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摩根国际公司赶走了老雇员，而由谢泼德·普尔领导的一批更富有经验的摩根士丹利人员来经营这家公司。他们正赶上欧洲债券兴盛时期。一旦摩根士丹利摆脱了作茧自缚的做法，发现了外面的世界，它在巴黎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伊思特曼·柯达、德士古、美国烟草公司、普罗克特和甘布尔、阿莫科等等一大批企业融资。巴黎业务的忧郁气氛消失了，并超越了所有对手。到1975年，它每年可发行50亿美元的证券。

创建了摩根国际公司以后，摩根的集团利益更直接地涉足海外证券交易。摩根财团又不声不响地融为一体，尽管这是一种松散的伙伴关系。摩根担保公司对巴黎业务的参与比较被动，仅是其掌握的众多少数股份之一，而且，小约翰·迈耶主要视之为一种避免将欧洲业务客户转给大通银行或第一国民城市银行的途径。尽管摩根国际公司有其局限性，但它毕竟代表了部分地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在华尔街23号，摩根担保银行由于将巴黎业务控制权拱手送给摩根士丹利而痛心疾首。摩根士丹利的人认为摩根担保银行从来就不曾履行诺言，介绍原有的客户，而摩根担保银行则认为自己将摩根士丹利送出国门后并未得到充分的感激（令人惊骇的是，摩根财团内部互相之间总是这么敏感）。对摩根士丹利而言，这是个转折点，在欧洲已有了至关重要的立足点，并轮流向巴黎派送称为“左轮枪手”的轮训人员，以获取国际业务经验。摩根士丹利自豪地将其除澳大利亚以外的所有海外发行的证券均打上新的摩根国际公司的招牌。那时，摩根担保银行还不曾醒悟，不知道它正在扶植一个竞争对手，或者说不知道到80年代这将是一家与摩根抗争的投资银行。

摩根担保银行还是自己保留了一块欧洲业务。1968年，它在布鲁塞尔开设了名为“欧洲清算”的最大的欧洲证券清算系统，这也是第一个对市场实行自动化管理的清算系统。一开始，这一系统遭到了各欧洲银行偏执而强有力的抵制。这些银行认为它们的内部机密会因此而泄露给摩根财团。而实际上，“欧洲清算”的聪明之处并不在此，而在于其极为有利可图。交易商留在系统里的钱可贷给其他系统成员，借款人可用他们的欧洲证券作抵押。摩根士丹利从未被邀请加入布鲁塞尔业务。摩根各银行之间的集团利益总是集团自利。一旦一家银行发掘了宝藏，总是把它藏起来，不让其他摩根兄弟知道。所以，在这一时期，摩根各银行之间的合作，与其说是把它们拉到一起，不如说是最终把它们拆开，使它们互相猜疑，相互谴责对方在耍两面手法。它们的关系最终发展到家族积怨所特有的仇恨。

日本这个国家造成了摩根担保银行和摩根士丹利之间最为持久的摩擦。除欧洲和北美洲外，各国财长总是认为各摩根公司实际上都密切隶属于摩根财团。这一误解在日本最甚，因为日本有其自己的财团，这些财团都是围绕核心银行组织起来的。摩根担保银行的杰克·洛克伦回忆说：“日本报纸每次报道我们，都称我们为控制通用汽车和美国钢铁公司的‘摩根财团’。”(47)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日本从其惨败中缓慢复苏，这个问题似乎一直停留在学术界。1949年，东京证券交易所重新开张，这一事件影响不大，只是区域性的。在美统期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根据美国做法改革了日本金融，甚至还授权颁布了一项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相类似的65条款，将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分离开来。麦克阿瑟将军想分化财团，消除它们的力量。这些财团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主宰着日本，并且与军方勾结征服东亚。一段时间，日本各银行都改用占领区的中立名字。美国人撤走后，三菱、住友以及其他银行又返用传统名字。日本被占领期间，有4家美国银行建立了分行为军人服务，包括国民城市银行、美洲银行、大通银行和制造商银行。在允许美国运通公司经营旅行支票业务后，日本大藏省不再允许外国金融渗透，“竹帘子”垂落下来。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停止了债务偿付。50年代初，日本经济复苏，因而想以偿还摩根两笔旧债而重新树立其完美无瑕的信贷声誉。这两笔旧债就是1923年的地震贷款和1930年的金本位贷款。日本人吹牛说他们有两千年不欠账的历史，并举办了一个盛大仪式，表明已恢复偿债并与摩根重修旧好。1951年，日本与美国签订和平协议，此后，一位大藏省官员来到华尔街23号，说：“我来兑现我的签字。”(48)在史密斯-巴尼和银行家信托公司的帮助下，日本全额偿清债务，裕仁天皇还为两位史密斯-巴尼的官员授了勋章。

