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伦敦金融城猛击一掌,使之从昏昏沉沉中震醒起来的,是在1958至1959年有名的铝业大战中,华宝投资银行的西格蒙德·沃伯格发动的第一次敌意蓄谋控股投资。要理解这种怒火,必须注意到伦敦金融城公司文化的单一性。这是个隐居者的世界,他们都是伊顿中学和牛津或剑桥毕业生,或参加过皇家禁卫军,周末在洛兹或温布尔登相聚。伦敦金融城等级森严,障碍重重,外国人要想在此往上晋升几乎是难于上青天。西格蒙德·沃伯格出身于显赫的汉堡银行世家,在30年代逃离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1946年开始经营商人银行。他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的犹太人,取一个德国名字,说话是德国口音,玩腻了射击和游艇,似乎想拿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开刀。一位商人银行家承认:“西格蒙德的犹太人作风是个问题。就像伦敦金融城的人说的那样,他犹太人的气息太多了一点。”
沃伯格不可能是个革命者,他遵循所有的传统商人银行做法。他不挂公司名字的牌子,不开分行,却珍惜私人的关系。但是,他总是一个积极的活动分子,一位创新者,他经常引用在20年代年轻时认识的德怀特·莫罗的话:“这个世界分成两种人,即干活的人和得到荣誉的人,大家需要尽可能想办法归属于第一类人,因为这里的竞争要少得多。”(44)他的贝尔格雷维亚公寓里摆满了六种文字的书。他说他宁可雇用精通乔治·艾略特小说的人,而不是精通银行业的人。他招聘职员时使用手写的分析增加了他的古怪形象。
当摩根建富的人在享受长时间的、愉快的午餐时,沃伯格则用普鲁士式的准时的纪律来管理他的公司。沃伯格手下的有些人要参加两次午餐,一次在12:30,还有一次在1:30,以便尽量扩大生意。年轻的工作人员来得很早,走得很晚,周末加班,而摩根建富的年轻人则在打天上的飞鸟。特别重要的是,华宝公司是第一家取消了宽边帽和雨伞的装束,改用现代服装的公司。
西格蒙德·沃伯格作为局外人冷眼旁观,看到伦敦金融城非常令人厌恶的事情,而可以容忍庸才只是为了避免吵架。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在伦敦金融城充塞着家庭开的银行,近亲结婚十分普遍。沃伯格还发现商人银行已经没有资本来为工业或政府进行大规模的融资。相反,在咨询领域,缺少资本并不是一个缺陷。他说:“从银行家为工业提供资金这点上来说,他们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但是从当咨询专家——我称为‘金融工程师’——的意义上来说,他们则变得更加重要了。”(45)这正是赌场时代关键的真知灼见——这种观点把商人银行家从发行证券的刻板的世界推向海盗式的兼并时代。商人银行家不再为了保持证券承销关系而免费提供兼并咨询意见。西格蒙德·沃伯格还未完成他的事业,死气沉沉的伦敦金融城已经以蓄谋控股投资为患了。
1958年,华宝公司在战后的英国第一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敌意兼并。兼并在此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它们已经组成了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尤尼莱佛公司、壳牌以及规模很大的存款银行。早在1925年,摩根建富已经洽谈了通用汽车公司在沃克斯霍尔汽车公司的投资。但是,这些事情做得非常温和,最后以雪利酒碰杯而成交。到1958年,华宝公司说服了弗吉尼亚雷诺兹金属公司发动对英国铝业公司的敌意收购。为了使这个举动带有一点英国色彩,雷诺兹和地铁投资公司——英国中部的一个工程集团——结成联盟。华宝的行动不露声色,到1958年10月时已偷偷地买下了英国铝业公司10%以上的股份。西格蒙德后来还把伦敦金融城的战场从关系问题转移到资本问题,推行一种新的扰乱性的民主形式。
英国铝业公司了解到华宝的计谋后,管理部门召集了拉扎德兄弟公司的奥拉夫·汉布罗和金德斯利勋爵来开会(拉扎德兄弟公司在50年代与摩根建富非常亲近,这两家公司甚至在考文特加登歌剧院合用一个包厢)。与暴发户蓄谋控股投资者相比,英国铝业公司具有真正的贵族血统爱国主义的形象。执行董事杰弗里·坎利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格兰银行行长的儿子。该公司的董事长被授勋成为亨格福德的波特尔勋爵,大战时任空军参谋长,是战斗英雄,也是马里波恩板球俱乐部的主席。虽然这家公司已经在和美国的大公司阿尔科尔谈合伙关系的事,但是汉布罗-拉扎德采取的防守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理由,这一点是没有根据的。后来曾任摩根建富董事长的蒂姆·柯林斯回忆说:“有一天,由奥拉夫·汉布罗的其他高级人士组成的一批人正式访问摩根建富,来到合伙人的会客室。他们说‘这是爱国主义的义务,否则伦敦金融城将会垮台。’摩根建富的合伙人没有与他们发生任何争论就参加了。”(46)
