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22日，法国新总理亨利·菲利普·贝当元帅被纳粹的闪电战击败，同希特勒签订了停战协定，只剩下英国与轴心国孤军奋战。这使巴黎摩根公司处于危如累卵的境地。这法国人口中的“庄严的摩根银行”在旺多姆广场14号占有一幢富丽堂皇的大楼，从巨大天窗透过的日光把银行大理石地面映照得光彩夺目。这家由德雷克塞尔家族于1868年创建的公司有着辉煌的历史，就是在普法战争和一战时期也不曾关门歇业。直到1926年，该公司一直被称为摩根-哈耶斯公司，在合伙人赫尔曼·哈耶斯那年死于多维尔马球比赛事故以后，公司改名为摩根公司，按照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前的摩根帝国连锁合伙制度的结构，杰克·摩根是高级合伙人，而且纽约为该行提供大部分资本金。

也许巴黎摩根公司从未获得像纽约和伦敦一些银行那样巨大的名望，但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它仍是巴黎最大的外国金融机构之一。它是连接法国政府与J.P.摩根公司生意的渠道，而且它同法兰西银行的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法国雇员通常在政府中做过高官。摩根公司为大多数美国公司在法国的下属机构提供服务，为美国富有的旅行者办理旅行支票和开具信用证，为在法国的美国人办理现金业务，其地下保险库里保管着大量美国和法国人拥有的证券。它与摩根建富公司和J.P.摩根公司相互交换年轻的学徒。不过归根到底，因为摩根与英国的亲密关系和法国民族主义者抵制美国商业渗透，法国分行总是处于困境。

由于战时的新闻封锁极为严密，有关摩根公司在纳粹占领期间遭遇的情况，直到1944年9月人们才得以知晓；现在这些情况可以从摩根担保公司未公开的记录中重新整理出来。事情从法兰西银行开始，该银行不相信慕尼黑条约所宣称的虚假和平，于1938年开始制定计划来保护它的黄金储备。它把黄金运到纽约作为将来战争物资采购的资金，并把储藏在弗利业街金库中的金条取出，分藏在全国51个战略要地。

巴黎的许多银行都做了类似的应急计划。摩根公司在南特东南的一个名叫尼奥尔的小镇上买了一座残破的旅馆，并将旅馆改建成自备水电供应的房屋，用以保护证券。地下室设保险箱，楼上设工作人员的卧室。在宣战后，法国政府劝说摩根公司，在法国未被占领的沙泰勒-居永设一间办公室，来保护它和法兰西银行的证券交易业务。在纳粹攻克巴黎的几周前，摩根公司和其他银行将证券运到法国中南部那些安全的房子，巴黎只剩下基本的留守人员。就在法国沦陷的前5天，摩根公司的两个美国合伙人，伯纳德·卡特和朱利安·艾伦逃出巴黎，只见一路上难民成群，马车和自行车拥挤不堪。此时证明，摩根公司的上述行动都被证明是明智的预防性措施。

在德国占领期间，纳粹的旗帜在法国司法部和丽兹旅馆上飘扬。这些都是在旺多姆广场上和摩根公司相邻的建筑。美国三家银行在巴黎的分支——J.P.摩根、担保信托和大通国民银行仍然开门营业，而第四家银行——国民城市银行则关门歇业。1940年6月下旬，摩根公司的莱奥纳尔·里斯特被捕并被关进苏台德的一个集中营。里斯特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夏尔·里斯特的儿子，由杰克·摩根亲自挑选进入摩根公司。莱奥纳尔回忆说，1928年当他在纽约时，“杰克问我，你不到摩根干，到别的地方到底能干些什么？这是他的原话，于是我决定到摩根在巴黎的银行申请工作”。(1)

结果里斯特在铁丝网内度过了18个月，而他的父母安排了紧急计划，通过拉塞尔·莱芬韦尔为他在华尔街找到一份工作。摩根财团最终通过他们梵蒂冈的老朋友贝尔纳迪诺·诺加拉——罗马教皇特别行政署司库——营救出莱奥纳尔。诺加拉设法使德国人相信释放里斯特对法国金融的健康运行是必要的。摩根财团的神秘，外加里斯特的名望，使诺加拉的说法奏效了。战后，法国财政部委派里斯特到世界银行工作，最后他成为该行的经济局局长。

在此后的战争期间，摩根公司的实权落到两个顽固、有勇气的法国人手中。一位是风度翩翩的莫里斯·佩松-迪迪翁，他是在马恩河战役中受过伤的老兵；另一位名叫路易斯·度特列尔，是信贷部主任，他在比利时军队服役时，在战斗中负过伤，腿瘸了。这两位银行家不得不对付纳粹经常不断的各方面的干扰和对他们行动的威迫性监视。为了解决侵略行动所需的资金，希特勒制定了一项从被占领国掠夺黄金和外汇的政策。希特勒采用从法国勒取钱财的办法，作为他对凡尔赛和约进行报复的一个部分。和其他银行一样，摩根公司可以经营法郎业务，但外汇交易业务被取缔。它必须向德国人报告它所持有的任何一种外汇以及其保险柜里存放的财物。

