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作为摩根财团在战后至高无上的威力或在外交时代和美国政策融为一体的象征的，莫过于其在远东的崛起。最初，摩根银行进入亚洲，乃是奉政府之命，勉强参加了中国的银团。后来，威廉·詹宁斯·布莱恩谴责其为对外“干涉”，这个银团也就解散了。但是，由于世界大战加强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而削弱了欧洲的力量，国务卿罗伯特·兰辛不禁对新地区颇为垂青。1919年，兰辛在遭到本国财政部的拒绝以后，恢复了私人银行组织的中国银团。杰克·摩根说：“但是，兰辛先生，是布莱恩先生不让我们干下去。”兰辛不好意思地承认政策已有极大的调整。(1)
在这第二个中国银团中，汤姆·拉蒙特担任了主席，这个令人恼火的差使以前是落在哈里·戴维森身上的。1919年12月，拉蒙特拜访白宫，接受进军令，发现他的偶像伍德罗·威尔逊坐在轮椅里。总统坐在轮椅里，被推到宽敞的洒满阳光的凸窗户旁，跟他挥手告别，其情景令人为之动容。他神态平静而若有所思，甚至拿自己行动不便来开玩笑。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北京的官方政府和广东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而军阀则实际统治着这个国家的土地。总统希望拉蒙特能够调解这两个力争控制中国的敌对政府。从银行家的角度来看，四分五裂的中国存在的风险之大，不亚于清王朝，因为仍然没有对债务的最终担保，政府没有经济基础作为提供贷款的依据。
1920年，拉蒙特出访远东，以确定向中国提供贷款的条件是否成熟。他走访各地，冷静观察。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举动激起工潮和学生暴动，中国在阵阵**。凡尔赛和约似乎核准了日本在大战期间所夺取的德国在中国的特权，学生们对此怒不可遏。拉蒙特被夹在中日的争斗之间。他使足了外交手腕，不偏不倚，在他的旅行中还专门去了一次东京。在1920年的这次旅行中，拉蒙特学着皮尔庞特的派头，所到之处，犹如王公贵族，威风十足。在北京，他每天早晨接见当地商人，他们把骆驼商队带到他的旅馆，满载着昂贵的货物——皮毛、地毯、丝织品、玉器和瓷器。
追逐拉蒙特的不仅是小贩。日本人派了特务一路尾随跟踪——这些无耻的窃听者把他的旅馆房间两边的房间都包了下来。满不在乎的拉蒙特有一件东西从不离身——摩根电报的译码本。他的秘书却缺乏这样的冷静，拉蒙特后来写道：“虽然我认为这种提防是不必要的，但是我的秘书总是把译码本放在**，坚持在睡觉时把枪放在枕头底下。”(2)后来，拉蒙特在火车上读一份电报，发现一个日本特务伸长了脖子从他肩后偷看，于是，他随手就把电报递给了这个日本人，免得他受罪。
拉蒙特访问的新闻报道引起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担忧，深恐外国银行企图对中国强加新的金融控制。他到达时遭到学生的抗议，他认为是日本人在挑唆。他很喜欢讲他在上海如何稳住了一批闹事的学生。这个故事可能稍稍带点轶闻性质，但是说明了拉蒙特相信理智和修养是全能的武器。
在上海，一天午后，我听说几百个中国学生围在我的旅馆门前，要向我扔石头，反对银团。我派人出去请学生的头头进来，喝杯茶，谈一谈。于是进来了十几个学生，开始时态度非常不友善。但是，茶水有利于清醒安神，我向他们说明银团的实际情况，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摆脱最大的经济困境，让某些国有企业能够运转，他们立刻就理解了，并同意合作。(3)
拉蒙特真的相信茶话会能改变学生的思想吗？也许不是。然而此事也说明他在冲突时机中总能处于有利地位。他总是谈吐友善，合情合理，使言辞最激烈的批评者解除武装。没有人能够使他上钩中计，打乱他的阵势，或者使他放弃他那漫不经心却固若金汤的自我控制力。
拉蒙特从来没有对中国人产生过好感，提起他们往往不乏轻蔑口吻。他在这种事情上过去常常缄口不言，但是这次却一反常态，一再讲中国北洋政府的腐败和褊狭。在上海，他想见孙中山先生——中国南方的国民党政府的首脑。因为这位中国领导人担心如到拉蒙特的旅馆去看他，会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所以就由拉蒙特在戒备森严的警察保护之下去拜访他。孙先生早年在夏威夷上过学，曾在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博览群书。拉蒙特并未发现他有何令人崇敬之处，拉蒙特把威尔逊的问题又问了一遍，两个中国是否能达到和平。回答使拉蒙特大吃一惊，孙先生重复着他的问题说：“南北之间实现和平？可以。拉蒙特先生，你只要给我2500万美元，我就可以装备几个军团。那样，我们很快就天下太平。”(4)拉蒙特和北洋政府的接触同样也使他放弃了幻想。在喝茶时，徐世昌总统说如果政府贷款成为泡影，他可能到市场上自己去筹措500万美元。
回到美国向银团报告时，拉蒙特建议目前不给中国提供贷款，必须等南北统一，并由议会为贷款承担责任。这和第一个银团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政局不稳。中国始终没有符合银团贷款的条件。到1922年，拉蒙特向休斯国务卿询问是否该解散中国银团。拉蒙特好歹充当了代理外交家，他希望不要从盈利的角度来考虑是否应该继续下去，而应从国家利益出发。但是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中国银团胎死腹中。摩根财团对此毫不在乎，因为日本是它在远东最有利可图的客户，而中国只是那种关系中令人恼怒的因素。没过多久，摩根已经一头扎进日本，汤姆·拉蒙特对重振他的中国创举已经没有一点积极性了。
和他在动**的中国的旅行形成对比，拉蒙特1920年在日本的访问要愉快得多，成为永恒友谊的发端。日本已经被称为亚洲的英国——是最值得向摩根合伙人推荐的。随着美国和日本在亚洲的崛起，加强金融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日本和美国一样，在大战时期通过向协约国出售船只和提供物资而发了大财。它的黄金储备增加了100倍——这笔储备基金会使任何一位银行家刮目相看。美国现在已经是日本最好的客户，日本已是美国出口的第四个最好的市场。
