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摩根的发展完成了一个周期。最初，乔治·皮博迪、皮尔庞特和朱尼厄斯把英国的资本吸引到美国来，从而壮大了实力。现在，这一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伦敦的商人银行由于受到英国政府战后对外贷款的限制，活动范围很小。他们的海外贷款业务仅限于一些英国的领地、殖民地以及战后重建贷款。相比之下，华尔街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J.P.摩根公司的实力也远远超过了英国的摩根建富。在由华尔街23号牵头发起的国际贷款中，摩根建富负责管理向英国提供的部分，从而使该公司得到某种缓冲，多少避免了伦敦金融城萧条的影响。
1927年初，摩根建富从老邦德街22号搬到了大温彻斯特街23号。新的总部大楼位于离利物浦街车站不远的一个L型小街的拐角处。这栋楼房原属于英国印度汽轮航海公司，它的外部装修风格反映了热带的异国情调——有象征富饶的羊角以及长青藤。新主人把这些一拆而光，改装成伦敦金融城惯有的那种高大宽敞的门厅，使来访者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楼里有侍从，是一个豪华雅致、令人悠然自得的地方。在一幅1926年的照片里，摩根建富的板球队员像一群叼着烟斗的贵族，其实在这些年轻人当中，有的只不过是些小职员或者跑邮差的。
摩根建富的常驻合伙人是一些专门挑选的权力经纪人。尽管他们的名字在历史书上并不显赫，但他们是英美金融机构之间进行交易的中间人。J.P.摩根公司和摩根建富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他们相互为对方培训年轻职员，定期互访，并保持着大量的信函往来，人们从中可以看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美金融关系的全貌。然而，在摩根帝国之中，英国公司处于从属的地位。尽管两家公司在许多交易上进行合作，但同时也有不少业务是各自单独做的。
如果在纽约定调的是拉蒙特，那么在伦敦拍板的则是特迪·格伦费尔。他后来成为圣贾斯特勋爵。格伦费尔衣着讲究，喜欢漂亮，西服左上方的口袋总是露出一块小手帕。他留着整齐的胡子，头发梳理得光滑发亮。他看上去很精明，但头脑却有些脆弱。他那敏锐的目光能够看透人们的心思。他具有冷静沉着、不动感情者的那种清晰的远见。他外表整洁，举止端庄，事事讲究正式。但从他给华尔街23号以及密友J.P.摩根的接二连三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对一些事物的判断显得很滑稽，而且往往是固执己见，不留余地。在摩根集团中，没有人比特迪·格伦费尔对人以及事物更有先见之明，他尤其乐于揭露那些社会改革者的愚蠢。他用尖锐的嘲讽，对于被攻击的目标大加奚落，充分表现出他那种族和宗教的偏执。杰克可能也是这样，也有同样的偏见，只是不说而已。到1922年时，格伦费尔不仅是英格兰银行的一位董事，而且还成为代表伦敦金融城的保守党下院议员。
直至43岁之前，身材细长、潇洒的格伦费尔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单身汉。后来他与23岁的弗洛伦斯·亨德森结了婚。弗洛伦斯的父亲是英格兰银行的一位董事，同时也是从事远东贸易的博雷欧公司的总裁。据说在举行婚礼时教堂里挤满了眼泪汪汪的女士，她们为失去了闺中密友而叹息。除了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财富使弗洛伦斯变得“呆笨”和“粗俗”之外，大家都为格伦费尔的新娘而着迷。(1)她身材修长，相貌出众，话音深沉，语调迷人。安妮·莫罗·林德伯格觉得弗洛伦斯“像一只幼鹿，非常脆弱”，并专门指出她身上那种女顽童的气质，感到她“太年轻了……喜欢被人哄着”。(2)她把弗洛伦斯比做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的人物达洛卫太太——一个善于社交的女人，她认识每一个人，并非常喜欢组织聚会。
这是一场坎坷的婚姻。弗洛伦斯不愿墨守陈规，经常出席舞会，上声乐课，成为季阿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的早期赞助人。乐团的指挥称她为“真诚的朋友”，并邀请她观看排练。她不仅仅是一位把摩根建富的资金投入到舞蹈事业的社会赞助人，而且也是一位鉴赏力很强的精明女人。她每晚都要光临剧院，并且还把她所看到的写成精辟的介绍性短评。才华卓越但又有局限性的格伦费尔对于这一切却无动于衷。格伦费尔喜欢高尔夫球和帆船，没有时间去关心那些使他的年轻妻子着迷的现代派艺术。每当他回到卡文迪什广场4号的住处时，常常看到许多衣着**的俄国舞蹈家以及一些音乐家。著名的芭蕾舞蹈家马尔科娃经常参加那里的聚会。费洛伦斯也结识了莉迪亚·洛波科娃，后者后来成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妻子。尽管格伦费尔很爱他的妻子，但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对生活豪放不羁的行为感到不愉快，因此采取了一种置之度外、漠不关心的态度。同样，他的妻子也无法接受公司办公室里那种人群嘈杂、令人窒息的气氛。虽然婚姻维持下来了，但更多的是友谊，而不是爱情。
