速传遍美林公司的159家分公司，但还未出现在道琼斯的新闻屏幕上。
拉蒙特没有意识到他已犯了罪，回到了他在百老汇街15号的办公室，并于下午12点33分为自己和家里购买了3000股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股票。现在这一消息在道琼斯电讯中已出现一个半小时。股市的反应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由于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股票上升7点，纽约证券交易所刷新了以往所有交易量的纪录。欣顿一点也没有感到有罪，不仅如此，当他第二天了解到弗米利耶购买的股票数量很少，感到很失望。拉蒙特是在12天以后才知道，由于他打了电话，信托部门购买了股票。他并没有建议欣顿买股票。他后来声明他只是在履行责任，并没有打电话通告热门消息。
一年后，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董事计划再次聚会，以品味蒂明斯的胜利。尽管汤米·拉蒙特仍然是摩根财团的董事，他在65岁时按规定退休。在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会议的前夜，一位记者打电话到他家里，告诉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他向“其他的银行官员透露”有关蒂明斯趋势的信息。拉蒙特被击晕了。“我并没有通告其他官员。”他反击道。(13)他的名气之大，知名度之高，以至于第二天早晨上了《泰晤士报》的头版头条新闻。他和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地质学家一起受到指控，这批人肆无忌惮地根据内部消息进行交易——有点像社论中的一番话，这使他感到痛苦。《泰晤士报》派了一位记者到83岁的法官费迪南德·佩科拉那里，他现在是纽约高级法院年长的法官。靠在东第七十大街大大的红色皮椅子上，佩科拉很惊奇地听说托马斯·拉蒙特的儿子卷入了内幕交易丑闻的“惊人的巧合”：“这是历史的重现，这是华尔街**的症状。”(14)
由于拉蒙特是摩根信托委员会的成员，这使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意到了机构投资的更加广泛的问题。它将这整个部门都看成内幕交易者。尽管欣顿没有直接被起诉，但还是被压垮、击倒了。在银行内部，他有时十分自以为是，对富有且有权势的人指手划脚。现在担任巴林美国资产管理部门经理的彼得·弗米利耶回忆道：
一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找到欣顿并告诉他：“我们想请你担任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养老金的主要管理经理，但我们只付你很低的费用。”欣顿说他的收费不能比其他客户更低，因而拒绝与他们做生意。埃克森石油公司对欣顿说：“我们想与你们做生意，但我们要控制中介费。”欣顿认为埃克森公司的财务主任想从他在汉普顿的朋友的中介费中赚去一大笔钱，因而说道：“没门。”另外一次，梅舒兰·里克利斯购买并控制了一个公司，此公司是摩根的客户，并希望将此养老金用于他的规划。欣顿将其推出办公室。(15)
对欣顿来说，拉蒙特指责他购买股票使这件事更是火上加油（这也许是证明拉蒙特无罪的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他从不原谅我，”欣顿伤感地回忆，“摩根财团其他的职员都试图说服他，是他错了，但他从来不原谅我。”(16)拉蒙特被这个案子骚扰，他将这件事当作对他个人的讨伐。他坚持自己无罪，给戴维斯-波尔克法律事务所付了大量的诉讼费，并在法律和政界两个战场进行抗争。受《泰晤士报》的刺激，他在打字机上打出12页的批评文章，在午餐时交给执行编辑特纳·卡特利奇。文章说该报“在报道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的情况时，一遍又一遍地特别提到我。……由于报道不准确，编辑不仔细，使我很受困扰。”(17)卡特利奇避开这个问题，说报纸的大标题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的一些人很明显是犯有内幕交易罪的。