政治背景也是非常有利的。拉蒙特在日本遇到一些自由主义分子，他们很希望和西方银行家们交往，打开国门，接受新的影响。当时，开明的贵族占了上风，军国主义分子被压在下面，文化的情绪倾向于容忍、开放，甚至有些豪放不羁的味道。主宰日本经济的都是一些财阀——围绕银行组成的联合贸易公司和工业集团，而且在迅速地向海外发展。因此，随着英国弱化其和日本的长期联盟，华盛顿乘虚而入。
汤姆·拉蒙特和妻子弗洛伦斯受到日本社会名流，尤其是三井和三菱家族等商贾财团的欢迎。这些人都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家族，对于拉蒙特这样讲究礼仪、注重仪表的人，自然有着天然的好感。他的一位朋友后来说“汤姆笑容可掬，胜过日本人”。(5)对华尔街最新的大使的到来，日本企业界领导人物都翘首企足，殷切盼望，把他当成来访的国王一样款待。拉蒙特十分惊奇地看到，他们片刻之间就安排演出了“舞女”的节目，出现了“一群体态优雅的艺妓”。(6)弗洛伦斯应邀参加私人活动，游览了位于东京中心的面积为25英亩的岩崎男爵夫妇的地产，此处有湖塘花园，庭院幽秘，如同迷宫。岩崎也许是日本最为富有的家族，是拥有日本最大的轮运公司的三菱财团的拥有者。
摩根财团在20世纪20年代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和世界上主要的中央银行的密切关系，以及私下沟通各家中央银行的本领。拉蒙特向日本中央银行行长井上准之助征求关于中国银团的意见。井上准之助腰板挺得笔直，神情严肃，戴一副圆形黑边眼镜。他是日本金融界同代人中的巨头，曾任横滨正金银行的总裁，该行在华尔街办事处是日本政府的财务代理。他历任两届日本银行行长、三届大藏相，就像美国的本·斯特朗、英国的蒙塔古·诺曼、后来德国的亚尔马·沙赫特。井上准之助使本国的中央银行在国内事务中拥有强有力的、独立的发言权。就像拉蒙特的多次会见那样，这次会见也是天助神使。华尔街一心相信正义和礼仪会占日本军国主义的上风，因此对于华尔街来说，井上准之助是上帝派来的。他是稳定通货、平衡预算的使徒，一直是军国主义分子坚定勇敢的反对者。
拉蒙特和三井集团的首长团琢磨男爵建立了深远的友谊。团琢磨男爵身材瘦削，体质虚弱，举止文雅，一头银发和雪白的胡子显得十分出众。他的绰号是日本的摩根。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矿业学位，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要说国际化，一点也不亚于汤姆·拉蒙特。作为三井集团常务董事和三井银行董事长，他所控制的帝国深入到日本经济的细枝末节。这个帝国控制了日本海外贸易的三分之一——丝绸贸易的25%，煤炭出口的40%，这个帝国经营的船队和法国商船的规模不相上下。
和三井集团一比，摩根财团成了过时的暴发户。连续九代，三井集团的银行面对着圣山——富士山。三井财团在17世纪成为地方军阀的财务代理，到1867年又成为皇亲国戚的银行。它在国外的代理机构比日本的大使馆还多，因而为日本政府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海外关系网。团琢磨男爵在东京中心的三井大院里宴请拉蒙特，其隆重程度相当于他后来款待威尔士亲王。这座大院的建筑结构好像城堡，石墙巨门，竹子丛丛。团琢磨男爵向他的客人展示了大客厅里法国巴黎产的哥白林挂毯。然后，他们沿着莲花池塘在院子里漫步，松树上装缀着数以千计的纸灯笼。第二年，为了加强和美国的联系，团男爵率领了一个日本代表团访问华尔街，拉蒙特在东十七街的宅邸宴请了男爵一行。
拉蒙特在1920年的出访以惊人的速度取得结果。1923年9月1日，东京和横滨地区发生地震。那天天气很热，风很大，大火在两个城市熊熊燃烧，造成了难以言状的损失。这是本世纪来最大的地震，几十万人死于非命。东京和横滨一半化为废墟，仅是财产损失这一项就使日本2%的财富灰飞烟灭。
消息传到华尔街23号，摩根的外联处主任马丁·伊根到横滨正金银行的华尔街办事处吊唁。德怀特·莫罗担任红十字会日本基金的主席，“街角”就成为救援工作的纽约总部。谣传日本将发行自日俄战争以来在美国的第一笔债券。拉蒙特致函时任日本大藏相的井上准之助，不主张这样做。拉蒙特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坦率比贪婪更有回报。他在电报中说：“值此危难惨痛之时，众人正解囊相助，捐赠款项，达数百万美元，他们若在此时购买这批受援者的债券，岂不会相当谨慎。”(7)
1923年底，日本人以其超常的韧性，恢复了东京的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供应。东京证券交易所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恢复了营业。这场大规模的破坏有其有利的一面：它迫使日本淘汰了陈旧的工厂，兴建现代化工业厂房。井上准之助通过宣布银行假日，拯救了很多金融机构，在日本成了英雄。当三井财团重建其银行时，大楼白色大理石的正面是由特罗布里奇和利文斯顿设计的，这两位就是华尔街23号的建筑师。有人看出三井财团对摩根财团顶礼膜拜尽在不言之中，对彼此之间新缔结的纽带十分重视。
灾难的情绪消除以后，拉蒙特开始着手争取日本政府成为摩根的独家客户。日本人当年感到皮尔庞特态度粗暴，伤人感情——他因为要求贷款抵押品而得罪了日本人，因此他们乐于和库恩-洛布的雅各布·希夫做生意。由于在日俄战争中提供了援助，希夫荣获日本天皇授予的圣宝勋章。在20世纪20年代的华尔街，要窃取他人的好生意，而又遵循绅士银行家准则，实在是件很微妙的事情。因此，诡计多端的拉蒙特向井上准之助的特使巽传授华尔街的礼节。他狡诈地让这位特使代言，教他如何以可取的风格友善地违背契约。事后拉蒙特解释他如何训练他的特使：
但是对于处理任何贷款的方式，我们坦率地告诉巽，我们认为他只有两条路可走：首先是去找库恩-洛布公司，向他们说明由于在20年前日俄战争期间的贷款业务关系，他们现在希望该公司能执行预期的业务；其二，作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告诉他们鉴于国家面临的民族危机，鉴于他们现在迫切感到必须得到整个美国投资界的合作，又鉴于纽约和伦敦市场之间的谨慎合作极为重要，他们已经决定邀请我们在预期的业务中担任主干事，料想他们的朋友库恩-洛布公司也会向他们表示，这是明智之举。(8)