身材高大、一头红发的维维安·休·史密斯是摩根建富另一位大权在握的合伙人，他后来成为比斯特勋爵一世。他脸庞宽阔，留着把手式的胡须，性格比格伦费尔更稳重。在早期的相片里，他叼着烟斗，面带笑容，就像一只刚刚吞下金丝雀的猫，看上去似乎知道许多伦敦金融城的秘密，但又不肯吐露。史密斯从不沮丧，喜欢毫无表情地讲述一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永远镇静自若。他是一位乡间绅士，酷爱养马和越野赛马。还在伊顿公学读书时，就曾因逃学去阿斯科特看赛马而受到纪律处分。他身兼数职，都是重要职务，其中包括伦敦证券交易保险公司总裁、伦敦金融城保守党领袖、联合电气行业公司董事。他的家庭关系很广，在他的五位兄弟中，有银行家、海军上将和商人（他的兄弟兰斯洛特是罗-皮特曼股票经纪人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曾为摩根·格伦费尔公司做过许多笔交易）。家里的一些闲话说史密斯非常嫉妒他的表弟特迪·格伦费尔，认为他掠人之美，夺得了许多荣誉。
在贵族圈子里，他们都说史密斯是一位娶了泼辣妻子的国教徒。西比尔·史密斯太太身材苗条，浅色金发，爱尔兰人的特征非常鲜明。她为这个世界又增加了7位小史密斯进入伦敦金融业。她性格开朗，神态迷人，具有深厚的政治责任感。她除了同蒙塔古·诺曼一样对神的悟性学感兴趣外，还极力主张妇女参政。1913年，作为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的财务主管，她是该组织的主要筹资人，频频出现在伦敦西区贵族住宅区的客厅里。她那悦耳动听的歌喉随着音乐的伴奏起伏。她的一位挚友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的女儿曾记得西比尔夫人唱道：“她穿着飘逸的长裙，就像希腊花瓶画面上的一位仙女。”(3)
维维安·史密斯觉得自己的太太非常有趣，他们经常相互取笑对方，毫不留情。但忍耐往往是有限的。一天，维维安拿起报纸，看到一则标题写着“西比尔·史密斯收养孩子”。于是他立刻取消了对这个孩子的收养。这个孩子是西比尔在路边领回来的流浪儿。1913年7月，对史密斯沉着冷静性格最大考验的时刻来到了。西比尔参加了一个鼓吹妇女参政的代表团，闯进英国下院，反对男子参政提案。在同当时的内务部长雷金纳德·麦克纳交涉失败后，一些妇女开始发表演说，接着出现了扭打，警察抓走了一些人。西比尔太太因推过一名准备拘留闹事妇女的警察，而被判处14天的刑罚。她坚持要去坐牢，以表示与姐妹们团结一致。一进监狱，她便兴高采烈地发起了一场绝食斗争，好像觉得好玩。据另一位妇女的回忆，西比尔当时就像一位举办鸡尾酒会的主妇那样沉着冷静，穿着“宽松的女袍和金色的拖鞋”。(4)但政府并不希望在监狱里关着一位伯爵的女儿，于是西比尔太太的刑期被减少到4天。麦克纳仍然坚持说这里并没有任何偏袒之意。西比尔在监狱期间，格伦费尔给杰克拍去电报，告诉他维维安正试着做一个好汉，不过显然有困难，电报说：“V.H.史密斯有些苦恼，但还同以往一样体谅别人，并保持自己的尊严。”(5)
史密斯夫妇与格伦费尔夫妇一样，是一对古怪的组合。埃米琳的女儿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认为，维维安是西比尔的“非常枯燥的陪衬物”。西比尔管理着一所为伦敦东区那些贫困的母亲和孩子们服务的日托幼儿园。西比尔体现了一种在她丈夫身上根本找不到的理想主义。潘克赫斯特曾这样描写她：“在她脑子里没有阶级差别的意识，她有一种能够看到别人身上也有优点的敏感意识；她还有一种宝贵的能力，能够看到我们绝大多数人在本质上都有同样的需求。(6)西比尔太太自然会与摩根世界在纽约的一位持有同样信念的人成为朋友，那就是活动家多萝西·惠特尼·斯特雷特。
当英、美两国的竞争威胁到双方的友谊时，摩根建富便成为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胡佛总统手下的商务部雄心勃勃，在它的保护下，美国的出口猛增，而英国的重工业却出现萧条。英国感到，美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市场开拓能力已经对它构成威胁。美国的电影和化妆品风靡大不列颠；英、美两国在世界各地争夺原材料；美国工业界在英国掀起了第一次投资浪潮——福特汽车公司在泰晤士河边的达格纳姆建立新厂，通用电器公司对英国的电子工业发起了进攻。
蒙塔古·诺曼曾在1920至1944年间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他希望在20年代重振英国金融界的雄风，扭转英国工业衰退的趋势。要实现这一目的，他需要华尔街的资金和关系。他在摩根财团那里两者兼得，从而使他掌握的权力之大与英国战后的财富根本不成比例。纽约的摩根合伙人完全同意他关于大西洋两岸的纽带和英美合作的远见，反对20世纪20年代美国国内的那种孤立主义情绪。
英国曾于1919年被迫放弃了金本位，而现在重新使英镑与黄金挂钩，是恢复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必不可少的第一步。有一个稳定的英镑是保证英国对外贷款实力的前提。如同国王与国家的关系一样，金本位是一种使英国银行家们感到舒适温暖的抽象概念。诺曼认为这是防止汇率波动的最佳途径。他希望英国在恢复这一货币稳定的纪律中走在前头。
