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本可以利用利亚·格罗夫事件来争取善意和同情。然而，听证会使他愤愤不平，情绪抑郁。他那新英格兰人式的傲慢使他不能容忍这些照片的含义，即似乎他喜欢这次会见。他不愿以这种卑劣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人情味，他认为这个事件是“异常的和令人不愉快的”。(66)对新闻界，他试图作出略带讥讽的反应。当被问到他当时为什么不把那妇女从膝盖推开时，他答道：“这个嘛，你知道，我当时不敢说她一定不是政府智囊团中的人或是内阁成员。”(67)
人人都注意到了普约听证会与佩科拉听证会之间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报刊的评论对杰克的合作很赞赏，并以当年皮尔庞特的桀骜不驯的态度作对照，威尔·罗杰斯甚至预言杰克前途定将辉煌。在情绪和缓下来时，杰克承认佩科拉不像昂特迈耶那样对人苛刻。但一般而论，他还是不饶恕佩科拉。“佩科拉的举止像是一个企图给偷马贼定罪的检察官。有的参议员使我想起那种性压抑的老处女，她们老是认为谁都在企图勾引她们。”(68)对像杰克这样羞涩的人来说，被人当众盘问是件非常可憎的事。杰克声称：“一个人不得不站在大庭广众之下，试图以直率的回答来对付阴险的问题，并让世界相信他是诚实的，我想这是一种在任何文明国家里都不应发生的侮辱。”(69)
有时杰克也会为这一段经历而发笑。一天，他在高尔夫球场正准备击球时，他的球童弗兰克·科尔比对他说，他应当把球当作佩科拉的脑袋。当杰克打出漂亮的一击时，他们两人都会心地笑了。(70)但大多数时间，杰克想起听证会就感到沮丧。这最终使他感情上疏远了新政。后来，马科医生的女婿威廉·杰伊·希费林来拜访他，想请杰克支持一项使穷人能在储蓄银行购买人寿保险的计划。杰克不但拒绝给予帮助，还作了一番发泄性的评论：“我希望有你的本领，一种看到不公平后会感到愤慨的本领。大概是由于我自己曾经感受到太多的不公平，我现在听到别人遭到不公平的对待时，已经感到无动于衷。”(71)这种自己是牺牲品的意识，使杰克不再支持罗斯福的计划。他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被美国排斥的感觉，一种被自己的国家遗弃的感觉，并对他的银行声誉受到玷污而感到极大的愤慨。
利亚·格罗夫一生的结局是悲惨的。她和杰克一样敏感，对那次事件没完没了的嘲弄，使她在精神上备受创伤。在1935年，她决定回到她的祖国德国，尽管她有一半的犹太血统——她的真实姓名是利亚·舒瓦茨。两年后，她被作为一个“没用的人”被纳粹逮捕，并被遣送到奥斯威辛，遇难于毒气室。所有这一切，人们是在战后才得知的，是凌林兄弟报社公司负责侏儒问题的经理纳特·伊格尔在打听她的踪迹时发现的。杰克·摩根一直不知道她后来的遭遇，也不知道他们之间的短暂会面造成了她极度的痛苦，从而使后来发生的事情最后导致了她的死亡。
由于佩科拉巧妙地揭穿了其他合伙人的托词，他们的遭遇也不比杰克更好。当乔治·惠特尼宣读一份声明，表示支持公布在证券上市活动中收取佣金的情况时，佩科拉讥笑地指出，有关法律刚刚通过。当他重新把问题转到1929年的事时，佩科拉向摩根方面又掷出了一颗手榴弹。在那一年，摩根银行也加入了创建控股公司的热潮，创办了阿利甘尼公司，并以此为工具而谋求在铁路和不动产领域的利益，该公司所持股份包括范·斯韦林根兄弟公司、联合公司、电力公用事业控股公司，以及由四家食品和消费品公司合并而成的标准牌公司。
摩根不是把股票承销给股票交易人，而是沿用英国的先例，将股票承销给几十个亲朋好友。这些都是摩根银行作为承销费而保留的一部分股票。在20世纪20年代的华尔街，由公司高级职员或有钱的个人来当承销人并不罕见。摩根声称把3家股票公司的股票分配给有钱的投资者，是因为它试图对其不使个人介入高风险股票交易的一贯政策作一个妥协。如乔治·惠特尼所说，“他们只选择那些他们认为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能够经受得起风险的人，不管这种风险有多大。”(72)
