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伊始，摩根财团就一直有英美的气质和特征。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伦敦和纽约的银行融合在英美两国对世界和平与繁荣负有责任的信仰之中。摩根的合伙人赞同沃尔特·李普曼1915年所表述的观点，即如果对“英美两国的未来缺乏远见”，那么，美国的外交政策将经历一场“无与伦比的灾难”。(1)那种远见就是摩根的信条，是其合伙人政治信仰的基石。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珍珠港事件以前，不论是战前还是早期，都证明双方抵牾，暴露出纽约和伦敦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或不为人们所认识，或长期隐而不露。
英美之间的亲密关系总有一点“单相思”。华尔街合伙人是一群狂热的亲英派，他们崇尚英国文化，每年都到伦敦旅行。不论是租用苏格兰城堡，还是购买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的油画，他们都认同英国人，并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这种亲英的情绪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大多数合伙人年轻时，伦敦在国际银行界中的地位至高无上。华尔街23号的合伙人属于那些20世纪初怀着渴望的心情登上跨大西洋豪华客轮去分享英国精深世故的一代。拉蒙特回忆他首次访问伦敦时说：“对于我来说，伦敦是我所知道或能够想象出的最令人激动的地方。”(2)检验一个真正J.P.摩根的合伙人的标准，是看他是否把伦敦金融城看作自己的故乡。
杰克·摩根更愿意住在英格兰，在那里他才不会被丑化为一个毫不关心他人的富豪。他可以在伦敦郊外的沃尔霍尔享受隐居生活，并拥有大温彻斯特街23号镶有木板的办公室。英格兰尊重他的隐私，并且是躲避来自新政刺耳谴责的一个理想避难所。富兰克林·罗斯福追逼他，而英国皇家将他捧为名流。乔治五世说，他只同两个美国人合得来：杰克·摩根和沃尔特·海因斯·佩奇大使（杰克的孙女珍尼嫁给了沃尔特·佩奇的孙子，小佩奇和他当大使的爷爷同名，战后成为摩根担保银行的董事长）。作为杰克的客人，乔治六世在甘诺奇山庄别墅打猎后对杰拉尔德·坎贝尔爵士说：“我认为，摩根先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绅士。无论他何时来到这个房间，我都本能地觉得我必须起立。”(3)当拉蒙特告诉摩根此事时，摩根红着脸说，这话使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听到一个我认识多年的人说出这些赞誉的话，我自然感到十分愉快”。(4)杰克曾把国王的小女儿放在膝上颠来颠去，她就是未来的伊丽莎白女王。杰克与皇家的友谊是后来摩根建富公司能够管理伊丽莎白二世大量私人财产的一个因素。
对这种赞誉，摩根建富的合伙人从未完全投木报琼。尽管他们的确对纽约的合伙人很有感情，但并不对美国的历史有强烈的兴趣，或许他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很吸引人，但觉得美国土里土气。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伦敦的几个合伙人——格伦费尔（圣贾斯特勋爵）、史密斯（比斯特勋爵）、汤姆·卡托（卡托勋爵）是春风得意的名流，是这一领域里的佼佼者。业务上的联系把他们同英国权力机构紧紧地捆在一起，和他们与纽约的兄弟的关系一样紧密。史密斯是伦敦证券交易保险公司总裁，伦敦金融城保守党和工联主义者协会的主席。格伦费尔是下院议员和英格兰银行的一位董事，他把英格兰银行的标志变成盾形纹章，那时他患有心脏病和肺病，并因肺部有阴影而卧床休息。
J.P.摩根公司总是雇用那些有天分的外来人，像珀金斯、戴维森、莫罗、拉蒙特、莱芬韦尔。这些人是依靠自己智慧的力量而起家的。摩根建富则从家庭成员和朋友这个小圈子里招聘雇员。这种做法给公司一种亲近的感觉，彬彬有礼的温室气氛和固步自封的情绪，这使公司到20世纪50年代时僵化到危险的程度。比斯特勋爵的儿子鲁弗斯成为合伙人，前英国驻罗马大使的儿子弗朗西斯·罗德娶了鲁弗斯的妹妹为妻。摩根建富公司的合伙人显示出贵族阶层那种狭隘和孤立。比斯特勋爵一世维维安·休·史密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牛津郡的图斯莫尔园林最大的地主，终日沉溺于障碍赛马的狂热之中。他每年都要去爱尔兰买马，因没能实现赢得全国大奖的宏愿而心理很不平衡。有这样一种评论，有人可能会认为是侮辱性的，但比斯特毫无疑问珍视这一评论——拉蒙特告诉他，“你过得可真不错。你就是我理想中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绅士”。(5)这些都不是那种迷恋美国文化的人所为。
在格拉斯-斯帝格尔法案颁布之后，J.P.摩根公司不仅变成摩根建富持股小户，而且与其业务更加不相干。正如拉蒙特所解释的：“摩根建富公司认为，通过他们做的业务，就是他们的业务。”(6)在J.P.摩根选择了商业银行业务之后，纽约和伦敦便不能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一起发行证券。整个大危机时期，对海外的放款减少。由于英镑疲软的拖累和政府对海外放款的限制，伦敦金融城的商人银行疲惫不堪，陷入了难以想象的沉睡，直到50年代后期铝矿大战爆发时才苏醒。
