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拉蒙特去世以后，拉塞尔·莱芬韦尔在1948到1950年继任J.P.摩根的董事长。他喜欢吸一只长长的直烟斗，他那大尖鼻子和白头发使他的智慧具有玛士撒拉[35]的风格。自1946年至1953年在他就任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期间，他通常在回东六十九街住所的路上，到委员会的办公室去一下。他具有书生气，但十分机敏，是一个善于辞令的大师。他可以就任何问题写出犀利的论文或作即席发言。他的思想非常广泛而丰富。在一次董事会上发表了激烈的见解之后，他发问道：“有人有不同意见吗？”汤姆·拉蒙特温和地回答：“有人敢不同意吗，拉塞尔？”他具有反唇相讥的天赋。他的女儿在第一次乘游船出航前，问他应该给多少人小费。他干巴巴地说：“这个嘛，如果你有的是钱，你可以把小费一直付到船长。”(1)在一个晚餐会上，莱芬韦尔给作家埃德娜·费伯留下了如下印象：“在我看来，他聪明、宽容、达理、开明，而且和这些品质相结合，他还有惊人的幽默。”(2)她很难设想在他“红润而又顽皮的面孔”后面隐藏着的是一个吝啬鬼。(3)

莱芬韦尔是摩根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培育和精选的众多思想家中的最后一个。在那个时期华尔街仍然能够造就具有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人物。作为小合伙公司的合伙人，金融界的精英们涉足于商业的各个方面。他们有时间读书，有时间思考，有时间介入政治——专业化的灰色时代还未来临。莱芬韦尔认为，肢解银行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已经摧毁了华尔街上最有意思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出现了一批新的多边国际机构，摩根银行处于不大有利的地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英格兰银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摩根组成的神秘的三驾马车，大体上控制着国际货币秩序。但在1944年新罕布什尔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拟议中建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凌驾于这三驾马车之上。这两个孪生机构把货币稳定和欧洲重建问题提高到超国家的层次。在战后的年代里，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之间仍有更广泛的合作。结果是，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由私人银行家托管的金融使命，被不可逆转地置于政府之手。一种新的公德感使银行家与政治家之间有了距离，秘密合作被视为政府腐败的表现。“外交家的时代”寿终正寝。

在我们之称为新的“赌场时代”的年代里，银行将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竞争领域中运作。在资本市场有限而又没有几个金融机构来开发这些市场的年代里，银行家的实力变得很强大。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市场一直在扩展，而且在全球结成一体化。与此同时，金融领域日趋拥挤，挤满了大量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经纪人公司、外国银行、政府贷款计划、多国组织和其他无数的贷款人。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逐渐丧失了他们在世界金融界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再也不会有一家像J.P.摩根这样的私人银行成为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金融机构。银行家们不再是稀缺资金的卫士，而是逐渐变为满脸堆笑的推销商，他们将充足的商品近乎硬塞地卖给消费者。

新的布雷顿森林机构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贷款的灾难而形成的。人们对20世纪2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三分之一以上的外国政府债券仍然不能兑现。世界银行决定只对精心设计的项目提供贷款，即是对过去没有纰漏的主权贷款所做出的反应。即使像摩根这样一个十分审慎的贷款人，也因如下大批没能兑现的政府债券而受到损失：1.97亿美元的日本债券，2000万美元的奥地利债券，1.51亿美元的德国债券。当时没有一个银行家愚蠢到竟断言国家不会破产，或断言政府公债比商业债券的风险要来得小。因为美国有多余的现金，世界银行要开发美国资本市场，就必须取悦于华尔街并得抹掉对外国借款的污名。

世界银行第二任行长约翰·麦克洛伊为了保护新生的世界银行的信誉，向莱芬韦尔请教摩根在两次战争中的经验。莱芬韦尔以他通常那种激动的紧迫风格，向麦克洛伊讲述了他们银行对外国债务违约的感受——这些债务都有政府担保的虚名，其中尤以德国的借款为甚。麦克洛伊同意莱芬韦尔对20年代贷款的批评。那时，政治与金融问题被混淆在一起，这种情形鼓励借方把贷款看作变相的外国援助。这样，就破坏了纪律，并且导致过多的借款，随之而来的是违约。