J.P.摩根公司一直以自己在日本出类拔萃的地位而引以为荣。这家银行总是津津乐道于裕仁天皇为杰克·摩根、汤姆·拉蒙特和拉塞尔·莱芬韦尔所授的勋章。但在50年代，这家银行倾其有限的资金，都投在英国和法国，无法与日本重建特殊关系。在与担保银行合并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担保银行是日本政府和电业债券的主要受托人，也是许多日本银行家在华尔街的培训基地。这些银行家照抄担保银行的单证格式，把它们带回日本，用于自己的银行业务。

这两家银行做日本生意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它们实际上垄断了“美国证券托存收据”业务，这是早在1927年由银行家信托公司发明的。美国证券托存收据使得美国投资者在美国购买外国股票几乎没有什么麻烦。实际上，他们购买的是存放在外国银行保险库中的股票的收据。协作的美国银行把股息转成美元，免去了投资者外汇兑换的麻烦。1960年，摩根担保银行的美国证券托存收据业务的传播者里吉斯·莫克斯利访问日本，宣传这一业务的好处。日本大藏省担心这一业务会削弱国家对资金的控制，只是谨慎地同意索尼公司做这一业务。这也是该项业务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日本股。后来，野村证券公司的董事长田渊节也说：“如果说日本金融市场国际化有一个里程碑的话，那就是1961年索尼在美国发行美国证券托存收据。”(49)

自从施瓦布事件后，摩根担保银行很长时间未涉足海外市场，现在却又像上次那样无意间引发了日本国内市场的怒火。美国证券托存收据业务要求摩根财团在纽约发行可交易的票证时，须指定一家外国银行保留实际股份。莫克斯利天真地想在日本各银行间民主地普及这个业务，并试探让东京银行作为索尼美国证券托存收据业务的监护人。他没有认识到索尼的主要银行三井对这种侵蚀其领地的做法十分反感。一个三井代表团怒气冲冲地来到摩根门前，抗议这一严重违反常规的行为。摩根担保银行的鲍伯·温声称：“他们差点要了我的脑袋。”当这家银行向东芝、日立及富士钢铁公司发行美国托存票证时，没有重犯这个错误。

在60年代，摩根担保银行决定钻过“竹帘子”，将其办事处升格为日本分行，这在当时是极其困难的事。摩根士丹利对日本的态度就是一大障碍。摩根士丹利将绝大多数海外业务局限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久经考验”的西方客户。摩根士丹利被美国客户捧惯坏了，它和摩根担保公司不一样，对国外市场的态度比较矛盾。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摩根士丹利的几位合伙人还是老军人，公开对日本表示敌意。50年代，这种态度还无所谓，因为日本当时仍然贫穷，从世界银行大量举债。然而，到50年代末，世界银行行长尤金·布莱克告诉两位日本大藏省的代表说，日本经济已经复苏，从世界银行毕业了，日本应该自己到华尔街寻找贷款。当他们问及该见见什么银行时，行长给了一份世界银行募资说明书。完全出于巧合，第一波士顿银行和摩根士丹利排在最前面。

当时，日本正在准备为东京市发行债券。日本人先拜访了第一波士顿，印象非常深，因此接受这家银行担任联合主干行。日本期望在摩根士丹利受到同样的礼遇，心想难道摩根财团不是日本的忠实朋友吗？但是，日本人却被冷冰冰地毫不客气地回绝了。摩根担保银行的洛克伦说：“大藏省的元老们真的是震惊了。”(50)洛克伦当时不得不为华尔街23号处理这一不愉快事件的后果。