库恩-洛布现在太小了，已经不可能处理这笔计划中的1.5亿美元的日本地震贷款，这将是有史以来在美国市场上发行的最大一笔长期国外贷款。由于据说是在大战中同情德国，该公司名誉受毁，处境困难。在1924年2月发行债券时，摩根请其老盟友国民城市银行和第一国民银行作为银团的干事。他们也邀请库恩-洛布参加，以安抚他们。摩根私下可谓志得意满，但是对外言谈非常注意得体。在伦敦还有一笔2500万英镑的姊妹贷款，现在巴林银行、施罗德和罗斯柴尔德也不得不邀请摩根建富参加对日本的融资。
这笔美元贷款的日程秘不宣露。拉蒙特两次同国务卿休斯交谈，休斯说他很高兴“让日本人民见证两个伟大的英语民族对日本和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9)华尔街融资再次表现了政府政策的转向。
聘请银行家作为事实上的大使有一个内在的问题，即他们可能会转而效忠外强。毕竟私人银行家所受的传统熏陶是对客户绝对忠诚。正如当年皮尔庞特会对铁路债券持有人负责，汤姆·拉蒙特感到对日本债券持有人也应同样负责。摩根财团相信日本的成功与自己相关，因而感到必须为其重要的客户在政治上助一臂之力。甚至由于摩根主持了这项巨额地震贷款，其合伙人也代表日本人卷入了政治争吵。他们抗议“排除日本人法”，此法的宗旨是阻止日本移民，颇有种族主义的因素。他们向美国国会抱怨美国海军在夏威夷附近游弋，使日本人心中很不安定。东京和华尔街23号现在是你吹我拍，互相奉承。到1927年，日本天皇授予杰克·摩根圣宝勋章，授予拉蒙特旭日勋章。1931年，拉塞尔·莱芬韦尔获得二等圣宝勋章。美国银行家们难得有此殊荣。
效忠于外国客户、并且与他们的生存休戚相关的倾向，对摩根财团来说有着深远的影响。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拉蒙特吸收了3个新客户——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它们的事业将和美国发生严重的冲突。摩根银行和这3个未来的敌国发生关系，纯属偶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商业上的征服将造成特殊的情况，盟国的纯贵族血统的银行家又充当了对未来轴心国的融资者，从而最终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外国证券风行一时，注意力的焦点是拉丁美洲。华尔街的债券兜售者纠缠着小额投资者购买有些地方发的债券，而他们连这些地名也不知怎么念。极少数人知道拉丁美洲贷款的历史波折很多，早在1825年，拉丁美洲的借款者差不多都发生了利息付款违约。在19世纪，南美洲就已经以疯狂地恣意借款、然后是违约浪潮滚滚而来而名声在外。现在，又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局面，众多的银行追逐少得可怜的几笔好交易，资信标准也相应大大下降。奥托·卡恩后来在描述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时说：“十几家美国银行坐在五六个南美和中美洲国家……愚蠢地、不顾后果地竞相以出价压过对方，从而有损公共利益。”(10)以后在20世纪3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的违约深深地动摇了美国对华尔街的信任。
由于拉丁美洲地区商品价格起伏不定，该地区的债务向来是风险很大的。铜价下跌会即刻打击智利，而锡价低迷会使玻利维亚一蹶不振。糖价在1920到1921年暴跌时，古巴经济随之一落千丈。国民城市银行拥有古巴存款的90%，起着该国国家银行的作用。由于面临许多企业坏账，国民城市银行对地产取消赎回权，结果手上抓着该岛五分之一的糖厂。担保信托银行已经在古巴糖业中投入巨资，在1921年5月不得不由摩根牵头的一批银行来救援。威廉·波特——古根海姆冶炼托拉斯的一位经理——被请来作为担保信托银行的看守执行官和贷款清理人。乔治·惠特尼和其他的摩根合伙人任它的董事会成员。担保信托银行从此蜕变成一个死气沉沉、委靡不振、害怕风险的机构，到1959年，只能和比它小得多的J.P.摩根公司合并了。
作为华尔街有威望的银行，摩根财团并不需要强迫务实派投资者购买拉丁美洲的债券。虽然它和巴林银行在阿根廷长期合作，但它更喜欢欧洲工业国家、英联邦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和外围发达国家（日本和南非）。这是成功的特权：该银行可以选择最稳妥的外国借款者，贷款的许可只给予那些也许根本就不需要钱的国家。摩根银行打交道的唯一的穷国是墨西哥，在皮尔庞特时代它是拉丁美洲的模范借款国，而现在却遭到全球银行家们的嫌弃。在墨西哥革命的旷日持久的动乱中，这个国家拒绝偿还5亿美元的政府和铁路债务，从而造成由摩根主办的这笔外国债券本金罕见的损失。使摩根银行更为愤慨的是，违约的债务包括皮尔庞特1899年的神圣贷款——由美国银行在伦敦发行的首笔国外债券。
在考察墨西哥债务困境之前，重要的是应先看一下拉丁美洲债务当时和现在的区别。在两次大战期间，债务被组合成债券，向小额投资者出售。而在今天，债务采用银行信贷的形式，意味着公众并不直接承担风险。在20世纪20年代，银行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作为小额债券持有人的“道德受托人”，和拉丁美洲的债务人进行谈判的。摩根在墨西哥的参与就是这种性质，由汤姆·拉蒙特担任国际墨西哥债权银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显赫地简称为ICBM。经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批准后，国际墨西哥债权银行委员会于1918年成立，代表20万个小额债券持有人谈判。在19世纪，墨西哥的债务谈判是由巴林银行操纵的。但是美国国务院以门罗主义为由，要求由美国来控制该委员会。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达到10亿美元以上，其一举一动就像一个嫉妒的土财主。墨西哥是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表现出诱人的繁荣与希望，但是它从来也没有将希望变为现实。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非常脆弱，总是使偿债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