一位地球物理学家在新闻发布会之前购买了股票；另外一位公司官员在此前一个晚上也购买了股票。通常情况下一旦消息公布，内部禁令也就消失了。现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布了一条新的标准，认为必须在消息公布之后，并且公众充分理解之后，内部人员才可以进行交易。这是模糊的定义，可以禁止在此后的几分钟或几天之后购买股票。首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确定上午10点55分是法律禁令结束的时刻，这时有关蒂明斯的消息已出现在道琼斯新闻屏幕上。一年后该委员会又任意将这一时限延长，以将汤米·拉蒙特下午12点33分在办公室买股票的时刻包括在内——这在新闻发布会解散后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了。正如欣顿气愤地说：“如果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确定新的规定，那很好……但制定追溯性规定是不公平的。”(18)
拉蒙特的辩护小组极力声辩由于技术原因，杰里·毕晓普的消息在道琼斯的新闻屏幕上发布被延误了20分钟，拉蒙特是个受害者。但是毕晓普和他的编辑认为一点也不可能有延误。在审理之后，毕晓普终于弄明白了为什么会出现延误，拉蒙特的律师原来认为诺玛·沃尔特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发出对美林公司的报道的；事实上，她比其他记者提前20分钟发出这一消息。无论毕晓普是对还是错，对汤米·拉蒙特是有罪还是无罪都没有影响，他只是让欣顿注意新闻屏幕。但如果他是对的，拉蒙特必然会立即走到电话那儿去。
在1966年12月，地方初审法院法官达德利·邦斯尔宣布13个被告中的11个，其中包括拉蒙特无罪。他说事实是公共信息一旦于1964年8月16日通过记者公布，拉蒙特和欣顿的行为都是合理合法的。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上诉期间，拉蒙特的健康急剧恶化。他的心脏本来就不太好，由于紧张和面临压力，他的心房纤维颤动更加严重。在1967年4月，他住进了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病房；在进行了心脏手术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恢复知觉。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知道这一消息后，他们给哈泽德·吉莱斯皮打电话，他是拉蒙特请的戴维斯-波尔克法律事务所的律师，说他们打算放弃上诉。也许是作为过意不去的表示，《泰晤士报》刊登了整三栏的长篇讣告，其篇幅之长与拉蒙特的历史重要性已不相称。这是摩根过去情况的再现——公开曝光和政治骚扰致人于死命。
无论在起诉拉蒙特中有多少误导，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通过德克萨斯州海湾硫磺公司案例注意到，在赌场时代金融集团的危险不断增加。随着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开发了大量的、多样化的业务，证券交易委员会越来越难以区分多样化，且往往是法律上不相容的业务。几年以后，摩根银行被指控为根据一个贷款官员提供给信托部门的信息，出售了行将破产的宾夕法尼亚中央公司的股票——银行常常否认这些指控，最后不了了之。它的信托部门最后迁往五十七街，这样就同银行的其他部门离得远远的。多年后，由于集团化带来的问题在摩根银行进入兼并业务时再次出现，对二战后不断发展的华尔街银行和经纪所带来了阴影。
与此同时，伦敦金融城除掉了昏昏欲睡的气氛。到60年代中期，出现了两个伦敦金融城。一个是俱乐部般的、绅士聚集的伦敦金融城，从事英镑业务并受英格兰银行的保护，不受外国机构的竞争。在这里向“祖母”悄悄地询问参考意见，意指向英格兰银行行长询问意见。进入这个世界需要上过名牌学校，获得成功要有很好的背景，并由贵族家庭统治。