外债负担是对J.P.摩根和摩根建富联盟最严重的威胁，这是20年代胡乱放款遗留下的后患，就像狂饮后的严重宿醉。第一道裂缝是发生在德国的债务上。纳粹有选择性违约的政策使伦敦和纽约的这两家摩根公司之间产生了怨尤。1938年3月，好像历史发生了重演。希特勒命令他的部队进入奥地利，胜利地开进维也纳，受到群众欣喜若狂的欢迎。为实现《我的奋斗》中的预言，希特勒将奥地利合并为德国的一个省，而盖世太保则掀起了一阵狂潮，用暴力迫害犹太人和其他所谓不良分子。
J.P.摩根公司的合伙人马上担心1930年借给奥地利的巨额重建贷款会发生拖欠。这家银行对其所发行的债券有一种狂热的责任感，与当初皮尔庞特时代相比毫不逊色。英国提供的那部分贷款，由包括摩根建富公司在内的几家伦敦的银行来管理。纳粹德国是否承担奥地利的债务？或纳粹是否会把它算作德国的战败赔偿贷款，并称其为协约国强加给奥地利的？最重要的是，德国会不会再次同英国另做交易？
亚尔马·沙赫特的权力江河日下，对纳粹怨言日甚，他担心德国的军备扩张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后果，他曾以蔑视的口吻对他的主要对手戈林说：“你的汇率政策、你的生产政策，以及你的金融政策都是不妥当的。”(7)
奥地利被吞并后，沙赫特说，他私下里失去了对希特勒所有的同情，并开始琢磨如何让希特勒倒台，但他的离经叛道被小心翼翼地隐蔽起来。沙赫特被指控操纵奥地利国家银行并使其金融制度服从于德国的货币政策。在不流血入侵的两周后，他把中央银行的职员召集在一起并发表了令人惊骇的讲话：“凡是不全心全意拥护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在我们这里都不会有前途。帝国银行就是纳粹，否则我将不再是它的行长。”宣读完效忠元首的誓言之后，他带领银行职员欢快地唱起《胜利万岁》。(8)沙赫特解雇了金博克博士，这位奥地利银行家曾经在20年代初期向摩根家族提供过哥白林挂毯作为贷款附属担保品。因为有自我祝贺的嗜好，沙赫特后来解释说：“我要确保，他退休后能够拿到全额退休金，而且非常光荣地退休，虽然人们知道他有部分犹太血统。”(9)犹太人在维也纳的老字号银行被弄得支离破碎。路易斯·冯·罗斯柴尔德男爵被捕并遭关押，直到他在奥地利所有的资产全部归国家所有的文件上签字后，才被释放。
摩根财团密切注视着德国人对奥地利债务的言论。不久，在吞并奥地利之前接替戈林任经济部长的瓦尔特·冯克发表声明，把奥地利贷款与对德国贷款划等号，并称这些贷款也是协约国为确保战争赔偿而强加给奥地利的。他咆哮道，那些狡猾的银行家和胆小的政客阴谋把德国变为“债务及债息的奴隶”。拉蒙特在纽约紧张地注视着英国和纳粹德国做交易的任何迹象。1938年4月25日，他的儿子汤米从伦敦金融新闻中发现一条消息，引起了他们对即将发生的一项债务安排的警觉。汤米说：“换句话说，我们在英格兰银行和伦敦金融城的好朋友们正打算赶紧成交，使拥有奥地利债券的美国人处于不利地位。”(10)
拉蒙特对此大发雷霆。一个从不发脾气的人火冒三丈。他给英国财政部的赔偿专家弗雷德里克·利思-罗斯爵士写了一封言辞犀利的信。在这封信里，他回顾了1934年英国和德国的那笔交易，他说：
亲爱的利思，回想起所有这些我别无其他用意，完全是善意地向你指出，考虑与1930年奥地利贷款有关的美国人的利益是对你有益的。这个世界的新时尚是每个国家都应无限大地弘扬自己的民族主义。在这里，我们的人民正在倾听我们的英国朋友有礼貌的询问：一旦英国卷入一场战争，美国人的态度将如何？然而人们不禁有些怀疑，为什么英国人有时竟会忽视这些本身很小、但却能引起永无休止烦恼的事情（像扬氏贷款计划这样的事情）。
最后，拉蒙特用暗示美国国务院对奥地利贷款“深表关注”的话作为结尾。(11)
虽然拉蒙特对英国的客套礼数，现在变成优雅的奚落和冒犯，但他的警告毫无效果。沙赫特和蒙塔古·诺曼继续着他们的秘密对话，每月在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会晤。6月份，英德之间一项债务安排在议会宣布，英美金融界同行的团结被厚颜无耻的机会主义所取代。有意思的是，内维尔·张伯伦在其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时，对关于沙赫特秘密背叛希特勒的报告漠不关心。那年夏天，沙赫特在巴塞尔告诉了诺曼他抛弃希特勒的决定，并要动手推翻希特勒。当诺曼向张伯伦汇报这一情况时，这位首相竟反问道：“沙赫特是谁？我得和希特勒打交道。”(12)
英国怎样才能对这笔交易自圆其说呢？诺曼告诉拉蒙特，英国曾试图按超党派的国际通行做法安排奥地利债务，而纳粹非要坚持区别对待。同时，英国人也和沙赫特唱一个调，说他们与德国有贸易逆差，奥地利债务的偿还，可使英国回收他们为购买德国货物而支付的部分货币。这是20世纪20年代“外交时代”以来的一次令人沮丧的倒退。蒙塔古·诺曼是一个想把金融界从政治泥潭中拉出来放在新鲜空气里的人，现在也屈服于民族主义的压力。诺曼以其惯用的夸张语言给拉蒙特回了一封感人泪下的信，解释说：“几乎没有什么债务国愿意用伦理学和公平的观点，而不用政治和自己方便的观点对待其债务。……你不必对此作出解答，因为我请长假去敷平我的创伤，我只想澄清你的观点和我的良心。”(13)
J.P.摩根和摩根建富之间的怨恨持续不断。摩根建富公司把英国的利益置于摩根共同利益之上的做法自然不会被轻易放过。拉蒙特用他常用的、吓唬那些债务人的口吻警告伦敦合伙人，不要自以为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和英国的合作是理所当然之事。这是令人吃惊的严重威胁。他写道：“难道我们必须接受大不列颠高度鼓励无视国际交往关系和财产权利有增无减的行为吗？”(14)这种谴责肯定会使那些认为摩根银行与英国只会串通一气的孤立主义者感到吃惊。
显然，因为害怕奥地利债务的争端会影响英美金融关系，弗朗西斯·罗德没有征求纽约方面的意见，就将拉蒙特的信在英国财政部内部传阅。当听到这一消息时，拉蒙特大发雷霆，他以为他的信会严格保密，因为此信可能损害摩根与英国财政部及英格兰银行的关系。他严厉指责大温彻斯特街23号：
