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牛市绵延了整整10年，而事实上，牛市主要集中在后5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华尔街特有的现象，未必与世界上其他股票市场相吻合。德国市场1927年已经达到峰顶，英国与法国的市场则分别于1928年和1929年年初相继达到峰顶。为什么华尔街会出现一发不可收的乐观情绪？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对一战以后动**不安的岁月产生了逆反心理，那个年代交织着通货膨胀、劳资冲突、苦涩的红色政权和无政府主义的骚乱。金融界的历史告诉我们，企图逃遁现实必然是灾难的前奏。
引发这种病态乐观的另一个原因是史无前例的货币流动性激增，到处都是现金。1920年，本·斯特朗大幅度提高利率，以使膨胀的商品市场降温。这一举动不仅导致衰退，而且造成了此后持续几年的紧缩性环境，货币逃离硬资产。随着商品泡沫的破灭——从德克萨斯的石油到佛罗里达的土地——货币涌向金融市场，股票和债券市场涨势汹涌。
当欧洲饱受战争**的时候，美国经济越过了竞争对手，并实现了大幅度的贸易顺差。然而经济高涨并不平衡，评论家们谈到的“病态部门”有农业、石油和纺织。美国仍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农村，而华尔街的繁荣对于农民来说则是虚假的，无关痛痒。即使是银行也并不都财运亨通。由于对农业和石油部门贷款的坏账，小城镇的银行以“每天两个”的速度倒闭，但这种情况在城市地区是看不到的，那里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双临佳境。例如，1928年底，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拉斯科布开始计划兴建帝国大厦，作为纪念碑，弘扬“穷小子能在华尔街发财的美国生活方式”。(1)
拉斯科布和那个时代的其他预言家们抱定无限繁荣的信念，大谈经济新纪元。华尔街雇用的大批涉世未深的青年则对他们的说教深信不疑。正如《华尔街日报》在1929年10月的“黑色星期四”之后所说的：“华尔街的有些交易员和许多美国人从未见过真正的熊市。”(2)如果说华尔街有不少人是决心忘却昔日的恐慌，那么更多的人是因为太年轻而根本不了解过去。
在许多权威看来，如此充足的现金将会防止任何危机。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个主要担心是美国会发生股票短缺。1929年危机的前一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有大量的钱正在等待投资。正像前几个星期所发生的那样，目前只是一个短暂的间歇，成千上万的交易者和投资者在等待机会购入股票。”(3)过剩的现金被看成是财富的象征，而不是生产性投资机会缩减的不祥之兆。
乘着现金膨胀之势，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出现爆炸性的增长。战前，美国的证券交易员只有250人，而到1929年，交易员人数惊人，猛增到6500人。公众对股票的态度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过去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地位从来比不上债券。战前，银行与保险公司也许会从事股票交易，但一般的小投资者不会干这行当。我们还记得皮尔庞特·摩根对于股票根深蒂固的蔑视态度，当问到他股市为什么会下跌时，他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股票总会波动”或“抛出者总是多于买入者”，仿佛这个问题根本用不着分析。(4)
在20世纪20年代，大批小投资者轻率地跃入股票市场。他们经常以10%的保证金买进，仅用1000美元购入价值1万美元的股票。在美国1.2亿的总人口中，只有150到300万人入市玩股，但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利却吸引了全国公众的注意力。1929年的股市灾难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60万个保证金账户。
有了活跃的证券市场，大公司通过发行证券筹资的成本，就比通过银行短期信贷筹资来得低。许多公司还通过留存盈余来支持公司的扩展，进一步摆脱领主时代银行家主宰的方式。事实上，一些企业因有大量的现金盈余而从事股票投机和保证金贷款，这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公司用现金盈余进行盈利性金融投资十分相似。这样一来，联储要求银行停止保证金贷款的约束力，则被不规范的工业企业拆借[27]所抵消。
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颁布之前的这个年代，企业偏好证券发行并未对华尔街构成威胁。纽约的大银行通过它们新设的证券分支机构来盈利，这样做还可以绕过对于跨州银行活动的限制。担保信托公司在圣路易斯、芝加哥、费城、波士顿，甚至蒙特利尔都开设了办事处。大通国民银行的证券机构不仅经营活动横贯美国东西海岸，而且在巴黎和罗马也开设了营业机构。至此，1929年危机的阴云已经向一体化的全球性市场逼近。1927年，担保信托公司创设了美国证券托存收据，使美国人能够在不发生币种问题的情况下购买外国股票。当后来J.P.摩根公司接管担保信托公司时，这成为一项极有利可图的生意。
