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通过之后，有一段宽限时期，在此期间摩根财团必须作出抉择，是做存款银行业务，还是搞投资银行业务。合伙人仍然希望法案能被撤消，但是摩根银行在19世纪20年代发挥了无与伦比的政治影响之后，现在似乎陷入瘫痪境地，无法再施加影响了。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指出的，银行家们与其他任何组织相比，都更多地失去了公众的尊重，或更深切地痛惜失掉了与华盛顿的关系。就在新政开始之时，他们成为一个污秽的贱民阶层。就摩根财团而言，有一段时间他们似乎是被敌对势力打得落花流水，他们的宿敌牢固地盘踞在华盛顿。白宫曾请因普约听证会而出名的塞缪尔·昂特迈耶起草新的证券公开法，但昂特迈耶后来失去了被罗斯福重用的地位，因为他大肆吹嘘其所谓“与总统的密切关系”。

众多立法的构思均出自纽黑文铁路的瘟神路易斯·布兰代斯，他现在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1933年5月，他20年前在“大学俱乐部”中对拉蒙特阐述过的戒律成为证券法中的法则。这部以反映证券真实情况为准的法规要求对新证券进行登记，并对公司及承销商的情况全部披露。“卖者自负”替代“买者自负”，成为法规的基本原理。罗斯福在赞赏这一法案时，曾间接提到布兰代斯那部关于纽黑文铁路的书——《别人的钱》，罗斯福说：“法律应该包含这一古老的哲理，即那些经营银行、公司和其他管理或使用别人的钱的机构，应是代表他人行事的信托者。”(1)

对于摩根财团来讲，路易斯·布兰代斯可不仅仅是一个评论者，他几乎是具有神话力量的对手。1934年早些时候，莱芬韦尔建议拉蒙特读一读新版的《别人的钱》，并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针对私有银行的条例而谴责布兰代斯：“我毫不怀疑这是他鼓动起来的，甚至是他起草的。犹太人是不会忘记的，他们毫不留情……我强调这么多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低估了我们对手的实力……我认为我们遇到了最深奥的政治经济哲学，犹如木桶中的酒，醇化了20多年，出自民主党的精粹和最有权力的人，而他又正好是最高法院的法官。”(2)尽管司法权与行政权应分开，布兰代斯还是通过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劳申布施作为信使给罗斯福出点子，罗斯福用代号“以赛亚”[31]来指布兰代斯。

1934年，摩根财团与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理查德·惠特尼联合展开强大的游说攻势，以期撤消证券交易法，他们在乔治敦城一座被戏称为“华尔街大使馆”的住所里活动，警告说联邦条例会把华尔街变成一个“荒凉的村庄”。(3)这场斗争异常激烈，尽管有反华尔街的情绪，法案起草人还是对其胜利感到意外。其中一位起草人托马斯·科克伦很有些欣喜若狂，他说：“雷伯恩和我单独地顶住摩根和证券交易所派来的律师的连续不断的炮火——我们大获全胜！”(4)摩根的另外一位对手约瑟夫·肯尼迪在股市崩溃之前曾被杰克冷落过，而现在已成为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首任主席，而参加起草法案的费迪南德·佩科拉则被任命为专员。这些货币兑换商可真的是被轰出圣殿了，而把他们赶出来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曾被美国有特权的白人把持的华尔街排斥在外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

摩根的合伙人于是采用言辞激烈的批判手段，而他们此时本应采取和解态度的。杰克·摩根猛烈抨击“荒谬的”联邦存款保险，并警告说，如果证券法得以颁布，则意味着资本市场行将灭亡。面对其银行权力的减少，他显出一副略被击败的神态，对朋友抱怨说，他是诸位政治鼓动家练习拳击的吊袋。与其他合伙人一样，在攻击新政时他缄口不言——这也许是他1934年没有参与他的朋友约翰·戴维斯律师建立反新政自由联盟的原因。他曾断言：“如果什么人大声疾呼，公开反对……他马上就会遭到公众的嘲弄，会被视为一个十足自私、追逐个人利益和对新思想无动于衷的家伙。”(5)他很容易成为批评家攻击的目标。他粗率无礼地拒绝采访：“我觉得我的意见无关紧要。”因此经常招致记者的怨恨。而其他时候，他又谈论并谴责阶梯收入税制，或采取煽动性立场。不管怎么样，他的声望降低了。