摩根财团总是对在巴黎被纳粹占领时期始终能不折不扣按其原则经营而感到自豪。然而这家银行可能有它的秘密保护人：贝当元帅，他是通敌的维希政府[32]的头子。1917年，作为一位有名的战斗英雄，贝当结识了筹资协会的许多女性，其中包括赫尔曼·哈耶斯的妻子和安妮·摩根。也许通过这些会见，贝当在摩根公司开了账户。1941年11月，在英国下议院激烈的辩论中，这一个令人尴尬的账户被抖落出来。事情的原委是，1937年，贝当与加拿大一家公司签订了年金计划，甚至在法国沦陷、英国开始被封锁以后，加拿大公司仍到期支付600英镑给摩根建富公司，并由其存入贝当在摩根公司开设的账户上。这些转账得到英国财政部的一项许可证的认可。

在英国下院，拉塞尔·托马斯博士向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提出抗议：“那位尊敬的先生是否应考虑一下，那笔支付会激怒公众，降低政府威信，在国家团结至关重要的时刻，引起人们的种种怀疑？”(2)金斯利·伍德为这一业务辩解时说，他注意到加拿大同法国维希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而且贝当是国家首脑。不过，到后来，这一转账还是被停止了。

在珍珠港事件后，摩根公司也被视为敌国银行，一个名叫赫尔·西泽的德国人被派进该公司作为特别监察员，他在旺多姆广场18号办公。他一定要让这家公司接受纳粹银行的账户和业务。为了避免这种不体面的事情，佩松-迪迪翁告诉纳粹，J.P.摩根公司已指示他不能接受新账户或扩大老账户；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强迫他违反这个规定，他将不得不对银行实行破产清算。预计的战略奏效了，该银行没有接受纳粹的存款。

对于犹太人的账户，摩根公司就不那么成功了。纳粹纠集了一个特别行政管理队伍来洗劫犹太人的证券和银行存款，纳粹盗空了犹太人在摩根和巴黎其他银行里的存款和保险柜里的财物，总共掠走1150万法郎。摩根提出抗议，但完全没有用。在占领期间，任何一家银行如果大肆抵制这些行为，它还能否继续营业就很成问题了。

与纳粹发生的最有戏剧性的一场冲突是在1944年。一位党卫军防务官趾高气扬地跨进这家银行，并要求拿走一个存款户的钱，遭到厉害的度特列尔的拒绝。这位军官拔出手枪顶住他的后背，逼迫他一瘸一拐地走到街上。

度特列尔和莱奥纳尔·里斯特被带到索塞街上的党卫军总部，并被告知除非立即把那个存款户的钱交出来，否则他们将被送进德国集中营。德国人用枪托揍他们，并把他们关在一间黑屋子里一两个小时。最后交了8000美元赎金他们才被释放。

另一次，莫里斯·佩松-迪迪翁面对监禁和流放的威胁毫不畏惧，拒绝交出法国财政部的某些票据。盖世太保的一位军官要求查看摩根公司拥有的债券名单，并且不相信除了政府债券之外，这家银行就没有什么别的资产了。显然因为深信摩根神秘的力量，他发誓，佩松-迪迪翁一定在欺骗他和帝国。这位军官列举摩根公司对其他法国银行的所谓影响，期望能发现该行对里昂信贷银行的巨额控股，以及所拥有的其他银行股票的名单。他坚信摩根财团掌握着法国银行大量的股份。拉蒙特后来复述了那位德国军官所说的话：“‘如果他们没有，他们怎么会能够控制所有的银行呢？’佩松-迪迪翁回答说，他们没有控制任何一家银行。然后这位德国军官要求他解释为什么摩根的银行似乎对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的所有银行有巨大的影响力。佩松-迪迪翁平静地回答说，他想不出任何解释，唯一的解释是这种影响在于摩根银行全体人员的人格。”(3)拉蒙特也许给这个故事添油加醋了，但毫无疑问，摩根公司的影响力并没有像那位头脑过热的纳粹军官想象的那么大。人们总有一种错觉，摩根财团主要是靠对其他银行的直接控股来施加影响，而不是通过其排他性的银行业务和咨询关系来施加影响的。有了J.P.摩根公司的势力作为后盾，巴黎摩根公司就不需要大量的资本金。

摩根公司是美国在巴黎唯一的一家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营业的银行。它甚至还有少量利润。莱奥纳尔·里斯特聪明地觉察到这种成功可能带点通敌的味道，或至少是近乎昧良心。这也许是他经常提起艾森豪威尔将军授予他奖章，表彰他“协助盟军士兵逃出敌占区的勇敢行动”(4)的原因之一。美国政府于1944年底认可了摩根公司战时的行为，财政部和军事部要求J.P.摩根公司派出巴黎高级合伙人迪安·杰伊和其他美国人回到旺多姆广场，恢复该银行正常营运的面貌。据说，在法国做生意的美国人在征求这位矮小、满头银发的迪安·杰伊的意见之前，很少有大的举动，所以，此次他回来是带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摩根公司得到了最高的荣誉，被委托处理在法国解放区的美国军队的存款。

1940年，黑暗逐渐笼罩整个欧洲，汤姆·拉蒙特做出最后的努力，试图把贝尼托·墨索里尼从阿道夫·希特勒的战车上拉下来。尽管墨索里尼多次施暴，拉蒙特却依然相信他。1939年1月，墨索里尼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一些村庄施放毒气后，拉蒙特仍向摩根驻罗马的代理人乔瓦尼·富米重申他“赞赏这位领袖为他的人民在国内取得的不寻常的成就”。(5)他坚信20年代在华尔街流行的传说，即有两个墨索里尼——国内事务的好管家和国际事务的坏冒险家。不知怎的，这种双重性格集于这个矮胖子一身。