第二个伦敦金融城是在新的欧洲市场做交易的富裕的外国人，它将最终超过本国人的伦敦金融城的规模。就像调度军队去打仗那样，摩根担保公司将其一流的年轻管理人员送往伦敦。因而许多美国人拥向这个伦敦金融城，以至于英国新闻界咕哝着“杨基银行”，并给莫尔门街起了个诨名，叫作美利坚大街。这些外国银行家首先在1967年由银行家信托公司为奥地利的银行发了一笔债，此后他们为许多国家组织了大量的银团贷款，从而为70年代向拉美大量提供贷款开辟了道路。在这个更加公平的伦敦金融城，决定成功的因素是资本而不是关系。
和担保公司合并后，摩根财团在朗伯德大街继承了一个完整的伦敦分公司，离摩根建富只有一箭之地。这一点更加重了以前的两难处境：摩根建富和摩根担保公司算是合伙人还是竞争对手？兄弟情谊常常由于相互怀疑而罩上阴影。摩根担保公司的伦敦职员认为摩根建富“并没有比其他的商人银行更有帮助，事实上他们还更加怀疑摩根担保公司”。罗德·林赛这么说，他后来成为摩根担保公司的总裁。(19)当刘易·普雷斯顿在60年代后期管理伦敦分公司时，他发现摩根建富是投机主义者，分担坏的生意很快，但却囤积好的生意。“刘易发现这里的事情好像是一条单行道，”一位助手说，“好处总是向一个方向流动的。”普雷斯顿发现很难说服其下属相信摩根建富不是竞争者。
还有文化摩擦。当高级职员进入大温彻斯特街23号的合伙人会晤室内时，摩根担保公司的低级职员不能进去。特别令人气愤的是摩根建富对一位年轻的英国外汇交易员丹尼斯·韦瑟斯通倚老卖老的态度，他是一位伦敦运输工人的儿子。在1946年，韦瑟斯通16岁时开始在摩根担保公司做簿记员，同时还去上夜校。他对数字的反应很快，在闪电般快速交易中表现出色，而这种交易正在改变银行业。在60年代中期，刘易·普雷斯顿注意到了他，发现人们不断地到他的办公桌前向他请教；普雷斯顿将他提升为伦敦分公司副总经理。在伦敦金融城出身于工人阶级的雇员的心目中，这位短小精悍的韦瑟斯通是他们身边的英雄。摩根建富的贵族在这个无产阶级的成功故事中并没有发现有什么浪漫之处，并故意怠慢他，而他后来最终成为摩根财团的总裁。他认定其在纽约的事业发展机会要比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伦敦金融城多得多。
摩根建富是近亲繁殖的、获利甚微的公司，正如剧烈的铝业大战已表明的那样，它由于自己的傲慢而窒息。它的停滞孕育了阴郁的幽默。一位伦敦金融城的记者克里斯托夫·菲尔德记得编辑准备好了一条排好字的大标题“摩根建富的首次成功”，这位编辑开玩笑说他可能在将来某一天会需要它。(20)摩根建富董事坚持其老式的、非正式的经营方式。他们不做广告，也很少开正式会议，只在合伙人的会晤室内非正式地做出决定。
进入20世纪60年代时，此银行由关系密切的几个家族——格伦费尔家族、史密斯家族、哈考特家族与卡托家族和摩根担保公司共同拥有，摩根担保公司拥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为提高年轻管理人员的积极性，银行发行了新的股份，这将逐渐削弱古老家族的权力。摩根建富还创立了“董事助理”——似乎这是微不足道的组织上的细节，首次允许平民进入以前对外关闭的董事阶层，高级合伙人哈考特子爵希望结束这种僵化的状况。在1967年，就在比斯特勋爵二世——快乐的鲁菲——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死去之前，哈考斯聘用了年富力强的英格兰银行执行董事约翰·史蒂文斯爵士，来开发海外分支机构。
在其青年专业人员中，摩根建富墨守成规的名声更加剧了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在1967年，斯蒂芬·卡托，前合伙人的儿子，邀请电影制片人迪米特里·德格林瓦尔德到大温彻斯特街23号共进午餐。德格林瓦尔德有一个妙主意：如果批发商可以通过全球财团资助拍电影，他们可以打破美国在电影制片上的垄断；他否认只有美国才可以拍西部片。摩根建富急于表明它可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决定支持这个风险事业。
为了证明这一点，德格林瓦尔德与肖恩·康纳里和碧姬·芭铎签署了拍摄《沙拉克》的合同，这部电影描述一个欧洲贵族徒步旅行队深入阿帕奇的领土。此事马到成功。要稳定、古老的商人银行资助碧姬·芭铎是摩根建富的内在激励，它渴望进行试验。德格林瓦尔德得意洋洋地谈到他开发电影才能的梦想。伦敦的《泰晤士报》指出：“他相信成功的秘诀不是稳扎稳打。”上述这著名的几个字注定了要使他卷入到灾难性的《墨菲的战争》（也许墨菲定律[45]更加合适），摩根建富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亏得英格兰出面进行了干预，“老祖母”派了一个人到大温彻斯特去处理这件事。卡托勋爵很有哲理地说：“至少此事使我们免除了70年代初运输和地产方面的灾难。”(21)