拉蒙特在墨西哥的债务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他在言谈中逐渐露出了一家之主的口吻，好像墨西哥是摩根血统中的不肖子孙。他在1923年写信给儿子科利斯祝贺他生日时的口气，听来有点令人作呕：“我在过去的两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帮助可怜的墨西哥恢复元气……我每天在祈祷完成这项任务。”(11)拉蒙特声称墨西哥是每天早上占据他脑子里的第一件事，他经常谈到寡妇和孤儿们一等数年而得不到债券的利息。墨西哥债务危机要求人们有圣人般的耐心，要有浪漫主义者对事业挫折的嗜好。拉蒙特是执行这个任务的理想人选。
在和日本的业务交往中，拉蒙特尚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在墨西哥问题上，情况就不一样，他受到美国国务院严密的监督。在第三世界国家问题上，华盛顿更加公开地利用美国的金融力量。国务卿休斯反对在外交上承认墨西哥，因为它不断地威胁美国在那里的强大利益。1917年，在左派总统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执政时，墨西哥实施了激进的宪法，宣布地下矿产资源均为墨西哥所拥有。美国石油商把这项措施谴责为国有化，想派炮舰去撤消这个宪法。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在墨西哥的巨大牧场遭到潘乔·维拉的部队抢劫以后，他在1916年开始在报上发表社论主张入侵墨西哥。休斯也担心墨西哥在外债上违约，没收美国人拥有的土地。在满足这些要求之前，休斯要求对墨西哥实行信贷隔离。摩根财团是他实施这个措施的主要工具。
和中国银团会议一样，国际墨西哥债权银行委员会的会议也是在华尔街23号召开的。上演的是同一幕双簧：国务院说话，汤姆·拉蒙特蠕动嘴唇。墨西哥倒是很喜欢这场哑剧，因为这使它既可以和华盛顿讨价还价，又避免了因和外国佬政府谈判而公开受辱。像摩根这样的私人银行是华盛顿和外国政府之间进行坦率交换意见的最好渠道。
拉蒙特如痴如狂地着迷于日本，但是他对墨西哥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墨西哥被视为太粗野，是不宜旅行的地方。因此，拉蒙特成为他从来没有见过的20万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和一个他从未到过的国家进行谈判。他成为墨西哥报刊上常出现的人物，美国金融业的化身。墨西哥市的一位记者在1921年采访他以后报道说：“他不是站在御座后面，而是坐在御座上。他是摩根合伙人中最聪明、最有影响和最有权力的人。”(12)
1920年，在反革命分子谋杀了卡兰萨总统以后，萨尔瓦多·奥夫雷贡将军上台执政。为了得到华盛顿的承认，他采取了一个和解的战略，聘用一位华盛顿的说客，在美国散发有利的材料，争取美国企业界人士的好感。1921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到墨西哥去巡视他在那里的大量房地产，这是他的父亲从前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那里廉价买来的。他惊奇地发现奥夫雷贡十分可亲。随后他说，在前几任政府期间他的财产不断遭到麻烦，事端很多，而在奥夫雷贡总统执政后，风平浪静，彻底安全。(13)
奥夫雷贡总统急于取悦于美国银行家，重新建立墨西哥的债务信用，一再邀请拉蒙特访问墨西哥。但是国务卿休斯为了让奥夫雷贡同意一个友好和商务条约，坚持要拉蒙特按兵不动，以增加压力。当银行家得到关于叛乱分子调动部队准备向总统进攻的惊人消息时，拉蒙特对休斯说，如果他去墨西哥，可以巩固总统的地位。休斯让步了。1921年10月，拉蒙特登上了摩根银行的自备火车车厢“孔雀点”，奔赴南方。
奥夫雷贡是索诺拉种植鹰嘴豆的农场主，是一个很有手腕的政客。他懂得如何用极权的高压手段来冲淡改革。为了得到农民的支持，他一面唱起革命理想的高调，一面削减改革的内容。拉蒙特发现这个独臂将军是个非常可爱的主人，友善、开放，且不无幽默感。当时美国还处在禁酒时期，奥夫雷贡欢迎拉蒙特，吩咐人拿酒来。他说：“拉蒙特先生，你终于看到自己来到了一个自由的国度。”(14)访问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拉蒙特的注意——奥夫雷贡把他的办公桌放在硬木地板的中间，这样他可以听到刺客的脚步声。
在和墨西哥总统会谈的过程中，拉蒙特遇到了与每一次全球债务危机相伴随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危机的受害者以违约相威胁，除非得到更多的钱。对于一个违约的国家来说，银行家们除了给予提供新贷款的希望以外，最终还有什么影响力呢？拉蒙特后来向国务卿休斯报告说，奥夫雷贡“并没有看到政府履行其偿债责任有何好处，即使偿债的数额大大减少，除非同时能得到获得大量新贷款的保证”。(15)由于结构上的障碍，拉蒙特提出为何不能采取这个措施：因为负债的形式是债券，资本市场不可能再吞下更多的墨西哥债券，所以贷款有内在的限度。拉蒙特告诉奥夫雷贡除非部分地偿还旧债，否则就不可能提供新的贷款。墨西哥人回答说应该根据他们偿债能力的比例来还债——这个理由在日后对银行家们来说熟悉得可怕——而且要减少一半的本金。
拉蒙特开始感到奥夫雷贡总统心里有个秘密的计划。通过把原来答应用于兑现违约债券的关税收入扣压下来，墨西哥压低了债券的市场价格。这样做是很方便的，因为墨西哥政府可以用关税收入来购回市场上贬值的债券。拉蒙特认为这是在欺骗信任他们的债券持有人。在这时，他仍然坚持债券应以票面价值兑现。他试图吓唬墨西哥人说，违约将使国际市场抛弃墨西哥，从而使之永远得不到贷款。