此时华尔街上的证券业务有两类。一类以零售为主，主要针对散户，其典型代表是国民城市银行所属的国民城市公司。国民城市银行的总裁查尔斯·米切尔给证券销售营造出一种狂欢气氛，他总是在他的近2000名经纪人中组织竞赛，还发表鼓动性讲话，激励他们向更高的销售目标冲刺。银行家们看上去就像喋喋不休的小贩，这些人热衷于经营外国债券，特别是拉丁美洲债券，小额投资者们得到了这类债券安全的保证。其中的圈套后来才被揭露，人们得知华尔街的银行把它们的拉丁美洲坏账包装成债券，通过它们所属的证券公司推销出去。这成为后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把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分离的一个主要动因。
到1929年危机时，大储蓄银行战胜了证券行业的许多老合伙公司，这些公司在全部新发行证券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令人瞠目的45%。国民城市银行公司承办发行的证券比J.P.摩根公司和库恩-洛布公司加在一起还要多。然而，以威严的摩根财团为代表的华尔街精英依然生存了下来。第一流的大宗证券业务仍然保留在名声显赫的老牌批发商手中。J.P.摩根没有销售网络，但它创造的办法是将发行的证券通过多达1200个零售商号来流通。如果这些渠道仍然远离市场，银行则把证券分配给“销售集团”。摩根银行与它的货币托拉斯同行们——如国民城市银行、第一国民银行和担保信托公司——联手承办证券发行，而摩根建富公司则与巴林集团、罗斯柴尔德公司、汉布罗公司和拉扎德公司合作。
像在普约听证会时代那样，大额证券发行仍然遵循着固定的程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一个极好的例子。1920年，在摩根图书馆，杰克·摩根、哈里·戴维森和基德-皮博迪公司的罗伯特·温莎达成了一项分摊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债券发行的秘密交易，他们在10年中保持一定的参与份额：基德-皮博迪公司30%，J.P.摩根20%，第一国民银行10%，国民城市银行10%，等等。这项绅士银行家准则禁止为争夺客户而竞相降价。这样做被认为不仅恶劣，而且危险。J.P.摩根和库恩-洛布公司担心，如果它们为争夺对方的客户而彼此竞争，它们就会在自相残杀的血腥争斗中两败俱伤。
由于有着大理石般坚实的基础，从事批发的摩根财团用不着去勉强小额投资者。《纽约客》在1929年评论说：“恐怕从来没有任何私人银行家享有像摩根始祖那样的个人声望，但现在的摩根银行比它在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得多。”(5)到20世纪20年代末，摩根银行就比其他银行少了许多追悔莫及之事。这部分是恪守传统的结果，摩根银行得益于它对股票市场保持着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的鄙弃。皮尔庞特有一次对伯纳德·巴鲁克说：“我从不赌博。”(6)自1894年起，杰克·摩根就在一家证券交易所拥有一席之地，但从未进行过一笔交易。只有一次，在自由事业债券价格回升的时候，他曾出现在交易所大厅。他在交易所留有席位，只是为了减少摩根银行所用的30多个经纪人的手续费。此外，普通股的发行只占摩根承办发行证券的3%。由于20世纪20年代危机的主要破坏来自股市操纵，摩根财团因而免于陷入许多严重失误。
J.P.摩根公司几乎只做债券批发和银行业务。除了极少例外，它不肯降低标准。它推崇保守的投资，如铁路债券，对于泄露内情、哄抬股票的伎俩则避而远之。当违反摩根这一政策的情况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时，摩根银行陷入了深深的尴尬。1926年7月，摩根的合伙人托马斯·科克伦邀请一位记者乘奥林匹克号游轮前往欧洲（在“沸腾”的20世纪20年代，豪华的游轮上也有经纪办公室）。正当科克伦在海上时，道琼斯股市行情自动显示器引用他的话说，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将最终以高于现价100点的价格卖出。由于意识到摩根-杜邦在该公司的股份，交易者们在两天之内把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价格抬高了25点。摩根银行对于此事反映出的自身影响力感到震惊，并决心确保这类事情不再发生。
尽管摩根银行作为一个机构，与股票市场保持着距离，但它的合伙人对于投机却并不反感。他们所处的地位十分便于通过内幕交易捞取好处。内幕交易是20世纪20年代风行的歪门邪道，但并不违法。爵士乐时代的华尔街不仅谣言盛行，而且能够编造假报表，这被认为是财务上成熟的标志。由于股票交易规则不严，公司财务报表不全，内部消息变得格外有价值。投资者们拼命从他们的华尔街朋友那里套取消息。内部消息并不能保证成功，许多在黑色星期四破产的投资者都掌握内情。但泄露内部消息确实有利可图，以至于被认为是华尔街雇员“捞外快”的一条主要渠道。
在20世纪30年代，摩根的合伙人加入了主张消除内幕交易的行列。拉蒙特曾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一个简单而无需辩驳的商业道德问题。”(7)有些人有勇气更早地采取这一立场。美国钢铁公司总裁埃尔贝特·加里法官总是在每天股市收盘之后召开董事会，会后他便向新闻界吹风，使董事们无法利用独占信息的机会从中获利。但总的来说，摩根银行合伙人像华尔街其他人一样，的确从内幕交易中获得了利益，但这与其说是靠掌握即将发生的交易状况，不如说主要是通过常规的公司经营信息。