但是这家公司过快地摆脱了过去小心谨慎的处事方法。加快这一进程的是威廉·哈考特勋爵，他是朱尼厄斯·摩根的曾孙。长长的脸，留着整齐的胡子，戴着圆圆的眼镜，打着蝴蝶结，比尔·哈考特是一位滑稽的、势利的人，他从来都不屈尊同银行内的一位低级职员握手。在他那傲慢的气势背后，隐藏了满肚子的阴险，对可笑的事极为敏感。他曾是英国驻华盛顿的经济参赞，以及英国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人们都知道他是摩根建富的政治调停者。
哈考特是殖民局大臣的儿子和英国财政大臣的孙子，毕业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娶了伊伯里男爵的独生女儿。哈考特和他的妻子在斯坦顿哈考特过着豪华的生活，斯坦顿哈考特是他们自家的地产，高高的围墙，里面的花园占地好几英亩。摩根担保公司的丹尼·戴维森曾经参观过，记得当时看到这番豪华景象时他惊得目瞪口呆。“哎呀，你住的地方真是豪华呀，”他天真地对哈考特说，“你什么时候得到的？”“1080年。”哈考特干脆地答道。
自相矛盾的哈考特将这家公司引导到了有争议的兼并领域的急流险滩中。当时产生了一种新的管理信条：只有跨国公司才能在新时代生存。在这种信条的驱使下，60年代中期兼并在伦敦金融城中司空见惯。截至1968年，在两年内，英国100家最大的公司中有70家参与了收购业务。当初摩根建富曾愤怒地抗议西格蒙德·沃伯格在铝业大战中所使用的战术，而现在它却下决心要比沃伯格更有气势，甚至更冷酷。
争夺加勒赫公司的兼并大战反映了摩根建富的这种转变。加勒赫公司是本森和海奇士的香烟制造商。在1968年5月，摩根建富和卡泽诺夫，一个出身贵族的股票经纪人，帮助帝国烟草公司卖掉了36.5%的加勒赫股份；帝国烟草因为反托拉斯的原因不得不卖掉这些股份。此次承购包销是一次大失败，承购包销者手上滞留着三分之一下跌的股票，使加勒赫公司面临着被不受欢迎的兼并者吞并的危险。的确，在6月，菲利普莫里斯在摩根建富的复仇女神、沃伯格公司的支持下，步步逼迫它捕捉的目标。
美国烟草公司的巴尼·沃克注视着在纽约的这些动态，他对摩根士丹利的比尔·斯沃德和杰克·埃文斯说，他想扩大他在加勒赫公司的股票，以挽救该公司，不让菲利普莫里斯吞并。斯沃德给摩根建富的肯·巴林顿打电话，巴林顿刚参加了白金汉宫女王的夏天草坪晚会后回到他的公寓。巴林顿和他的同事乔治·劳立即飞往纽约。在美国烟草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巴尼·沃克，这位没有大学学位的脸色红润的爱尔兰人，给斯沃德和巴林顿发出了进军令。“注意，我要赢”，他说，“我要绝对保证我们能赢。如何做到这一点？”“也许取决于你兜里有多少钱。”巴林顿说。“他刚才说什么？”沃克不高兴地问道。“这要看我们准备付多少钱。”一位助手解释道。沃克大声说钱不是问题。在这一关键时刻，是企业而不是银行家需要一种新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经营风格。摩根担保公司和摩根建富事后也不无道理地申辩说，他们是在客户的煽动下进行收购的，他们也不是在金融真空状态下摇身一变成为兼并的艺术家。在60年代，银行家仍然是收购的工具，而不是动因。
摩根士丹利-摩根建富联合小组飞往伦敦金融城，去发动在伦敦证券交易史上最猛烈的一场业务，由摩根担保公司为主提供的1.5亿美元信贷为后盾。由于林顿·约翰逊的资本控制，美国烟草公司只能部分投标，而正是这种强制的做法造成了问题。在伦敦金融城里，保险公司、养老金以及其他的承销商手里拿着不想要的加勒赫掉价的股票，对摩根建富恨得咬牙切齿。在周日晚召开的会议上，收购小组与安东尼·霍恩斯比爵士共商战略，安东尼·霍恩斯比爵士是卡泽诺夫公司的高级合伙人，被指定为从事证券交易业务。他们决定第二天上午去交易所，并从梅承销商手中购买这些股票。这一有争议的战术——这也许会使摩根建富恢复在承销商心中的形象——也保证了收购可以使少数机构发财，而小额持股者要到以后才能知道这一切。