美国的摩根合伙人是帮助英国恢复金本位的工具。这是他们的神圣事业。早在1923年9月，拉塞尔·莱芬韦尔告诉在英国打猎的杰克，想在松鸡季节结束后和他谈一谈“我的梦想”——在英国恢复金本位。刚到公司不久，莱芬韦尔便下定决心，“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使英国走出困境”，并说：“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英美两国联手创造真正的货币更使人感到振奋的吗？”(7)
同蒙塔古·诺曼一样，摩根合伙人担心如果汇率不与黄金挂钩，便会被政客们操纵，稳妥的金融政策便会被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所取代，从而倾向于通货膨胀和纸币。凯恩斯已经在发展这种异端思想。莱芬韦尔警告摩根说：“凯恩斯……在同一些古怪的神调情，他建议永远放弃金本位，用一种‘可管理的’货币取而代之……建立某种标准，比把我们的事务交给那些搞时事评论的经济学家去管理要好得多。”(8)
特迪·格伦费尔是蒙塔古·诺曼在英格兰银行和华尔街之间的中介人。他把诺曼古怪的性格和脆弱的神经向纽约的合伙人作了报告：“诺曼亲自制定计划，从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除非是为了对付反对意见时不得不这样做……就像我早先向你们解释的那样，我们的朋友诺曼以他独特的方式行事。他既专横又神秘。”(9)作为英格兰银行的一位董事，格伦费尔同时提醒纽约的合伙人伦敦银行的利率将会变动。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信息，正如赫尔曼·哈耶斯报告了法兰西银行将对黄金采取行动一样。
1924年末，诺曼在金本位问题上有些临阵畏缩。为了给自己打气，他飞到纽约去面见杰克和本·斯特朗。对杰克来说，恢复金本位是一种真理。他的父亲不就是在1895年拯救了美国的金本位制度吗？他语气坚定地对诺曼说，如果英国不能恢复金本位，几百年的信誉和权威将会付诸东流。美国财长安德鲁·梅隆告诉诺曼，华盛顿同意J.P.摩根公司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帮助英国恢复金本位。
摩根的合作至关重要。要使英镑在货币市场重新保持较高的价值，不能使美元对英镑构成太大的竞争性威胁。否则，投机商们将会抛出英镑，买进美元，导致英镑价格下跌。不是诺曼在伦敦保持较高的利率，吸引投资者购买英镑，就是斯特朗在纽约降低美元的利率，减少美元的吸引力。摩根财团坚持主张采取提高英镑利率的方案，但是诺曼的忠诚朋友本·斯特朗却降低了美元的利率。这可不是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有些人把它归咎为引起1929年华尔街崩溃的导火线。
斯特朗对于人们含沙射影地说他和诺曼串通一气的指责非常敏感，因此希望把摩根银行也拉进来，作为在恢复金本位行动中的一种政治掩护。此外，J.P.摩根公司还可以起到另一个作用。英国需要一笔巨额信贷，以便在可能发生投机商抛售英镑时支持英镑。根据美国法律，斯特朗可以向其他中央银行提供贷款——例如英格兰银行，但不能向政府提供贷款——例如英国财政部，因此就需要斯特朗和J.P.摩根公司携手向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提供资金。
诺曼曾操纵过许多任期很短的财政大臣。1925年的英国财政大臣是由温斯顿·丘吉尔担任，他后来认为恢复金本位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政治错误。丘吉尔对金融问题一筹莫展，他私下曾坦白地说自己在金融方面感到知识不足，很容易上诺曼的当。根据丘吉尔的儿子的回忆，诺曼经常出现在查特韦尔，不断地用花言巧语游说丘吉尔，他说：“我将使你成为金字号的财政大臣。”(10)
格伦费尔不喜欢丘吉尔，并私下里批评他“在本质上仍是一个厚颜无耻、过于自信的家伙”。(11)诺曼和格伦费尔喜欢那些容易被说服的政治家，希望他们把金融决策权委托给商人银行家。因为20世纪20年代的商人银行家们仍然在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会中占多数（5家大型的商业或者“清算”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兼并方式发展很快，但它们的权力却与其资产很不相称）。在1925年4月宣布恢复金本位之前，格伦费尔关切地注视着丘吉尔，好像他是一个不可预测的玩忽职守者，有可能擅自作出一些蠢事来：“我们——尤其是诺曼——感到这位新任财政大臣的机敏和不可思议的才华是一种危险。目前他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但是一旦他认为自己能够独立决策，相信自己已经懂得经济问题，便可能草率行事，使我们陷入麻烦。”(12)
1925年关于恢复金本位的决策试图恢复“皇家”英镑昔日的地位，是希望重建大英帝国过去的权威的怀旧意愿，但却是一场巨大的失算。这也是一项致命的决定，因为诺曼希望以战前1英镑比4.86美元的极高汇率使英镑与黄金挂钩。按照这一汇率水平，英国的工业不可能同世界上其他的出口产品竞争，就连拉塞尔·莱芬韦尔都认为诺曼对英国当时的就业形势根本没有注意。