爱德华·斯退丁纽斯是通用汽车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位喜欢多言的董事。1922年，哈里·戴维森向他询问自己是否应当为妻子购买通用汽车公司的优先股，斯退丁纽斯回答说：“在反映去年经营状况的财务报表公布之前，我吃不准是否应购买任何普通股。财务报表目前正在准备中，在它所附的备忘录中可能会显示负债超过盈余5800万美元。我想这一报表有可能对股票行情有消极影响，因此在报表公布之前，我不主张购买股票。”(8)斯退丁纽斯为杰克·摩根和汤姆·拉蒙特的个人账户掌管通用汽车公司股份购买事宜。(9)我们可以称之为金融界的“十拿九稳派”。
传递内部消息时，斯退丁纽斯依稀感到不妥。1923年，摩根在巴黎的合伙人赫尔曼·哈耶斯询问购买通用电气公司股票之事，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斯退丁纽斯在泄露消息之前是如何犹豫的。
在现行价格下，比如说，196，我更愿意买入，而不是抛出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我觉得不便告诉你我作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和董事会成员所了解的情况，但我认为我可以对你说（但你必须保密），我猜想在今后6个月之内将会采取一些措施来进一步提高公司股票的价值。今年6到9月间，这些股票如果不能卖到每股225或230，我会感到意外。公司的业务状况很好——这也是机密——1923年11个月的利润比1922年同期增长了50%。(10)
如果说斯退丁纽斯显出有所顾忌，那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透露公司信息，而更多的是担心这些消息会泄露给J.P.摩根合伙人圈子以外的人。
摩根财团还卷入了另外一种时兴的活动，使之有悖于其广为宣传的对普通股的抵触形象。在1927到1931年间，摩根银行参与了50多个股票联营基金，这种基金直到新政以后才被列为非法。当时这种做法被认为生气勃勃、引人入胜，吸引了许多出入鸡尾酒会的老谋深算的头面人物，新闻媒介也报道这类交易的进展情况。这些银团公然操纵股票价格。有些银团通过雇用公关代理，甚至干脆贿赂记者来“说抬”股市。在约翰·赫兹的黄色出租车公司股票暴跌、乔·肯尼迪应邀救市之后，联营基金使他名声大振。事后，赫兹怀疑是肯尼迪自己一手制造了这次暴跌。到1929年10月，有100多种股票被市场运作者操纵。因此，尽管摩根合伙人声称注重健康的长期投资，他们也远远未能在短期投机风潮中独善其身。
20世纪20年代也是一个做疯狂交易的时代。据奥托·卡恩回忆，那个时候“人人都有一股狂热，想要购买别人的财产……新的机构层出不穷，钱来得那么容易。公众急于购买股票和其他证券，结果把大量货币推向国内公司和外国政府”。(11)尽管摩根公司没有设置正式的兼并部门，但它非正式地编织着自己的蛛网。摩根公司擅长战略性进**易，这些交易往往涉及敏感的海外关系或背后政府的暗中支持。它的许多交易的矛头是针对英国利益的。最重要的是，华尔街23号充当着美国政府的左膀右臂。
以电信部门为例，一战以后，美国担心英国军方垄断海底电缆通讯——这类通讯曾被用来获得宝贵的战时情报。美国海军希望利用一家由华盛顿支持的新的私人公司，在新兴的无线电技术领域中击败英国。威尔逊总统私下向通用电气公司表示，他想以美国对无线电的垄断来对抗英国对电缆的垄断。摩根以其资金支持通用电气公司购买了美国马可尼公司中的英国股份，该公司后来成为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核心。美国政府作为无投票权的观察员参加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董事会。
在20世纪20年代，摩根财团还帮助索斯特内斯·贝恩建立起他遍及世界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王国。这次摩根银行的作用仍然是仲裁，而不是蓄谋控股。一项历史性的“停战协定”在华尔街23号酝酿而成，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就此同意将海外市场让给贝恩，相应地，贝恩答应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不在美国国内建立电话厂。令人称叹的是，这项协议竟然持续了60年。这一卡特尔表明，摩根银行仍然更喜欢大工业家之间的沟通默契，而不是自由放任思想所主张的竞争经济。
由于对政治阴谋的喜好，贝恩与摩根财团成为天然盟友。通过摩根在巴黎的合伙人赫尔曼·哈耶斯，贝恩接管了西班牙电话系统，使它成为其国际帝国皇冠上的宝石。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摩根银行帮助贝恩控制了巴西、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的电话系统，把英国逐出了它原来的领地。摩根银行通过无数方式支持贝恩的事业。当拉蒙特在奥地利谈判贷款期间，得知奥政府计划从西门子公司购买电话设备时，他就向该国政府提起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非常愿意投标。拉蒙特有时所起的作用就像贝恩的秘密全权代理人。1930年，拉蒙特正式会见墨索里尼，只是为了向其转达贝恩想在意大利建一个工厂的愿望。这一时期的交易往往是谨慎周密的幕后操作，毫无后来股票市场上蓄谋控股投资者的那种大张旗鼓的声势。