最近人们对伦敦金融城提出了许多问题。当收购越来越冷酷无情和不讲道德时，工党政府威胁要实施严厉的规定。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英格兰银行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摩根建富的肯·巴林顿主持，以加强“收购法规”。为了执行这个法规，英格兰银行行长莱斯利·奥布莱恩爵士已设立了一个兼并监督组，办公室就安排在摩根建富内。兼并监督组缺乏法定权力，人们批评此小组与其监管的人们不正常地接近，尽管巴林顿在设计新的法规中发挥了作用，摩根建富发起了首次同时也是最为严峻的挑战。收购法规的第七条款规定，在目标公司中任何持股者得到的报价，“都不能比在此后向其他持股者提供的一般报价更优惠”。(22)这一原则受到美国烟草公司兼并的挑战，这被称为“马路清扫”——不经过报价就购买大量的股票。
在星期一早上，霍恩斯比开始了伦敦史无先例的疯狂购买。他从梅承销商那里购买了已经跌到每股18先令的加勒赫股票，每股付了35先令，他接受指令购买了500万股，但是他却在那天近中午时狂购了1200万股。许多小股民直到中午才知道突如其来的横财，但太晚了。他们原来的股票大约只有一半得到35先令，并对大机构和商人银行间的共谋行为极为愤慨。
摩根建富一贯本能地与英格兰银行合并，站在金融当局一边。而现在它却更像厚颜无耻、大胆的旁观者，一心要把水搅浑，试试新的兼并监督组的规定到底有何能耐。突然之间，它倒像是华宝公司。10年前，自信武断、反对偶像崇拜的华宝公司曾深深地刺伤它处事崇尚礼仪的情感。摩根建富发生了令人惊异的转变，成为自己最凶恶的敌人。
兼并监督组严厉指责了摩根建富和卡泽诺夫公司，令新闻界感到惊异的是伦敦金融城的“小神”哈考特和霍恩斯比并没有捶胸顿足、悔恨莫及。在兼并监督组作出规定的一个小时后，他们断然拒绝！萨伏伊大饭店和克拉里奇董事会的安东尼·霍恩斯比爵士和拥有巨大的财产的威廉·哈考特勋爵对政府当局不屑一顾，拒绝堂堂英格兰银行授权的兼并监督组。霍恩斯比像恶棍一样叫道：“在市场上就是有点你死我活的味道，这是伦敦金融城交易的本质。如果你要等外行的话，业务都得停止。”(23)
比尔·哈考特的傲慢令人难以释怀。他以典型的方式进行了反驳，表达了他狡猾的幽默和极大的轻蔑：“难道一个人在星期一早上进入交易所不能买几股股票？”令新闻发布会震惊的是他在结束时宣布他将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我绝对相信这次购买股票是符合伦敦金融城的法规的。”(24)比尔·斯沃德后来声称美国烟草公司的行动得到兼并监督组的批准，但哈考特勇敢地秘而不宣，怕这样会削弱兼并监督组的权力。但他最初的态度与其说是尊重还不如说是蔑视兼并监督组，报上是这么报道的。
这一下舆论哗然。不仅新闻界支持兼并监督组，而且日益强大的机构投资者几乎一致支持监督组的谴责。四分之三的投资者甚至倾向于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些机构是新的平衡力量，商人银行再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牌都握在手中。就像将在华尔街出现的那样——共同基金、保险公司等等——正在逐渐强大，遭到削弱的是资本短缺的伦敦的商人银行和纽约的投资银行。
经过仔细安排和调停之后，哈考特爵士放下架子，态度顺从地对兼并监督组说：“我应向委员会保证，我的银行的本意决不是不尊重当局的兼并监督组。”(25)兼并监督小组也就接受了他和霍恩斯比误解了有关规定的说法。尽管摩根建富安然无恙地躲过了这一天，并捞到了100万美元巨额费用，然而名声扫地。正如伦敦的《星期日电讯报》所说的：“摩根财团只对卡泽诺夫公司负责和卡泽诺夫公司只对上帝负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26)
对摩根建富来说，美国烟草公司的收购表明资本微薄和客户众多的商人银行可以从新的收购游戏中赚大钱——这恰恰是西格蒙德·沃伯格早已看到的情况。他们可以利用传统的关系，而贷款和证券业务成为商品交易，并被最大和最强者所主宰。最初，旧的金融巨头对敌意兼并裹足不前，从而使沃伯格能够捷足先登。但是现在，仅仅10年以后，古老的金融卫士已不再内疚，证明其可以采取乡间绅士通常做不出的冷酷无情的行动。
在美国烟草公司收购了加勒赫公司几个月以后，摩根建富介入了新闻界的争夺，这证实它有了新的好斗的兴趣。这次它帮助鲁伯特·默多克购买伦敦的小报《世界新闻》。这份报纸主要报道乱七八糟的大杂烩，运动、美女照、英国保守党社论以及有关皇室的绯闻。这份小报大出风头的一次是在1964年购买了关于克里斯蒂娜·基勒的回忆录，回忆录描述了克里斯蒂娜与陆军大臣约翰·普罗富莫和一个俄罗斯武官之间的风情。这小报每周日售出600万份，在所有的英语报纸中名列榜首。英国成人中有一半喜欢读这份报上的情色新闻。