当拉蒙特提前两天离开墨西哥时，他派了武装警卫在他下车的火车站月台上站岗。事后才知他幸免于难：当他到达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时，才得知暴徒们准备根据他原来的火车时刻表袭击他的火车，绑架他，然后要求50万比索金币的赎金。(16)回到华尔街23号以后，拉蒙特接到杰克·摩根的一份电报，里面发泄了对墨西哥的厌恶之情。杰克认为，让墨西哥偿还他父亲在1899年的一笔贷款关系到他家族的荣誉问题：“我想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不会如此**裸地宣布不守信誉，全然不顾金融业务的体面和道德。但愿你没有遭到太大的麻烦，祝贺你及时脱身，没有被他们掏了腰包或抢了手表。”(17)杰克再次体现了在海外的银行政策，而拉蒙特则表现出一位外交家不偏不倚的职业风度，因而更加适合于外交时代。
当时的一种趋势是把这个阶段的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描绘成反动的饕餮客。在拉丁美洲，他们当然倾向于强有力、独裁的政权。但是，极权也好，放任也好，不管是何种形式，他们所偏爱的与其说是某一种政权形式，还不如说是稳定。也许银行家们比当时的工业企业家们有着更高的道德标准，摩根财团和石油公司在处理墨西哥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石油界试图说服银行家们抗议那令人憎恨的1917年墨西哥宪法。墨西哥提高了出口税，而且根据政府规定，石油业主在他们认为是自己的土地上开采石油要首先取得特许权，他们对此也是怒发冲冠。J.P.摩根公司和摩根建富公司都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承销债券，标准石油公司、德克萨斯石油公司和辛克兰石油公司都纠缠着拉蒙特参加他们反对墨西哥的运动。到1921年，墨西哥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是美国石油巨头的重点地区。
拉蒙特不愿意加入石油巨头和墨西哥之间含糊不清的、往往是狂暴的斗争，从而破坏他的债务谈判。他也敷衍了事地为他们做了些游说工作，但一般都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石油巨头们并不讲究战术，恣意践踏不听命于他们的政府。拉蒙特在1921年从墨西哥回国以后，标准石油公司的首领沃尔特·蒂格尔转给他一份未署名的墨西哥人的备忘录。蒂格尔在附信中轻快地说：“总的说来你可能会有点兴趣。”(18)
这份保存在拉蒙特案卷里的备忘录令人震惊，简直是贿赂整个墨西哥政府的蓝图。它首先把墨西哥的国家要人说得十分卑劣：“墨西哥人，特别是墨西哥传统的职业政客，经过400年的训练以后，被两个动机所主宰：其一是害怕力量——武力，其二是追求个人的利益。……对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呼吁是不会被理解的。”
这位匿名作者继续写道，使用武力代价太大，好像在墨西哥的动机只是为了金钱。他认为奥夫雷贡被党的激进分子所挟持而无可奈何，不可能满足他那些贪得无厌、野心勃勃的将军的要求。如何使他摆脱他们的影响？“要摆脱这种势力，把权力归还总统，唯一的办法是让他具有财力来一统天下。钱会改变他的内阁，改造他的议会，使他控制各州州长，让他能撤消或修改目前不能令人满意的法律。”
备忘录的作者建议成立一个墨西哥银行，以便为奥夫雷贡提供足够的资金——这也就是摩根财团应该参与的方面。这家银行可以挂上农业开发银行的牌子，但是其存在的目的是出钱，由奥夫雷贡个人支配。作者的结论是，大大方方地塞钱，将会取得奇迹般的结果：“他内阁里的不良分子将会得到一笔钱，被派到国外去担任一个美差。他的议会中的一些碍手碍脚的激进分子可被排除。很快可以看到激进的反对派一旦拥有财富，就会成为稳定的保守力量。……这样的一个银行就可以主宰整个墨西哥的金融和经济生活，而这种机构的美国董事也可以和华盛顿保持密切的联系。”(19)
从拉蒙特的案卷里看不到任何答复或后续行动。也许他是口头答复的。很可能他大大地吃了一惊。他也可能认为沉默是表达蔑视的最雄辩的方式，或者至少可以避免和一位重要的客户发生冲突。拉蒙特决不是跟在政治唱诗班里人云亦云的人。但是摩根财团也不想与肆无忌惮的卑鄙行为有染。银行有严格的政策不准支付所谓费用或佣金，通常以新英格兰式的刻板态度对这种要求漠然置之。标准石油公司的备忘录以美国20年代在拉丁美洲经商行为的阴暗的标准为参照，为摩根银行的判断提供了一个基准。
此后在20年代初进行的墨西哥债务谈判可以三言两语地加以总结。取得的一些胜利都是昙花一现，紧接着便是新的违约和绝望。拉蒙特的天才手段最多也只是在短时间内起到缓解作用。1922年，他和墨西哥的财政部长德拉韦尔塔谈判了一项协议，使奥夫雷贡赢得了他所渴望的美国的承认。这项协议要求拉蒙特作出巨大的让步，包括减少利息付款，分45年还清。这项协议在1924年初暂时中止。除了其他因素以外，石油公司报复性地转向政治上更加顺从的委内瑞拉而使墨西哥的石油生产下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25年又达成了另一项债务协议——这次第一笔付款降到可怜巴巴的1070万美元。但是这项协议很快又被撕毁了。原先大胆地要求全额清偿的银行只得接受比原贷款越来越小的数额。在20年代末最后处理这笔墨西哥贷款时，拉蒙特发现他的谈判对手居然不是墨西哥人，而是意想不到的足智多谋的德怀特·莫罗——他从前的合伙人、新近任命的驻墨西哥大使。
共和党逃避承担全世界的责任的态度，为摩根财团提供了新的机会。哈丁、库利奇和胡佛政府颂扬企业家，蔑视政客，拉了一批金融家在经济会议上当他们的代表。这一举动反映了20年代对企业界人士的崇拜，他们被称为具有远见的能解决问题的人，政客办不到的事他们就能做到。这种新的状况很适合摩根的合伙人汤姆·拉蒙特、德怀特·莫罗和拉塞尔·莱芬韦尔，他们把自己想象为金融外交家，有时候自嘲自己技术上干不了银行业中那些较为平淡无奇的业务。在20年代，摩根合伙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参加海外的会议，作为共和党政府的合法掩护人，他们的全球意识之强，连他们自己都不想承认。因此，摩根银行从为它所悲叹的孤立主义中获益。华盛顿使用了与第一个中国银团相同的私人代理人。