这些辩解并不符合1929年的实际情况。在被炒得行情看涨的市场上，在公开发行之前提供给摩根的亲朋好友的股票，已经按极高的溢价在发行后交割的基础上买卖了（发行后交割的销售是在公开发行之前进行的，并估计到交易开始后的市价）。在摩根对其幸运的朋友们确定的价格和预期价格之间有很大的差额时，这一差额可以立即带来一笔横财。例如，摩根银行按照20美元一股将阿利甘尼的股份出售给它的朋友们，这些股份很快就可以以35美元一股出手；75美元一股的联合公司股票很快可以卖到99美元，32美元一股的标准牌公司股票60天以后可以卖到41美元。在扶摇直上的1929年的股市上，在公开发行前持有这些股票没有什么风险，而且潜在的收益异乎寻常。这些股票看上去简直就是直截了当的馈赠——一种只有摩根财团才能给予的高贵馈赠。仅仅阿利甘尼股票发行一项，摩根银行就有800余万美元的利润可供分配，这一套做法被称为“赚轻松钱”。
摩根财团所谓优惠客户名单的披露，证实了普通人对华尔街的挖苦话——华尔街是一块可以轻易致富、又可以尽情作乐之地。对抨击摩根的人来说，这个名单使他们终于抓到了铁证，一个腐败的物证。这个令人吃惊的名单包括美国商界和政界的精英，从最高层开始，卡尔文·库利奇在离开白宫以后，一直由摩根的合伙人汤姆·科克伦担任他个人的金融顾问，并得到3000股标准牌公司股票。此事披露后，他感到有些羞愧，并对朋友们说，他自己被列在优惠客户名单上，而他们则被列在接受福利接济的名单上，他为此感到难过。(73)共和党的其他受惠人中还包括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希尔斯、胡佛的海军部长、杰克小儿子哈里的老丈人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
为了减少赌注的风险，摩根也在民主党人身上下了工夫。这部分名单更使受益者们难堪，其中包括前财政部长拉塞尔·莱芬韦尔的良师益友威廉·麦卡杜。由于麦卡杜作为参议员，是佩科拉委员会的成员，这种窘困就更加使他没有脸面。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拉斯科布也在这个名单上。这个名单直接涉及新政自身内部的人物。威廉·伍丁在1929年任美国汽车和铸造公司总裁时，曾接受过摩根的好处，而他现在是罗斯福的财政部长。
在政界之外，优惠客户名单揭示了令人吃惊的摩根公司关系网。这里面包括企业界的巨头们，通用电气的欧文·扬、美国钢铁公司的迈伦·泰勒、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沃尔特·蒂格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沃尔特·吉福德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索斯特内斯·贝恩；金融家包括大通的艾伯特·威金、第一国民银行的乔治·贝克、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理查德·惠特尼和伯纳德·巴鲁克；另外还有战争英雄约翰·潘兴将军、民族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知名律师包括约翰·戴维斯和艾伯特·米尔班克；知名的家族有古根海姆、德雷克塞尔、比德尔和伯温茨。
此事披露以后，摩根财团受到行为不诚实的谴责，因而大为震惊。过去每当雇用合伙人时，不论是皮尔庞特还是杰克，总是作同样的陈述。他们会将手举在半空说：“我的生意要在那上面做。”然后指着地说：“而不是要在这下面做。”(74)杰克告诉别人，一旦发现不道德行为的蛛丝马迹，他们应该马上直接向他报告。而现在银行不得不面对以下指责，它曾无耻地求宠于大批商界和政界的头面人物。怎样才能为这些无法辩解的行为进行辩解呢？
这个任务落在了乔治·惠特尼身上。由于他文人雅士的外貌和黑得发亮的头发，惠特尼在同时期摩根合伙人中是出色的典型。他自己也受惠于阿利甘尼的馈赠，在出售他的8000股股份时，他净赚了22.9万美元。惠特尼是一个强硬不屈的证人。他一口咬定银行是为了使小投资者免于风险。他在谈到那些受惠的客户时说：“他们有获利的机会，也有亏本的风险。”佩科拉后来反诘道：“有很多人当时是非常愿意帮助这些客户来分担那骇人听闻的风险的。”(75)在有些场合，连自信的惠特尼似乎也感到困惑，一次他期期艾艾地说：“我不知道，卡曾斯参议员。很难说我们当时为什么这样或那样做，但更难说为什么我们当时不这样或不那样做。”(76)
尽管摩根合伙人们否认分发那些股票是为了施加影响，佩科拉公布了用传票获得的银行记录，证实了此举的初衷并非天使般的纯洁。1929年，摩根合伙人威廉·尤因曾写信给威廉·伍丁，半遮半掩地承认提供了发财的机会。