当时，打进英国报界是极其困难的，报社集中的舰队街是家庭封地的保留地，很少有哪家大报社会出卖。斯蒂芬·卡托勋爵说：“报纸几乎被有产者看作玩物之类的东西。”他后来给默多克提供咨询。(27)自从19世纪以来，《世界新闻》一直由卡尔家族控制，威廉·卡尔爵士一个人就持有该报30%的股份。一位观察家说，他对此报的日薄西山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他每天上午十点半左右都喝得酩酊大醉，这一习惯使他得到了一个著名的外号‘酒鬼比利’”。(28)
当澳大利亚第三大出版商默多克于1967年开始侦察英国报纸的情况时，其目的不是为了以最低价买进哪家报纸，而是准备闯入弗利特街的大门。他与卡托勋爵关系友好。卡托娶了一位澳大利亚人，他作为汇丰银行的董事，在亚洲之行期间常来看望默多克。斯蒂芬·卡托悠然自得，爱交酒肉朋友，与其曾为英格兰银行行长的父亲相比，不那么古板、固执正直，但是他活泼的性格和笑脸常开之后藏着其精明的超脱态度。他在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受过教育，并在摩根士丹利和J.P.摩根受过培训，并与“殖民者”关系融洽。
卡托是他那一时代的代表，正如他父亲是战前伦敦金融城正直公正的象征。小卡托并不怕出头露面，并喜欢看到默多克为了做一笔热门的生意，日日夜夜待命，等他的电话。在1967年，默多克拜访了卡托，说他想把业务拓展到澳大利亚以外。卡托回忆道：“令我惊奇的是，他坐下来说‘我想收购《每日镜报》’。”他耐心地解释说默多克必须让极难对付的国际出版公司有所松动。“那么让我们先收购国际出版公司。”默多克说道。(29)卡托喜欢默多克自信、直率的作风，并对将发生的大事有预感。
积累了伦敦《每日镜报》的少量股票以后，卡托和默多克又发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威廉·卡尔爵士的表兄德里克·约翰逊决定出售其在《世界新闻》26%的股份。约翰逊住在法国和瑞士，先后当过飞行员、障碍赛马骑手、牛津大学的光谱学教授。他想用出售股票的办法为其第六任妻子解除麻烦的遗产税问题。然而他对卡尔家族有成见，因而没有自动将股票出售给他们。
卡尔知道通过控制股票，他将稳稳地持有这份小报的多数股，因此出价以每股28先令收购这些股份。这是小气得愚蠢的报价，比伦敦证券交易所目前的价格还少1先令。约翰逊在伦敦的融资银行后台是雅各布·罗斯柴尔德。罗斯柴尔德根本不屑答复，将股票以37先令一股的价格整个卖给了企鹅出版社的出版商罗伯特·马克斯韦尔——这个国家最大的科技出版商。卡尔将这一举动看作“厚颜无耻”的行动，他让自己的融资银行后台——汉布罗斯购买《世界新闻》的股票。
当时，马克斯韦尔尚不是《每日镜报》的鲸吞世界的大老板。他同默多克一样，看到卡尔的这份小报是他进入出版界上层的第一步。马克斯韦尔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农民家庭，原名叫扬·卢德维克·霍克，1940年移民英国，改了名字，在英国军队服军役，并在战后接管了佩尔格曼出版社。他魁伟、英俊，有着棕色的头发，但其暴躁的性格往往吓得尊敬他的人们六神无主。他是一个靠个人奋斗起家的人，作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被选入议会。当回忆这一插曲时，卡托强调马克斯韦尔当时糟糕的生意名声：“企鹅出版社很难卖动其百科全书。他们实际上将它们强卖给穷人。他们还对他管理资金的方法有疑问。他将自己的私人公司同公开上市的公司混在一起，使人感到心里很不踏实。”(30)但是，马克斯韦尔对《世界新闻》投标价为37先令一股，使卡尔的投标在比较中显得报价过低和无竞争力。
对卡尔家族来说，马克斯韦尔是一个外国人，不适合经营英国保守党报纸。这使他们讨好鲁伯特·默多克。1968年的一天上午，卡托的妻子听到《世界新闻》的股票要出售的消息。“为什么不让你的朋友默多克去买呢？”她问斯蒂芬。他不久打电报给默多克，说他已与威廉·卡尔爵士的银行后台汉布罗斯谈过，他表示对他反对马克斯韦尔的活动有兴趣。默多克不需要花言巧语去做工作了。