考虑到拉美不能偿还贷款，麦克洛伊问莱芬韦尔，银行是否应向该地区发放贷款，后者直截了当地回答，对美国投资者来说，“除了阿根廷，所有中美或南美借债国都有不讲信用和可鄙的不偿还债务的记录”(4)（阿根廷一直情况特殊，当胡安·贝隆在1946年执政时，这个国家以战时向欧洲出口食品积累了大量黄金而自豪；贝隆甚至赞成偿清外债，以免受制于外国银行家）。莱芬韦尔警告麦克洛伊说，如果世界银行对拉美贷款，那将会降低世界银行向美国投资者发行的债券的信誉。麦克洛伊对拉美比莱芬韦尔更有同情心，他申辩说，是银行家们诱导了这个地区过多地借债。他告诉莱芬韦尔：“在欧洲和拉美争夺贷款的情形真是颇为可观。”他又说：“我知道此事，因为我也参加了。”(5)虽然世界银行后来向拉美提供了贷款，但它坚持秘鲁和其他国家首先得偿还它们欠私人持有者的债务。这样，既支持了债权人，也防止了拉美的债务败坏世界银行自己的信誉。

莱芬韦尔认为，在欧洲政治动乱结束前私人银行不可能恢复向欧洲提供贷款。1946年，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以他的“铁幕”演讲发出了警告。他对欧洲解体的恐惧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的害怕心理有出奇的相似之处，特别是由于1947年初的食物短缺和农作物歉收。正如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曾警告拉蒙特的那样：“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未见过世界形势像现在这样迅速地趋向真正的麻烦。”(6)莱芬韦尔担心对复兴欧洲采取吝啬和惩罚性的态度，会使人联想到凡尔赛和约。他反过来警告他的朋友和在槐树谷的邻居洛维特说：“西欧正在走向灾难。我们小处精明大处浪费，用一些不及时的区区贷款和补助来应付这里或那里的危机……与此同时，我们却忽略了去大规模地、建设性地处理西欧复兴的问题。”(7)他强调无条件援助英国和法国，他说：“英国人和法国人既不是小孩也不是土著人，他们不会听任暴发户美国人的支配。”(8)

由于美国投资者对外国债券仍然三心二意，世界银行无法帮助克服西欧的危机。1947年12月，杜鲁门提出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马歇尔计划”，以便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护之下，把战后断垣残壁中的欧洲复兴起来。20年代曾参与道斯贷款工作的麦克洛伊声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举动即是马歇尔计划的先驱。但是当时是由私人方面来支持欧洲复兴的。”(9)马歇尔计划的经济规模，仅头一年就达50亿美元，大大超过了资金贫乏的华尔街的承受能力，由于经济萧条、战争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它们的财力仍然空虚。

摩根财团的国际主义使之在内地常常遭到排斥，而现在这种国际主义不可逆转地在华盛顿得到了确认。战争、电视、国外旅游等等都起到了削弱美国地方观念的作用。由于共和党人摆脱了他们传统的孤立主义，摩根银行有了一个可以不言而喻地寄托其信仰的党派。摩根银行再也不是一个和外国势力密谋并联合的异己机构。如果说这给摩根银行增添了政治上的宽慰，那么这同时也减弱了它的影响。外国政府有了进入华盛顿的更好的入场券，它们就不再那么需要华尔街代理人去进行外交工作了。

1947年初夏，杜鲁门政府在是否应把苏联纳入马歇尔计划一事上犹豫不决。乔治·凯南主张邀请苏联参加，因为他认为苏联会拒绝邀请，并由此而受到分裂欧洲的谴责。洛维特不以为然。经过杜鲁门的许可，他去华尔街23号听取了莱芬韦尔的意见。根据他女婿的描述，莱芬韦尔在考虑了是否应邀请苏联参加的问题之后告诉洛维特：“鲍特，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你不邀请苏维埃俄国参加，你付出的代价就像过鬼门关，而如果你邀请他们，他们反而会对你说，见你的鬼去吧。”(10)莱芬韦尔设法说服了洛维特，而凯南则没能说服他。不出凯南和莱芬韦尔所料，苏联后来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

在20世纪40年代末，摩根的政治影响看来仅限于这类为复杂问题作顾问的角色。作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出现之前的一个投资银行，它为许多政府发行过债券。作为出借自己的钱的商业银行，仅仅维持战后对英法的贷款已使它感到力不从心。1950年，J.P.摩根公司和大通共同承办了两笔给法国的总额2.25亿美元的贷款，这几乎耗尽了摩根的财力。莱芬韦尔愿意帮助法国，尽管他对戴高乐有如下相当刻薄的看法：“在现代法国没有这个骑马将军的位置。戴高乐可能是并且依我看就是一种动乱势力。……他从来没有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才干、判断和常识。就一定意义而言，正是因为缺乏这些品质，他才成为伟大的抵抗运动领袖。”(11)