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项计划。凯恩斯认为这将会削弱英国的工业，迫使企业依靠降低工人工资来弥补货币坚挺的影响（可能是作为一种报复，因为格伦费尔曾毫不留情地把凯恩斯的新婚妻子莉迪亚·洛波科娃称为“芭蕾小女孩”）。许多英国工业界人士响应这一警告，极度不安的诺曼几乎要退却了。看来需要最后再打一次气。格伦费尔电告杰克：“英格兰银行行长想让我向他保证，说明你个人仍然同意他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13)杰克这样做了。
1925年4月28日，丘吉尔在下院宣布英国恢复金本位，诺曼当时在贵宾席就坐。格伦费尔开始还担心这位财政大臣跑题，后来看到他没有脱离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才松了一口气。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英格兰银行提供了2亿美元的信贷，J.P.摩根向英国财政部提供了1亿美元的信贷。由于英镑一直上升，投机行动也未发生，因此不必动用信贷。11月初，丘吉尔宣布解除对外贷款的限制。
金本位的设计师们处于一种自我陶醉的心境之中。杰克的朋友斯坦利·鲍德温赞扬了斯特朗和摩根财团，称他们“在金融管理能力和道义方面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14)然而左翼人士却竭力反对，认为这对英国工业造成威胁，并指责说为保持那笔尚未动用的信贷而要向J.P.摩根付出高于1%的承诺费。格伦费尔想进行反击，但被丘吉尔阻止：“我们正在付给摩根佣金，你出来说话显然不合适，否则你会被社会主义者抓住把柄。”(15)格伦费尔撤回到摩根人的天然栖息地——隐蔽之处。
不久以后，凯恩斯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英国的煤炭、纺织品、钢材等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恢复金本位不但没有振兴英国，反而加速了它的衰落。原来担心可能会不得不靠降低工人工资来维持英镑，现在这种压力发生了。要使英国的工资和零售价格适应世界的价格水平，这是不可能的。1926年春末，英国发生了煤矿工人罢工，然后是全国总罢工，充满了阶级冲突的火药味（在罢工期间，格伦费尔开玩笑说，很高兴能够摆脱窗外汽车发出的噪音，待在办公室里没事干倒也开心）。罢工期间，本·斯特朗正好在伦敦访问，他会见了丘吉尔和诺曼，他们尽量避免讨论金本位的问题。斯坦利·鲍德温和蒙塔古·诺曼也只字不提这一重大失误。他们通过音乐来驱除烦恼。鲍德温弹钢琴，诺曼唱歌。正当罢工者与警察在街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奇特方式。
当摩根公司离开英镑，去稳定其他货币的时候，它开始接近意大利政府，1925年里拉的突然贬值使意大利政府大为惊恐。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已执政3年。意大利对保持里拉的坚挺所表现出的男子汉般的自豪，使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得到安慰。本·斯特朗和蒙塔古·诺曼赞同提供一笔贷款，以稳定意大利货币，但对墨索里尼本人不放心。斯特朗对1926年访问意大利时的所见所闻感到震惊。在提起那位独裁者时，他说：“我可以想象，如果某人违背了他的意志，他可以毫不犹豫地立刻把那个人的头砍下来。”(16)诺曼对意政府干预意大利银行的做法感到沮丧，认为这是对中央银行纯洁性的一种侵犯。
汤姆·拉蒙特却不把墨索里尼看得那么黑暗。在纽约的政治圈子内，拉蒙特一向以自由派人士自称。他的儿子科利斯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他认为父亲的外交政策观点完美无缺：“虽然我父亲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在政治上是共和党，但他在本质上属于自由派，尤其是在国际事务方面。”(17)拉蒙特家因为经常接待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而被称为国际客栈，科利斯对家中的自由气氛大加赞扬。其中一位名叫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客人激发了科利斯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他们俩在辩论中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父亲的家长制。拉蒙特以非凡的机智来对付科利斯激进的政治观点，这是他的优点。科利斯认为，自己的政治观点与父母的立场并不矛盾，而是对他们的自由派思想的一种延伸。