西奥多·罗斯福曾经是使皮尔庞特很头痛的人，现在又一个罗斯福对杰克起了同样的作用。罗斯福家族似乎常常成为摩根的冤家。如果有人提到西奥多·罗斯福，杰克就会唾沫飞溅地说：“上帝诅咒所有姓罗斯福的！”(6)他喜欢引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圣人理查德·胡克的话，即如果只按照一个人的意愿去生活，那么将成为每个人的不幸。按杰克的意思，那个人指的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杰克把他看作可怕的左派骗子，一心要摧毁他自己的阶级。在1934年，他说：“我最初并没有这个看法，但我逐渐认识到，美国能够挺得过甚至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攻击。我尤其感到欣慰的是，对于他的偏激做法和对荣誉的全面抹杀，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7)杰克对罗斯福一直抱有敌意，他后来心脏不太好，他的孙子辈们被告知有他在场时不可提到总统的名字。还有种说法讲，仆人们把罗斯福的照片从杰克早晨看的报纸上剪下，使主人不至于血压升高。

杰克的保守主义思想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转变，却变得越发顽固不化起来。对国会的一贯抨击，变成对民主和普选权的丑恶谩骂和讽刺。在他看来，议员们都是控制着他的命运的“一群疯子”，而明智的有产阶级，却被一大群感情用事者的奇谈怪论所左右。与其说新政是一套经济改革，不如说它是对社会秩序的直接、恶意的袭击，目的就是要“灭绝所有财富和赚钱能力”。(8)尽管有25%的失业率，他仍希望平衡预算、降低税收。他说：“我越看这新政越觉得，除了名字外，它没什么新东西。”(9)

拉蒙特是银行方面的主要游说人，他对新政不是完全反对，并对联邦储备银行采取公开市场业务（指买卖政府债券）这类反紧缩通货的措施表示赞许。在20世纪30年代有些时候，往往是摩根支持放松货币政策，而死板的华尔街却在为通货膨胀发愁。但即使是拉蒙特，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一项改革计划，抢在银行批评家行动之前推出。华尔街甘愿让其对手起草新的法律。

拉蒙特的惯用手法是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1934年，在一次私人晚宴上，他对负责救济事务的行政官哈里·霍普金斯说：“是啊，如果一个国家愿意一年内拿出300亿美元去巴结德国人，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对花上50或60亿美元使老百姓不挨饿而横加指责。”(10)在这里，他听上去像个赤字无害论者，但那年在与英国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聊天时，他赞扬英国采用适宜的传统政策，而不是打赤字牌的办法来克服大萧条，他开玩笑说：“我觉得我不应该让您个人负责，虽然你们把凯恩斯派过来，让我们总统又花了5亿美元用于公共事业。”(11)

摩根银行用来改变新政策的最好武器是拉塞尔·莱芬韦尔。他一头白发，有个匹诺曹式的鼻子，看上去像个德高望重的哲人，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政治家。他博览群书，视野宽阔，对任何议题都可拿出有说服力的看法。莱芬韦尔对新政有最公正的看法，经常告诉朋友们，罗斯福在1933年拯救了美国，使其免于一场大革命。他也不怕因为与总统意见一致而得罪华尔街。有时他派他的朋友莫里斯·厄恩斯特、一位自由派律师作为中间人去接触白宫，这样沃尔特·温切尔和其他专栏作家就捕捉不到他在施加影响的风声了。但即便是莱芬韦尔，也未能在经济紧要关头作出明智的调整建议。1934年10月，罗斯福请他到白宫商讨新的公共事业规划时，他反对这一规划，并教条地断言此规划会引起通货膨胀，并把私人资本从金融市场挤出去。但那时，通货紧缩是关键问题，而且资本市场上远远不是门庭若市，而是门可罗雀，无人求资。莱芬韦尔式的自由经济主义者，很难赞同政府干预经济的各种形式。