资金短缺的摩根财团不得不怠慢许多过去的外国老客户，也无力去帮助千疮百孔的日本。由于把英国和美国看作平等伙伴的过时观点，莱芬韦尔不能领悟英国已经降为第二流国家的事实。1947年，他给在英国财政部的朋友卡莱尔·吉福德写信说：“不管西方政府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多么笨拙，但明摆着的事实是，除非英国得到帮助和重建并恢复它在世界上的原有地位，否则一个民主和自由的世界就没有希望。”(12)他对他的朋友莱顿夫人说：“没有什么比不列颠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及其彼此之间的合作更重要的了。”(13)英国在世界事务中地位的削弱降低了摩根与英国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联系的价值。不同于2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再也不听从英国财政部的领导。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建议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在伦敦或纽约时，美国却把它的布雷顿森林的产儿设在距白宫只有一箭之地的华盛顿，这一举动非常具有象征性。

对莱芬韦尔来说，任何政策的试金石都是看它会对美英两方产生怎样的影响。像摩根银行的其他人一样，他是一个激烈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认为煽动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会激起穆斯林世界起来反对大英帝国。J.P.摩根公司仍然是一个由特权白人组成的单色调的银行，其大部分成员来自东北部八所名牌大学，即所谓常青藤联合会大学及名门望族。莱芬韦尔十分倡导少数民族的权利，但是对那些过于咄咄逼人地强调他们权利的少数民族却不大耐烦。1946年，他的好友莫利斯·厄恩斯特，一个积极从事公民自由权事业的犹太律师，责备摩根没有犹太人董事。莱芬韦尔带着恼怒申辩说：“为什么就不能只讲公民和美国人，不去扯有关犹太人的权利这一套呢？……只要有些犹太人认为自己是身处别人国家里，在种族和宗教方面是少数民族并鼓吹他们的权利，他们就会令人感到讨厌。”(14)在表达了这种粗暴的看法后，莱芬韦尔最终热情地赞扬了厄恩斯特本人的卓越才华。厄恩斯特则极力劝说杜鲁门把莱芬韦尔当作顾问，征求他的意见，并向总统保证说，莱芬韦尔决不是像汤姆·拉蒙特那样爱出风头的人。(15)

在以后的年代里，莱芬韦尔的心情暴躁可能是由许多政治上的失意造成的。作为华尔街众所周知的摩根内部的开明人士，他较少空想，是个更严格和求实的人。他喜欢短兵相接的辩论。他认为国际联盟是个可悲的错误，是为了从德国和奥地利割取领土而设的掩护。他曾对拉蒙特说：“事情的真相是，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即使不是所有的国家，也会有一些国家或迟或早要以武力来夺取他们想要的东西。”(16)20世纪50年代初，他认为苏联不顾一切地要统治世界，并举出柏林、巴尔干、伊朗、南斯拉夫和朝鲜作为例子。(17)他对裁军不以为然，并且对美国的世界警察作用津津乐道。他见过的独裁者太多了。

尽管莱芬韦尔认为发生麦卡锡主义[36]实为不幸，但他主张肃清颠覆分子，认为政府和学校应有权解雇这些人。后来他被杜鲁门任命为由切斯特·尼米兹将军为首的国内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他认为公民的自由权应该服从国家安全：“我认为一般说来，雇员的职位和公民权必须服从国家防御俄国的权利，因为俄国是所有民权和自由的敌人。”(18)

在朝鲜战争刚开始的1950年夏天，乔治·惠特尼致信杜鲁门，表示摩根银行对政府的支持。尽管这两个人几年前曾在惠勒铁路听证会上唇枪舌剑，杜鲁门现在意识到国家需要和睦相处。总统居然不难为情地对惠特尼说，他的信“引起了对我们很多年以前会面的美好回忆”。(19)