你很清楚，我们摩根集团的几代合伙人总是觉得在我们两国之间保持高度的友好关系对两国有很大的好处……如你所知，我们从来就没有打算把我们的信件作为英国财政部的档案……有许多事情可以对人说出来，但是不能写给他看，就与政府的关系而言，这一点更是千真万确。对于我们来说，摩根建富的珍贵之处向来是在于其合伙人能够把我们的意思解释给英国财政部，并把英国财政部的意思解释给我们。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把摩根建富作为邮局，把我们的信件送交给英国政府。(15)
英美摩根银行关系中的陷阱，在这里已显而易见。摩根建富是否能代表英国政府对J.P.摩根，或代表J.P.摩根对英国政府？纽约的合伙人怎么能够指望摩根建富在与英国政府保持如此亲密关系的同时，又能保持距离呢？这些问题从来就没有适当地提出过，更没有被回答过，因为20世纪20年代没有很严重的冲突，那时正是金融国际化的鼎盛时期。而现在30年代民族主义的争吵打破了关于伦敦合伙人所谓忠于J.P.摩根公司的许多幻觉。从20世纪初以来，J.P.摩根公司一直采用的“特洛伊木马计”，即给伦敦公司以英国的外表和特色，到头来事与愿违，却伤害了纽约公司。
纽约的合伙人出入于英国贵族圈子，并经常是克利夫顿的阿斯特庄园的座上宾。和摩根财团一样，南希·阿斯特是美国资本和英国贵族联姻的代表。南希·兰霍恩生于弗吉尼亚州，她最后成为英国议会下议院第一位女议员（她一身珠光宝气，由穿着号衣的马车夫为她驾车参加竞选）。这位时髦、漂亮的女人说话尖刻，热衷于进行政治性争论。她喜欢发难、取笑和争辩。一次她到布莱尼姆去拜访她的政敌温斯顿·丘吉尔，阿斯特说：“要是我嫁给了你，我准会在你的咖啡里下毒。”丘吉尔回答道：“要是我娶了你，我一定会把这杯毒咖啡喝下去。”(16)
南希嫁给了富有但毫无生气的沃尔多夫·阿斯特，他是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三世的孙子，是这个家族的第二代子爵。沃尔多夫大部分收入来自他在曼哈顿的房地产出租，因此摩根财团跨大西洋的机构完全符合他生意的需要。沃尔多夫还向汤姆·拉蒙特咨询过他个人资产的管理，1929年大危机后，拉蒙特帮助他把美国的证券转换成加拿大市政府债券。拉蒙特夫妇和阿斯特夫妇一起参加社交活动，甚至一起去度假。
阿斯特夫人使汤姆·拉蒙特神魂颠倒。20年来，他们一直有大量的书信往来。他们两人有一点很相像。两人都是崇尚贵族高雅情操的浪漫派，是自封自命的贵族，奇思怪想、狂放不羁，自信潇洒地享受着自己的地位。从政府部门的办公室，到丘纳德客轮上的包舱里、旅馆的房间，甚至有一次阿斯特在梳理头发时，他们两人互相给对方写长长的、感情奔放的信。他们闲聊、谈论个人隐私、政界情况。在理查德·惠特尼丑闻发生后，拉蒙特给她寄去有关剪报以示他的无辜，阿斯特夫人回信说：“我最亲爱的汤姆，我不必看你的那些剪报，或别的有关此事的报道，就清楚你从不会做坏事。这正是我所爱你的地方！”(17)
他们的通信隐隐约约有些浪漫情调。拉蒙特把阿斯特夫人当作“世上心地最善良、最好的朋友”，并称她为“我最喜欢的女孩”。(18)他以他那种亲密的方式，频频为她买礼物，帮她的忙。他可以用他的魅力打动并征服任何人，这便是他结交朋友的天才所在。1930年他们一起在克利夫顿打高尔夫球时，她夸赞另一位客人的一套球杆，那位客人名叫弗兰克·凯洛格，是刚刚卸任的美国国务卿。回到华尔街后，拉蒙特一直追踪到生产厂家，为她定做了一套一模一样的球杆。她回信写道：“我真是欣喜若狂，感激不尽。”(19)另一次，拉蒙特悄悄地从华尔街23号溜出来，到“萨克斯第五大道店”给她买了两件上衣。这友情的确够温馨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拉蒙特与阿斯特的友谊又有了重要的政治内容。克利夫顿是阿斯特家族在泰晤士河畔的庄园，在这期间成了那些主张与纳粹搞绥靖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聚会场所。他们认为英国可以同希特勒共处，害怕战争会摧毁大英帝国，他们支持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终于，克利夫顿成为对俄国极度仇恨、对法西斯主义持宽容甚至钦佩态度、对丘吉尔有关德国重新武装的警告置之不理的同义词。
和他在克利夫顿的朋友们一样，拉蒙特相信可以通过外交途径牵制欧洲的独裁者们，使战争得以避免。他也认为，英国和法国非常可悲地完全没有做好应战准备。在某种程度上，拉蒙特和他的合伙人因为曾被奈委员会指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充当“死亡贩子”，至今心有余悸。他们不能热衷于出头去支持另一场战争了。1937年，拉蒙特在写给阿斯特夫人的信中说：“至于那些独裁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们似乎本性难移，可我在想，激怒他们于事无补，如有可能，用绥靖的办法最好，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20)在早些时候，拉蒙特曾要求阿斯特夫人游说英国外交部，寻求其支持承认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占领。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拉蒙特向她肯定地说他的意大利朋友对这一突然的行动感到十分吃惊，并说他们的观点肯定反映出“领袖”自己的震惊。一直到战争爆发，他相信意大利只是在极其严厉的胁迫下，才站到了德国一边。