摩根财团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缩手缩脚的巨人，也害怕其游说努力被其对手歪曲成为暗中施行权力的证据。1933年底，无线电广播蛊惑民心，把大萧条起因归结于华尔街鼓动的货币政策，查尔斯·库格林神父这位“电台神父”又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点燃起燎原之火。从他那在底特律附近的“小花圣地”，用一些传说煽动全国听众，这些传说讲的是一家银行使美国变成金本位制的奴隶，它长期与英国皇族串通，并且把债务和通货紧缩加到农民身上。而同是这家银行，又为英国和美国与金本位完全脱钩而欢呼。在1933年11月的一次以“战斗原本如此”为题的广播中，库格林又搬出关于摩根财团的古老神话：“有谁曾以上帝的名义指责摩根对这个国家的热爱？有谁不知他们长期玩弄英国把戏，他们向英格兰纳税，而对美国却分文不出？”

接着他又把十几名政治家拉出来，这批人全都是摩根的帮凶，他们使美国陷入大萧条。

马路边上坐着皮尔庞特·摩根——英格兰雇用的童子军，避税大师，设置金融障碍的战略家。

……

摩根有两代人都是有权有势的，老摩根向内战中的战士卖枪支——是开不了火的枪，小摩根在筹资，以制造更多的枪支，那种在上一次战争中什么都打不了的枪……看看你是选择哪一边呢？在罗斯福和摩根间作出选择！在那些华尔街的诈骗者……和“新政”间作一个选择吧！(12)

库格林神父还请其听众寄来支票，后来发现他自己动用了一部分汇款，通过其在佩因韦伯的一个私人账户搞银品期货交易。

在库格林、赫斯特报刊及其他孤立主义者喉舌的谩骂攻击下，一个有力的论点形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是由同一帮华尔街银行家们煽动起来的。论据是银行家们把美国引入战争来保护其对协约国的贷款；而由战争引起的债务及赔款导致了大萧条。因此，摩根和其他国际银行家们应为使美国参战和陷入大萧条而受到谴责。对于那些仇恨英国的人民党来说，这是个成立的等式。他们可以借着对华尔街的不满，而反对与英国加强密切联系，他们也可以利用孤立主义情绪而施加压力，对银行进行更严格的控制。摩根财团很自然地成为这种攻击的目标。

罗斯福对这些华尔街的银行家感到既迷惑不解，又有些恼火，而这批人对他也有同感。他认为自己就像是在为病人做一个彻底的手术，以挽救他的生命，并不是要杀了他。他的开拓性才能及接受新思想的天赋是最令银行家们惶恐不安的，他们惯于按神圣而且一成不变的准则行事。为缓和关系，罗斯福邀请摩根的“忠臣”、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本·斯特朗的接班人乔治·哈里森在他的游艇“红杉”号上共度周末。谈到银行家们的不信任，罗斯福苦笑着说：“他们反对我做的任何事，即便是那些本为帮助他们的事。”(13)

哈里森急于从中进行调解，就为罗斯福安排了一次在华盛顿对美国银行家协会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机会。拉蒙特和帕克·吉尔伯特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也是摩根合伙人第一次光顾美国银行家协会会议。调停努力的结果是使事情越发糟糕了。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杰克逊·雷诺兹作了个重要讲话，对罗斯福大加赞扬。但当银行家们后来发现罗斯福本人审查过这份讲话稿时，他们觉得自己被蒙骗了。因此，新政和银行家间的停战局面也宣告结束，双方又互不忍让，两相对峙。

对摩根财团最重的袭击，恐怕是来自那些想要修改联邦储备体系的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有一项不很起眼的条款，禁止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与外国银行进行谈判。这是华盛顿针对本·斯特朗与蒙塔古·诺曼之间言传意会的默契所采取的对策，而这种关系对摩根财团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看上去无关痛痒的措施正是华盛顿整治银行的最精明的行动之一。