1939年春，拉蒙特向墨索里尼作出的种种姿态和美国政府的政策搅在一起，扯不清。他在外交时代的最后一次使命，是作为罗斯福的私人外交顾问，试图把意大利从战争中拉出来。在为白宫工作期间，拉蒙特不得不克服一个阻碍，即怎样向罗斯福解释富米与墨索里尼为何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接近程度。不论这家银行把富米说成是怎样一个中立者，但20多年来富米一直令人作呕地赞扬领袖。富米曾预言，墨索里尼将使意大利成为地中海的强国。现在拉蒙特推出了关于富米的标准公式：“他虽然忠于政府，但他不是法西斯主义者。”(6)不管罗斯福相信这点与否，拉蒙特都是一位非常现成的美国与意大利的中间人。

那年春天，拉蒙特思忖着他的罗马之行和乡间野餐计划。他跟富米说：“我时不时地对意大利的阳光和晴空有一种渴望，或怀旧的感觉。”(7)但他取消了这次拟议中的旅行，害怕记者可能会从轮船旅客名单中发现他的名字。他风趣地告诉乔·肯尼迪，“领袖在阿尔巴尼亚的古怪行动”，即意大利1939年4月占领阿尔巴尼亚，是他取消原定在罗马的美国学院逗留日程的真正原因。该学院从皮尔庞特时期即开始受到摩根合伙人的赞助。(8)

拉蒙特没有访问意大利，而是给意大利政府写了一封信，警告说美国将坚决反对德国人的侵略，言外之意，也反对意大利人的侵略行径。富米用摩根秘密外交的复杂方法，将这封信转交给梵蒂冈财政部长贝尔纳迪诺·诺加拉，后者又将此信交给意大利银行的阿佐利尼。这封信以上帝及其背后金钱的无可争辩的权威被送到了墨索里尼的办公桌上。

梵蒂冈在拉蒙特和罗斯福力图影响墨索里尼的努力中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2月，罗斯福派乔·肯尼迪参加保罗·庇护十一世的葬礼，以取悦梵蒂冈。一年后，罗斯福成为第一个派私人代表迈伦·泰勒去梵蒂冈的总统。迈伦·泰勒是美国钢铁公司前总裁，他早年很钦佩墨索里尼。梵蒂冈担心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结成同盟，它将在政治上孤立，所以它欢迎罗斯福的开放，但这个开放引起了美国新教徒的强烈反对。

1940年春，拉蒙特最后一次做墨索里尼的工作。他首先打电话征得罗斯福的同意后发了一封信，而且汤姆·卡托也将此信拿给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过目。拉蒙特试图打消墨索里尼的幻想，即一旦发生战争，他能够得到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忠诚支持。拉蒙特说，意裔美国人都强烈地反对希特勒，意大利不应被美国的孤立主义者愚弄。他警告说，纳粹会发动闪电战。富米再次将此信件转给梵蒂冈的诺加拉，他保证把信的内容传达到墨索里尼。这次使命不仅没有成功，而且还可能起了反作用，使墨索里尼在心里形成富米是摩根信使的印象，并怀疑他是英美间谍。拉蒙特的行动和罗斯福的副国务卿萨默·韦尔斯访问墨索里尼的使命巧合。墨索里尼同韦尔斯谈得很僵，事后他告诉他的女婿加莱亚佐·齐亚诺说：“我们和美国之间不可能互相理解，因为他们只从表面看问题，而我们则要深入到问题的本质。”(9)墨索里尼还奚落了由摩根建富公司的弗朗西斯·罗德率领的代表团。弗朗西斯·罗德认为，英国陆军部丧失了把领袖争取过来的时机。19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不久之后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永久结盟。

1940年9月，墨索里尼下令逮捕乔瓦尼·富米，算是报答了摩根财团数年来对他徒劳无益的忠诚。根据摩根的记载，富米是被人从罗马的旅馆骗出来后被单独关押在雷吉娜·科埃利的监狱。墨索里尼现在成了金融和政治上的叛徒，并且不再对拉蒙特献媚了。两个月前，意大利不再履行市府和政府借款的偿还责任。富米被起诉，正式罪名是“通过传递信件表达了亲英情绪”。这种似是而非的法律指控只是披在政治仇恨上的一层薄薄的面纱。对于富米来说，他20多年来向华尔街最有影响的银行家兜售墨索里尼，最后却落得身败名裂。甚至在墨索里尼投入希特勒的怀抱后，富米还把这看作是墨索里尼的唯一出路，他遭此打击很冤枉。直到开战之前，拉蒙特和富米还在争辩说墨索里尼投入希特勒的怀抱，不是因为他疯了或权迷心窍，而是由于西方外交的无能。

拉蒙特猝不及防，感到吃惊。他觉得他个人对争取富米的释放负有责任。这两个人地位不一样，但关系密切。富米称呼他拉蒙特先生，而拉蒙特则用富米的爱称尼诺称呼富米。富米向来善于悲切，多愁善感，臆想自己体弱多病。他经历了与拉蒙特相似的许多痛苦——他的原配妻子1930年死于癌症，他由于过度劳累病倒过几次，并犯有关节炎。在摩根热情活力的商业信件中，富米的信件与众不同，它们是一位感情脆弱、情绪忧郁的人的沉思录，他表白自己的悲哀，和摩根的风格迥然不同。