拉蒙特对太平洋事件倒是持更警觉的观点。他感到日本军国主义者背叛了他，至今心理上尚未恢复，而这只是使他更深感日本人恶毒。1937年7月，日本疯狂入侵中国，并洗劫南京，屠杀了成千上万中国居民。就在这期间，拉蒙特发觉日本有一个征服整个东亚的计划。他对那些想同他的银行搞好关系的日本商人从来直言不讳。1937年9月，他对日本总领事说，他“在10万个美国人当中，不可能找到一个对日本人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军事行动不感到万分吃惊和不安的人”。(21)（几周后拉塞尔·莱芬韦尔居然对拉蒙特说，中国人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又会怎样呢？(22)）与他轻易认可1931年沈阳事件的态度相反，如今，拉蒙特愤怒地告诉日本银行，他抗议日本人在全世界散布关于中国的谣言。(23)
1938年9月，内维尔·张伯伦飞往慕尼黑，并答应了希特勒吞并苏台德地区的要求。希特勒发誓永远不会再有占有领土的野心。张伯伦希望，割让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领土会满足这个独裁者的扩张胃口。在接受慕尼黑条约时，英国内阁并非对希特勒的意图一无所知。许多人认为，英国需要时间来实施昂贵的备战计划，并认为同德国作战无异于自杀。回到唐宁街后，张伯伦发表了“有尊严的和平”的演说，并受到民众的欢迎。伦敦的《泰晤士报》称：“没有一个从战场上凯旋的征服者得到过如此辉煌的桂冠。”(24)在下议院的一片狂喜的赞美声中，丘吉尔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他那刺耳的不同意见成了孤零零的声音，他把慕尼黑的会晤描绘成“完全的、纯粹的失败”。可以预见，他受到了南希·阿斯特的诘难。(25)
摩根财团坚定地支持慕尼黑条约。拉蒙特竟异想天开地预测，两年内德国将建立一个新政权。杰克·摩根确信希特勒最终将被迫放弃扩张政策。同时，他认为，他的朋友张伯伦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多么伟大的成果啊！”他以极度亢奋的口吻给这位首相写信说：“你在甘诺奇喝茶时，我说我有一种预感，不会有战争，你说现在只有预感靠得住，并说你与我有同样的预感，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那就是你将成为那个具有想象力和勇气使预感成为现实的人！我从未想到，一个人单枪匹马，全凭勇气、公正与负责任的力量，竟能够完成如此大业。”(26)杰克以极力嘲笑丘吉尔的口吻说，如果丘吉尔或劳埃德·乔治执政的话，这个世界早就打得不可开交了。(27)维维安·史密斯，现在是比斯特勋爵，并不如此公开支持慕尼黑条约，警告说希特勒是个“狂人”，戈林和戈培尔是“匪徒”，他们利用国家社会主义作外衣，掩盖他们的罪恶勾当。(28)在向摩根建富合伙人祝贺张伯伦阻止了战争的同时，拉塞尔·莱芬韦尔私下里对拉蒙特悲哀地说，英国屈服于讹诈。(29)
希特勒因其讹诈得手而趾高气扬。1939年3月，他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领土，德军开进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粉碎了绥靖主义运动。南希·阿斯特的密友洛西恩爵士给拉蒙特送去一张沮丧的便条说，他已放弃对那个匪徒，即希特勒体面行为的幻想。两天后，阿斯特夫人亲自敦促张伯伦谴责德国。到那个月底，张伯伦改变了他的做法，并保证波兰的独立。(30)
英国公众严厉谴责鲍德温和张伯伦在面临德国威胁时表现出的自满情绪。随着英国举国团结一致对希特勒采取强硬态度，政治上的奉承变成了辛辣的攻击。然而在美国，公众原来对欧洲动**时局的看法各异，现在争论变得更加激烈。对在纽约的摩根合伙人来说，这是一场莫衷一是的争端。正如拉蒙特已告诫过摩根建富公司和英国财政部的那样，由于30年代的金融争端，美国人心中仍残留着未发泄出来的敌意。美国孤立主义者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使这家银行不能像1914年那样，马上宣布对英国给予那种引以自豪、一心一意的支持。J.P.摩根公司可能觉得自己处在十分难受的位置，孤立主义者指责他们为英国做得太多，英国又嫌他们做得太少，感到失望。
慕尼黑条约的一个间接牺牲品是亚尔马·沙赫特，他参与了1938年9月德国一些将军密谋推翻希特勒的活动。他后来声称，参与那次行动的人对同盟国在慕尼黑的懦弱表现感到失望。1938年底，沙赫特在纳粹德国中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定。在焚烧犹太人商店和犹太人教堂的所谓“砸玻璃之夜”过后几周，沙赫特在帝国银行举行的圣诞晚会上，哀叹这些行为。1939年初，失望的沙赫特仍然艰难地呈递帝国银行的报告，阐明需要削减引起通货膨胀的军费开支，好像希特勒对新古典经济学感兴趣似的。那年12月，他在伦敦提出了一项从德国移出5万犹太人的计划——移民费用由他们的财产和世界犹太人协会提供的赎金支付。在来年1月份的第一周，蒙塔古·诺曼最后一次访问德国，参加他教子——沙赫特的孙子——诺曼·亚尔马的洗礼命名仪式，这个名字是沙赫特为表示对蒙诺·诺曼的敬意而起的。当希特勒1月20日解除沙赫特在帝国银行的职务时，尽管醒悟已晚，诺曼这时毕竟完全看清了纳粹威胁的可怕。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皇家对美国进行了第一次国事访问——一次炫耀和宣传式的访问，摩根财团参加了这一活动。这次访问是约瑟夫·肯尼迪出的主意，他1938年成为美国驻英国大使。和罗斯福的许多任命一样，这一任命激怒了华尔街23号。杰克·摩根的各种偏见油然而生，他对蒙塔古·诺曼说：“我同你一样感到惊奇，一个爱尔兰罗马天主教徒和华尔街的赌徒居然被选入驻英国使馆。当然你得指望他是一个新政主义者，因为富兰克林不会任命其他人。”(31)虽然诺曼把肯尼迪描绘成一个向上爬的爱尔兰血统的小子，但他们每周见一次面，而且和他一样，诺曼对英国是否能战胜德国持悲观看法。