接下来在1934年，犹他州的一位叫马里纳·斯托达德·埃克尔斯的年轻的银行家建议罗斯福政府修改联邦储备法案。埃克尔斯希望削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并将权力转移给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从而清除华尔街银行家们对这一体系的影响。莱芬韦尔对此举动特别愤怒，因为他曾指责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干预导致了1929年的大崩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原本是要提高利率并制止投机的。乔治·哈里森力图组织一批人数足够的保守派参议员，否决1935年的银行法，但其努力徒劳无益。根据埃克尔斯立法，地区性银行失去很多自主权；权力掌握在华盛顿的由7名成员组成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手中。还有两个象征性的举动强调联储新的独立性，一是委员会中不再有财政部长，二是一直在财政部大楼里办公的美联储有了自己的办公楼。

埃克尔斯后来又想把帕克·吉尔伯特放进改组后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但摩根合伙人认为这不过是个“肉包子打狗”的办法，因而拒绝了，他们也知道现在联储要听命于新的政客们。从许多方面来看，埃克尔斯的改革虽然已经迟了，但终究还是达到了联储改良支持者的目的，他们一直希望有一个美国中央银行来限制华尔街的权力。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在国际舞台上的退缩，曾使得本·斯特朗和摩根财团能够打消掉这个意图，但在20多年以后，货币托拉斯的阴魂终于被彻底拔除了。

在华尔街众多银行中，没有一家银行像摩根财团那样痛苦，那样难以在做存款银行业务还是搞投资银行业务间做出抉择。最终决定拖延到1935年夏，而那时它已依法被禁止从事证券业有一年了。考虑到华尔街上缺少企业证券发行，卡特·格拉斯在拟议中的1935年银行法中加入了一个修正案，以恢复存款银行从事有限的证券业务。合伙人们把其最后希望寄于此。

乔治·惠特尼作为公司承销业务的负责人，要向摩根客户通报银行的决定，在这方面他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随着利率的降低，许多公司要求以低利率为其到期债券再融资，他们不断地问惠特尼应该如何行事。7月下旬，原国民城市银行董事长、现为布莱斯公司的合伙人查尔斯·米切尔发现，惠特尼仍在寄希望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最后一刻能被推翻。米切尔告诉一位合伙人说：“我觉得他们还在期待……想看看银行法中有关承销的修正案能否通过，有关这一点，他们可比从前要乐观得多。”(14)8月下旬，银行法修正案提交众参两院联席委员会，但罗斯福总统给了摩根财团最后一记重拳，出面否决了这项修正案，他拒绝考虑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做任何修改。

杰克似乎是太压抑了，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一直向特迪·格伦费尔保证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修正案能够通过。但1935年初他在艺术市场上的一些神秘行动，却暴露了他内心的悲观。打着遗产继承税和清理资产的旗号，杰克卖掉了6幅绘画真品，得到了150万美元。德国钢铁巨头弗里茨·蒂森买到多梅尼科·吉兰达约的《阿尔比齐家族的焦瓦娜·托尔纳博尼》，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得到了弗拉·菲利波·利皮的一个三连套图画和鲁本斯的《奥地利的安妮》。通过伦敦的克里斯蒂拍卖行，杰克拍卖了7箱积攒了30多年、令人梦寐以求的袖珍画。7月份天气闷热，克里斯蒂拍卖行特意请了一名护士到场，以防有人晕倒。就这样杰克卖掉了小汉斯·霍尔拜因的一幅画、一个镶嵌着伊丽莎白女皇肖像的金坠子，还有其他稀世珍品。只有极敏锐的新闻评论家才会把这种对现金的突然需求与摩根财团的决策问题联系起来。正如杰克在他父亲去世后所表现出来的，如果需要保存银行资本，他随时可以毫不吝惜地捐献出他的艺术收藏品。