不论是在罗马的威尼托大街还是在用摩根支付给他丰厚的酬金建造的圣特罗佩茨别墅里工作，富米总是很容易被指控为外国间谍。20多年来，他一直在做走钢丝的事情，在爱国主义和职业需要之间寻找平衡。大多数时间，他可以同时为华尔街主子和墨索里尼服务。但如果它们之间的利益有冲突又怎么办呢？富米经常对拉蒙特说，如果有冲突，他优先考虑摩根而不是意大利。而1939年，他又承认，如果战争爆发，他要参加意大利军队。他始终未能解决关于自己国民身份的困惑。

1934年，富米与安妮·克劳福德女士结婚，这使他的麻烦更加复杂了。安妮·克劳福德是克劳福德和巴尔卡里斯伯爵夫妇的女儿、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的侄女。这一英国表象肯定是引起了墨索里尼的疑心。为祝贺富米结婚，摩根财团送给这对新人一对乔治二世的银制水杯。1938年，富米兴高采烈地谈到他已经非常英国化了，有“英国妻子、英国女秘书和英国保姆”！(10)不过，战争爆发后，他知道自己处境不妙，让他的妻子、儿女和保姆去了苏格兰，而他待在罗马。对于被捕，他可能不是完全没有准备。

拉蒙特用老练的方式精心组织解救富米。首先，他要国务院参与，然后，通过迈伦·泰勒向教皇的秘书传递消息。他完全有理由期望得到梵蒂冈的同情。富米是诺加拉的密友，诺加拉主管着梵蒂冈的投资业务部门，即教皇特别行政署。教皇保罗·庇护十一世在世时，人们甚至猜测富米终有一日会取代诺加拉成为梵蒂冈证券投资业务的主管经理。诺加拉还有可能暗自仇视德国人，因为不论在战前还是在战后，他都不用梵蒂冈的资金购买德国的证券。此外，拉蒙特还曾和新教皇保罗·庇护十二世在纽约共进午餐。为答复拉蒙特的请求，梵蒂冈回电说：“他们正尽最大努力，在私下和正式场合争取他朋友的获释。”教皇强调，墨索里尼亲自参与此事：“我们知道最终还得由政府首脑作出决定。”(11)

最后，只有拉蒙特本人向墨索里尼求情才奏效。这位虐待狂领袖似乎想从拉蒙特身上榨取最后的一次贡品，让这位银行家经受一次无法忍受的屈辱。拉蒙特不得不强压怒火，争辩说富米代表意大利与摩根财团打交道，而不是相反。其实，可能还有许多拉蒙特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但现在必须夸大其辞了。他在信中写道：

是富米，而且是他一个人力主我1923年初次访问罗马，以及随后的访问。这些访问的结果是为您的政府提供优惠贷款。在所有场合，他都积极参与谈判并热情地宣传他的政府的良好名声，并每时每刻都在维护它。诚然，富米是我们在意大利的代表，不过，他作为金融大使，广泛而机智地为您的政府开展工作，这更是事实。

拉蒙特毫不回避富米娶了英国女人为妻的问题，拉蒙特厚着脸皮说，这给富米的爱国主义提供了额外的担保：“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他的政府和人民所表示、并且也一定会表示的忠诚使我们的印象越来越深。他与安妮·克劳福德女士的婚姻只会使他更加谨慎从事，并对自己的政府更加克尽厥职。”

值得注意的是，拉蒙特从未直接谴责过墨索里尼逮捕富米或指责他事先了解此事。他好像给一位机智、中立和拥有一切权力的仲裁者写信一样。在信的结尾拉蒙特说：“最后，在所有与您的会见中，由于您的宽容与仁慈，特别是由于您在会见时总显出的令人折服的掌握尺度的能力，我斗胆代富米向您提出一个急迫的个人请求。”(12)

富米被捕后大约10天，摩根收到从梵蒂冈发来的电报，报告说富米已安然获释，并将被流放到瑞士。对于拉蒙特来说，这个结局具有讽刺意义，17年来，他采用奉迎、屈从的手法，企图改造墨索里尼，然而这个独裁者却不给他留一点面子和一丝使他能聊以慰藉的幻想。正如他用哀伤的笔调给在瑞士圣莫里茨的富米写的一封信里所表述的那样：“亲爱的尼诺，将来总会有这么一天，美国和意大利将重为朋友。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大家将饱受剑与火、战争与痛苦的煎熬。”(13)

1941年2月，摩根在罗马的办事处关闭。两周后，不屈服的富米突然在伦敦出现，监督秘密转移梵蒂冈存放在摩根建富公司地下室的金条。在整个30年代，梵蒂冈以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价格购买黄金，并且从未出售过。富米谨慎地将这些黄金称为“特殊商品”。出于安全原因，梵蒂冈现在决定将黄金运往纽约。战争时期的运输由哈利法克斯勋爵领导，直到最近他还是英国外交大臣。这批黄金最后储藏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战后这批黄金急剧升值。

1942年，贝尔纳迪诺·诺加拉试图收回当初帮助使莱奥纳尔·里斯特和乔瓦尼·富米获释的人情账。梵蒂冈持有一家南美银行集团——苏达迈利斯的大量股份。这个集团的总部设在巴黎，但在阿根廷、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设有分支机构。美国战时制裁的黑名单使巴西这家银行损失惨重，并面临破产的境地，诺加拉想把苏达迈利斯从黑名单中拿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请求摩根购买该集团一半的股票，作为交换条件，他说摩根财团对该集团的业务有最终批准权。虽然富米准备好去纽约谈判，而且诺加拉也“保证在管理苏达迈利斯南美分行中充分尊重同盟国的利益”，但拉蒙特解释说，购买有法、意支持的银行的股票，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行不通。(14)梵蒂冈向国务院的呼吁也毫无结果。但这次讨论显示出一个有趣的例证，即梵蒂冈的外交独立于意大利轴心国之外。