为什么摩根士丹利狂傲地拒绝日本呢？这包含了生意盘算和排外情绪这两方面的因素。摩根士丹利仍坚持一种坚定不移的政策，即证券发行的经营要么独揽，要么不干。这种势利狂妄的做法油水甚丰，这家公司可独吞所有的管理费。日本人盲目地冒冒失失撞进来，并不知道由于他们草率地首先接受了第一波士顿银行，使得摩根士丹利无法再介入，否则就要触犯它自己的戒规。但摩根士丹利对世界银行做过唯一的例外，这无疑对日本有误导作用。

为什么不再做一次例外呢？曾是摩根士丹利合伙人的亚历山大·汤姆林逊解释说：“给世界银行融资要比给一个战败国融资风光得多。日本人不了解这个问题对我们而言有多么敏感：参与过战争的合伙人对与日本做生意不感兴趣，而且年长些的合伙人对袭击珍珠港事件很反感，他们认为自己与日本的私人关系受到了伤害。”(51)此外，在西方人的眼里，日本似乎只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强者，而非羽翼丰满的工业强国。60年代初，日本紧随印度，是第二大负债国。

无论业务角度合理性如何，摩根士丹利的决定还是带有微妙的种族歧视色彩，因为类似的反对从没有阻止该公司与意大利或德国做生意。一位前合伙人讥讽地说：“德国人有点改邪归正了，似乎所有的纳粹都被清洗了。”当时，摩根士丹利的一个合伙人就可以投票反对一项重大决定。有一个合伙人曾是战斗机飞行员，他做了一次煽动性的爱国演说，引用了裕仁、偷袭珍珠港事件、出售战争债券等等事实。时至今日，佩里·霍尔对这一决定终无悔意：“即使现在，我也不会与日本人做生意。”(52)尽管年轻的合伙人认为老家伙们都是一帮顽固不化的笨蛋，老家伙们也毫不动摇自己的立场。

这种不妥协的态度给J.P.摩根公司带来了大麻烦，因为该公司当时力争从日本大藏省拿到一大笔资金。由于担心摩根士丹利羞辱日本从而产生不良后果，J.P.摩根公司国际部的负责人约翰·迈耶与他的密友、负责摩根士丹利海外业务的高级合伙人约翰·扬进行了冗长而怒气冲冲的对话。1964年9月东京会议后，这一问题对摩根担保银行变得尤为紧迫。摩根担保银行董事老史蒂夫·比克特尔和他的朋友、前德国军管司令卢修斯·克莱上将一起说服迈耶，力争开设东京分行。比克特尔说，东京正成为世界信息之都，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公司也计划在东京开设办事处——这一直是使得摩根人步其后尘的强大**。摩根的战略计划是在世界上的主要市场建立分行，结束以欧洲为中心的一边倒现象。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摩根决定开设日本分行。

当时的日本远比今天封闭得多，而且没有一个官僚愿意沾染上准入摩根财团这样的政治污点。日本政府认为外国银行已经够多的了，批准更多的外国银行进入是极其敏感的问题。1965年，曾在硫磺岛和冲绳打过仗的汤姆·盖茨首先向日本外相水田稻男申请分行许可证。即使跟日本人打交道，盖茨仍然是不拘礼仪，单刀直入地要求成立一家分行。这次会晤远远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只是开始了一场漫长而抑郁的斗争。日本人让摩根卑躬屈节达29个月之久，足以补偿日本对该银行的点头哈腰和低三下四。日本大藏省定下两条规矩：摩根不能与美国大使馆商谈此事（此点可以遵守），也不能和某个律师商谈此事（此点不能接受）。有时会谈好像是耐力比赛，日本人煞费苦心地用耸肩、叹气等方式暗示种种无名的困难。

一开始，摩根派了许多使者以及主管国际业务的小约翰·迈耶参加会谈。迈耶后来于1969年接任盖茨成为摩根担保银行董事长，是战后该银行董事长中最严厉和不具幽默感的一位，他魁梧而刚毅，圆脑秃顶，眉毛又宽又浓，日本人认为这是伟大的武士精神的标志。当他带着戒备神情，莫测高深地吸烟斗的时候，很少面带微笑。他记忆力强，经验丰富，总是显得比别人超前几步，因而他工作的细致和全面在摩根传为佳话。他1927年开始在担保公司工作，至今仍能隐隐约约记得40年前的铁路债券的细节。