拉蒙特总是对自己为伍德罗·威尔逊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似乎与众不同，用科利斯的话来说，批评那些“陈腐的有钱人和共和党人，他们或是保守，或是些反动的富豪阔佬，反对任何形式的进步和自由。”(18)这不仅仅是充满爱戴之情的儿子对他的偏袒，其他人对拉蒙特的赞美之声也不绝于耳。在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的眼里，拉蒙特夫妇是一对模范夫妻，世界上的任何文明事物都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他们都持有开明的、自由派的政治观点，无论是关于国内还是国际问题都是如此。他们似乎与每一个国家的开明和自由派人士都有联系。”(19)甚至连南非的斯马茨将军都对拉蒙特说：“毫无疑问，你的住宅是一个国际聚会的场所，其影响源远流长，举世无双。”(20)
他们怎么会有其他想法呢？拉蒙特富有理智，喜欢演讲，善于写信，而且没有华尔街上许多人的那种自命不凡的保守主义。他是国际联盟协会和外交政策协会的主要赞助者之一。多年来，他是为《星期六文学评论》提供资金的天使。他认识许多诗人，从罗伯特·弗罗斯特到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他是一位少见的银行家，讲究辞章，汲取思想，因为拉蒙特是一家神秘的私人银行的合伙人，他的崇拜者们无法将他声明的信念与他的业务行为进行比较。他曾在法西斯时代作为银行家为意大利服务，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那些崇拜者。他们深信，拉蒙特与墨索里尼的关系仅限于做生意，他是在一种微微有所掩饰的厌恶情绪之下为这位客户服务的。
拉蒙特做事从不半途而废。作为一个摩根人，他必须尽心尽力，无微不至，直到客户满意为止。和皮尔庞特一样，如果银行业务没有做到尽善尽美，他就不会感到最终的满意。虽然拉蒙特从未尝试过写作生涯，但他写下的一封封详细信件和备忘录，几乎可以使他成为一名作家。他不只是简单地提供贷款，而是希望使那些投资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他尽力将自己融入借款国的政治和文化当中，使他的贷款经验更为全面。在意大利，他前一天会见墨索里尼，第二天在罗马郊外的平原上举行野餐。尽管处于法西斯统治之下，但他把意大利看成是一个充满了诗意的浪漫国度。作为意美协会的主席，他在东十七街的住宅里主持该协会的但丁委员会的会议，并曾放映过一部关于但丁和比阿特丽斯的佛罗伦萨电影。在办公室里，他坐在一张漂亮的意大利式的食堂餐桌前工作，他的生活是一种工作和乐趣的结合。
摩根在罗马的代理人是乔瓦尼·富米，拉蒙特曾在巴黎和平会议上见过他。富米曾经当过股票经纪人，娶了一位美国妻子。他性格外向，留着小胡子，眼里老是带着微笑，很有魅力。他住在埃克塞尔西奥旅馆，生活舒适，无论是夏天或冬天都把脸晒得黝黑。他是摩根银行在外国首都雇用的那种典型的说客，本事很大，但事事小心谨慎。无论是面对政府或梵蒂冈，他都有很多关系。拉蒙特总爱吹嘘富米在墨索里尼眼里名望颇高，但又说在他身上没有法西斯主义的痕迹。富米也许算不上法西斯分子，更多的是循规蹈矩者，随时准备为留下一个温和的简历而牺牲自己的原则。他是一位合理思维的专家，即使面对意大利的残暴行为，他也认为批评只能使法西斯政党两极分化，导致更糟糕的极端分子出现。富米行为滑稽，相貌迷人，多愁善感，这同冷酷、显赫的摩根家族真是一种奇迹的搭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J.P.摩根公司与狄龙-里德公司争夺意大利政府的生意。根据绅士银行家准则，拉蒙特希望同意大利政府建立一种独有的关系。1923年，墨索里尼上台后6个月，首先会见了拉蒙特，与他一起讨论怎样恢复意大利的资信。最初，华尔街非常宽容地认为，是这位“领袖”将饱受罢工浪潮冲击的意大利从“布尔什维克”手中拯救了出来。1921年意大利大选时发生了黑衫党恐怖事件，杀害了百名人士，但此事也就不便再提了。杰克在意大利旅行之时告诉一位朋友说：“我们对墨索里尼先生进行的革命感到极大的满意。”(21)在早些时候，墨索里尼奉行保守的金融政策，不让那些阿谀奉承之徒在金融部门担任要职。意大利的金融政策成为外界的榜样。
在15年的交往中，拉蒙特和墨索里尼成为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对。拉蒙特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朋友众多，并有高雅的审美观；而墨索里尼则衣着邋遢，不修边幅，像是一位愤世嫉俗、失去了安全感的孤独者，而且说话声音像麦克风，总是用灰暗的眼光来看待人生。他们的关系就像美女与猛兽。当然，他们也有相同之处：两人都曾当过记者和报业老板，都迷恋公关艺术。他们都有一种用华丽词语来修饰丑陋事物的诀窍。他们之间的关系大都在玩弄辞藻中发展。
拉蒙特最初并不为墨索里尼辩护。在通往地狱的道路上往往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下去的。1923年夏天，意大利出兵占领了希腊的科孚岛。意军对平民百姓的狂轰滥炸引起了世界公愤。如果国际联盟出面阻止，墨索里尼则发誓要摧毁它。拉蒙特感到吃惊，他对富米说：“我想你应该直接从我这里了解到，墨索里尼先生在处理希腊事务上的做法使我们极为震惊。”意军侵占的方式比侵占这一事实本身更使拉蒙特感到不安：“他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占领，而不应枪杀无辜的百姓，包括许多儿童。”(22)拉蒙特的愤怒之情并不仅仅是出自人道主义，因为他知道，科孚岛事件将使他在五月同墨索里尼讨论的那笔贷款生意化为泡影。