1940年5月，内维尔·张伯伦辞职，由丘吉尔接任。摩根财团同丘吉尔总有别扭，像自家人吵架一样。特迪·格伦费尔无视丘吉尔的优点，在股市崩溃后评价说：“30年来的历史表明，丘吉尔是一个最靠不住的朋友，最不可信赖的政客。……我希望他第三次改换政治门庭，倒向拉姆齐·麦克唐纳，或者甚至变得更左。”(15)1940年夏季，南希·阿斯特不情愿地向汤姆·拉蒙特承认，丘吉尔干得不错，但对劳埃德·乔治没有入阁而感到遗憾。

1940年8月，不列颠保卫战开始。爱德华·默罗在广播中生动地向美国人报道，每夜的猛烈空袭把伦敦人都赶进了地铁。摩根建富公司对战争有所准备，修了空袭隐蔽室和能出入街道及楼梯的防毒气通道。虽然大温彻斯特街没有直接挨炸，但方圆一平方英里的伦敦金融城却遭到狂轰滥炸。离摩根建富公司不远的那条窄巷子对面的荷兰教堂被炸毁，一枚埋在瓦砾堆里的伞投炸弹爆炸，把摩根合伙人房间的墙壁镶板炸毁，并炸飞了几扇门。附近木匠会堂的大火被及时扑灭，救了大温彻斯特街23号。后来，一枚V-1飞弹落在老布洛德大街上，那是乔治·皮博迪和朱尼厄斯·摩根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每次伦敦遭空袭后，哈罗德·尼科尔森都要给查尔斯·林德伯格寄一张言语刻薄的明信片，上写：“你还认为我们会屈服吗？”(16)

英国的孩子们开始从伦敦疏散，摩根财团自豪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没有什么事业比英国的战事更能让杰克·摩根热血沸腾了。他脸色忧郁、疲惫不堪地赶到西十四街的码头，等候着近400名英国儿童乘坐的两艘海轮的到来。在那儿他迎接了11岁的普里姆罗斯勋爵和比斯特勋爵的两个11岁的孙子，以及随行的女家庭教师和保姆。他们和金融城史密斯家族的其他三位后代在战时都住在马蒂尼科克角，成为他的客人。查尔斯·汉布罗曾和哈里·摩根战时一起在纽约住过一段时间，然后在1943年匆匆赶回英国参加伊顿的板球队。他回忆说：“杰克·摩根住在维多利亚式的豪华别墅，全副武装的保镖到处都是。只有普里姆罗斯勋爵独自陪着这位老人。”(17)J.P.摩根财团还为英国提供更多的保管服务，它的贵重物品保管库收到英国政府的划船比赛奖品和两本古登堡版《圣经》。

杰克包租乔治·惠特尼的旧船漫游者号，将自己的海盗四号转交给英国服役。他捐献了许多室内装饰品，从蓝色的挂毯、藤椅，到在金贝尔举办“给英国的包裹”的义卖。哈里·摩根把他的格鲁门水上飞机卖给加拿大政府用于海岸巡逻。在法国沦陷后，到华尔街23号来访的一位英国人表示他对未来忧心忡忡。“下一个该轮到我们了，”他告诉杰克，“德国人将对我们发动闪电战，很难顶得住。”杰克充满**地说：“我的好朋友，你根本用不着垂头丧气。我告诉你，英国决不会投降的，决不会，决不会！”(18)他有新的理由运用他丰富的想象力，勾画出追击德国人的图景。袭击伦敦以后溜走时，年轻的纳粹飞行员把所有多余的炸弹都扔到了沃尔霍尔。10月份的一次爆炸把这幢房子的窗子都炸掉了。为了保险起见，杰克收藏的所有银器都转移到储藏梵蒂冈金条的大温彻斯特街23号的地下室。

随着一些合伙人进入政府部门，摩根建富公司的人员有所减少，这是该银行在外交时代的活动合乎逻辑的最终成果。它已经有点像英格兰银行、财政部和外交部的分支机构。20年代曾在撒哈拉沙漠南部探险，并赢得皇家地理学会奖章的弗朗西斯·罗德被派往非洲，而威利·希尔-伍德战时主要在华盛顿作为英国的保密检查员。比斯特勋爵和西比尔女士把他们在牛津郡的图斯莫尔房产也被改成有50个床位的疗养院。那时其他英国乡间宅邸也都改为营房或军队医院。

蒙塔古·诺曼举荐给汤姆·卡托一个新的、不付薪水的职位，做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的金融顾问。卡托个子矮小，精明强干，是一个出身贫寒但有尊严的苏格兰人。他从1928年起就是摩根建富的合伙人。在此之前，他曾经掌管摩根在伦敦和纽约的合伙人拥有的安德鲁·尤尔公司的一家很大的印度商业银行。因为同维维安·史密斯在中东和俄国做过几笔生意，他具备缔造伟业的企业家所应有的海外、全球的关系。他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办公室被安排在财政大臣办公室的两边：凯恩斯代表着独立的、理论上的观点，卡托代表实际的、银行界的观点。他俩很快被人戏称为“卡托和隐身人”。比斯特勋爵不禁窃喜，向华尔街23号报告说，卡托正大量抛弃隐身人的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蒙塔古·诺曼更愿意同卡托打交道，他将接替他作为行长，使摩根建富公司与英格兰银行的神妙关系长存不休。