杰克对肯尼迪的任命如此恼怒的原因是，作为大使，这个爱尔兰人住在王子门，这是杰克在20年代送给国务院的，作为大使官邸（乔·肯尼迪对摩根的怠慢进行了报复：今天，那所房子外面的蓝色牌子纪念约翰·肯尼迪曾经短暂居住过本宅，但只字不提房产原来属于摩根家族）。王子门作为官邸只是很短一段时间。战后，伍尔沃思的继承人芭芭拉·赫顿，捐献出她在摄政公园的温菲尔德别墅作为美国大使的新官邸。
1939年那次访问的由来是，一天，乔治六世的夫人伊丽莎白王后对肯尼迪说：“我只认识3个美国人——你、弗雷德·阿斯泰尔和J.P.摩根——我想多认识几个美国人。”(32)作为补救，肯尼迪建议英国王室对美国进行一次友好访问。国王和王后通过私人秘书，向杰克·摩根和约翰·戴维斯试探有关访问事宜，他们同意应尽快进行访问。当1939年国王和王后访问美国时，乔·肯尼迪显然被冷落，没有人邀请他出席为他们举行的晚会。
此次访问实现了原计划，引起了美国人对英国人深深的同情。国王和王后在哈得逊河畔的海德公园享用热狗，而罗斯福则简要提出，一旦发生战争，他将采取有限的海上军事行动支持英国。但这对摩根财团并没有多大好处，因为这样无非加深了该银行与英国皇室勾结的固有形象。在英国驻美使馆举行的一次游园晚会上，国王和王后坐在一条最不显眼的走廊里，和他们亲近的朋友——杰克·摩根、约翰·洛克菲勒及小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在一起。只有两个新政主义者，詹姆斯·法利和科德尔·赫尔被允许和他们在一起。表情忧郁的哈罗德·伊克斯和其他平民一起坐在草地上，嫉妒地看着摩根和另外几个经济保皇派坐在走廊上，觉得自己的身份都被降低了。就是国王和王后屈尊来到“平民”中间时，他仍怒气未消。(33)
1939年8月底，杰克·摩根和乔治六世国王一起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打猎，抱怨鸟太少，此时欧洲突然又要动员打仗。就像国君回到各自的王国一样，乔治回到伦敦，杰克回到华尔街。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不久，内维尔·张伯伦用他颤抖的声音宣布英国与德国开战。纽约股市上扬，创两年来最好记录，债券市场跃升，成为历史上交易量最多的一天。与一次大战爆发前夕不一样，美国的投资者不再被谁将在战争中盈利的问题所愚弄，他们预见经济将出现繁荣，将把大萧条留下的痕迹一扫而光的是二次世界大战，而不是新政。
摩根银行开始慢慢明白，他们有可能重操一战时期采购代理的旧业。摩根银行是否可能再次在中立的幌子下援助同盟国？在对这一行动进行了仔细推敲之后，它通知英国、法国和美国政府，说它不打算重操旧业。经历了数年的法庭听证会后，摩根银行觉得它在政治上易受攻击，并且害怕对其发战争横财的指控又会卷土重来。
摩根银行还在同华盛顿的反华尔街派系进行斗争，这一派系决心要抑制摩根的任何作用。在罗斯福创建起短命的战争资源委员会之后，这种对抗非常明显。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是，罗斯福总统挑选了一战期间在出口部工作的摩根天才的儿子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担任该委员会主席。斯退丁纽斯英俊潇洒，却早生华发。他在摩根的两大客户，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里拾级而登，步步高升，最后成为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战争委员会包括摩根的另一个亲贵——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沃尔特·吉福德。罗斯福想要以此粉碎对他的指控，说明他并没有与企业界为敌，但他的具有自由思想的下属察觉到这种战术撤退是极端危险的。前国家重建管理局局长休·约翰逊告诉作战部助理部长路易斯·约翰逊说，政府“无意让摩根和杜邦的人来处理这场战争”。(34)当时任罗斯福政府农业部部长的亨利·华莱士也警告说，他反对把华尔街的银行家带到华盛顿来。
勤奋的哈罗德·伊克斯很快纠集了布兰代斯集团的一伙人——汤姆·科克伦和巴布·杰克逊。他说：“我们想知道总统在放弃权力，让大公司发挥作用的问题上到底要走多远，或者他允许别人走多远，正像威尔逊在一战时期所做的那样。”(35)伊克斯认为，威尔逊自由派的形象因为他在一战时同华尔街的密切关系而受到玷污。他希望罗斯福能够避免如此的命运。他致力于把摩根银行排除在战争工作之外，与此相呼应，他的朋友赛勒斯·伊顿也正努力削弱摩根在金融界的势力。1939年末和1940年初，临时国民经济委员会开始调查投资银行界所谓的垄断行为，摩根士丹利成为受调查的主要嫌疑对象。
和前些时候反对美国参战一样，反对摩根的动作来自几个方面，企图阻止它恢复其在一战时期的作用。二战时期，华盛顿通过战时生产委员会和其他机构掌管动员全国工业的工作。联邦政府现在的权力要比伍德罗·威尔逊时期巨大得多，而且联邦政府会毫不犹豫地为了政治目的而干预经济。实际上，政府掌握的资金现在已使私人银行相形见绌。到二战开始时，银行资金已不再能够达到充分庞大的规模来为战争提供资金了，不可能像巴林、罗斯柴尔德和摩根银行在它们鼎盛时期所做的那样了。现代国家由于有巨大的预算、中央银行和税收权力，不再需要依赖于私人银行的帮助了。