J.P.摩根公司在做出决策前，1934年6月，与摩根建富一起又出台了一项举措，以顺应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英国分部成为有限公司，纽约公司持有其三分之一股份。这样做是为了使J.P.摩根公司这家新的商业银行不直接进入英国证券业务，这种结构也正是英格兰银行所希望的。纽约这下子成了一个不参与经营的投资者。蒂姆·柯林斯说：“显然这就是让他们别多插手。”他后来成为摩根建富的董事长。(15)在华尔街23号和大温彻斯特街23号之间仍保留着一种亲密熟悉的感情，伦敦的《泰晤士报》称这仅仅是一种“细微的技巧性变化”。(16)但对于一家长期听命于纽约的银行来说，这种变化却代表了英国方面自主行事的一个新阶段。刚好，这个时期，除了在大英帝国外，伦敦金融城已经不像战前那样，可以再放出大笔外汇贷款了。于是摩根建富以及伦敦的其他商人银行就把注意力转向证券及国内银行间的兼并业务上了。

1935年8月，汤姆·拉蒙特把J.P.摩根的首脑们召到他在缅因州岸边的小岛农场里，其中包括摩根的合伙人莱芬韦尔、惠特尼、帕克·吉尔伯特和哈罗德·斯坦利，以及戴维斯-波尔克-沃德韦尔法律事务所的兰辛·里德。在这次秘密会议上，摩根财团作出不可变更的决定，继续保持存款银行不变，但分离出一部分成立一家完全独立的投资银行，叫作摩根士丹利。这次高层会议没留下任何会议记录，因此也就留下几个没有回答的基本问题。为什么摩根这些首屈一指的承销商倾向于“商业”银行而不是“投资”银行？为什么他们偏爱存贷业务而不是证券和经纪代理？为什么这样一个举措，从后来角度看似乎是缺乏远见？

这种选择在50年以后看起来仍是异乎寻常的。从1919年至佩科拉听证会，摩根牵头经办了60亿美元蓝筹公司和外国政府债券。摩根认可的债券发行还能带来像支付债券红利这样的抵押金融业务。就像拉塞尔·莱芬韦尔跟拉蒙特说的：“我更相信了，证券业务是银行业务不可缺少的填充物，如果没了这个，银行业务很快也就枯竭了。”(17)除了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多数重要的合伙公司——库恩-洛布、高盛和雷曼兄弟——都选择了“投资银行”（实际上是指证券业务）。商业银行业务——即信用证、贷款、外汇和股票过户这类业务——对于像J.P.摩根公司这样一个兴致独特，并有活跃的幕后外交活动的银行来说，未免太平淡寡味了。

这个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证券市场不景气的影响，一段时期以来，证券承销是公司最不赚钱的行当，新证券法使承销商被大笔潜在的负债捆住了手脚。发生了优惠客户名单的丑闻以后，杰克·摩根痛定思痛，或许是觉得商业银行的获利水平比起投资银行来说，要更稳定和持久。为了敦促撤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莱芬韦尔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说明在大萧条期间应该如何看待证券业务。

承销资本业务是而且应该是附带性业务，它具有阶段性和零星分散的特点，只有当一个人具备了赖以生存的好营生，他才可能从事这项业务。完全投入承销业务的公司要面临支付经常性费用和生活费用的巨大压力，因此不可能对所要承销的证券进行取舍。

我们业绩良好的一个原因……或许是……我们没有营销人员，承销业务的经常性支出很少，而且我们有很好的赖以生存的银行业务，因此我们可以，而且的确是回绝了一半欧洲和南美的客户。(18)

保持低额经常性支出，不配备营销人员，以及只选择基本客户这种方式成为摩根士丹利此后45年的经营哲学。

当然在选择商业银行业务时，人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1935年，约有20%的美国工人失业，当时，很难放弃商业银行方面这种劳动力密集型业务。如果成为投资银行，就意味着大规模裁员——对一个家长式的公司来说，这可是最不仗义的了。摩根官方历史上记载着：“作出决定时，J.P.摩根这家合伙公司约有425名雇员，如果公司选择了全部从事证券业务，那么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或许将成为多余……大约有400人是从事商业银行和其他业务的，他们继续留在公司里，约有20人出来组建摩根士丹利。”(19)