次年，黑衫党的恐怖活动愈演愈烈。在1924年被人操纵的选举期间，数百人被杀害或者受伤，数十名法官被解除职务，意大利失去了民主。在13个内阁部门中，墨索里尼控制了6个，并且还控制了陆、海、空三军。在拉蒙特对意大利的商业承诺和他一些重要朋友的人道主义的愤慨这两者之间首次出现了矛盾冲突。尤其是沃尔特·李普曼，他在《纽约世界》上发表文章，谴责意大利入侵科孚岛。1924年李普曼从罗马回到纽约时，在晚餐席间上告诉拉蒙特，墨索里尼需要采取这些暴力性的“小丑行为”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拉蒙特没有表示异议。
那么，拉蒙特究竟怎样来处理他的自由思想与在意大利扩展摩根业务的欲望这一对日益紧张的矛盾呢？他将用词语来进行掩饰。他具有政客的才能，对不同的听众用不同的声音讲话。他从不完全撒谎，而是掩盖事实，装着与谁都站在一边。只有拉蒙特如此聪明，能够把所有的话都讲得那样直率，然后加以包装，在外表上显得始终如一。那天与李普曼吃过晚饭后，拉蒙特专门写信给意大利驻美大使杰拉西奥·卡埃塔尼王子，形容李普曼的谈话“听起来都是些可笑的谣传，不过由于我是主人，只好洗耳恭听”。(23)但拉蒙特与李普曼谈话时并没有这样玩世不恭。拉蒙特逢人便点头拍肩，假装糊涂，让大家都感到高兴。
除了语言技巧之外，拉蒙特还以权宜之计的看法，时时从细节中筛选一些方便的内容。墨索里尼的心腹杀害了他们的著名政敌贾科马·马泰奥蒂，引起社会党代表抵制议会。然而，当拉蒙特于1925年4月访问意大利时，对这些恐怖事件却置若罔闻。意大利银行行长博纳尔多·斯特林格尔向拉蒙特保证，“领袖”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付诸武力。拉蒙特夫妇同科利斯一道驱车穿过意大利的山区城镇，来到伯纳德·贝伦森的别墅伊塔蒂，一边品茶，一边谈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后来，拉蒙特写下了这样的赞美之词：“我到过的意大利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繁荣昌盛的景象。纽约报纸的大标题甚至是伦敦报界的消息似乎是夸大其词。意大利政府内外的人士都对这些所谓的街头冲突、反政府暴乱等报道感到可笑。”(24)返回华尔街23号之后，拉蒙特收到一幅墨索里尼亲自签名的照片。他把这件礼物挂在自己的墙上，如同早年伍德罗·威尔逊的画像那样重要。
在翻阅拉蒙特的档案时，给人这样一种印象，1925年他在道义上越出一步，把赌注押在墨索里尼身上。那一年充满了关于摩根公司向意政府提供1亿美元紧急贷款的种种谣传，尤其是在拉蒙特的意大利之行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墨索里尼希望用摩根的贷款来重建罗马，为他那狂人般的辉煌业绩树碑立传。美国新任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明确表示，意大利政府仍欠美国20多亿美元的战争债务，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得向意大利提供任何贷款。1925年10月，墨索里尼派他的财长朱塞佩·沃尔皮伯爵率团到华盛顿，就上述债务问题进行谈判。
就在这1亿美元贷款悬而未决之时，拉蒙特令人惊讶地开始做墨索里尼的工作，这已远远超出了银行业务的基本要求。这位曾是国际联盟的支持者开始指导意大利的独裁者怎样迎合英美人的意见，教他们怎样利用经过装饰的语言，使那些颇受指责的政策适合外国人的口味。拉蒙特是跟得上形势的人，他非常清楚，只要有迷人的包装，任何产品都可以向公众兜售。意大利的问题被说成是公共关系的问题。当墨索里尼终止了市政议会，并胁迫国会马上通过2364项法令时，拉蒙特向富米推荐了新的宣传角度，供“领袖”参考。
如果墨索里尼先生宣布说议会政府在意大利已告结束，这样的声明会吓坏盎格鲁-撒克逊人。相反，如果墨索里尼先生对此加以解释，说明意大利议会政府的旧体制毫无用处，只会导致低效的政府和混乱，因此需要暂时停止，进行总体改革，那么盎格鲁-撒克逊人就会理解。
同样，当墨索里尼先生宣布各地城市的市长们都将由法西斯党的政府来任命时，盎格鲁-撒克逊人自然会很快得出结论说，这些城市的地方自主权将被剥夺。如果墨索里尼先生在宣布这一消息的同时向大家解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市长仅仅是地方代表任命的工具，在城市管理方面的业绩极差，因此中央政府必须进行干预，那么这样的解释听起来就有几分道理。(25)
在许多公开场合，拉蒙特尽力使公众的注意力从墨索里尼的政策问题转向他的经济业绩。华尔街似乎乐于相信有两个墨索里尼：一个是英明的经济领袖，一个是严厉的政客，二者应该区别对待。墨索里尼滔滔不绝地做出银行家们爱听的承诺——预算平衡、低通货膨胀率、货币稳定——就像一成不变的祈祷。拉蒙特辩护说，他只是称赞意大利的经济，并不是在表扬墨索里尼或法西斯主义。1926年1月，拉蒙特在外交政策协会的一次讲演中赞扬了意大利在降低通货膨胀、平息罢工、减少失业率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他甚至赞同墨索里尼的公路和公共部门工程项目——这些措施在罗斯福政府时期受到摩根合伙人的竭力反对。拉蒙特的辩护王牌是，意大利人支持墨索里尼。他说：“在今天的聚会上，我想我们都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是，我们敢肯定我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已经强烈到这一程度，愿意让意大利人民自己来选择显然是深受他们欢迎的政府吗？”(26)