摩根银行支持对英国的经济援助。因为英国是交战国，所以中立法案关于武器禁运的规定对英国也同样适用（这一规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阻止摩根银行重新发挥其在一战时的作用）。拉蒙特游说罗斯福撤销这一法案，鼓吹该法案不仅仅对德国有利，而且是助纣为虐。1939年11月，国会的确撤销了禁运，在“一手交钱，一手取货”的前提下，允许向交战国出口军火。换句话说，只要交钱并负责运输，这些交战国即可购买美国的武器。按照这个规定，美国飞机可以飞到美国-加拿大边境，然后由加拿大飞行员飞往英国。
“一手交钱，一手取货”的决定造成为了大规模购买军火而急需黄金或美元的局面。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英国靠征售其国民拥有的美国债券来筹资。摩根银行被指定负责在不至于引发债券价格下跌的条件下，在纽约证券市场上出售这些债券。该银行独自办理英国业务，但同时与拉扎尔兄弟公司一起办理法国业务。在交易所只有很少人知道卖者是谁，摩根警告经纪人不得向外泄露任何情况，否则他们会在24小时之内丢掉工作。为监督这项业务，英国财政部委派卡莱尔·吉福德来到华尔街23号。摩根知道他是苏格兰爱丁堡信托投资公司的总裁，这家公司把J.P.摩根银行作为美国证券的管理人。摩根银行的工作质量给吉福德留下很好的印象，不过，他仍赞同罗斯福的评价，即该银行的参与在政治上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在向伦敦汇报工作时他说：“总统和摩根索（财政部长）似乎希望我们最好不去找J.P.摩根公司，所以对我们找摩根可能会感到很不高兴，并且害怕摩根的人一旦出现在国会面前，会引起麻烦。”(36)
出于南希·阿斯特和英国的原因，拉蒙特帮助了阿斯特夫人的精神伴侣洛西恩勋爵。1939年4月，他作为英国大使被派往华盛顿。洛西恩是罗兹信托公司前任秘书长和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创建人之一。他性格腼腆，有学者风度，和阿斯特夫人一样，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科学家。任命一下达，他便立刻给拉蒙特打电报说：“我需要你所有的建议与帮助。”(37)到华盛顿后，洛西恩勋爵觉察到美国人大都反对希特勒，但同时也坚决反对战争。他经常乘黄昏时分的航班飞往纽约，召集他在华尔街的盟友，在拉蒙特组织的晚餐会上演讲，然后乘夜班火车返回华盛顿。洛西恩忏悔他在克利夫顿绥靖时期的过错。他的演说证明了，在为英国寻求支持的过程中，他是一位卓越和雄辩的发言人。
1939年，最强烈反对美国参战的呼声来自德国和意大利的移民、中西部农民和劳工组织。孤立主义者的日程从一战以来从未改变，他们仍旧厌恶欧洲的争吵，并且疑心英国会牺牲美国的利益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帝国。人们对上次大战记忆犹新，这使得问题更加复杂。
摩根的合伙人一致反对美国参战，并怀疑同盟国是否能打败德国。正如拉塞尔·莱芬韦尔在大战爆发前夕所说，英国和法国“不能驯服德国人。魔鬼太多而且能力也太强”。(38)1940年5月，拉蒙特和威廉·艾伦一起组建“支援同盟国和保卫美国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观点完全反映了摩根的立场。这个团体攻击原来的敌人——赫斯特报纸以及惠勒和奈参议员，多年来他们一直与摩根银行作对。尽管猛烈攻击孤立主义者，但是，他们与为“自由而战”这个兄弟组织是有分歧的，因为这个组织支持美国参战，而委员会响应罗斯福除了不能参战之外，应给予一切援助的号召（在此时，杰克的姐姐安妮组建了法兰西的美国盟友协会。1940年6月，她乘船去法国撤离难民，并领导一个救护组织。为纪念她的特殊贡献，1952年她去世后，巴黎战争纪念馆、巴黎残老军人院内挂上了为她特制的铜牌）。
委员会分配给拉蒙特一项特殊工作：去淡化赫伯特·胡佛的恐英心理。胡佛那时仍未从竞选连任总统失利的创痛中恢复过来，他支持一项为纳粹占领国提供食品的计划，希望能够再现他在欧战期间紧急食品援助计划的成功；拉蒙特支持英国的封锁政策，反对那项计划。拉蒙特和怀特拜访了胡佛，但不能让他改变主意，他们发誓要和胡佛一争高低。此后，新闻界登场，把胡佛描述为拖着沉重的步子在屋里踱步，并发誓要到那个国家去并同英国人争辩这个问题的人。拉蒙特对胡佛保证，他未同报界谈过此事，并说那篇文章一定是搞错了。拉蒙特与胡佛的关系曾经一度被看做是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浮士德式盟约，但即使是到最后，这种关系一直紧张，双方经常相互抱怨。
摩根银行亲英的观点使它陷入与美国最著名的孤立主义者查尔斯·林德伯格的冲突。1935年底，在儿子遭绑架之后，林德伯格一家移居英格兰，希望能找到一个在美国得不到的安静的地方。1936年，林德伯格应美国军方的建议访问了德国，参观了德国的飞机工厂。1937年和1938年，他又对德国进行了几次访问，越来越崇拜德国的空军力量。在唐宁街和克利夫顿别墅的起居室，他向鲍德温表达了这种崇拜心情。林德伯格坚持认为，德国是不可战胜的，对德国开战会毁灭美国的民主，会为共产主义的泛滥打开方便之门。在一次招待会上，当他接受赫尔曼·戈林授予的勋章时，人们不禁怀疑，他不止是对纳粹表示敬畏，而且还同情他们。
1939年4月，当林德伯格夫妇回到美国时，德国必胜、英法必败的观念已经在他心中扎根。那年秋天，他开始在广播里发表演说，敦促美国保持中立并竭力反对取消武器禁运。他的观点有时还带有种族优越论的言外之意。1937年10月13日，他说：“如果白色人种一旦真正受到严重威胁，那时我们可能必须采取行动，与英法和德国人并肩作战保护自己，而不是自相残杀，毁灭我们自己。”(39)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林德伯格已经接受了纳粹的许多信条。在1940年3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他讥讽地认为英国和法国是在为他们抢占的领土和伦理道德而战，而德国要索取的，则是“一个有能力和有力量的国家的扩张权利——就像整个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那样，其他国家也以武力扩张领土和施加影响”。(40)