还有些不是那么冠冕堂皇的动机。摩根合伙人希望保留这个选择，即将来某一天在重组摩根财团时，不会失去其老客户。1934年底，拉蒙特给他的合伙人查尔斯·斯蒂尔写信说：“我觉得我们都感到肯定会找到办法和手段重返证券业的，不是通过修改现行法律，就是通过某些独立的公司计划或其他什么的。我们现在正在考虑这些问题，但无论如何是不会接受这个观点的，即……我们将断了证券业务的根。”(20)这个独立公司计划就暗示了摩根士丹利的产生。看起来拉蒙特是相信，不用修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他们也可以留在证券业务之中，这也表明他暗中已有一两招应急措施了。

在华尔街23号和其他任何地方，摩根士丹利都被看作是主干上的一个分支、一家继承性公司，正如给摩根建富的一封电报所解释的：“分离这个事实显然是被理解了，而同时大家又都指望新公司能继承母公司的传统。”(21)摩根财团或许是想创建一家公司，以便将来在对其友好的共和党执政时，能够完完全全地重新纳入J.P.摩根公司。拉蒙特可能还回忆起，银行家信托公司是作为一家“经营受控制的”银行诞生的，它会很有礼貌地把那些介绍给他们做信托业务的客户转回来。如果摩根当初选择了投资银行，并解雇其90%的雇员，那么一旦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时，它也不可能重建摩根财团了。

1935年9月5日下午4时，也就是杰克·摩根68岁生日前夕，摩根财团正式分家了。拉蒙特、惠特尼和斯坦利站在合伙人狭长的屋子尽头的壁炉边，墙上挂着皮尔庞特的油画肖像，他们向20多名记者宣布摩根债券部的几个人将出来组建摩根士丹利，这家新组建的公司有3位J.P.摩根的合伙人——哈罗德·斯坦利，他于1927年末在德怀特·莫罗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大使后加入公司；杰克的小儿子哈里；还有威廉·尤因。此外，还有两位德雷克塞尔的合伙人——佩里·霍尔和爱德华·约克。拉蒙特说新公司将从事“从前由我们公司从事的那种性质”的证券业务。(22)

杰克和哈里·摩根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即使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杰克也不愿放弃打松鸡的乐趣。那是个令人悲哀的时刻，一名记者注意到了那些严肃的面孔，写道：“这家老牌公司分家时的严肃劲儿与其他任何私人家族分家时没什么两样。”(23)但是不管摩根如何忧郁，如丧考妣，新的摩根士丹利作为恢复繁荣的征兆而得到喝彩，也成为恢复华尔街信心的一针强心剂。

与其说摩根士丹利像个J.P.摩根公司的远房侄子，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继承了大量财产的继子，得到几乎全额资助。摩根士丹利的高级职员几乎完全掌握了50万美元的普通股，他们也拥有投票控制权，但真正的启动股本金是700万美元无投票权的优先股，J.P.摩根及其合伙人拥有其中的660万美元。杰克及其家族拥有优先股中的大约50%，汤姆·拉蒙特及其家族持有40%多。不足为怪，这个新的分支机构引起一些竞争者的怨言，他们觉得J.P.摩根公司在字面上遵守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但却违背了其实质。

1935年9月16日，摩根士丹利在华尔街2号开业了，距华尔街23号仅有约100码之遥。这个神气的“庶子”公司的办公室对着三一教堂的尖顶，装潢也让人想起其贵族血统，老纽约的风景画挂在墙上，表现其特征的拉盖式书桌也是按华尔街23号的风格布置。它真有一点J.P.摩根分行办公室的味道。“我在银行里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摩根士丹利，”埃尔莫尔·彼得森回忆道，他后来成为摩根担保公司的董事长，“他们人手不够，太忙了，就借我们两个人干了有一年时间。”(24)