虽然摩根的高级职员们支持朝鲜战争，但他们在1950年秋天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日益不安，那时南朝鲜军队逼近中国边界，麦克阿瑟将军看来打算与中国共产党人一决雌雄。这再次触发了摩根银行对中国的陈旧偏见以及担心美国可能为拯救亚洲而牺牲西欧。莱芬韦尔警告杜鲁门，美国不应去“和那可怜的4亿中国人打仗。他们一直受害于军阀、不良政府、日本占领军和现在的共产主义征服者。杀中国人不是我们的使命，而且与他们纠缠会使我们在国内和欧洲失去防御能力”。(20)杜鲁门同意这种看法。1951年4月，他在麦克阿瑟力主美国将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并向中国大陆开战之后解除了他的职务。

摩根财团赞同杜鲁门的冷战自由主义，但与他在经济问题上有分歧。总统在这方面又重新采取了他过去对华尔街的讥讽态度。1951年初，当莱芬韦尔在白宫见到杜鲁门并向他提出由市场来决定利息率的要求时，他们之间的分歧变得十分明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以来，联邦储备银行一直将长期利息率固定在2.5%。这一政策在杜鲁门的支持下一直延续到战后。在20年代初，杜鲁门曾因本·斯特朗提高利率而使他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价格下跌而大为震惊。他并不把这视为运气不佳，而认为这是对债券持有人的阴险背叛。这促使他支持固定利息率。联邦储备银行当时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来保证财政部债券的高价和低收益。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艾伦·斯普劳尔一样，莱芬韦尔认为这种做法是浪费金钱，主张恢复由市场自由决定利率。

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认为，斯普劳尔和华尔街是一个阴谋集团，企图恢复过去那种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摩根银行两家左右货币政策的好日子。杜鲁门正急于平息朝鲜战争期间由通货膨胀引起的极度不安，因而这种在他看来是银行家们所特有的自私使他十分愤怒。他对莱芬韦尔的斥责令人想起新政时期的谩骂。

我感谢你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但在我看来，银行家们试图在非常时期来打乱国家的金融计划实属时机不当。国家的稳定和信心与2570亿美元的未偿债务密切相关。……我很难理解为什么银行家们要在目前这种非常形势下破坏国家的信誉。看来他们正是想这么干，而如果我防止他们这样干，他们就不会去干。(21)

杜鲁门对摩根财团的真诚是有保留的，他的真实看法虽然平时掩盖得很好，但有时也会随着发怒而暴露出来。

乔治·惠特尼1950年就任摩根的董事长，这样可以让拉塞尔·莱芬韦尔作为一个智者自由自在地活动，四处发表专题报告。当时J.P.摩根公司还是一个在温室中的银行，仅仅在纽约就有10家银行规模比它更大。它十分紧凑地挤在华尔街第23号。惠特尼的拉盖办公桌安排在靠百老汇街一边的玻璃隔墙办公室的尽头，他的白发梳得十分整齐，他的高雅带有几分矜持，他的服装剪裁考究。正像搞公共关系的詹姆斯·布鲁格回忆的那样，惠特尼“有教养，含蓄，讲话简明扼要，评论直截了当，他表情沉着，但也会满脸堆起顽皮的微笑”。(22)有时他也一反平时的优雅常态，大声吼叫并态度粗暴。

惠特尼总是深为其兄的贪污丑闻所困扰，他发誓要代其偿还每一分钱，尽管这样做会大大减少他自己及其继承人的财富。他的外孙乔治·惠特尼·罗说：“这件事对他的情绪打击很大，声誉上的灾难比金钱上的损失更为严重。他在自己赚钱能力几将结束时为此事付出了巨款，但他偿还了每一分钱。”(23)他不得不放弃了他在20年代轻松取得的大量税前收入。由于为孙辈操心，他要求后来的董事长小迈耶照顾他们的利益。按照摩根公司照顾裙带关系的传统，几个惠特尼的继承人后来进入摩根银行工作。惠特尼的家人力图不把理查德当作贱民来对待，然而这个问题十分敏感而具有爆炸性，以至这一家族的成员竟然为此大打出手。理查德被禁止从事金融活动，他干过一些零杂活，包括贩卖佛罗里达的橘子，但他的生计主要还是依赖于他继承了遗产的妻子——格特鲁德。

也许是由于他兄弟犯了罪的缘故，乔治·惠特尼对诚实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1955年，J.P.摩根公司和摩根士丹利联手为通用汽车公司做“优惠股发行”，以低于股市价向现有股东出售股票。公司希望筹资3.25亿美元，用于更新设备以制造动力转向装置、动力刹车和八汽缸引擎。摩根士丹利负责金融方面的事务，J.P.摩根负责事务性工作——这在当时是很典型的安排。在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活动中，惠特尼也卖力地投入了，直接与普通股东打交道。《纽约客》杂志的记者根据一个经纪人的描述，写了一篇描述J.P.摩根的波士顿婆罗门[37]的生动短文。