我相信这种股票在市场将卖到35到37美元一股，这本身并没有多大意思，除了人们想投机以外。我们按20美元一股，为你保留了1000股，如果你愿意要的话。这些股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你随时可以将其出售……我们只是想让你知道，在这方面我们是一直想着你的，想到你可能愿意以我们支付的相同价格得到一些这种股票。(77)
其他一些文件表明，股票的分配是秘密进行的。合伙人阿瑟·安德森告诉艾伯特·米尔班克：“也许无须我加上一句，我希望你不要对别人提起这件事。”(78)有些通信采用了巧妙的暗示。前杜邦的财务主任和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约翰·拉斯科布在棕榈滩打高尔夫球时，感谢乔治·惠特尼让他得到了那些股份，并真诚地希望“将来我能有机会报答”。(79)
拉蒙特对银行被指责为以兜售股票来施加影响而感到愤慨。然而他自己的档案里存有一份1929年2月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可能是所有文件中影响最坏的一个。给阿瑟·安德森的附言说明了股份的分配是如何在内部进行讨论的：“今天早晨我想到要向你询问，在我们分配阿利甘尼普通股时是否也分了一些给弗雷德里克·施特劳斯。他在去华盛顿就股票发行问题作证一事上，对我们帮助非常之大，并且作出了相当的牺牲。即使现在已经很迟了，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为他做点什么。”(80)很清楚，优惠客户名单更是为了酬谢重要的朋友，而不是为了保护小投资者。
对罗斯福政府和摩根银行来说，优惠客户名单的揭露实在不是时候。高额融资正在受到质询，国会的小人物由于提出证券改革提案而名声大噪。内阁用了一个钟头讨论伍丁是否应继续留任财政部长。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主张他辞职，以表明政府不受摩根的影响；但罗斯福不愿意抛弃受责难的朋友。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总统认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在1929年以前做了我们现在不可思议的事，我们的道德准则发生了根本变化。”(81)伍丁一直留任到1933年11月，才因病重去职，由摩根索接任。内阁同时也为它的巡回大使诺曼·戴维斯的名字出现在那个“优惠朋友名单”上而感到不安。有人担心，如果罗斯福政府向国际联盟或英国政府靠拢，那么在公众的眼里，这是摩根对戴维斯施加影响的结果。尽管如此，戴维斯在20世纪30年代仍然作为华盛顿的代表，参加了好几个高级别的欧洲会议。
公众对优惠客户名单丑闻的反应像是如梦初醒，华尔街最光辉的“天使”声誉扫地。摩根银行曾经避免了其他银行的那种胡作非为——连佩科拉也把它称之为一家“保守”的银行，但优惠名单把摩根银行与其他银行抛到了同一个泥坑中。为之震惊的沃尔特·李普曼告诉摩根的朋友们，任何人都不应享有如此之大的不受公众监督的私人权利。这对经常与拉蒙特共同进餐的李普曼是一粒苦药。他的传记作者罗纳德·斯蒂尔认为，李普曼和其他记者都被拉蒙特催眠；拉蒙特的“魅力和对交易的谙熟，使他能够说服很多新闻工作者，对摩根的行为不采取比他自己更具批评性的立场”。(82)
李普曼不是唯一感到震惊的新闻工作者，《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挽歌式的社论，似乎公众的巨大信任被背叛了：“这是一个由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强大的银行家们组成的公司。它完全没有必要采用小经营者的种种小手段。然而，它未能经得起对其自尊和名誉的考验……他们使他们最热心的朋友们感到整个社会，包括一些大家都乐意对之表示敬意的人，都被卷入了一桩社会灾祸中。”(83)