1929年初，当摩根财团一反常态，卷入股票推销的旋风之时，灾难临近的迹象已经出现。新形式的杠杆收购[28]风行华尔街。借用英国概念，许多经纪公司，包括高盛公司，推出了杠杆式共同基金，称为“投资信托”。第二种流行的方法是控股公司。控股公司可以接管许多小的经营公司，并用从这些公司获得的红利，来向控股公司本身的债券持有人还本付息。这样就造成了一条无限的控股链。
追逐公共设施控股公司这一时髦，摩根财团于1929年创办了联合公司，这一公司收购了莫霍克-赫德森公司、新泽西公共服务公司、哥伦比亚煤气电气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公司，这些公司控制了东部12个州三分之一以上的电力生产。这些做法就像退回到了皮尔庞特的时代，那时他倡导建立托拉斯，自己保持一大部分股份，并指定董事。联合公司的账簿保存在华尔街23号，它的董事会塞满了摩根银行的朋友和合伙人。摩根银行还创办了标准商标公司，它是一些粮食制品公司的联合体，包括弗莱施曼公司、皇家烤粉公司、大通桑伯恩公司和吉列公司。
1929年的一大败笔是摩根银行支持的阿利甘尼公司，它是克利夫兰的范·斯韦林根兄弟的铁路和房地产王国的一个控股公司。奥里斯和曼蒂斯·范·斯韦林根兄弟俩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性情古怪，沉默寡言。他们身材短粗，圆脸，看上去就像形影不离的连体孪生兄弟。他们住在戴西山，那是他们在克利夫兰郊外的一座700公顷的瑞士式田舍农庄。在那里，这对单身兄弟同吃同住，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不沾烟酒，也不要司机、男仆和其他标志财富的东西。在危机的前夕，他们拥有的财产价值1亿美元。
从开发郊区的谢克海茨开始，两兄弟就掌握了利用别人的金钱的技巧。他们修建了一条从克利夫兰市中心通往开发区的铁路，并从此介入铁路行业。他们卷入摩根的运行轨道是在1916年，当时司法部迫使纽约中央铁路公司从通往克利夫兰的“镍盘”铁路中撤资，范·斯韦林根兄弟站出来作为善意的合作者，表示愿意以50万美元现金将铁路从纽约中央公司手中收购。纽约中央公司的总裁艾弗雷德·史密斯把两兄弟带到华尔街23号，他用双臂搂着他们的肩膀对拉蒙特说：“我和这两个小伙子打过不少交道，他们很有才干……我希望你以可以做到的一切合法方式与他们合作。”(12)拉蒙特答应了。
摩根财团公司一手操办了两兄弟的铁路和房地产收购。作为杠杆兼并的好手，范·斯韦林根兄弟将每次新的收购作为下一次收购的抵押品。他们的控股公司控制其他控股公司，就像镜厅中的连环镜像，一环套一环，连续不断。支撑这些控股公司只用少量的现金，但背靠强大的摩根关系网。到1929年，范·斯韦林根的铁路公司在40层的克利夫兰大厦，统治着美国第五大铁路系统，它控制的路轨里程数相当于全英国铁路的总长。
由J.P.摩根公司于1929年1月发行的阿利甘尼公司的股票本来可望成为两兄弟立竿见影的成就——这个超级控股公司高居他们的债务金字塔之顶。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这正是“一个被推到极限的控股公司的典型”。(13)摩根银行与范·斯韦林根兄弟的关系显示了20世纪20年代肆无忌惮的行为是如何最终损害了摩根银行自身的信誉。即使是富有感召力的摩根之名，也不能稳住一个仅用信誉筑成的金字塔。直到4年以后，公众才终于得知阿利甘尼股票是在公司有严重问题的状况下发行的。然而在1929年初，这次发行的股票被认为是最热门的。
在192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杰克·摩根和汤姆·拉蒙特被棘手的德国赔款问题引起的风波牵扯了不少精力。他们不断提醒要警惕德国借款过多，但到头来发现自己却还在向德国提供贷款。在商人外交家日薄西山之时，崇拜商人外交的美国仍然指望摩根的银行家来指点迷津。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欧文·扬和杰克·摩根被选派为美国出席巴黎会议的代表，汤姆·拉蒙特和波士顿律师托马斯·珀金斯为副代表。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赔款问题设计一个最终解决方案。这个代表团名义上是非官方的，但还是与华盛顿保持着密切联系。2月，他们乘阿克维坦尼亚号启程，在瑟堡登陆后，他们受到法国官员的欢迎，并迅速登上一列火车的私人车厢驶往巴黎。
在欧文·扬的主持下，会议在豪华的新乔治五世饭店举行，会议的焦点仍然是德国赔款能力问题。像往常一样，以法兰西银行的埃米尔·莫罗为代表的法国人，固执地反对降低赔款。美国则拒绝减少战争债务。确信德国的财力无法支持赔款，帝国银行的行长沙赫特博士几次打断会议，愤然离开会场。一位名叫雷维尔斯托克勋爵的英国代表形容说“他那瘦削的日尔曼人的脸、粗壮的脖子和不合适的衣领……使我想起动物园里的海狮”。(14)
在这次会议上，杰克·摩根无法掩盖他对德国人的厌恶。沙赫特博士犯了一个错误，他强留杰克谈摩根银行资助德国铁路的事。杰克对此十分轻蔑，他在发往纽约的电报中说：“就我对德国人的印象而言，他们是二等人。我宁愿叫别人来做他们的生意。”(15)他还抱怨这次会议如何打乱了他乘海盗号巡航地中海的计划，更别提到苏格兰打猎了。沙赫特博士注意到摩根是第一个从会上溜号的，杰克如此在公开场合表露他的感情是比较少见的。雷维尔斯托克勋爵把他比作“野牛闯进了卖德累斯顿瓷器的铺子”。(16)