因为欧洲大部分地区都被纳粹所控制，丘吉尔知道他不得不利用自己的智慧、魅力和能量来争取美国人。他面对一个新对手、一个有着同样决心阻止美国人卷入战争的组织，即“美国第一”。该组织由两名耶鲁大学毕业生——小道格拉斯和金曼·布鲁斯特发起组成，是对付威廉·艾伦·怀特委员会的产物，而且很快把查尔斯·林德伯格拉了进来。林德伯格关于美国第一的演讲使人们对他残剩的英雄崇拜丧失殆尽。他游历全国作演说，声称“三个想把这个国家拉入战争的最重要的集团是英国人、犹太人和罗斯福政府”。(19)他大谈美国政府和新闻界中的狡诈的犹太人影响。

尽管林德伯格的讲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伦敦每夜遭空袭的恐怖引起了美国人对英国人的极大同情。1940年11月重新当选后，罗斯福的力量得到加强，他逐渐增强了对英国的援助。他和丘吉尔谈判用美国50艘旧驱逐舰换取西印度群岛的8个英国空军基地。1940年11月下旬，洛西恩勋爵发出英国现金危机的警报，12月初，丘吉尔告诉罗斯福，英国已经到了“没有能力支付现金的时刻”。(20)

就在英国走投无路的那年秋天，摩根财团和罗斯福政府重新联合向英国提供除参战以外的所有援助。这种友好关系使双方都松了一口气。1940年12月24日，莱芬韦尔同罗斯福在白宫聊了一阵之后告诉总统：“不论我们对国内事务的看法有何不同，我和我的同事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你向英国提供无限的物资援助，支持你的国家防备政策。”(21)那个周末，罗斯福在广播里作了一篇拉家常式的演说，支持英国，莱芬韦尔为这次演说出了一些点子。“当你说‘给予’时，意思是给予或借给英国货物、枪炮、轮船、飞机、弹药和其他一切所需，……你并没有兴趣给英国一个银行账户，而是给她所需要的东西。”(22)在广播讲话中，罗斯福激励美国人民把美国变成保卫“民主的军工厂”。一周后，他要求国会通过租借法案，以让华盛顿保证为英国在美国的战争物资订货单付款，并无限期出租物资。这样做不会立即增加同盟国的负担。罗斯福希望租借法案在战后能避免再次发生战争债务和赔款的困境。丘吉尔称这为“任何国家历史上都未曾有过的最没有不良动机的法案”。(23)摩根显然支持这个法案，因为这排除了它再次扮演一战时期的融资角色的可能。

正当林德伯格和其他孤立主义者极力反对租借法案时，罗斯福和财政部长摩根索试图找出一种戏剧性的办法来回击关于英国在世界各地储存着数百亿美元闲置资产的指控。他们决定要求英国搞一次大蚀血本的公开的自我牺牲行动，把英国在美国的主要工业股票卖掉，以示英国在求援前用尽了各种办法。1941年3月，在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前夕，罗斯福和摩根索通知白厅，英国必须立即卖掉一批重要的股票。白宫自己选了英国一家在美国最有价值的工业股票——美国粘胶纤维公司，它是库尔托的纺织帝国的一个附属公司。该公司有7个工厂和18000名雇员，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纤维的生产厂商。华盛顿执意要求急速出售，并规定72小时之内是宣布出售的最后期限。

英国人觉得居然还得向老朋友表示忠诚，实在是有失身份。一个包括汤姆·卡托在内的忧心忡忡的代表团，向塞缪尔·库尔托总裁透露了消息，库尔托以堪为楷模的方式作出反应，只问了一个问题：“不管对我和我的公司有何种困难，出售股票这件事对国家利益是否至关重要？”(24)当卡托回答说，是战时融资的关键利益所迫，爱国的库尔托立刻以“股”殉国。库尔托公司董事必须在36个小时内作出安排——撤资速度之快，在历史上肯定是无出其右。

为把美国的粘胶纤维公司卖给英国的投资者，J.P.摩根公司向英国财政部推荐，由摩根士丹利和狄龙-里德负责这次出售，华尔街23号提供必要的银行贷款。这次出售的处理使英国人怨恨多年。在变幻不定的战争情况下，很难知道什么样的价格才能对英国投资者有吸引力。纺织业的股票价格一直波动得很厉害，而且通常需要数周的承销工作被压缩到几天。英国得款5400万美元，而由摩根士丹利和狄龙-里德牵头组成的17家银行承销团向公众出售股票得款6200万美元，差额部分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有些英国人，特别是丘吉尔，认为他们被这些银行宰了一刀。那时，库尔托公司的董事们声称，该公司仅有形资产就值1.28亿美元。显然，出入太大。

战后，丘吉尔冷冰冰地讽刺这次拍卖：“在美国的这家英国库尔托的公司，应美国政府的要求，以相对低的价格被我们给卖掉了，后来公司又以相当高的价格在市场上重新出售，而我们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25)当哈罗德·斯坦利从1949年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丘吉尔回忆录节选中的这段描述时，他震惊了。通过摩根建富公司的哈考特勋爵，他做了广泛的努力来使丘吉尔修改这段文字。他甚至利用了丘吉尔与他妻子路易丝（前帕克·吉尔伯特夫人）昔日的友谊——丘吉尔数年前在纽约出事故时，她曾帮助过他。在修改他这本书时，丘吉尔同意删去银行家通过这笔生意获利丰厚的文字。但他坚持己见，即美国粘胶纤维公司价值被远远低估了。在出售时，各方同意将此事交由一个三人仲裁小组处理。在战后那场尖锐的诉讼中，库尔托公司得到英国政府的额外补偿。