拉蒙特的努力大功告成，1926年初，华盛顿与意大利达成了一项较为宽容的战争债务解决协定，为摩根公司向意大利政府提供贷款铺平了道路。梅隆财长已经提醒过库利奇总统，如果不以安抚的方式解决意政府的债务问题，华尔街对意大利的贷款生意可能会被英国人抢去。因此，一周之后，当拉蒙特宣布摩根财团将向意大利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时，库利奇感到非常高兴。贷款一事在国会引起激烈辩论。伊利诺斯州民主党议员亨利·雷尼反对偏袒法西斯政权，并把墨索里尼称为凶残的独裁者。同道斯副总统向德国提供的贷款一样，摩根贷款对促进美国在意大利的投资起到一种催化的作用。摩根银行本身也继续向意政府以及菲亚特汽车和皮雷利电缆两家公司提供贷款。1927年12月，J.P.摩根公司再次与本·斯特朗联手，向意大利银行提供了一笔信贷，帮助意大利恢复金本位。
在对欧洲极端主义深感不安和崇尚经济进步的华尔街，拉蒙特并不是墨索里尼的唯一支持者。杰克·摩根和乔治·惠特尼称墨索里尼为伟大的爱国者。库恩-洛布公司的奥托·卡恩把这位铁腕统治者比做是一位严厉的破产清理人，解决破产公司的问题。摩根担保信托公司的威利斯·布思以诗歌般的语言，赞扬墨索里尼将意大利“从绝望的边缘带向充满希望的彼岸”。(27)美国钢铁公司的埃尔伯特·加里法官以及公共关系专家艾维·李也参加了“崇拜者俱乐部”。自称是墨索里尼的“传教士”，拉蒙特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一位学者评论说：“在美国商界的所有人士中，最热衷于资助法西斯事业的，莫过于托马斯·拉蒙特了……为意大利政府说话，虽然他的声音不是最大的，但显然是最有价值的。因为是他将口头的辩护转变成为现金，使墨索里尼获得了1亿美元的贷款。”(28)
是不是拉蒙特对意大利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呢？这不太可能。作为对主权国家的贷款者，摩根银行存有厚厚的档案，并从世界各地得到大量的情报（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高质量的档案资料，才使拉蒙特掌握了众多客户的最新情况）。1926年1月，公关专家马丁·伊根将来自意大利安蒂科利一位朋友的一封极度悲愤的信转交给了拉蒙特。
你们这些在纽约的人都知道支持意大利的法西斯意味着什么吗？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尝到了它的滋味。一群带着手枪、刺刀和皮鞭的法西斯分子，骑着摩托车离开了罗马，他们9点钟来到这里，凡是看见拿不出法西斯党员证的农民便进行毒打……如果有人反抗，就会被他们开枪打死。这种情景在意大利比比皆是。美国人用钱来支持这些行为，令人困惑不解。
拉蒙特在信的页眉上潦草地写下了几个字：“这简直太可怕了。”(29)还有一位意大利反对党领导人向拉蒙特诉说了自己的房子怎样被黑衫党成员抄掠的经过，并给他一厚沓墨索里尼的讲演稿，其中不乏说他已做好战争准备的论调，充满了火药味。这类演说偶尔也使拉蒙特感到不安，不过到最后他总是把问题归结为公共关系不顺。
同时，拉蒙特不断地接到意大利新任驻美大使贾科莫·德马蒂诺提出的要求。他曾推荐过德马蒂诺先生成为纽约的大学俱乐部的会员。德马蒂诺的要求大多是希望新闻媒介更多地做一些同情墨索里尼的报道。为此，拉蒙特安排了在纽约的《太阳报》登载有利社论，抗议《世界报》“反法西斯主义”记者的文章，并且安排德马蒂诺到沃尔特·李普曼的家中登门拜访。墨索里尼本人也对争取李普曼很感兴趣。他送给李普曼一张个人照片，并附以赠言，赞扬他的“智慧”(30)（李普曼工作的房间里挂着英国大使和摩根合伙人托马斯·科克伦的照片，上面有他们的签名）。然而，这只能加深李普曼对墨索里尼的反感，这一点在意大利又开始实行新闻检查制度之时表现得更为明确，李普曼将新闻检查制度看做是一种懦夫行为。他告诉拉蒙特说：“只要意大利不取消新闻管制，我就认为墨索里尼政府并没有真正赢得意大利人民的支持。如果意大利国内的反政府意见真像意大利大使这样的法西斯分子所说的微不足道的话，就没有理由进行这种新闻检查了。”(31)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完全取消了新闻自由。他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全国性报纸的头版版面设计都要由他亲自审定。到1930年，他的内阁部长们有一半是来自报业集团。他下令让所有的记者都必须是法西斯党员。持不同政见的编辑被抓进监狱，许多外国记者在街头遭到暴徒的袭击。从此，墨索里尼的唯一担心是来自国外的新闻曝光。