10月19日，星期六，卡托召唤默多克立即到伦敦来，当时他正在墨尔本运动会上。默多克立即登上去悉尼的飞机，他的妻子安娜在悉尼递给他一只手提箱和一本护照。然后他登上去法兰克福的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再转机去伦敦。他的飞机停靠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的第二候机厅，他躲过了挤在第三号候机厅的记者。伦敦现在到处都传播着有关默多克到来的谣言，记者锲而不舍地追着他。默多克认为他在萨伏伊的房间可能装有窃听器，因而卡托将他安排在自己的乡村别墅里，他在那里踱来踱去，时时在信封背面记点东西。这场摆开架势的战斗又给摩根建富一个摆脱昔日陈腐形象的机会。正如伦敦《观察家报》所说的那样：“摩根建富一直被看作是一个打松鸡猎场的银行，其记录向来是防守失利，现在可以表明它和其他银行一样富有进攻性。”(31)
尽管卡尔一伙人对马克斯韦尔进行了极力的诋毁，默多克在许多方面与他的竞争者十分相似。他们俩都不合群，都讨厌什么委员会，都喜欢斗一场。他们的政治立场也不无相同：默多克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曾一度参与激进的政治，据说他同情反英，这一点被用作反对他拥有《世界新闻》的理由。如西格蒙·沃伯格一样，默多克认为英国上层社会虚弱、衰落，这使他耍起手腕来胆子很大。默多克的出版物已十分混杂。尽管他出版了比较踏实的《澳大利亚人报》，但他也出版了很有刺激性的《真理》周刊。然而，威廉·卡尔爵士还是将默多克作为完美的白衣骑士来拥抱。
他们在乡下住所度过的周末里，卡托向默多克简要描述了需要卡尔支持的三叉战略，即争取卡尔支持打败马克斯韦尔，然后完全控制《世界新闻》（后来事情一丝不差地按照这个程序发展）。卡尔想利用默多克来击败马克斯韦尔，但又不能将所有的权力让给他。正如默多克以后所说的：“我并没被看作白衣骑士，而是卡尔这位唐·吉诃德的桑丘·潘沙。”(32)卡托制定了一个计划再转过来对付卡尔。在买了《世界新闻》的少量的股票之后，他们将利用卡尔的破绽来获得对小报的控制。一位专栏作家说，默多克向来认为伦敦金融城尽是仁义道德，卡托的诡计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但就有这么一位卡托勋爵，伦敦金融城最著名的银行之一的首领，提出了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狡猾战略——正如这个战略的受害者威廉·卡尔爵士后来所说的那样，甚至是骗人的、欺诈性的。(33)
经过卡托的指点，默多克于10月22日星期二与卡尔在他的克莱韦登的宅邸共进早餐。默多克傲慢地对卡尔说他准备买下《世界新闻》的大部分股票，但他希望卡尔让出首席执行官的位置。起初卡尔犹豫不决，默多克站起来准备离开。“我到这里是准备帮助你，如果你需要的话，”默多克说，“但是我不希望将时间浪费在犹豫不决上。”“坐下，默多克先生。”卡尔回答道。(34)他们达成了一笔复杂的交易，默多克将购买更多的《世界新闻》的股票，以确保他俩的股票合在一起能占股票的多数。作为交换条件，默多克将得到该报社新发行的股票中的40%。他们将共同管理该报，但卡尔仍将留任董事长。默多克对此十分不满，但卡托让他确信这正是“他需要的踏进门槛的一步”。(35)
这场小报大战的第一场战役有点像直接投标大战。马克斯韦尔通过购买德里克·约翰逊的大宗原始股及其他股票，持有30%的股票。默多克一伙采用了更有争议的战略。卡尔的银行后台汉布罗斯明显违反了收购法规关于禁止本公司购买自己的股票的规定，购买了《世界新闻》的股票。卡托通过摩根建富的账户购买了该报3.5%的股票，留给默多克。
在美国烟草公司-加勒赫公司的事件中，哈考特勋爵傲慢地不顾危险，无视新闻界。现在，默多克在公布他与卡尔的契约时，聘用了一位公关专家。卡托发现这一手非常令人激动。而他的父亲肯定会认为这样做令人讨厌和有损银行家的尊严。在10月23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37岁的默多克在伦敦舞台上首次登台。伦敦新闻界对他很不了解，把他称为“安静的澳大利亚人”。他开始还很轻松地微笑，并坦率地回答问题，但后来指责他违反收购法规那连珠炮式且充满敌意的发问把他击晕了。卡托安静地坐在他的身边，若有所思地将手指头放在嘴上。