当（惠特尼）正在值班时，一个女股东来行使她购买两股的权利，递给他一叠钞票，数目应该是150美元。看来惠特尼是出于礼貌，不好意思当着她的面数这笔钱，只是微笑地把钱收下，和她握了握手，然后给了她一张收据。当惠特尼在女股东离开后清点这笔钱时，他大吃一惊地发现，这笔钱是170美元，这使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慌乱不安，直到发现那位女股东的文件还未归档，才放下心来。这样，他们可以知道这位女股东是谁，并得以把她多付的钱和她的股票一起寄给她。(24)

在50年代，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给摩根财团带来的严重伤害暴露了出来。这种伤害在大萧条时期并不明显，因为当时反正也没什么人需要贷款。作为一家投资银行，J.P.摩根公司曾使其竞争对手相形见绌，然而作为一家商业银行，它却难以匹敌那些吸引零星存款的更具有平民性的银行。以规模来衡量，它在国内的地位浮动于第20位和第30位之间。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彬彬有礼、又有点固步自封的小银行，长期以来竟一直是美国金融界里令人慑服的红眼龙王。

尽管地位有所下降，但摩根财团仍自我陶醉于华尔街的贵族地位。摩根拥有700名雇员，仍然保持着华尔街旧式合伙人制度的那种绅士风度。这个公司是如此之小，1947年在庆祝其职员退役回公司时，在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的一个晚餐舞会容纳了公司的全体职员。乔治·惠特尼亲自参与新职员的雇用。他通常是招进具有私立预科学校和常青藤联合会背景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从收发室做起，然后轮换并得到升迁。每年一次，惠特尼要去找戴维斯-波尔克法律事务所，向他们要这一年的法律账单，然后回到他自己的写字台去签发一张支票。摩根的风格是简单、具有英国风度和不拘形式的。这家银行在50年代仍然可以令20年代的合伙人们感到非常熟悉。每天上午10点半，公司最高级的20名职员都会围坐在一个大桌子周围，评论国际事务和交换新闻，这类交流在免费午餐会上仍会继续下去。

摩根银行的家长式管理对职员关怀备至。雇员们生活在一个暖和的温室里，比华尔街其他职员领取更高的工资，享受更长的假期。摩根银行具有种植园的气氛，它的餐厅配备了戴着白手套的黑人侍者，从漂亮的金属容器中给就餐者盛汤。一个新来的职员看到一个侍者把看上去很脏的一块冰块放入他的冰茶里，正想抱怨，但他马上意识到冰块是用茶水制成的，这样的冰块不至于冲淡冰茶。那里真是一个凡事都很讲究的地方。

摩根银行非常珍惜自己的形象——在它大门上是那个具有魅力的“23”，它的电话号码是汉诺威5-2323，公司黑色凯迪拉克轿车的车牌号码是G-2323。作为一个以传统财富和上流社会为对象的银行，摩根银行严格遵守礼节。年轻的银行家们在出门会客时也戴着礼帽；如果他们在去洗手间的路上脱去外套，那他们就有断送前程的风险。在这个过分拘谨的地方，信托部女洗手间的门上没有任何标记，因为银行家们争得脸红耳赤，最终也没有就到底用何措辞才算得体达成一致意见。不引人注目是这里所崇尚的风格。客户的名字从来不对外人提起，年度报告中从来没有图片，广告宣传是严格禁止的。当一个新来的人向一个做公关事务的同事问起他的职责时，他被告知：“我拿这份工资的责任，就是让银行的名字不在报上出现。”(25)由于和客户的关系紧密，而抢竞争者的生意又被列为禁忌，摩根银行没有自我宣传的需要。

摩根银行利用其神秘色彩，也有很多虚张声势的成分。“只与大客户中最大者做生意的声誉以及孤傲的形象，可能会把新的一代企业家和公司经理们拒之门外。”摩根银行的公关人员吉姆·布鲁格这样评论。“尽管没有用大量言辞公开阐明这一点，但摩根银行在这一期间已开始着手摆脱某些紧紧缠绕着的神话色彩。”(26)按绅士银行家准则规定，应该是客户来找银行。但摩根银行已难以维持这种帝王不举玉趾的态度，惠特尼派出一些年轻的“猎鸟犬”去全国各地寻找生意。他希望在更宽广的地域内赢得客户。强大的摩根已经在不隐蔽地乞求得到新客户了。这一点使一些老派人物十分不快。信托部的朗斯特里特·欣顿后来写道：“银行中不少人认为，潜在的客户应该主动找上门来和摩根银行做生意，其中有的人甚至莫名其妙地相信，现有的客户做梦也不会离开摩根银行的。”(27)