在11月,依靠自力更生成为地铁投资公司董事长的艾万·斯特福德爵士向波特尔勋爵提出一个建议,即地铁投资公司和雷诺兹以非常优惠的每股78先令的价格,购买英国铝业公司中的多数股。波特尔勋爵断然拒绝,隐约提到正在进行的谈判,并且悍然扣住斯特福德的计划,不让股东知道。后来,他发出了以下令人迷惑的宣言:“熟悉两大公司之间谈判的人会意识到这种做法是不现实的。”(47)虽然它的防卫是根据杨基佬入侵的可怕议论来定的——地铁投资公司被认为是雷诺兹的橱窗装饰——但是,英国铝业公司继续和它的“白衣骑士”阿尔科尔谈判。在一个星期之内,它谈妥了一个交易,允许阿尔科尔以60先令的低价购买该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机构投资者——这个时代的新的有势力者——被这种公然无视股东的态度激怒了。它们成为华宝阵营中的关键选区。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任何人都无法斗过商人银行联合起来的力量,这仍然是一条铁律。施罗德公司和赫尔伯特·瓦格站在华宝一边。除他们之外,伦敦金融城抱成一团支持英国铝业公司,形成一个似乎是不可战胜的方阵,其中包括汉布罗、拉扎德、摩根建富、弗莱明、塞缪尔·蒙塔古和布朗·希普利。从汉布罗和拉扎德写的一份备忘录可以清楚地看出,华宝的小人行为使这个集团感到不安的程度,远远超过雷诺兹-地铁投资公司建议中被人吵吵闹闹地批评的缺点。这个内部文件承认这个建议的合理性,只是猛烈攻击其不负责任的态度。显然,沃伯格本人才是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美国的入侵。伦敦金融城认为他未能按被大家所接受的规则来行事。伦敦金融城的成员要么联合起来击败他,要么让他把英国工业摧毁。(48)
第二天,通常在俱乐部里暗中谈判的这些伦敦金融城人士发表了在敌意兼并中首次使用的第一篇防卫宣言。他们不再用一向喜欢的那种衣帽间风格来玩这场游戏。在1958年12月底,伦敦金融城14个机构设立了一笔700万英镑的“备战基金”,其中摩根建富投入的赌注是50万英镑。波特尔勋爵曾经准备以60先令一股出售他的公司,而现在伦敦金融城财团以82先令一股的价格部分投标收购英国铝业公司。这下不仅比雷诺兹-地铁投资公司的出价高出4个先令,而且间接地揭示了早期交易的便宜。
伦敦《泰晤士报》对这种力量的显示大为敬畏,诚惶诚恐地提到“伦敦金融城摆出的阵容,其规模之大,在兼并战中从未见过”。(49)《每日快报》同样在这英勇的火力面前颤抖:“站在伦敦金融城一边支持英国铝业公司的有那些有名的金融家,如比斯特、哈考特、伦内尔、阿斯特、格伦康纳、金德斯利、考德雷、普尔和布兰德勋爵……但是,正如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那样,当伦敦金融城的各路大军联合起来时,他们几乎是稳操胜券。”(50)一家报纸在英国铝业公司中总共算出27个爵位——在阿尔科尔一方,包括一个侯爵、16个勋爵、10个爵士,似乎是在强化这个基本的力量,还加上女王的叔叔。
到新年前夕,英国铝业公司一边已经有200万股,对胜利充满信心。英格兰银行行长科博尔德勋爵和财政大臣希思科特·艾默里要求沃伯格打消念头,指出哈罗德·麦克米伦首相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沃伯格冷静地分析了形势以后说:“这根本不是一个天才的举动。我只是调动了大量的资金来付现款收购我的客户。”(51)沃伯格无视政府的压力,把标价提高到85先令一股,开始横扫股市,大规模收购股票,有时候一天要买几十万股。到1959年1月9日,雷诺兹-地铁投资公司获得了英国铝业公司50%以上的股份,宣布获胜。
伦敦金融城被惊得目瞪口呆。这是世界末日的景象。一开始,商人银行家们拒绝改变他们的作风,或是承认世道已经变了。拉扎德的金德斯利勋爵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跟那个家伙谈。”他看到沃伯格迎面走来就会越过马路不和他碰面。这批茫然失措的特权人士不能理解为什么报界和投资者会去巴结沃伯格这个无赖。就像罗伯特·扬在打纽约中央铁路那一仗一样,沃伯格意识到随着股权的分散,需要争取舆论。此后,伦敦金融城改变了那种隐晦的、秘密的作风,增加了可见度。正如一位银行家所预言的:“从此以后,没有哪个公开上市的公司的负责人可以高枕无忧,因为他一定会在半夜里醒过来想一想谁会来对他的公司进行蓄谋控股投资。”(52)
经过一段时间的疏远以后,奥拉夫·汉布罗去看望西格蒙德·沃伯格。汉布罗拥抱着他说:“西格蒙德,我们不是都很傻吗?”(53)而摩根建富则对此耿耿于怀,认为沃伯格的行为可恶,不可原谅。要是资本和狡猾比关系更重要的话,摩根建富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该公司拒绝和华宝公司打交道居然长达15年之久,尽管后者已经成为欧洲市场上最有创造性的公司。华宝公司向摩根建富做出和平的姿态,甚至请他们参加联合电力工业公司的一项交易。摩根建富予以拒绝,不仅不对这个姿态表示感谢,还傲慢地说要独家干。
人们不禁会说,摩根建富的命运是由铝业大战决定的。因为在这愤怒之下还有一股新的潜流。一批“少壮派”人士,特别是斯蒂芬·卡托(汤姆的儿子)和鲁弗斯·史密斯的女婿蒂姆·柯林斯感到这个公司陷在自取灭亡的势利心态之中。在许多方面,他们想效法华宝公司,而不是谴责它。斯蒂芬·卡托说:“铝业大战表明摩根建富攻势不够猛烈,对我们震动很大。我们棋输一着,士气低落。这几乎是第一次,并且造成了深刻的影响。”(54)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摩根建富不仅实行兼并,而且还专长于轰轰烈烈的收购,竭力炫耀它已改弦易辙。它还学会了击败华宝公司,成为新的、攻势猛烈的经营方式的象征。就像纽约的摩根士丹利一样,摩根建富后来鲜明地衬托了沉睡的高额融资的旧世界的死亡和危险的新世界的诞生。因为摩根诸公司从旧式的关系银行业中得到的利益最多,他们失去的也最多,必须用不习惯的、猛烈的方式对这种威胁做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