在国会1941年3月11日通过租借法案后，罗斯福批准了长长的向英国运送物资的单子。孤立主义运动的进步党派不仅对自己在租借法案上的失败感到忿恨，而且对罗斯福在对待华尔街和摩根财团态度上的180度大转弯也极为不满。那年4月，曾在铁路听证会上状告摩根的蒙大拿州的参议员伯顿·惠勒严厉批评罗斯福邀请“钱商”和“华尔街律师”参加他的阵营。他愤怒地指出，像威尔基和拉蒙特这样的人突然被装扮成“自由派”，而进步党派因反对美国参战则被看成是“托利党党员、纳粹的同情者，或是反犹太人分子”。(26)

被进步党派攻击为“战争贩子”的摩根财团，实际上是在与它的英国朋友暗地斗争，主张采取相反的立场。汤姆·拉蒙特曾帮助罗斯福游说通过租借法案，不过他坚持美国不应参战。表面上，美国人可以继续作为英国的兵工厂，但实际上，这也是30年代不和所造成的创伤。拉蒙特和卡托在英国财政部有自己的秘密外交渠道，拉蒙特信的语调变得越来越愤怒。1941年5月，他给卡托写了一封精彩的信，火气很大，并为美国没能参战而竭力辩解。

也许美国人民对援助英国有些迟缓，但是必须承认，美国是第一个在没有直接面临亡国的可怕威胁下，尽全力反对希特勒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为什么美国没有因其援英的进展受到赞扬，反而被含蓄地批评为行动迟缓呢？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直到希特勒的魔掌几乎扼住它们的咽喉时，才醒悟过来，才开始反抗。

因为美国（150年以前）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所以大多数英国人只不过把美国看成是一个更加年轻，可能更有活力，但不够高雅的英国。我们以前习惯把英国称为“母亲国”，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

信写到此，拉蒙特翻出了20世纪30年代争吵的老账。他回想起英国在德国债务问题上的欺骗行为，并且不愿偿还一战时欠下的债务，而偿还欠债本可能会赢得美国人的同情。他想起1935年他是怎样地恳求内维尔·张伯伦考虑与美国订立商务条约，以在美国创造对英国友好的气氛。他说，在将来的危机中，这也许有用。“张伯伦先生冷淡地笑了笑，他对美国人的好意不感兴趣。”

信的结尾暗示，英国人对美国人势利的态度和30年代的金融背叛一样让拉蒙特愤怒。他指出，在英美表面友好关系的背后，有一种不平等：“同时，我认为，英国从未对美国表示过很大兴趣，除非或直到她急需美国的帮助。成千上万美国人每年都要到英国去旅行。但对访问美国感兴趣的有名望的英国人屈指可数。”(27)

在这时候指责英国人好像挺奇怪，那年冬天，伦敦、考文垂和普利茅斯刚刚遭受过空袭。美国那些激进派的小册子作者把摩根财团描述成摇尾乞怜、唯唯诺诺的亲英国派，他们如果看到拉蒙特的这封信，不知会怎样吃惊。他把信给莱芬韦尔看了，莱芬韦尔实际上认为信的口气太软弱。他承认：“假如我对美国人说，我也可能说出同样的话，但是我认为如果对英国人说，那些话恰恰会助长他们对殖民地和美国人高人一等的感觉。”(28)

汤姆·卡托的回信很有气度。要知道，他是财政部高级顾问，而且他害怕疏远这个有影响的美国人。但卡托在处理微妙事务上也颇具个人技巧。他不失尊严地回了一封信，提醒J.P.摩根的合伙人为什么英国恢复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问题会成为几十年来让他们动感情的问题。

我对你的信很感兴趣，你千万不要认为直截了当提出这些问题会使我不快。我们彼此了解多年。……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缺点，也不管我们的记忆力有多差，我们为你们伟大的国家在这场斗争中能够站在我们一边而感到欢欣鼓舞。我们完全有信心，这一点就意味着最后一定胜利！……这是一条漫长的、还没有转折的道路。当我们到达了那个转折点，我相信希特勒和他那帮匪徒们会大吃一惊。……别为我们担心，我们都很高兴。我们有些困难，但我们能够克服；英国人发牢骚是出了名的，但的确，人们在此时听到的牢骚不像在和平时期那么多了。(29)

后来，拉蒙特经常谈到那时候J.P.摩根和摩根建富公司之间的严密的“防火层”坍塌了，摩根财团内部出现了分歧。(30)一位合伙人没能活着看到防火层重新修复。特迪·格伦费尔——圣贾斯特勋爵——在珍珠港事件前10天辞世。30年代末，他患有心肺病，曾数月卧病在床。医生曾建议他在桑德威奇打高尔夫球或是和他妻子到西印度群岛巡游以恢复健康。