在参战与否的争论期间，林德伯格逐渐回归到他父亲的那种中西部人民党主义，这种观点反映出对金钱托拉斯的仇恨，认为英美金融漆黑一团。年轻的林德伯格也许可以从踏着父亲的足迹中获得慰藉，然而对他的妻子来说，情况就复杂多了。安妮·莫罗·林德伯格的丈夫是个孤立主义者，而回想她已故的父亲，则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她维系两者，不胜痛苦。她总是赞美摩根的合伙人，把他们看作是“世界上的热心人，谨慎、宽厚和有教养”。(41)她曾经谈到“我父母温馨而多彩的整个世界”，并还记得她父亲和法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外交官让·莫内在早餐时谈论的理想主义。她珍视有关她父亲的记忆，并在看完哈罗德·尼科尔森写的传记后，她写道：“我突然感觉到了我的传承，感觉到他在我心里。这是我的。”(42)
现在安妮处在一个极端痛苦的境地。她母亲强烈地感到德怀特要是在世一定会支持同盟国。林德伯格在长岛的大多数朋友也持相似的观点。林德伯格夫妇还有许多法国和英国朋友，德国人1938年开始战争动员时，安妮立刻想象着弗洛丽·格伦费尔、阿斯特夫人和其他人可能会在空袭中丧生。(43)尽管没有那种龌龊的种族主义，可安妮同查尔斯一样对欧洲政治有着过分简单化的观点。1940年，她出版了名为《未来的浪漫》一书，在书中她没有把战争看作是良知与邪恶的较量。而是一场“过去的力量”（同盟国）与“未来的力量”（德国）之间的斗争。
如果说查尔斯因与其父观点相似而感到鼓舞的话，安妮却受着父亲幽灵的折磨。她对自己说，查尔斯和她父亲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但这是后一时代的那种理想主义。在威廉·艾伦·怀特组建支援同盟国和保卫美国委员会以后，安妮自问：“我想知道父亲会站在哪一方？也许支持委员会等人。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个理想主义者，非常实事求是，太实事求是了，这就是他了不起的才干。”(44)然而，现在林德伯格夫妇遭到包括哈里·古根海姆在内的老朋友们的排斥，哈里·古根海姆在查尔斯单独飞行以后，曾资助他三个月的旅费。安妮也无法摆脱她父亲幽灵的袭扰。她叹息道：“查尔斯……在记忆里有他父亲相伴，而我却孤苦伶仃。”(45)
1940年5月19日，当查尔斯在广播里发表题为《美国的空中防护》演说后，安妮面临更加严重的窘境。当时纳粹已征服丹麦，横扫荷兰和比利时。林德伯格的讲话攻击控制着“舆论和宣传机器的美国有权有势的人”。他说：“这些人想要为自己的利益把美国推入战争，并服务于他们的外国同盟。”(46)摩根银行没有被点名，但林德伯格的用词和奈氏听证会以来一直用于攻击这家银行的言辞如出一辙。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告诉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我已经完全相信林德伯格是一个纳粹。”(47)
贝蒂·莫罗现为史密斯学院代理院长（已经实现了德怀特所未能得到的学术界的荣誉），她对查尔斯的含沙射影感到不安。在广播演说的第五天，她与安妮在国际都市俱乐部一起吃中饭。她们情绪激昂，贝蒂对美国没有立刻加入到英国一方感到羞愧，并忿忿地对安妮说：“他们不知道怎样憎恨我们——天哪，他们要怎样憎恨我们哪！”(48)尽管她对女儿坦诚直言，但莫罗夫人感到难以和她女婿过不去。一起吃午饭后的第一天，她给拉蒙特去了一封密信，要求他同林德伯格理论一下：“我现在的处境十分困难……但我主要担心安妮。她饱受精神上的煎熬，她的健康也受着影响。”(49)
拉蒙特以叔叔的口吻写信给十分清高的林德伯格。他说写这封信时很犹豫，并说他很爱莫罗一家。接着他要求洛德博格直截了当地说出讲话中未点名的阴谋家都是谁。他还说他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人。因为想尽量恢复早年间他们个人之间的友谊，拉蒙特策略地告诫说：“亲爱的查尔斯——在我们这个国家，团结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地在广播里怀疑或指控任何人，除非我们有确凿的证据。”(50)
林德伯格的回信想必令拉蒙特心寒。此信与其说是充满敌意，倒不如说是冷淡而刻板，似乎林德伯格成了一个陌生人。“在那篇讲话里，我有意不说出具体的人、集体或组织，因为我仍觉得没这个必要。”林德伯格声称如果这样做，只能激起危险的阶级对抗。他警告说，美国参战会引起“混乱局面”，并会毁掉美国的中庸主义。他最后说：“我非常尊重你的判断，但是在这个国家应该对欧洲战争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恐怕有所不同。”(51) 后来，当一位记者问到拉蒙特为什么不去拜访林德伯格一家时，他厉声说：“我跟他们没关系。”(52)
贝蒂·莫罗通过拉蒙特秘密上演的序幕失败了，她决定让公众了解她反对她的女婿。在6月敦刻尔克大溃退时，她在威廉·艾伦·怀特委员会上演讲，批驳查尔斯的观点。她先给安妮打电话以缓解对她的打击，她对安妮说：“你父亲要是活着也会希望我这样做。”安妮认为，她母亲是被人利用来引起公众的注意。(53)当怀特发表演说，吹嘘自己施“巧计”让贝蒂反对查尔斯时，贝蒂也逐渐接受了她女儿的判断。此后，如拉塞尔·莱芬韦尔告诉罗斯福的那样，贝蒂·莫罗“非常仁慈，不愿在公众场合与林德伯格再作对了”。(54)