读了这篇社论，拉蒙特受到极大的刺激。在摩根合伙人中，他最需要得到别人的尊重。他写信给他的朋友，《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道夫·奥克斯，力图淡化发生的丑闻。他说摩根银行以为名单上的人不会再在政府中任职。他提到拥有普通股票的风险，把名单上的人说成仅仅是家庭成员和朋友。他的解释牵强附会：“我们很自然地去找那些经济优裕和懂得普通股票性质的人，即那些准备拿他们自己的钱来冒风险的人。”(84)他的所有这些伎俩都不能掩盖那些已经成为丑闻的确凿事实。这个丑闻为导致摩根财团肢解的法案准备了条件。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由一个弗吉尼亚参议员提出的。这个参议员对华尔街23号的友好感情，超过他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其他任何同事。身材短小而又暴躁的卡特·格拉斯过去是林奇伯格报纸的编辑，他所受的正规教育不多。他在作为众议员时，已经参与起草联邦储备法案，并拥护强有力的银行管制。作为威尔逊的财政部长，他曾经是拉塞尔·莱芬韦尔的上司。在1933年初期，他经常自相矛盾，在支持罗斯福竞选之后，他这个善于辞令的人很快就变成了罗斯福的批评者。他拒绝了总统要他担任财政部长的要求，并从杰弗逊主义的立场批评新政。他是反对黄金贬值的唯一一个民主党参议员。格拉斯提出了他的著名提案，但他对华尔街并无敌意。事实上，他和莱芬韦尔经常彼此怀旧，怀念那些他们在财政部一起共事的日子。尽管莱芬韦尔把他们的关系称为他最珍惜的关系之一，他在那年春天想利用这一关系而没有成功。当时为制定银行改革法案进行工作的分委员会成员们曾宣誓，不对外人透露有关情况，格拉斯不得不加以遵守。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命运的产物。休伊·朗和其他一些国会人民党成员要求把联邦存款保险和限制跨州开设银行列入法案。这两项都使罗斯福感到不快。罗斯福支持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系统，这个系统会迫使小城镇上的共和党银行家关门停业，而不是帮他们继续维持下去。同胡佛一样，他担心存款保险会使得虚弱的银行把强大的银行拖垮，认为存款保险“为经营不善的银行设立了奖赏，对健全的银行则是惩罚”。(85)罗斯福一直让新闻界猜测他是否会支持格拉斯-斯蒂格尔的法案。佩科拉听证会自然促进了公众对该法案的支持。但真正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雪片般飞到国会的支持存款保险的信件。存款保险被列入法案之所以重要，还在于没有人会同意为银行经营证券的分支机构提供保险。如果银行得到联邦保险，它们就有义务遵从保守的贷款-存款的银行活动。最后，法案还是限定储蓄存款的上限。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1933年6月16日由总统签字生效，尽管总统不认为公众非常热衷于银行改革。从这时起，银行或者从事贷款和接受存款，或者从事证券买卖，但不能同时两者都做。
由大通银行总裁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支持的一个条款在最后一分钟令人吃惊地被列入法案，这一条款强迫私人银行在存款和证券生意之间作出选择。这对摩根财团是致命的一击。卡特·格拉斯后来告诉莱芬韦尔，奥尔德里奇起草了这一条款，罗斯福则把这一条款硬塞给了他。佩科拉关于摩根合伙人们逃避所得税的披露，使得删除这一条款成为不可能，因为公众对此非常愤怒。(86)大通放弃其证券分支的决定增加了这种压力。大通的难民与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的逃兵共同成立了第一个现代美国投资银行——第一波士顿。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欲置摩根财团于死地。不论怎样，摩根毕竟是最引人注目的将两种形式的银行业务融于一体的银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摩根证明了两类业务是可以被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库恩-洛布和雷曼兄弟存款业务不多，而国民城市银行和大通银行的证券分支都有丑闻发生。由于有以百万美元计的公司存款和第一流的承销业务，摩根财团是一个活跃的双重威胁。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背后的理论是什么呢？