在巴黎，沙赫特博士希望争取减少赔款，他对法国人的寸步不让感到愤怒。此后他建议，德国收回波兰走廊，用海外殖民地来作为高额赔款的条件，这使同盟国大为吃惊。为了打破僵局，欧文·扬接受了他的年轻助手戴维·萨尔诺夫（此人不久后成为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总裁）的建议，即由萨尔诺夫本人与沙赫特进行一次非正式谈判。拉蒙特对萨尔诺夫说：“祝你好运，如果有什么人能够承担这项工作的话，那就是你。”(17)5月1日，这位俄国犹太移民与德国人亚尔马·沙赫特在蒙索皇家饭店沙赫特的房间里第一次共进晚餐。他们俩一拍即合，沙赫特学过希伯莱语，而这正是萨尔诺夫攻读犹太法学博士时学习的语言。他们讨论了赔款问题，最后几乎无话不谈，从德国歌剧说到《旧约全书》，使这第一次晚餐成了一场18个小时的马拉松谈判。后来萨尔诺夫把向沙赫特兜售的“保障条款”归功于自己，这一条款的主要内容是把赔款与德国的经济实绩相联系。这一设想使沙赫特暂时接受了赔款计划。(18)
杰克对萨尔诺夫的建议感到非常高兴，他给萨尔诺夫送来了一大束熟透的法国草莓。他还对萨尔诺夫说：“戴维，如果你真的能带回一份签字的协定，你可以提任何要求，只要能够作为礼物的，我都会送给你。”(19)5月下旬，在又一次长时间讨价还价的谈判之后，萨尔诺夫将一份协定带回了里茨饭店。惊喜万分的杰克轻触黑色礼帽的帽沿，向萨尔诺夫致敬，“我为你脱帽，”他说着鞠了一躬，“该兑现我的诺言了，提出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它就是你的了。”(20)萨尔诺夫提出要一个杰克用的那种海泡石烟斗。这只烟斗由先前为皮尔庞特做烟斗的伦敦老烟斗匠制作。杰克包了一架飞机，派人飞往伦敦，为萨尔诺夫取回烟斗。
扬氏计划减轻了原道斯计划规定的赔款负担，把赔款的时间安排延长到59年。该计划还试图把德国债务转变为可交易债券，从而使之非政治化。德国将通过新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向债券持有人付款，而不是直接付款给同盟国。这将使德国免受政治干预，并使它摆脱了可恨的总代理办公室的枷锁。年轻气盛的帕克·吉尔伯特离开柏林，成为J.P.摩根的合伙人，这一变动并不使德国人感到意外。当吉尔伯特警告德国人不要在扬氏贷款之外寻求任何外国贷款时，德国外交部的卡尔·冯·舒伯特觉察到他别有用心。J.P.摩根正准备为法国筹集一笔贷款，冯·舒伯特指出，德国贷款“将被（吉尔伯特）看成是非常讨厌地与摩根公司项目相竞争，而众所周知，他与该公司关系十分密切”。(21)
新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设在瑞士巴塞尔主广场附近的一所旅馆里，它实现了蒙塔古·诺曼的梦想，即建立一个场所，让中央银行家们能够不受政治干预地制定货币政策。诺曼爱称其为“忏悔所”。美国一个州的议会不喜欢该银行名称中的“国际”二字，因而不准联邦储备银行加入，尽管有几家美国私人银行已经参股其中。正像蒙塔古·诺曼所预想的那样，国际清算银行的存在将超越扬氏计划，并发展成为中央银行中的中央银行。
1929年6月，德国债务清偿方案公布。报纸刊登了沙赫特博士探身，隔着欧文·扬与法国中央银行的埃米尔·莫罗握手的照片。文件刚刚签署完毕，一个窗帘就着火燃烧起来——预示着扬氏计划在德国命运的不祥之兆，它事后证明它并不比道斯计划更受欢迎。沙赫特博士怀着强烈的矛盾心理签署了文件，他坚持由德国内阁来承担责任。此后不久，他就宣布废除这一文件，成为纳粹的红人。1930年6月，由摩根财团牵头的1亿美元扬氏贷款将成为摩根为德国所做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努力。当初道斯贷款受到了很大欢迎，而现在扬氏贷款引起的反应并不热烈。然而，1929年的巴黎会议的确使人们感到解决最棘手的问题已经接近尾声，并导致了纽约股市的最后一轮上升。欧文·扬甚至被说成是可能的总统候选人。
杰克留下来打松鸡，而拉蒙特则回到了纽约。总的来说，摩根的合伙人并不属于这样一批杰出的金融家，即事后能够对股票市场的危险发出启示录式警告的那些人（乔·肯尼迪后来说，他抛售股票是因为听到他的擦鞋匠这样干了）。拉蒙特是这一经济新纪元的倡导者，他认为只有商业滑坡才有可能导致股市出轨。乔治·惠特尼则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929年收紧信贷而认为他们是“一群笨蛋”。摩根唯一的预言家是拉塞尔·莱芬韦尔，他是前财政部部长助理，于1923年从克拉瓦斯-亨德森-莱芬韦尔-德·格斯多夫的律师事务所来到摩根银行。莱芬韦尔是一个气质高雅、妙趣横生的人，长着很长的尖鼻子，一头早生的白发，显得颇为睿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曾经是民主党人。他以桀骜不驯的知识分子作风，对左派和右派的理论家们都极尽嘲弄。他终身好斗，对于乐观的安德鲁·梅隆，他给予了毁灭性的评价：“此时，这位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财长在纸面上日进斗金，认为一切都会在最理想的世界上出现最好的局面。”(22)
关于股市崩溃的原因，莱芬韦尔赞成贱价货币理论，即他把股票投机归咎于过低的利率。1927年，蒙塔古·诺曼曾来到纽约，要求本·斯特朗降低利率来减轻英镑的压力。斯特朗答应了，他降低了贴现率[29]。莱芬韦尔深信，这一举动引发了股票市场的暴涨。1929年3月初，当莱芬韦尔听说蒙蒂开始对华尔街的泡沫经济感到恐慌时，他不耐烦地对拉蒙特说：“蒙蒂和本种下了祸根，我想我们大家都得承担恶果……我认为我们会经历一场全球性的信用危机。”(23)后来他把这两个人指责为大衰退的直接肇事者。人们可能还记得，1925年，杰克·摩根和华尔街23号的其他人曾希望英国回到金本位制，但前提条件是蒙蒂提高利率，而不是本降低利率。