1940年春天的一段时间，摩根银行似乎在击败新政的同时，在推动援英方面也向前迈进了一步。期望已久的中间道路在共和党中打开，拉蒙特和英国大使洛西恩勋爵一起参加了出版商奥格登·里德家举行的晚宴，里德还给他们引见了两位可能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朋友，一位是罗伯特·塔夫脱，前任总统的儿子、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可以预料，他是反对国际主义的；但另一位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则截然相反。他是庞大的联邦和南方电力控股公司的总裁，在田纳西河流管理局征购他的电厂的问题上与罗斯福总统发生过冲突。在晚宴上，威尔基赞成毫不含糊地支持英国，包括提供飞机和海军设备，拉蒙特和里德当场称赞他的诚实，而且拉蒙特对他参加竞选起关键作用。威尔基在拉蒙特家的晚餐上又重申了他支持英国的观点。这次晚宴的作用是为争取华尔街支持他参加总统竞选。
对摩根的合伙人来说，威尔基似乎是专门为他们服务的。在麦金利以后，这家银行就因为在美国政治中没有选择余地而苦不堪言。它要么只能站在对国内事务干预过多的民主党一边；要么只能站在国际事务上采取孤立政策的共和党一边。作为主要的对外贷款银行，在大公司多采取保护主义的时代，摩根赞同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结果，摩根选择了共和党，但对该党的对外政策，感到不安。
威尔基具有摩根的气质，他是前民主党党员，是一个外向型亲英派，支持互惠贸易协定，并且总的来说和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是合拍的。同时，他也是国内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并希望新政能在中途改弦更张，创造一个更有利的投资环境。他在华尔街有许多朋友，包括摩根士丹利的佩里·霍尔（威尔基是哈罗德·斯坦利1935年的首批客户之一），并且提供了一套他们毫无保留地支持的共和党主义。
威尔基脸庞宽阔、咧着大嘴并带着印第安纳的鼻音，他随和、老练并具备独特能力促进华尔街事业的发展，而又不显得专为富人谋利。《财富》杂志曾称他为“机灵的乡巴佬”，在哈罗德·伊克斯的记忆里，他只不过是“华尔街的赤脚律师”而已。(55)这种断言太过分，因为威尔基想保留新政的许多创新之处——劳资之间的集体协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这些创新却是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所诅咒的东西。虽然威尔基宣布参加竞选时，离1940年6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只有7周的时间，但是他这匹黑马候选人跑得很快。他不得不减缓下对摩根的支持，以免引起党内小城镇和反对华尔街派系的警觉。为营造一下朴素的形象，他在开会的地点，费城本杰明·富兰克林旅馆租了一套不大的两室套间。汤姆·拉蒙特立刻被指示避免到他的总部来。
尽管保持了互不相干的距离，威尔基的反对派立刻把他与华尔街扯到一起，以破坏他的名声。北达科他州的代表厄舍·伯迪克在散发给代表的一份危言耸听的小册子上写道：“我相信我在为共和党的最大利益而工作。我事先抗议并揭露J.P.摩根和纽约市其他银行家把温德尔·威尔基塞入共和党的阴谋和企图。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金钱在起作用。”(56)
共和党人迫切需要新的领导，终于在第6轮投票上选择了威尔基而不是托马斯·杜威检察官（他起诉过理查德·惠特尼）和塔夫脱参议员。一个月后，罗斯福在芝加哥被提名参加第三任总统竞选，爱荷华州的亨利·华莱士作为他的竞选伙伴。威尔基试图趁热打铁，在罗斯福的战争紧急状态期间的外交政策与适当改革新政之间形成某种妥协。他甚至向罗斯福暗示要做一笔交易，总统就外交问题向他咨询，以换取保证把战争问题排除在竞选之外。罗斯福不大相信共和党能同意这笔交易，而且不愿意把这么风光的事交给威尔基来做。
11月，罗斯福以超出500万选票获胜。威尔基竞选的失败并未结束对华尔街阴谋的指控，反而让那些认为是狡猾的银行家把威尔基塞进共和党的人更加相信这一指控。如历史学家哈里·埃尔默·巴恩斯后来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人在没有公众支持和认可的情况下，被提名参加总统竞选，这是令人疑惑的。在芝加哥旅馆那间烟雾弥漫的著名房间里，至少有十来个或更多的人提名沃伦·哈丁参加1920年的总统竞选。这次则由两个人作出决定提名威尔基先生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他们是奥格登·米尔斯·里德和……托马斯·拉蒙特”(57)。
结果，并未像所期望的那样，摩根银行没有因威尔基的竞选失败而受到多大损失。由于受到竞选胜利的鼓舞，罗斯福更加积极地支持英国，并需要摩根为此给予支持。突然间，摩根与罗斯福之间的冷淡关系冰消雪融，取而代之的是华尔街23号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尚未见过的、来自白宫的热诚。随着美国人的注意力从国内政策的讨论转移到如何对付欧洲独裁者们身上，摩根的势力也随之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