在讨论1亿美元贷款期间，拉蒙特和马丁·伊根说服德马蒂诺大使向墨索里尼建议请美国提供一些新闻服务。拉蒙特说，此举的目的是“使我们的金融界更加真实地了解意大利的情况”。(32)听到这一想法，墨索里尼喜形于色。1927年，一场秘密行动开始了。由意大利政府出钱，美国新闻小组负责撰写有利的新闻报道，争取一些人。要挑选一位合适的美国记者来领导这项工作，曾遇到一些困难。第一候选人是美联社记者珀西·温纳，他曾这样描述墨索里尼：“领袖是一位以千百万人民作画笔，以国家为画布的艺术家，他远远超过了典型的政治家或者甚至是独裁者，已无法用任何定义来表示。”(33)当温纳的位置由一名盲目且煽情的奉承者取代之后，就连德马蒂诺也感到减轻了几分负担。新闻小组的早期准备工作得到了拉蒙特的认可，这项计划最终是在他的意美协会的支持下进行的。
这位伍德罗·威尔逊的门生拉蒙特怎么会成为墨索里尼的同谋呢？这里也有部分个人的原因。拉蒙特对意大利有一种浪漫的感情，对他本人赢得的这位客户有一种占有感。他在摩根银行所受的熏陶，使他学会了怎样超越凡尘，怎样为重要的客户移动大山。这种用个人感情来从事业务的做法很适合拉蒙特，因为他有各种不同的或者甚至是自相矛盾的雄心壮志。他渴望成为一名侦探、政治家、党派之间的调停者、美食家，等等。他酷爱政治，倒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而是为了玩弄阴谋诡计，下大赌注和命运打赌。因此，他能与各类不同的政客进行合作。华盛顿对意大利贷款的默许，进一步消除了本来可能还会存在的限制。
拉蒙特在意大利的“冒险事业”暴露了另外一些问题。那种个人色彩很浓的“关系银行业务”意味着银行家将与客户分享利益，并和他们联为一体。银行家们会感到有责任使客户的证券发行获得成功。拉蒙特曾说，当摩根财团将大笔普通股票推向市场时，它便承担了一种责任，这不仅仅是要保证发行公司具有偿付能力，而且还包括该公司杰出和成功的管理。这是昔日的伦敦传统。皮尔庞特在处理那些濒于破产、恣意挥霍的铁路公司时，继承了这一传统。现在这一传统变成了一项支持独裁者的政策，他们的债券由摩根财团来发行。尽管向主权国家提供贷款有其政治意图和道义上的责任，这与传统的银行业务有所不同，但是“关系银行业务”的方式却被完整地继承下来了。
摩根财团之所以不断介入意大利的业务，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梵蒂冈。早些时候，教皇庇护十世曾后悔没有向皮尔庞特征求投资建议。在1920年末，庇护十一世时期，罗马教皇的这一愿望总算有了结果。新的关系还要归功于杰克·摩根和教皇的友谊。在教皇担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时——他被称为拉蒂主教，那是他的早期化身——他就曾为摩根校勘过一套从埃及一所修道院的枯井里挖掘出来的60册古埃及语《圣经》古本。他是一名精通早期基督教文稿的专家，一直在研究这些羊皮纸，直到人们能够读懂为止。校勘工作整整花了12个春秋，这些古籍方退还到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
对摩根和梵蒂冈关系更为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1929年的拉特兰条约，该条约解决了意大利与罗马天主教会58年的争端。远在1871年，意大利控制了教皇的各个诸侯国，这些国家包括了几乎整个意大利南部，每年曾为梵蒂冈上缴数目可观的贡金。1929年，墨索里尼不仅承认了梵蒂冈的主权，并且还为所占领的土地赔偿了9000万美元。这笔巨款是以意大利政府债券的形式偿付的，相当于15亿里拉。
在这之前，梵蒂冈管理资金的方式既保守又原始。20世纪初，教皇莱奥十三世把金币装在一只大箱里，藏在自己床下。但是庇护十一世很有点儿米兰人的那种商业头脑。他要用现代的、世俗的方式来管理梵蒂冈的资产。1929年6月2日，教皇庇护十一世与意大利商业银行的贝尔纳迪诺·诺加拉进行了会谈，这是罗马教会历史上少有的会见之一，在梵蒂冈的日历上没有记录。诺加拉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银行家，他还有许多当神父和修女的兄弟姐妹，从而使他这位俗人得以参与梵蒂冈的秘密计划。
教皇请诺加拉帮助建立罗马教皇特别行政署，把意大利政府债券转为一种由各种不同股票构成的投资组合。这项计划是秘密进行的，一年只出一份报告，由诺加拉亲自递交给教皇审查，然后教皇将报告存放在自己的保险柜中。庇护十一世对诺加拉的投资计划不加任何限制，这位银行家有权进行股票、黄金、房地产以及股本投资。诺加拉决定在国外的一些金融中心挑选最好的投资咨询公司，恐怕还是受到了他与富米的个人友谊的影响。他选中了纽约的J.P.摩根公司、伦敦的摩根建富、巴黎的摩根公司（这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巴黎分部的新名）、荷兰的米斯霍普公司、瑞典的瓦伦伯格家族的斯德哥尔摩思斯克达银行，以及瑞士联合银行。
梵蒂冈非常感激摩根银行提供的投资建议。这位曾极力游说，试图阻止一位天主教徒进入哈佛大学监事会的杰克·摩根，将在梵蒂冈备受青睐。教皇庇护十一世将同时向杰克和拉蒙特授予圣大格里高利十字勋章，嘉奖他们为梵蒂冈所提供的投资建议。作为摩根建富公司和J.P.摩根公司的客户，梵蒂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拉蒙特会如此爽快地为墨索里尼服务。不管怎么说，魔鬼的作品已洒上了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