本杰明·斯特朗没能活到看见这场危机。他经历了一连串可怕的疾病：结核病、流感、肺炎和带状疱疹。他于1928年10月去世，享年55岁，死前还注射了大量吗啡。忧郁寡欢的蒙塔古·诺曼为斯特朗的去世哀痛了多年。在1929年的春夏期间，斯特朗精心选拔的接班人乔治·哈里森，向华盛顿的美联储委员会请求提高利率。事与愿违，美联储委员会否决了在纽约提高利率的建议。拉塞尔·莱芬韦尔感到，一场希腊悲剧正在拉开帷幕。他担心哈里森继承了斯特朗遗留下来的对抗精神，又担心“来自华盛顿美联储的强烈抵制，部分是因为10年来一直压抑着的、反对斯特朗的无能统治的苦涩情绪。”(24)在这种不可能更糟糕的时刻，联储系统由于官僚主义的争斗而遭到了削弱。当1929年8月贴现率终于由5%上升到6%时，已经太晚，无法使过热的市场降温。
1929年9月5日，黑色星期四的悲剧临近，巴布森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家再次重复了他多年来发出的警告：“市场崩溃迟早会发生，它可能是十分可怕的。”(25)在平时，这一警告可能会被忽略。但此时，通过新闻媒介的传播，短暂地冲击了股票市场。耶鲁大学的欧文·费希尔教授这位学术界乐观派的“大祭司”，使仍然怀有信心的人感到宽慰，他说：“股票价格达到了一个看来是永久的高原。”(26)但美国经济在8月就达到了峰顶，甚至在费希尔说这番话的时候，经济已经开始下滑。
到10月中旬，股票市场的波动使胡佛非常担心，他派密使哈里·鲁宾逊去向拉蒙特咨询——拉蒙特是他在华尔街的主要顾问之一。胡佛是第一个桌上有电话的总统，他经常在早饭前与拉蒙特通话。尽管胡佛与摩根财团关系密切，摩根的许多合伙人仍然背后嘲笑他是一个冷漠、自负、顽固的家伙。帕克·吉尔伯特曾称他为“商务部长兼其他所有部的副部长”。(27)在1928年的大选期间，民主党曾透露了一份莱芬韦尔在财政部任职期间所写的备忘录，其中说“胡佛对金融、股票交易和经济学一无所知”。(28)胡佛曾因摩根银行未能为其再次当选提供更多帮助而大发雷霆。在初选之前，他给拉蒙特送去一封威胁信，指责他为查尔斯·道斯工作。
然而值得称道的是，总统并未对华尔街的危险掉以轻心。1928年初，他还是商务部长时，就对于库利奇对股票市场满不在乎、漠不关心的态度感到吃惊。1929年3月，作为总统，胡佛将纽约证券交易所副主席、摩根合伙人乔治·惠特尼的兄弟理查德·惠特尼召到白宫，要该交易所抑制股票投机，但这一请求被置之不理。胡佛还批评联储压低利率和向银行提供大量的准备金，这些资金被用作购买股票的保证金。
现在，胡佛的使者哈里·鲁宾逊希望在两个问题上得到答案：越来越多的股票兼并是否应引起注意？联邦政府是否应当采取措施制止华尔街的股票投机？在黑色星期四之前五天的时候，拉蒙特写给胡佛一份备忘录，其中对这一时期的现实情况加以粉饰。他轻描淡写地驱散了胡佛不无理由的担忧：“首先我们必须记住，当前关于投机的传言有很大的夸张……”他极力赞颂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他还列举了正在回升的滞后行业，如汽车、采伐、石油、造纸、制糖和水泥，宣称市场并未过热。通过对联合公司和阿利甘尼公司的肯定，他赞扬了当前控制了铁路和公共设施部门的新的控股公司。他的振奋人心的结论可以让人高枕无忧：“战后以来，美国进入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健康繁荣时期……未来将是十分光明的。”(29)他所发现的唯一缺憾是华盛顿的联储委员会未允许地区储备银行提高利率。
马丁·伊根将这份备忘录交给了白宫。总统急于看到拉蒙特的报告，他把一次接见推迟了10至15分钟，以便与伊根交谈。伊根发现胡佛总的来说对自己担任的总统职务很有信心，尽管他对华尔街感到不安。总统的满意并未持续很久。10月22日，总统怒气冲冲地派了一位信使来找拉蒙特，表示严重关注“在他看来是十分疯狂的投机行为”（拉蒙特向杰克如此转述）。(30)即便有些太迟，但胡佛是正确的。第二天，恐慌之下的抛售袭击了若干蓝筹股票，西屋公司下跌了35点，通用电气下跌了20点。气球的爆裂已成一触即发之势。
第二天早晨，温斯顿·丘吉尔出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参观走廊上。两周以前，他与1925年帮助他使英国恢复金本位的摩根合伙人共进午餐。此时，他俯视交易大厅，眼前的情景在很多人看来可以间接地追溯到1925年的决定，正是这一决定需要美国降低利率。在头两个小时的交易中，账面损失就达到100亿美元。大幅度下跌的牌价引起了一片恐惧的尖叫，临近中午的时候，参观走廊被迫关闭。
就像1907年那样，绝望的人们站立在联邦纪念馆的台阶上，手插衣袋，压低帽檐，两眼失神地直视前方。在那天拍摄的照片上，他们那种目瞪口呆的缄默一目了然。股票市场外面里三层外三层地站满了人。许多刚刚交纳保证金购入股票的投资者顷刻之间倾家**产。报纸注意到，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在峡谷似的华尔街上蔓延——狂呼大叫、议论纷纷、窃窃私语。这是成千上万震惊的人们的情感宣泄。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当一个施工工人出现在一座大楼顶上的时候，人群以为他想跳楼，但对他的犹豫感到不耐烦。十几名自杀者见诸报端，其中有些报道惟妙惟肖，富有诗意。加尔布雷斯写道：“有两个人手挽手从里茨高楼的窗口跳下来，他们拥有一个共同账户。”(31)只有证券交易所的跑腿小工，他们自己并不投资，只管对他们老板的厄运幸灾乐祸。