格伦费尔属于正在消失的那一类人——外交银行家。他经常为公私难分的目的而工作。他头脑冷静，衣冠楚楚，一直是摩根“斯芬克斯”般的守护神，充满神秘感，在政府和金融界高层工作而不为人所见。他对拉蒙特说：“英国的银行家和银行要比纽约的那些银行家和银行神秘得多。”但神秘是他不变的信条。(31)他内心相信他这个阶级、这个国家和这个职业的智慧，对那些改革者很不耐烦。他思想敏锐，预见准确，衣着无可挑剔，举止文雅。但他缺少同情心，很少能容忍别人。他认为银行家应捍卫不变的真理，戒除政治上的荒唐行为和公众的无知。如果他生活在即将到来的赌场时代，定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在这一时代是政府而不是私人银行领导金融界。他可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格伦费尔与杰克·摩根的友谊如此深厚，以至于他的去世将削弱纽约与伦敦公司之间的联系。

即使欧洲战火纷飞，汤姆·拉蒙特也没有摆脱掉他预见世界事务总会有良好结果的邦葛罗斯[33]式的乐观倾向。他期望日本能克制自己，不与同盟国开战，他认为这倒不是由于日本出于任何顾忌，而是因为其自身的利益迫使它要站在胜利者的一方。珍珠港事件前三周，他对沃尔特·李普曼说，如果日本“要站在失败者一方，它将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完全丧失影响并可能沦为二三流国家。……我可能会百分之百地错了，但我现在一点也不担心远东的局势”。(32)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拉蒙特的又一个幻想破灭了。拉蒙特用最义正辞严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日本人的厌恶，那年他同亨利·卢斯一起把8个援华组织合并成援华联合会。纽约州银行监管委员会没收了战前为日本财务代理的横滨正金银行的资产，从而消除了日本人在华尔街的存在。

1941年美国的参战修复了摩根财团内部的破裂。因为美英并肩战斗，摩根的合伙人重新燃起他们两国必将一起统治这个世界的信念。拉蒙特表现出宽容的新精神，经常喜欢说美国人的血管里流动着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热血，是他们力量的真正源泉。两年前对英国还怀有报复心态的拉塞尔·莱芬韦尔现在热情地说：“在我的心中，唯一值得为之而战的事情是拯救英格兰和大英帝国。为此，我愿流尽最后一滴血，并希望数百万美国人也为此而流血牺牲。”(33)

J.P.摩根公司承担了保卫母亲国的习惯角色。当《生活》杂志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宣称，不应当是为了英国能保持其帝国而打这场战争时，拉蒙特同亨利·卢斯发生了争论。摩根银行自从亨利·卢斯的耶鲁大学同学小亨利·戴维森成为《生活》杂志的第一个投资者和一家公司的董事开始，就对卢斯了如指掌。拉蒙特对他说，美国自己也在搞帝国主义并支持拉美的独裁者，并说：“我们日日夜夜忙于利用贷款和外交手段将整个加勒比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并把所有的拉美国家纳入我们的轨道，我们干吗还要嚷嚷什么帝国主义？”(34)

1941年11月，当劳工组织领导人约翰·刘易斯下令为反对美国钢铁公司附属煤矿而进行的罢工时，罗斯福与杰克·摩根之间新的和睦关系变得更为明显。罗斯福呼吁他们为爱国保持克制，而刘易斯却说，他的对头也应克制。他说：“我的对头是一个名叫摩根的富豪，他住在纽约。”(35)拉蒙特向罗斯福抗议美国钢铁公司只是杰克的一个工具的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罗斯福不仅站在杰克一边，而且是以一种新的友好的方式。他已不再是本阶级的叛逆者，他告诉拉蒙特：“我的确对刘易斯关于对杰克的无根据、不真实和煽动性的演说感到愤怒……你见到杰克时，替我告诉他别担心刘易斯的攻击，经过多年的观察，我真不愿意说，刘易斯有点精神变态。”(36)

由于能够捐弃战前在国内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罗斯福和摩根合伙人成为好朋友。拉蒙特对他宣布参战表示祝贺，罗斯福收到祝贺后给他回电说：“从一位像你这样的老朋友那里听到宽厚认可的话语，实在令人振奋。”(37)他们互相交流笑话、轶事和有趣的剪报，其中一份剪报说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指控罗斯福说服了拉蒙特和李普曼策划提名威尔基作为总统候选人。1942年初，拉蒙特在白宫几乎花了一小时，推测美国如何利用福特诺克斯的黄金以稳定战后的货币。罗斯福说，美国在欧洲大陆比英国更受信任。这种充满神秘、彼此了解和相互效劳的关系，是拉蒙特所渴望的；当谈到丘吉尔时，罗斯福向拉蒙特吐露，丘吉尔没有他们所具备的经济头脑(38)（然而在1939年，英国驻华盛顿使馆记录了对罗斯福所作的辛辣的评价：“他对某些问题，尤其是金融和经济方面的知识很肤浅。”(39)）。按罗斯福的要求，拉蒙特在麦迪逊花园广场举行的一次苏-美友谊大会上露面。这是汤姆·拉蒙特和他的左派儿子科利斯在政治会议上唯一一次共同露面。

使罗斯福和摩根财团的联系得到加强的原因，是双方都觉得受到同样的孤立主义势力的围攻。1942年春，莱芬韦尔告诉总统，参战的努力需要有更多的游行、军乐和摇旗助威。罗斯福同意并补充说：“真正的麻烦不在于人民或领导人，而是那么一帮人，很不幸的是这个团伙依然存在，他们在12月7日之前大多是孤立主义者，而今天又出于各种动机在这个国家制造不团结。”(40) 因此，罗斯福同摩根之间的新和睦印证了古老的政治格言：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战争最终使白宫与摩根财团言归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