与风度翩翩的亨利·亚历山大和汤姆·盖茨不同，迈耶让下属觉得不安。他从富兰克林·迪拉诺·罗斯福那里借来了一个法宝：尽管他事先知道谁干得最好，他还是把同一份活让不同的人干。他总是装着同意某个年轻银行职员对一笔巨额贷款的判断，而后看着他为此而辗转不安。他对细节了如指掌，没人能比得上他。但是，有的同僚认为这种做法有反作用。一位曾与他共事的人说：“即使是一份有关提供给爱尔兰的金额小至900万美元的信贷报告，他也从头至尾读得一字不漏。”

迈耶使摩根财团严守秘密和小心谨慎的作风更进一步。尽管熟知政坛动静，他却是摩根董事长中最不愿抛头露面的。他一直关注世界金融信息，与接替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亲密无间，两人每星期日都进行电话长谈。一位崇拜他的前同僚说：“迈耶应该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他是一个真正的有内涵的人，不动声色而颇具影响力。”迈耶在位期间，摩根银行不再在华尔街起着显眼的领先作用，而对其前任们来说，充当领导是顺理成章的。

迈耶体力超凡，他心中的东京快乐周末就是爬富士山，而且比日本人还有耐力。每次迈耶在纽约问东京的洛克伦需要什么东西，洛克伦总是拍回电报说：“耐心，耐心，耐心。”(53)耐心终于得到了报偿：摩根担保银行成为1952年以来第一家获准在日本开设分行、穿破“竹帘子”的美国银行。

在冲破日本封锁线的过程中，摩根谈判代表意外地受益于历史。大藏省的许多老人仍记得汤姆·拉蒙特，而且也记得一位命运多舛的美丽艺妓，这就更有帮助了。1904年，杰克·摩根的侄子乔治·摩根住在横滨，收集日本艺术品，与加滕由纪结婚。乔治的朋友告诉记者：“我认为与他结为伉俪的年轻女子出自一个良好家庭。”但乔治真的是赎回了一个年轻艺妓的契约。(54)他们在纽波特和长岛度蜜月的时候，由纪·摩根被摩根家族所排斥，这对夫妇最后只好定居巴黎。乔治1915年死于西班牙，他妻子继承了财产。

由纪的信托基金由J.P.摩根管理，该公司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办法给她付款。战后，亨利·亚历山大作为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的副主席访问科隆，他找到了由纪的下落，不仅付给她所有的利息，而且连复利也一同支付。后来，由纪迁回京都，她告诉邻居：“摩根永远值得信赖。”(55)

1969年3月24日，摩根东京分行终于开张了，由纪在京都的一个邻居赶来存入她一生的积蓄800万日元（这时，由纪已去世），她被友善地告知摩根不是储蓄银行。有一部以由纪生平为素材的音乐剧也增加了她的知名度，该剧描写她被赎出来嫁给乔治·摩根时，仍在恋慕着一位年轻学生。摩根谈判代表在东京周旋的时候，沉稳的官僚们常常会转而问起由纪·摩根。摩根的洛克伦解释说：“日本人很容易动感情，40岁以上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故事。”(56)

摩根箭筒里的另一支箭是桦山爱辅。在战前他是桦山伯爵，曾陪同汤姆·拉蒙特和弗洛伦斯·拉蒙特访问东京，在30年代帮助拉蒙特建立一家情报局。美统期间，他不得不放弃他的头衔，而现今是杰出的摩根顾问，受雇于新摩根分行，他只提供建议而不做枯燥无味的辛苦的具体工作。即使没有头衔，他那贵族身份也广为人知，可以约见任何人，上至裕仁天皇。