如果说私人银行家新居尊位，那么他们就和掌握了新的权力和自主权的中央银行家们共同分享此种殊荣。在盲目乐观的背后，爵士乐时代是一个绝望的时期。民众已经把政客们看透了，这批人把他们卷入战争，然后又争夺赔款和为战后的安全大吵大闹。一批西方中央银行家希望超脱于这种政治机会主义，组成一批银行业的精英，专心致志地执行健全的经济政策。他们推崇自由贸易、资本流动不受限制、平衡预算和强化币值。他们认为他们的责任是维持金融准则，推动政客们去实施痛苦而又必要的改革。
这一潮流的美国代表人物是纽约联储银行的本杰明·斯特朗。当哈丁和库利奇政府不愿承担战后欧洲重建的领导责任时，这个责任就落到了斯特朗身上，他是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的搭桥人。斯特朗和摩根如出一辙，他是17世纪清教徒的后裔，神学家和银行家都被视为他的先辈，而且他本人还是纽约中央铁路监管的儿子。斯特朗和他的摩根朋友们一样，既站在国内的立场上持有保守的观点，又能放眼世界接受欧洲的思想。后来胡佛批评他是“欧洲的思想附庸”。他受制于不能对外国政府直接贷款的规定，故而需要一家私人银行来作为他的融资工具。他就去找摩根财团，因为摩根财团曾经得到过他极大的好处。事实上，摩根和斯特朗的友谊极大地嘲弄了这种想法，即认为新的联储体系会抑制私人银行的权力。在20年代，该体系的新权力掌握在自由街纽约联储的新的佛罗伦萨式宫殿之中。
斯特朗常常热情非凡而转瞬间又会勃然大怒。他和圆滑的摩根合伙人不一样，他情绪变幻莫测，心境不宁。他的第二任夫人和他离异，他在1916年又患上了结核病，一年中有好几个月不能到银行上班。也许由于个人的失意所致，他狂热地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联储。他试图赋予联储以英格兰银行式的严峻而无懈可击的尊严。斯特朗是美国银行业的巨子，他用中央银行业务的艺术来教育尚无经验的联储理事。
本·斯特朗参加了战后的欧洲重建和货币的稳定，和他一起从事这一工作的是他的英国伙伴、1920年以后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蒙塔古·诺曼。斯特朗和诺曼成为挚友、知己。离婚后的斯特朗和单身的诺曼结成了一种秘不可宣的刎颈之交和诡秘的友谊，这使他们的政府都非常担心。在缅因州的巴港和法国南方，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长假，互相加强了对政客的不信任感。他俩都相信金本位，希望建立有自主权的中央银行，不受政治干扰，以实施全球货币政策。斯特朗给他俩的小集团带来了华尔街无与伦比的金融力量，而诺曼则提供了由好几代人积累而成熟的英国的知识和专业水平。战后的英镑过于疲软，诺曼无法实行单方面的金融外交。当英国财政部禁止提供对外贷款来支撑英镑后，外国借款者转向纽约，这时诺曼急切地需要华尔街的联系来抵消伦敦金融城的虚弱。他在本·斯特朗和摩根财团那里找到了这种关系。
蒙塔古·诺曼在英格兰银行摆设着红木家具的办公室里神秘地统治天下长达24年。他天生就担当此任。他的祖父和外祖父，一个长期担任银行的董事，另一个是英格兰银行的行长。他本人是通过布朗·希普利公司（纽约的布朗兄弟公司）的英裔美国商人银行再到英格兰银行来的。诺曼得了很多雅号——疯子、天才、癔想症患者、狂妄自大者、阴谋家、偏执狂、幻想者等等，而所有这些都名副其实。一位银行家说他像“范戴克的油画——身材高大，蓄着尖尖的山羊胡子，头戴大礼帽，就像斯图亚特王朝的大臣”。(20)他长着男巫师般的脸——瘦骨嶙峋，尖鼻子，尖胡须。尽管传说他有西班牙籍犹太人的血统，但他具有刻骨的反犹太倾向，也许这正是为辟谣。他穿着葬礼似的黑色服装，头戴宽边礼帽在各处出现时，他那装饰在领带上的翠绿宝石使他保留着东方的光辉。他生性敏感，情绪紧张，每当发生货币危机就会精力衰竭，腰痛发作。他一旦发起脾气来，平时抑制住的歇斯底里症就暴发出来，会把银行的职员吓得魂不附体，对他的命令也就绝对服从。他只有淡淡的笑容，很少会哈哈大笑，似乎这样会打破他的神秘性。他骄傲而爱虚荣，如果两个小时不吃东西，他就会说“饿得晕了”。
诺曼的一位传记作家描绘他给人的印象是“显得永远不断地在搞阴谋诡计”(21)。这跟他觉得自己在从事中央银行业务的心态是相吻合的，他以教士般的神秘态度来对待这个行业，这个只有在幽暗之中才能进行得最佳的典礼。他说：“英格兰银行是我唯一的情妇，我心里只有她，我把生命献给她。”(22)对诺曼来说，中央银行家不向任何选举产生的代表负责，而是只对更高的原则负责。当有人责问他时，他总是引用一则喜爱的阿拉伯格言：“狗尽管去叫，但是商队继续向前进。”(23)他单独接见来客，好像他的办公室是个忏悔室，他也了解有权势人的内心深处的思想。多年以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坚持让其他人一起参加他们在白宫的会谈，把他搞得精神涣散，拆穿了他男巫的魔法。正是从诺曼的身上，引起了华盛顿对英国金融家的担心，感到这种人都是老于世故，诡计多端。
蒙塔古·诺曼来到了秘密行事的摩根世界，真可谓如鱼得水。在他的老朋友中，有以前的同班同学特迪·格伦费尔和摩根建富公司的维维安·休·史密斯。他情绪抑郁，耽于遐想，却很喜欢格伦费尔顽皮的机智，而他对史密斯的真诚，则是因为史密斯曾经帮助他打消顾虑，说服他在1907年担任英格兰银行董事之职。史密斯写信鼓励他说：“你当然会接受的，当你加入董事会以后，记住你比他们谁都强。”(24)作为一个孤独的单身汉，诺曼在他周围建立了一个神秘的圈子，都是一些已婚知心女朋友，其中包括史密斯的妻子西比尔太太这位漂亮的社交界妇女参政积极分子。她信奉通神论和信仰医疗，因此对有发狂心态的诺曼很有吸引力。诺曼的传记作家说：“通过她的影响，他提高了对秘教和秘术的兴趣，因为西比尔特别强调宗教对于像他那样容易受伤害的心灵的特殊重要性。”(25)西比尔太太和蒙塔古经常不知到什么地方一起去度柏拉图式的长周末，蒙塔古成了史密斯的孩子们的教父。因此，由于偶然的原因，摩根建富公司在二次大战期间与最有影响的中央银行家特别接近。