中午时分，华尔街的银行巨头们急匆匆地走上该街23号的台阶。他们都是功绩卓著、名震美国的人物——国民城市银行的查尔斯·米切尔、大通的艾伯特·威金、银行家信托公司的苏厄德·普罗瑟和担保信托公司的威廉·波特。他们代表了60亿美元的资产，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笔财富组合。人们是最后一次欣赏爵士乐时代赋予他们的英雄形象。对于华尔街的老手来说，会议由58岁的汤姆·拉蒙特主持是意料之中的事。摩根在此时发挥作用挽救危机是理所当然的。不管有多少缺点，它仍是银行家的银行、争端的仲裁者，有着政治家风度的企业，能够给予人们无可匹敌的信心。用福布斯的话来说：“汤姆·拉蒙特——摩根的头号合伙人——在星期四扮演的角色正是当年皮尔庞特·摩根在过去的恐慌中所通常扮演的。”(32)
即使是面临危机，拉蒙特也表现得轻松快活，他的沉着镇定已经成为传奇。他是华尔街的神奇人物，黑色星期四将成为他辉煌的时刻。他实在是担当此任的奇怪人选。在青年时代，他曾经因为卖空而丢掉了一年的工资，并从此发誓不做股票投机。还是他，作为银行家，劝导惊恐不安的胡佛对华尔街处之泰然，勿以为患。
事实证明，银行家们在黑色星期四的拯救行动多半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这些人知道他们不可能支撑正在崩溃的股市，他们只是试图增强市场的流通性，使之有条不紊地下滑。那天上午出现了根本没有人买入的恐怖时刻。为此，银行家们宣布投入2.4亿美元来收购各种股票，以稳定市场（古根海姆斯财团也参加了这次联合行动）。这只是杯水车薪，却还是他们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措施。
因为证券交易所的主席正在檀香山，代理主席理查德·惠特尼就成为银行家拯救行动的代理人。看来他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因为他的兄弟是摩根的合伙人，他自己的公司则是摩根债券的经纪人。理查德·惠特尼也是一个极善伪装的人，人们无法看出在他冷静的举止背后，他和他的夫人——一个巨额财产的女继承人，正在承受高达200万美元的股票损失。(33)所以，下午1点30分，当他迈着悠闲自在的步子走过交易大厅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效果。他走近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柜台，出价205点购入了2万股，比先前的最高价超出了几点。随着他买进的消息传开，市场一时间似乎稳定了下来。
选择美国钢铁公司这家摩根担保下的企业不是偶然的，作为绅士银行家，拉蒙特和其他银行家认为他们应当支持那些由他们担保的公司。后来的结果是惠特尼实际只购进了200股，当其他人纷纷跳入时，他撤回了购入的委托指令。在另外15至20个交易点，他重复了他的出价，作出了约2000万美元的购入委托指令。到这天结束，这位银行家的钱只有一半真正用了出去。然而他们这种拖延战术却使这天下午的市场暂时回升。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一次花招。
这个交易日结束后，银行家们重新聚集在一起，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他们推举拉蒙特做他们的发言人。拉蒙特被大声提问的记者们簇拥着。他手里摆动着一副夹鼻眼镜，发表了一句美国金融史上最令人难忘的轻描淡写的评论：“股票市场上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抛售。”(34)这句话尽管经常遭到嘲笑，但它实际上是对一位好讽刺的记者所作的回答，他问拉蒙特是否注意到了那天交易所发生的抛售。拉蒙特无动于衷地把市场下跌归结为“技术条件”，并谈到市场上的“气袋”[30]。他用极端模棱两可的措词说，市场“对好的苗头十分敏感”。(35)这种与记者们把握自如的会见持续了几个星期，使拉蒙特成为著名人士，他一跃而上《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
几乎同时，华尔街开始发表充满大胆希望的言论。这些乐观的专家们看来发挥了作用。那天晚上，零售经纪人们在霍恩布洛尔和威克斯经纪所举行会议，宣布市场“从技术上来说，情况已经比过去几个月来有了改善”。(36)第二天上午，《华尔街日报》的标题不是报道股市崩溃，而是报道拯救行动：“银行家制止股市崩溃：两小时的抛售浪潮在摩根办公室会议后停止，10亿美元用于支持。”(37)银行家们请求胡佛宣传购买股票合算，但他却吐出了一句老生常谈：“国家的基本产业，也就是商品生产和流通，正建立在健康和繁荣的基础上。”(38)市场蹒跚着挨过了星期五和星期六上午的交易，没有发生新的危机。
1929年股市崩溃的发生分两个阶段，其间隔了一个周末。星期天，旅游车像幽灵似的摇晃着驶过华尔街，参观股市崩溃发生的地方，使华尔街更添严峻的气氛。显然，人们在周末反复掂量胡佛的讲话，周一便直奔市场抛售。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下跌了34点，通用电气公司下跌了47点。市场和公众对银行家们的信赖同时瓦解。