一个经久不衰的关于摩根的神话，是摩根的个人支票账户要求100万美元的最低余额。这些少见的摩根支票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兑现，这对交游广泛的经理们非常合适。在20世纪50年代庞德俱乐部的一个幽默晚会上，一个轻歌剧演出队讥讽了摩根的经营方式，他们唱道：“我们的出纳有价值百万美元的微笑。他们只对有百万美元的人微笑。”(28)这种排他行为只能是自取灭亡。乔治·惠特尼在一次年会上否认有100万美元最低额的规定，这引起了轰动。不轻信的《纽约时报》的大标题说“惠特尼戳穿了‘摩根神话’”“不到100万美元的存款得到接受”。(29)但顺着文章读下去，惠特尼看来也不大肯定。他说，摩根银行并不是真正很合适于小额账户。他最后给人的印象是，也许真有摩根要求个人存款保持100万美元最低额这回事。

这种姿态掩盖了摩根财团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整个50年代日趋严重。问题起源于华尔街银行为其运行筹资的方式，特别是一种被称为补偿性余额的操作方式。作为取得贷款的回报，借款的公司会保留20%的款项作为无息存款。缴纳了这种贡金，借款人得以保持与银行的业务关系，并免费得到一些服务，比如请银行的经济学家咨询，或请银行帮助安排企业合并。补偿性余额也可以保证客户在信贷缺乏时得到贷款，这种保证反映了由来已久的公司对稳定资本流量的关切。这种安排使华尔街的银行与它们的客户结成一种亲密的关系，而且使银行可以用这些无代价的款项以很高的利差来放贷。这是一门妙不可言的生意。在关系银行业已在走下坡路的这些日子里，利润仍然几乎是有保证的，这种环境造就了一代举止文雅的但又有些迟钝的银行家。

依现在的眼光，这些公司留那么多闲置的钱给它们的银行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那时通货膨胀率和利息率都很低，这些公司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损失。莱芬韦尔是鼓吹由市场自由确定利息率的先锋。摩根银行知道补偿性余额的好日子为期不长了。尽管如此，当1949年9月摩根银行发现自己意外地成为一桩耸人听闻罪行的受害者时，还是大吃了一惊。一个没有出现于金融版面的小报故事对这家银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个名叫阿尔伯特·圭伊的法裔加拿大珠宝商对一个名叫马里耶·安热的19岁女招待产生了不正当的恋情。为了摆脱他妻子的干涉，圭伊在他妻子登上魁北克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在她箱子内塞进一枚炸弹。他不仅想恣情纵欲，而且还想得到他妻子的10000美元人身保险。飞机在距魁北克东北50英里处爆炸，将圭伊的妻子和其他22名乘客化为灰烬。富于心计的珠宝商既没有得到金钱也没有得到情妇，只落得一个被判绞刑的下场。

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看来与稳重的J.P.摩根公司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飞机失事的遇难者中，有肯尼科特铜业公司的老板塔潘·斯坦纳德。早在德怀特·莫罗帮助古根海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建肯尼科特公司时，斯坦纳德就已经进入这个公司了。1942年，就在摩根股份公司化不久，他成为摩根银行董事会的第一个“外部”董事。而现在接替斯坦纳德的人对铜业公司在摩根的6000万美元存款感到困惑不解。他向首席财务官询问此事，张皇失措的首席财务官告诉他，公司总是在那里保持大量余额。新总裁从来就未听说过这种荒唐事，问道：为什么不只留1000万美元，而将其余5000万用于投资？这个出色的主意使华尔街23号大为震惊。肯尼科特要提取摩根银行存款余额的10%，尽管乔治·惠特尼是肯尼科特的董事（根据另一种说法，摩根实际上是鼓励肯尼科特为安全计将其存款分布于几家银行）。这一举动预示着赌场时代的一个中心特征：关系银行业寿终正寝，而这种银行业的特点向来是把大公司与摩根及其他华尔街银行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排他性关系。