摩根财团是诺曼重建欧洲经济战略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美国有办法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对于在欧洲行使权力心存疑虑，非常矛盾。即使摩根合伙人对此也持有很大的怀疑。在1923年成为摩根合伙人的美国财政部前官员拉塞尔·莱芬韦尔对英国财政部的巴兹尔·布莱克特说：“我们感到我们（在战争期间）帮助你们摆脱了困境，现在你们应该自己照顾自己了。我们从来没有兴趣搞世界金融，而我们短暂的经历也没有发展这种兴趣。我们喜欢你们，希望你们繁荣富强、幸福、和平，但是我们不喜欢你们玩的游戏，也不喜欢你们的玩法，不想被迫坐在那儿玩。”(26)诺曼喜欢这个游戏。他骨子里有股帝国气息，想保持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让英格兰银行继续充当世界货币体系的仲裁者。在摩根财团的帮助下，他将在1920年代行使他的权力，并且这种权力远远超出他手上微薄的资金所能给予的力量。
诺曼大处着眼，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认为中欧的重建是恢复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因此他规定重建贷款免受禁止对外贷款的限制。在他的领导下，摩根首先卷入了对奥地利的贷款。在1921年下半年，英国打听杰克对向奥地利提供贷款的态度，表示英国政府将以哥白林挂毯作为附属担保品。第二年，奥地利财政部长金博克博士请求巴黎摩根-哈耶斯公司的迪安·杰伊提供贷款（公司现在在巴黎的旺多姆广场有个漂亮的总部）。金博克列举奥地利面临的饥饿、贫困和奥地利先令严重贬值等困难，也要求以挂毯和艺术品为附属担保品提供贷款。(27)起初，摩根财团对这种非正统的要求直皱眉头，担心会造成“典当业的印象”(28)——即使是乞丐来找摩根也得衣冠楚楚。拉蒙特——现在号称摩根帝国的国务卿——心里也在思忖别的银行会不会提供这笔贷款。他的担心是，由于J.P.摩根公司曾经是为协约国融资的银行，并且是英国和法国的财务代理人，选择摩根银行不是很合适，甚至可能引起奥地利的敌意。
对奥地利的贷款是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安排的，国际联盟对蒙塔古·诺曼宏大的重建计划助了一臂之力。这笔贷款组织得非常可观，以金币支付，由奥地利的关税和烟草专卖作为保证。债券同时在几个国家的首都发行。分配给纽约的2500万美元的债券由J.P.摩根公司和库恩-洛布公司作为联合主干行发行。回头来看，国际联盟的认可赋予这桩风险贷款以安全的表象。
步奥地利后尘的是德国。1922年初德国就已请求减轻繁重的赔款。英国颇表同情，但是法国怨气未息，列举了战争在其国土上造成的大面积破坏（安妮·摩根出手不凡，正在召集数百名美国妇女重建法国乡村，为学校、医院和图书馆筹集资金。作为筹资者，她的“患难法兰西的美国盟友协会”团体在1921年7月联合组织了杰克·登普西和乔治·卡尔庞捷的拳击锦标赛）。德国想得很妙，他们采用最有效的违约方式，扩大了货币供应，大打赤字预算，对马克实行贬值。这产生了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致命副作用。德国的货币政策降低了战争赔款的价值，协约国感到受了欺骗。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了鲁尔区。愤怒的士兵把造币者手中的纸币夺过来撕得粉碎，并把海关掌握在手中。
蒙塔古·诺曼警告本·斯特朗说，被占领的德国土地是世界的“黑点”，会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德国仍然是英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诺曼把德国的复兴视为他的欧洲繁荣的总体规划的关键所在。他曾在德国学过音乐，个人对德国很有感情。华盛顿同样对德国的复兴极为重视。美国在战争结束时工厂生产能力大大过剩，需要出口市场来吸收其剩余能力。美国公司也迫切想得到德国的先进技术。
其结果，英国和美国作出大量承诺，使德国的经济保持稳定，摩根财团在其中起了中心的作用。拉蒙特后来写道：“英国和我们自己都把德国作为欧洲世界的经济中枢。我们所担心的是，除非德国得到重建和繁荣，欧洲大陆的邻国都会疲弱不振。”(29)前几代的银行家恐怕从来不会对西方世界的命运如此焦虑，或这么直截了当地从政治上考虑问题。
杰克·摩根在德国态度上180度的大转变鲜明地反映了外交时代的新要求。在1922年，国务卿休斯和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请杰克以“私人身份”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全球银行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正在考虑向德国提供国际贷款。杰克对德国深恶痛绝，在战后曾发誓说美国再不应该跟德国做生意。当时他和布卡卢门撒尔已经加紧对华尔街德籍犹太银行家的监视。因此，杰克接受休斯的建议一定令人摸不着头脑，特别是他还在巴黎受到铺天盖地的报道。《纽约先驱报》报道说：“巴黎消息告诉我们，自从威尔逊总统抵达法国首都参加凡尔赛和会以来，任何一位美国人都没有像J.P.摩根出席这次国际银行家会议那样受到这么大的注意。他象征着美国可以帮助欧洲重建的巨大力量。”(30)杰克言谈举止十分得体，对给予德国贷款提出了合理的保留意见，同时不得不把他个人对德国的极端观点压在心中。
从现在起，杰克在公开场合是头脑冷静的金融政治家，在私下则是德国不共戴天的仇敌。在占领鲁尔区以后，他写信给休斯加以谴责。他坚定地对克拉伦斯·巴伦说，协约国不应通过赔款没收德国所有的收入，从而剥夺它的希望。然而在他的私人通信中，他把德国人视为魔鬼。他写信给格伦费尔说：“我必须说我开始感到似乎法国真的在用德国人唯一能懂的语言对他们说话。”他又补充说，德国的心态“需要的是鞭子，而不是谈话”。(31)
与此同时，德国的通货膨胀日益恶化。政府拼命印钞票，连报社印刷厂也被征用。30家造纸厂日夜开工，以满足银行纸币的需要。价格飞涨，妻子在工厂门口等待丈夫，拿了工资就往商店里奔，以便赶在下一轮涨价之前把东西买到手。1922年1月，约200马克折合1美元，而到1923年11月，要40亿马克才能换1美元。寄到美国的一封信的邮票要10亿马克。最后竟达到如此荒唐的程度，价格每小时翻一番。