在10月29日——“悲惨星期二”，投资者们回过头来反而把“黑色星期四”看成是一个平静的时刻。在这股市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滞后了两个半小时。易手股票超过1600万股，这一纪录保持了40年。到星期二收盘，两天来的破坏把股票价格下拉了25%。这次买入不只是股票价值的减少，简直就是销声匿迹。在回升的顶峰，怀特缝纫机公司达到48点，星期一即猛跌到11。星期二，当没有买者出现时，一个机灵的传信员以每股1美元的价格买入股票。当持月票上下班的人们走进大中央车站时，叫卖报纸的报童们喊道：“边读边哭吧！”
与“黑色星期四”不同，“悲惨星期二”暴露了银行家们的弱点。他们是站在海啸的浪潮之前的渺小之人。《纽约时报》写道：“当占市场比重巨大的大宗股票一宗接一宗地泛滥于市场时，在正常情况下应当引人注目并且成功的银行支持被横扫一边。”(39)人们对“黑色星期四”时的传闻还存有希望，半信半疑地谈论“有组织的支持”正在控制事态，而“悲惨星期二”则充斥着银行家们抛售股票保全自己的报道。
拉蒙特现在面对着更加充满敌意的一群记者。他不得不否认关于他的集团故意破坏市场牟取利润的报道。“摩根财团将一如既往，以一种合作的方式来支持市场，它并没有抛售股票。”(40)他以惯用的圆滑措辞说，形势“仍然保持着希望”。(41)为了作出尽管是徒劳的努力来支撑信心，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罐头公司宣布发放额外的红利。
好像是为了表示一种蹲在地堡里的如临大敌的心态，证券交易所的理事们于“悲惨星期二”在交易大厅下面的一间地下室里召开会议。当拉蒙特和乔治·惠特尼想悄悄溜进会场而不引人注意时，他们被门卫阻留了一会儿。会议的主题是是否应当关闭市场。理查德·惠特尼认为关闭市场会引起公众不安，并造成场外交易的黑市，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发生的那样。他还担心，关闭市场将在发放了大量经纪人贷款的银行中引起信用混乱。在1929年的多笔交易中，摩根共有1亿美元的已支付却未得到偿还的经纪人贷款，它们都以股票为附属担保品。一旦作为担保品的股票被冻结，华尔街的银行和经纪人又该如何运作呢？
就像在1987年那样，理事们决定缩短交易所的营业时间，而不是关闭。这样做的借口是现成的：过度工作的职员们因缺少睡眠而疲惫不堪，缩短时间使他们能够清点积压的票据。星期四，开盘锣声将在中午敲响，而不是通常的上午十点，星期五、星期六，交易所将关闭。地下室的会议给理查德·惠特尼留下了生动难忘的印象，他写道：“他们开会的这间办公室根本不是为这样大型的会议设计的，因此，大部分理事们被挤得只好站着或坐在桌子上。在会议进行的同时，恐慌席卷了头顶上的交易大厅……与会者此时的感觉通过他们的习惯动作流露出来——不断地点燃香烟，喷吐一两口烟气，把烟掐了，再点燃一支烟。这些动作不一会儿就使狭小的房间中充满了蓝色的烟雾。”(42)
“悲惨星期二”之后的一周里，谣言工厂传出了在交易所地下室秘密举行午餐会的小道消息。一种说法说拉蒙特和理查德·惠特尼通过潜望镜窥视大厅的交易者。惠特尼仍然迈着悠然自得的步子，显得信心十足，尽管后来他谈到，那些天“充满了战争气氛”。每当公开露面之前，他会告诫他的助手们：“伙计们，露出笑容来！”(43)事实上，真正的补救行动偏偏并非出自老华尔街俱乐部，而是来自一种对付金融恐慌的全新力量——联邦储备系统。
10月下旬，杰克从欧洲回来，他在摩根图书馆与乔治·哈里森——本·斯特朗在纽约联储的继承人——举行了一次会晤。哈里森是军官的儿子，毕业于耶鲁和哈佛大学法学院。他是一个叼着烟斗的英俊男人，小时候的一次事故使他留下了残疾，走起路来有点一瘸一拐。哈里森是一个斯特朗式的实干家，他果断地降低了利率，并注入几十亿美元的信贷资金来支持那些负担大量经纪人贷款的银行。“证券交易所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营业，”他宣布，“各位先生，我将提供所需要的全部准备金。”(44)当受到华盛顿的联储理事罗伊·扬的指责时，哈里森勇敢地回答说，形势十万火急，他的行动木已成舟。他每天从华尔街的银行那里购回约1亿美元的政府债券，以保证这些银行有充足的准备金来应付不测。相比之下，在规模和复杂程度上，哈里森处理危机的行动使皮尔庞特在1907年的作为显得十分原始，因为哈里森可以根据需要扩大信贷规模。哈里森使政府应当在金融恐慌中担当起责任的原则得到了确认。
股市崩溃之后的日子，是高谈阔论和虚张声势的时期。声望不凡的欧文·费希尔认为股市崩溃使市场上较弱的投资者纷纷落马，股票集中到了较强的投资者手里，这是一件好事。他把股市崩溃后的市场说成是精明的投资者讨价还价的柜台。(45)约翰·洛克菲勒在波坎蒂克山的不动产仍稳如泰山，他因此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相信国家的基本形势是健康的，我和我的儿子几天来一直在买入状况良好的普通股。”(46)洛克菲勒的话传到了埃迪·坎托的耳朵里，他当时在百老汇的《狂欢》剧中担任角色，也是高盛交易公司崩溃的受害者。他的回答是：“当然，谁手里还有钱呢？”(47)
后来，埃迪·坎托对高盛公司提出了1亿美元的诉讼。相比之下，更有损于该公司形象的也许还不是诉讼，而是他新创作的轻歌舞剧。在剧中，一个滑稽演员使劲挤一只柠檬。“你是谁？”坎托问道。“我是高盛的保证金业务员。”滑稽演员答道。对高盛的诉讼如此之多，以至于在百无聊赖的大萧条的日子里，一些有着黑色幽默感的经纪人常常给该公司打电话找诉讼部。从此，就连幽默也直刺华尔街的虚荣。这个时代以出人意料的灾难性结局而告结束。股市崩溃将华尔街的骄傲连同它的利润一扫而空。正如伯纳德·巴鲁克后来所说的：“银行家们稳健保守、小心谨慎的传统形象在1929年被破坏得**然无存。”(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