9月16日是美国商业史上一个最与众不同的开业日，它可真不像是新业开张的架势。开业前一天晚上，佩里·霍尔让看门人准备好一张桌子，以备有人送花。当他来上班时，看到桌上摆着有200多种花卉。“实际上，我们办公室摆满了一排接一排插在花瓶里的漂亮花束……几乎全部来自我们的竞争者和华尔街上的同僚。”(25)一名记者描述说，它就像是花卉展览。《纽约时报》报道了这种奇怪的气息：“开业典礼平常得就像是任何一家老字号公司又一个星期的开始。”(26)有一个关于摩根士丹利的传说，或许不足为信，讲的是第一个星期内来谈业务的公司太多了，以至于当一家公用设施公司的董事长来谈融资一事的时候，斯坦利说：“让他下星期再来吧。”(27)

在这家新公司里，领头的几位都是很典型的摩根式人物。新闻媒介就像是在报道一家新开张的乡村俱乐部，描绘他们打高尔夫球，或是从冲浪板上冒出来。哈罗德·斯坦利是公用事业股票方面的专家，英俊洒脱，风度翩翩，一头浓密早白的头发，脸庞较长，目光镇定，年纪快有50岁了。他是公司总裁和资深活动家，也是华尔街上声望极高的人物。

斯坦利是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位工程师、热水瓶发明者的儿子，他有很纯正的摩根血统——他是马萨诸塞州圣公会会员、耶鲁的曲棍球和篮球明星和“骷髅会”成员，他在辛辛那提州格林威治有一栋房子，在萨顿还有一套公寓房。他谈判时总是很坚定、固执，但很诚实。《新闻周刊》报道说：“别人拍桌子时他坐在一边不出声，但在争论时他很少退缩。”(28)他的这种沉着冷静的外交风范是最适宜对付那种日后笼罩了摩根士丹利20多年的政治攻击的。

开业那天，未到场的是公司的新财务主任哈里·摩根，他35岁，当时正坐游船从英国回来。哈里避开公司事务的举动预兆了后来的发展。但对这家新公司来说，最重要的是不仅要有摩根的名称和钱物，而且要有一个活生生的摩根在位。

哈里·摩根的头发油光锃亮，脸庞轮廓分明，双眼炯炯有神。像他祖父一样，他说话不拐弯抹角，敢作敢为，也有点像皮尔庞特那样急躁。他买下了北滩的伊顿海峡半岛，乘水上飞机去华尔街。就像普约听证会期间杰克受皮尔庞特牵连一样，哈里也为佩科拉听证会如此对待他父亲而耿耿于怀。这是在他生活中产生极大影响的事件，使他完全自我封闭起来，与游艇世界之外的一切公共职责隔绝。这样也使摩根士丹利不像老摩根财团那样，去涉足政治或出头露面了。1935年，新闻媒介把哈里说成是摩根业务人才中的实际继承人，与仍留在J.P.摩根公司里的他那个脑子稍慢一些，但很随和的哥哥小朱尼厄斯相比，他是炫目夺人了。哈里更多的是在恪守摩根士丹利的准则，在维护其传统方面发挥作用，而不是日常事务。通过他与欧洲银行家族，包括瓦伦伯格家族和汉布罗斯家族在内的友谊，他也保持了重要的业务联系。他是这样描述其职责的：“在我祖父年纪大了以后，我父亲给公司里引入了一些非常出色、称职的合伙人。他建立起一支队伍，在组建队伍、扮演调解人角色和充当队长方面，他是绝对成功的。从各方面来看，在组建这家公司时，我觉得有我发挥这种作用的余地。”(29)