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使美国金融界恢复清醒。在20世纪20年代，银行家从冷静、正直的人变为鼓动人们在高风险的股票和债券上赌博的贩子。正像佩科拉指出的那样，小额投资者们认为商业银行是安全的，于是国民城市银行的股票推销商就“以具有魔力的‘国民城市’的全部权威和声望作为包装，出现在这些小额投资者面前”。(87)也有人认为储蓄和证券银行业务的结合导致了潜在的利益冲突。银行可以把坏贷款拿来重新包装成债券，然后推销给投资者，正像国民投资银行用拉美贷款做的那样。他们甚至可以借款给投资者，用来购买债券。银行的证券交易分支的最后问题，是它们迫使联邦储备体系同时支持储蓄者和投资者。如果一个证券分支垮了，联邦储备系统为了保护其母银行，必须出手相救。换句话说，政府可能不得不为了挽救储蓄的人而保护投机者。
从根本上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不仅是一个银行业务的改革措施，同时也是惩罚银行业的一种做法。它是普通群众因为1929年的灾难而对华尔街作出的反击。法案也得到那些小投资银行的支持，它们希望把大商业银行从它们的领域排除出去。很多经济史学家指出，股票市场的崩溃和后来发生的银行倒闭之间关系不大。银行倒闭主要集中分布在全美的数以千计的县级银行，而有证券分支的华尔街大银行在大萧条中相对地比较稳固。尽管如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其他新政改革方案仍以华尔街作为目标，并使街头巷尾的小银行免受城市大银行的竞争。这种做法只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经济上有意义。20世纪20年代的投机狂热已经感染了所有证券公司，不论它们是否是储蓄银行的分支。即使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早就存在，爵士乐时代的华尔街可能也不会更清静。
摩根财团持有十分有力的论据反对这个法案，但是没有人愿意听。在佩科拉听证会之后，连金融精英们十分有道理的论点，听起来也像是只顾自己利益的胡言乱语。拉蒙特指出，20世纪20年代特大丑闻与零售投资分支有关。那么，为什么像J.P.摩根这样的批发银行不能将证券分配到交易商和大机构而不是债券投资的个人？摩根合伙人们同时争辩，1933年新证券法案的规定，将迫使银行公布其代发债券的国家或公司的任何未偿债务，这是在20世纪20年代不存在的对债券投资者的一个保险措施。
拉蒙特争论道，美国银行系统之所以脆弱，与其说是因为规模过大，倒不如说是因为整个系统过于分散。美国有2万多家银行机构，这导致了一部充满恐慌、倒闭和挤兑的金融史。相比之下，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庞大的国民银行数量很少，这些银行较为顺利地经受了大萧条。因此，为什么不鼓励更大、资本更雄厚的银行？为了使银行免于依赖单一的行业——不论是德克萨斯的石油，还是堪萨斯的农业，拉蒙特支持跨州银行业务。拉塞尔·莱芬韦尔也认为将大的商业银行排斥在承销业务之外，将导致投资银行资本短缺——这个预言直到几十年后才得到充分认识。
但在1933年，没有人关切这种前景。公众要看到大银行被拿来开刀，而对那些由于运气不佳或管理不善而步履蹒跚、毫无生气的小银行不感兴趣。美国的云雾般的银行体系可能是造成它暴风雨般的金融史的因素之一，但政治上对这些风暴的反应，又总是将这一体系进一步加以分割。借助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美国把自黑色星期四以来一直憋着的气发泄了一下。正如莱芬韦尔所说：“有着这么多饥饿和贫困，人们很自然要责怪银行家们，并迁怒于美国银行业中最伟大的名字。”(88)摩根的合伙人们一直认为他们在为其他人的罪孽代受困苦。乔治·惠特尼后来评论说：“当我还在摩根银行负责的时候，我们从来不做零售生意。但麻烦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新政人士足够聪明地认识到，如果他们能够把证券生意分割零碎，他们就能从我们手里剥夺这种力量。他们正是这样做了。”(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