在其追求建立东京分行的努力中，摩根财团还有一个最后武器，一位国籍不明的人。他叫杉山觉，又叫戴维·菲利普斯。50年代，一位叫约翰·菲利普斯的美国教授在日本的美国空军部队工作，结识了《朝日新闻》社的杉山先生，后者想让他儿子受美国教育（当时，受美国教育的人在日本很吃香）。菲利普斯收养了这个男孩，重新洗礼，起名为戴维·菲利普斯。戴维在加利福尼亚的长滩与菲利普斯一家生活了13年。他每天都学日语，从伯克利大学毕业后，到纽约摩根担保公司的证券交易部工作。后来，移民及归化管理局对戴维的收养问题提出质疑并威胁将他驱逐出境；戴维斯-波尔克法律事务所的律师据理力争也无济于事。所以，1964年戴维·菲利普斯（杉山觉）被送往东京办事处任摩根代表。

菲利普斯的被驱逐在摩根王国内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他出任办事处代表后，很快就被人发觉在为摩根设立分行一事进行秘密游说。他说：“由于我的日本面孔，日本报界从来也没有想到为什么我总是出入大藏省。”(57)尽管没有受过真正的银行培训，他却善于寻求新业务，而且乐于深夜走访东京的主要商业区银座。他是个完美无缺的摩根混血儿——受两种文化的彻底熏陶，并且能流利地使用两种语言，穿着考究而昂贵的衣服，佩戴翻边袖口链扣，口衔“登喜路”雪茄。

菲利普斯的出现帮助摩根担保公司解决了摩根士丹利问题。为了消除日本人对摩根银行任何残存的疑虑，约翰·迈耶一直催促摩根士丹利的约翰·扬开设一个日本办事处。美国实行资本管制后，摩根士丹利必须到世界各地为其客户寻求资金，而此时日本已强大得不容忽视。1970年，摩根士丹利同意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开设东京办事处：办公地点毗邻世界银行东京联络处，戴维·菲利普斯担任办事处代表。摩根担保公司答应了上述要求。

菲利普斯在摩根士丹利的工作非常出色，1977年成为第一位非白种人常务董事。他总是让新客户感到惊讶。摩根士丹利的鲍伯·格林希尔说：“我有几次与戴维一起参加会见，你能看到的就是难题迎刃而解。”(58)菲利普斯从日立、三菱、日本兴业银行和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那里都拿到了生意。索尼公司的一笔生意竞争极为激烈，以至于有消息说，高盛公司都请求亨利·基辛格与索尼董事长鞠田爱子说情，可是他却能从索尼争取到一大笔私募生意。尽管摩根担保银行的人十分崇拜菲利普斯，但有时也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发现他在利用人们对摩根“财团”原来那种混乱概念。比如，摩根担保银行曾为日本一家医药公司武田制药发行一笔可转换欧洲债券，而老武田死后，他的儿子让摩根士丹利发行债券，想以此报答老朋友。摩根担保银行的人认为，戴维·菲利普斯从来不曾澄清这一误解。

摩根担保银行新分行的业务盈利极高，贷款的借贷差额盈利很大。该银行向美国在日本的跨国公司发行日元贷款，向日立、东芝、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本田及日本电话电报等日本公司提供美元贷款。这两家摩根公司均瞄准了三菱集团，该集团重点是造船和重工业，与摩根烟囱为主的业务正好吻合。而摩根银行战前的如意伙伴、负责提供衣服及其他军需的三井公司，在停战后日子就没有这么好过了。

做日本业务之所以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是因为向日本公司提供的美元贷款均由日本银行提供担保。1976年，日本第三大贸易公司安宅公司投资的一家纽芬兰精炼厂因亏损而告破产，当时摩根在该公司还有一笔未偿贷款。那天早上，鲍伯·温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给国际业务部主任刘易·普雷斯顿打电话，他说：“刘易，看来你在日本第一次赔钱了！”但是，就在当天，日本银行就介入并命令安宅公司的主要银行——住友银行解救该公司。当天下午，温不无惊讶地又给普雷斯顿打电话，说日本方面要偿还那笔未投保的贷款。“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干？”普雷斯顿百思不得其解地问。温答曰：“他们从政府那儿得到了进军的命令。”(59)在日本这个银行家的乐园，摩根担保公司不断扩大其贷款的国别限额。从不曾有人为开设日本分行所经历的马拉松式的艰苦磨难而后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