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向兼并监督组抗议，他发现报社的管理部门与默多克之间有不为股东最佳利益考虑的内幕交易。他声称卡尔家族通过一个代理人汉布罗斯购买了本公司的股票，违反了收购法规。马克斯韦尔曾将每股投标的价格急升至50先令，但被在克莱韦登宅邸的早餐时达成的协议击败了。兼并监督组发现指控方与反指控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因此暂时中止《世界新闻》的股票交易两个月。在中止交易期间，双方持有的股票都不超过51%。兼并监督组将这次大战转变为争夺代理权战，由1969年1月29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决定。卡托重振默多克的精神，声称这次决定将强化其获胜的机会。在这次大会前不久，兼并监督组宣布双方都不许以马克斯韦尔投第一标之前得到的票数投票。
英格兰银行行长莱斯利·奥布莱恩爵士担忧愤怒的抗争将损害有关法规。也许自我约束是一种虚弱无力的方法，难以限制赌场时代唯利是图的倾向。在11月11日伦敦市长的宴会上，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再次表示了他对伦敦金融城新出现的抢劫掠夺作风的厌恶，要求商人银行家们自律。摩根建富虽然向来是伦敦金融城体系中的一员，但是再次公开与当局发生争斗。
卡尔-默多克交易在1月2日的特别股东大会上进行投票，当时的气氛是阴沉和排外的。皇后大街大厅里挤满了冒名顶替者。默多克后来承认有些支持卡尔而又不能与会的股东暂时将其股票转让给了《世界新闻》的职员。当威廉·卡尔爵士像位令人尊敬的权贵一样阔步走进会场时，他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呼。而马克斯韦尔身着光亮的蓝色西服，一进会场，只听得一阵嘘声，大家并齐声高叫：“可耻！”“撤回去！”“滚回家去！”(36)
尽管马克斯韦尔的50先令一股的长期有效的报价从资金上看是相对有优势的，但是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他是否适合管理这份报纸。默多克假装仍让卡尔担任董事长，马克斯韦尔却当即决定将取代他，他告诉此报的出版商：“我每次下午四点钟在萨伏伊理发时，我就发现你和你《世界新闻》的亲密朋友仍然在喝马丁尼酒，这么干怎么能当我的董事长呢！”(37)马克斯韦尔的好斗作风没有默多克的灵活、谦卑的作风效果好。在最后一轮投票中，卡尔-默多克小组得到了450万股股票，而马克斯韦尔得到了320万股股票。默多克那天晚上在泰晤士河堤的公寓里举办了一个晚会进行祝贺。对摩根建富来说，它开始了与世界上势力最强大的出版商的长期合作关系。作为默多克的国际新闻董事会最有影响的成员，卡托后来为他未来收购英国的报纸进行谈判，其中包括伦敦的《泰晤士报》。但是默多克和摩根建富之间的关系很矛盾，因为公司负责银行业务的一方不愿贷款给默多克，认为他的业务经营的债务太大，很危险。
1969年中期，威廉·卡尔爵士发现他和默多克合作等于是接受了一匹特洛伊木马。这位澳大利亚人在这次股东大会后继续收购股票，因而他将稳稳得到该报50%以上的股票。他解雇了卡尔富有侵略性的编辑斯塔福德·萨默菲尔德。然后将卡尔降为总裁，自己当董事长。默多克在英国开始飞黄腾达。那年的12月，他买下了伦敦的《太阳报》，后来证明这份报纸的确给他挣了不少钱。他的报上尽是美人照片，其发行量扩大了一倍，达到200万份，并创立了英国销量最大的报纸。
美国烟草公司-加勒赫公司的事件和默多克-马克斯韦尔的争斗加速了兼并监督组的改革，因此设立了一个专职的主席，由哈特利·威廉·肖克罗斯勋爵担任，他是摩根担保公司的顾问和摩根国际公司的董事。对有关法规进行了修改，以禁止美国烟草公司那种部分投标的方式，并引入了新的制裁条款。就在动乱的一年里，摩根建富的特点变得面目全非，兼并所带来的利润突然间占其总利润的三分之一。它已成为上市公司，其藐视当局的态度，在10年前难以置信。尽管该公司仍然发行股票和管理货币，它日益采用海盗般兼并世界的风格。这一变化将影响这家银行的社会观，它现在更加重视智慧和经验。摩根建富将吸引富有才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律师和会计师，他们可以掌握这种复杂交易的秘密，新的伦敦金融城将更加无情，但也更加民主，并且看起来更像50年代的沃伯格家族，而不像50年代的摩根建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