摩根银行需要这些大额存款余额来维持生存。根据法定的贷款最大限额，它给客户的贷款不能超过其营运资本的10%（银行资本实际上小于其存款额，银行资本基本上是银行偿还其债务后所余部分）。这意味着即使是像通用汽车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或通用电气公司这样的客户，摩根也只能向每位提供500万或600万美元的数额不大的贷款。由于摩根在这些董事会中有其席位，因此在这些公司内部仍处于有利地位，但资本短缺使它有丧失大宗业务的危险。正像大陆石油公司的伦纳德·麦科洛姆对国民城市银行的乔治·穆尔说的那样：“J.P.摩根作为石油业的银行不够大，但你们够大，你们应该努力争取经营这类生意。”(30)

值得一提的是，大陆石油公司早在20年代即是由摩根一手安排的兼并的产物，而麦科洛姆本人甚至还是J.P.摩根的董事。如果连它们都不得已要脱离摩根银行，那么很多公司会脱离这些传统的银行而不怕惹恼华尔街。在赌场时代，它们的选择余地之大，远非当年被这些银行束缚时能够相比。

摩根财团极力想克服这个难堪的现实：它太小，无法作为一个主要的金融机构存在。而要想恢复它原来的势力，它必须与其他银行合并。1953年，约翰·麦克洛伊——世界银行的前行长、大通银行的现任董事长——向惠特尼表示了合并的意向。大通现在成了摩根身边的巨人，它的巨额资金使其在全国范围内位居第三。然而摩根坚信自己的特殊命运。当惠特尼与麦克洛伊讨论合并的可能性时，他讨价还价的样子好像摩根的规模更大。惠特尼询问谁将控制合并后的银行，麦克洛伊的答复所给予的让步令人吃惊：“如果分析的结果表明应该由其他人来经营这家银行的业务，我不反对靠边站。”(31)当惠特尼与他的同事们讨论这个不同寻常的优厚条件时，他没有看到任何欣喜。相反，他遭到两个著名合伙人——亨利·戴维森和汤米·拉蒙特——的坚决反对，他们反对与任何银行合并，更不用说大通银行了。他们反对往纯正的摩根文化中掺杂任何东西。到50年代末，这种宗派观点最终迫使摩根银行为了生存而合并。与此同时，麦克洛伊继而与曼哈顿银行商谈并达成合并协议，此举使大通银行从一个批发银行变为一个名列前茅的零售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

在杜鲁门时期，摩根银行仍然受到政治攻击，像是新政时期的回声。现在它被谴责犯了老的政治罪行，但却没有真正有幸犯这些罪行。然而改革者们难以相信摩根财团已经失势。1950年，纽约的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指出，J.P.摩根的董事们参与了许多公司的董事会，这些公司的资产总额超过250亿美元。塞勒称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同样，在关于摩根权势的一阵喧嚷中，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欧文·奥尔兹在年会上说了这番话以释疑窦：“J.P.摩根的一位成员也是我们董事会的成员。我要说，除了J.P.摩根公司之外，没有哪个金融利益集团控制着美国钢铁公司。”(32)这个从货币托拉斯时期搬来的形象性描述，看来似乎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庞大的、跨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已不再对华尔街的一家银行感恩戴德了。

到50年代初，持续了20年的对华尔街的仇恨趋于平息，摩根的经理们又可作为政治盟友来行事了。然而涉足政治已有不同的性质了。乔治·惠特尼和其他一些人觉得摩根银行过去由于与政治发生瓜葛，拈花惹草，吃了很多亏。他们犹如惊弓之鸟，不再去干汤姆·拉蒙特曾在共和党内干的那种权力经纪人的营生。尽管惠特尼终身都是共和党人，但他没有胃口公开争斗，并且认为搞政治就免不了在公众面前频频曝光、披露丑闻以及令人失身份的盘问。他的影响是更具有个人而不是机构性质的，而且十分谨慎，一般公众是无法觉察的。

惠特尼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有很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建立起来的。惠特尼的儿子罗伯特在战争期间曾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人员，后来又参与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活动。罗伯特把他父亲介绍给艾克（艾森豪威尔的昵称），艾克在就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期间曾与惠特尼在老韦斯特伯里共进午餐。1951年，乔治·惠特尼帮助一个叫作“支持艾森豪威尔的公民”的志愿组织提供银行贷款，此举在全美各地推动了艾克俱乐部的发展。