摩根士丹利的创业者们以浪漫形式从事其早期活动，强调了他们所遇到的风险。佩里·霍尔说：“我们驾着一只小舢舨，向着波浪翻腾的大海进发，我们也不知道别人将怎样对待我们。”(30)实际上，他们受到的待遇类似文艺复兴时代流放在外的宫臣。J.P.摩根与新公司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摩根士丹利公司的成交——指证券支付与交割——是在华尔街23号进行的；乔治·惠特尼作为客户的“家庭医生”，把客户介绍给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最初只有几笔从23号那儿接来的生意——但那些都是什么生意啊！乔治·惠特尼把像温德尔·威尔基，消费者电力公司的董事长这样的客户介绍给了哈罗德·斯坦利。1935年9月底，摩根士丹利完成了第一笔大型电力公用事业的证券发行。初夏的时候，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沃尔特·吉福德曾询问斯坦利，有关摩根合伙人要建立一个证券公司的传闻，当斯坦利证实这点后，吉福德说：“那可解决我的问题了。”然后他就戴上帽子走了。(31)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需要搞些新的融资活动，证券交易委员会也迫切希望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回到资本市场，以证明他们在新法规下的活力。在为伊利诺斯州的贝尔公司做的历史性的发行活动中，经过斯坦利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约瑟夫·肯尼迪在华盛顿磋商后，摩根士丹利按照新政证券法的要求，第一次在报纸上登出了募资说明书。

尽管摩根财团预测新政会扼杀资本市场，但在1935年它却非常繁荣，承销量翻了四番。在开业的第一年里，摩根士丹利令人咋舌地接手了10亿美元发行业务，席卷了四分之一的市场。《福布斯》杂志赞叹道：“大多数商行、协会或公司起步都是比较缓慢的，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记录却是很独特的……真是使其他任何新成立的机构望尘莫及。”(32)该公司通常都是发行的牵头人，一般也不参加其他公司组织的证券发行。按照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则，公司承销量的多少要受其资本金的限制，因此承销团变得越来越大。就电话行业发行证券来说，摩根士丹利能组织起一百多家承销商和五六百家分销商，其选择公司参加发行的权力使它八面威风。逐渐地，许多J.P.摩根的常客——昵称为“专营户”——都转向这家新公司。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约翰斯-曼维尔公司、杜邦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以及阿根廷和加拿大政府都来要求做证券业务。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前未分离时的摩根银行一样，在包括公用事业、电话公司、铁路、重工业、采矿，以及外国政府在内的同样业务领域里，摩根士丹利的力量都很强大。

华尔街的其他人都推断摩根士丹利继承了其母公司的权力衣钵。查尔斯·布莱斯和他的合伙人查尔斯·米切尔想方设法去迎合新的领导人。布莱斯告诉米切尔说：“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进到圈子里，离他们越近越好。”(33)为与摩根士丹利交往，他建议在J.P.摩根公司开个账户，他告诉布莱斯说：“的确，我们的账户不那么重要……但它表明我们的良苦用心。”(34)这就是对任何一家拥有摩根名字的公司的精诚所在。

对新政改革者来说，也很难相信J.P.摩根公司没有在暗地里搞把戏。摩根士丹利承接了这么多J.P.摩根原来的客户，这本身就让人怀疑。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是个一定要探寻摩根士丹利领地的强敌。公司成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利用大萧条这个机会，摩根人同时扩大了其金融领域。在接到停止其银行做承销业务的命令后，他们就成立了一家独立公司，业务做得比先前银行自己在这个领域里所做的还要大。”(35)伊克斯和其他对手在等待时机，他们很快就会通过国会和法庭发动一场更持久的反攻。

对华尔街上J.P.摩根的合伙人来说，证券市场的突然繁荣是个辛辣的讽刺，因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母公司还没缓过劲儿来。几乎整个银行都挤在华尔街23号，旁边百老汇街15号仅有几个零散的办公室。总资产为4.3亿美元的J.P.摩根公司仍旧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银行。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给他们所造成的损失远远超出业务、金钱和权力的范围，它抹去了笼罩在这家银行周围的不可名状的神秘感。在佩科拉听证会后，银行第一次公布了其资产负债表，现在银行还必须公开其报表，并提交政府审查。在伦敦也是这样，1936年，蒙塔古·诺曼第一次向特迪·格伦费尔索要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慢慢地，也是逐渐地，绅士银行家们的世界被官僚主义化了，而金融家们则是头晕眼花地出现在尚未适应的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