1951年艾森豪威尔作为欧洲盟国最高司令部的军事司令去巴黎时，他请惠特尼每个星期或每个月给他写信，概要地说明他对国内重要问题的看法。惠特尼欣然从命，给艾森豪威尔写了许多篇幅很长、固执己见的信。这些信对多数政治家、劳工领袖和商人评论尖刻，但对艾森豪威尔却恭敬而充满深情。艾克一遇到经济和金融问题就像堕入五里云中，但他欢迎这些宣讲。他告诉惠特尼说：“你的那些信是我任公职期间最令人愉快的东西之一。”(33)

惠特尼的信件反映了对当时经济的一种沮丧情绪，而银行家地位在新时期的衰落是这一经济的特点之一。他自己承认，他喜欢用有组织的劳工来吓唬人，然而他对屈从劳方要求的资方却照样严厉指责。尽管他任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已经长达27年，但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抨击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查尔斯·威尔逊。他对威尔逊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谈判生活津贴一事特别恼火，因为他认为尽管这有可能使公司受益，但会助长通货膨胀。就在当时，惠特尼嘲弄地寄给艾克一篇威尔逊的关于制止通货膨胀的演讲，指出作者与这一题目之间的不和谐。摩根银行指挥它的工业客户的日子已经结束。

惠特尼厌恶杜鲁门政府，认为这个政府是在使新政一些最坏的倾向永远存在下去，那就是人们期望得到国家支持的福利国家心态，对商业进行联邦政府管制，以及一种更偏重反失业而不是通货膨胀的倾向。他认为杜鲁门利用阶级矛盾把富人当作替罪羊。但他同样害怕共和党的候选人、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拉蒙特10年前曾反对此人，支持温德尔·威尔基。直到1951年底，艾克一直回避承诺竞选总统，理由是他在欧洲盟国最高司令部的职务要求他是非党派的。但是惠特尼在1951年10月听说塔夫脱宣布将竞选总统时，他就不再只是温和地推动艾森豪威尔了，而是强烈地敦促他参加竞选：“很明显，如果塔夫脱当选，你现在正在担负的工作就会陷入困境，因为他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代表这个国家中最极端的孤立主义运动。……我对以塔夫脱为首的共和党政府这一前景感到不安。”(34)艾克的当选使战后共和党内国际主义者势力的上升有了保证。

艾森豪威尔当选后仅一个月，惠特尼的胜利喜悦即被打断。他36岁的儿子罗伯特——摩根银行负责西南地区业务的副总裁助理，一个粗犷而有风度、身体健壮的人——在1952年12月末的一个晚上被一辆汽车撞倒，当即身亡。罗伯特身后留下他的妻子和4个孩子。

乔治早年的生活表明他是有致富坦途的，然而他的一生却屡遭不测。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夫人玛米寄来一个手写的慰问函：“刚刚获悉有关罗伯特不幸的噩耗，我们难以用言词来表达我们的震惊和悲痛。”(35)

艾森豪威尔对摩根银行来说，近乎于一个完美的盟友。他在经济问题上保守，但反对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和政治上的孤立主义。自胡佛以来，摩根银行从未享有过这样美妙的配合。艾森豪威尔把惠特尼称为他在华尔街的“监听站”，他邀请惠特尼参加他在白宫为商界朋友举行的“男士晚餐”。这些晚餐会使艾克遭到谴责，说他正在被阔朋友腐蚀。总统明显地听从惠特尼的意见。在50年代初，兴起了要求不固定黄金价格的运动。有些人要求提高黄金价格，另一些人主张降低黄金价格。惠特尼和莱芬韦尔说服艾森豪威尔将黄金的价格保持在35美元一盎司，这是自1934年以来一直延续的价格。艾克认为莱芬韦尔关于黄金问题的备忘录是他读过的备忘录中最好的。

摩根银行长期以来倾向国际合作，这种主张在华盛顿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这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初期就明白无误。一个曾使摩根银行十分困扰的问题，即在主张通货膨胀的乡村孤立主义者与同欧洲有金融联系并主张稳定货币价格的东部沿海银行家之间的由来已久的分裂，此时已成为过去，变成了历史学者们的研究题目。美国公司纷纷跨出国界，农场主们也在开拓出口市场，华盛顿则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似乎已不再距离世界其他地区那么远了，通过北大西洋联盟，美国与欧洲联结在一起。摩根财团在美国政治文化中不再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异已实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