为了恢复德国的元气，1924年初再次开会。摩根财团又一次代表库利奇政府，库利奇政府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事实上，关于德国儿童挨饿和出现极端行为的报道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非常担心。休斯选了跟J.P.摩根公司关系密切的两个人作为这次会议的两位美国“私人代表”——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欧文·扬和单独参与1915年英法贷款的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盖茨·道斯将军。德国问题险象环生，道斯在奔赴欧洲前开玩笑说：“反正得有人去收一堆垃圾，或是摘取胜利的花环。”(32)这些生意人只是一般老百姓的说法则不变。
这次会议产生了解决德国问题的道斯计划。这个计划充满了金融创新和政治风险。它把赔款按比例往后推迟，根据德国的支付能力来确定。计划还规定协约国将选择一个总代理来统辖德国的经济和赔款的支付。这就有效地把德国置于国际托管之下（许多赔款的付款都是通过摩根银行处理的）。德国抵押给了协约国，其铁路和中央银行都处于外国的控制之下，这种情况后来成为纳粹不可多得的最好的宣传材料。
使德国能够接受道斯计划的原因，除了该计划允许德国收回鲁尔区以外，还使德国有望得到来自纽约和欧洲的一大笔贷款。赔偿主要将用借款来偿付。德国现在已被逐出金融界，各地的银行都对它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蒙塔古·诺曼考虑得很为周密：“要想做成这笔贷款，只有通过英格兰银行和纽约的J.P.摩根公司。”(33)国务院再次在幕后指导策划。休斯对摩根财团说，如果道斯计划因得不到美国的参与而流产的话，那将是一个“灾难”，“极为不幸”。这种官方的意愿从未被漫不经心地置之脑后。
为了帮助推动可能对德国提供的贷款，蒙塔古·诺曼1924年中在英格兰银行安排了一次会议，请杰克·摩根、汤姆·拉蒙特和帝国银行新任行长亚尔马·霍勒斯·格里利·沙赫特博士参加（沙赫特之父曾在纽约一家酒厂干过，十分崇拜出版商霍勒斯·格里利）。为了制止毁灭性的通货膨胀，沙赫特取消了旧马克，发行了新马克，这一下使他立即成为银行界的英雄，赢得了在帝国银行的这个职位。在1924年元旦前夕，他抵达伦敦参加英格兰银行的会谈。谈到他在利物浦街火车站下车时的情形，他后来回忆说：“我非常惊奇地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下巴上蓄着灰白的山羊胡子，有着一双精明、犀利的眼睛，他自我介绍说是蒙塔古·诺曼，英格兰银行行长。”(34)这又开始了诺曼另一个亲密、神秘的友谊。
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将看到沙赫特扮演了众多的角色——纳粹金融的邪恶的天才、反对希特勒的勇敢策划者、纽伦堡法庭上喧嚷的自认为清白的被告。但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正值他志得意满之时。在沙赫特执掌之下，帝国银行摆脱了政府的控制，使诺曼的欧洲银行家掌握自主权之梦更加美满。沙赫特此人充满睿智，喜好自我陶醉，满口都是各种出格的比喻，夸大其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向摩根和拉蒙特保证偿还道斯贷款。他不无献媚地说，美国提供的这笔贷款“如无有名望的摩根银行在道义上的认可，则将完全不可能成功”。(35)对J.P.摩根公司来说，关键是这笔贷款要比对德国的其他债权处于更加优先的地位。摩根银行在德国没有其他未偿贷款，这笔贷款只是在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压力之下才参与的——在20世纪30年代这笔贷款发生违约时，摩根银行对这一事实一再大声嚷嚷。后来在非常困难的政治环境中，拉蒙特辛辣地提醒沙赫特不要忘了当年他油嘴滑舌的保证。
为了给这笔贷款加上国际性味道，债券的一半在纽约发行，另一半在伦敦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发行。纽约发行的1.1亿美元受到热烈欢迎，超额认购。这笔贷款似乎解决了德国的问题，减轻了金融市场的压力。这使华尔街大为振奋，推动了对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贷款。对于魏玛德国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德国成为这10年中最大的主权借款国。美国资本和公司对德贷款趋之若鹜，其中有福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陶氏化学公司，等等。德国失业率急剧下降，经济滑坡得以扭转，进入5年回升期。这一复苏为希特勒造就了极好的工业基础，并使他有资金用于大规模的军备。与此同时，世界陷入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哑剧，美国付给德国的钱用来作为赔款，付给协约国，协约国又把钱送回美国偿还战争债务。
摩根档案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合伙人对道斯计划心存疑虑。拉塞尔·莱芬韦尔当时担任摩根银行常驻经济学家，他看出了这个计划充满了危险的矛盾。为什么投资者会对政治上被制服的德国有信心呢？为什么协约国希望让以前的敌人恢复元气呢？他有预感，担心出现政治上的对抗性反应，总有一天会有报应：“我对德国的政治疑虑是，德国人民对其宿敌的压榨能忍耐多久？”(36)蒙塔古·诺曼和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都担心德国是被迫就范，日后定会对其当时的处境耿耿于怀。
1923年8月，沃伦·哈丁总统死于血栓。他的接任者卡尔文·库利奇对世界债务问题并没有更深的领悟。他非常强硬，协约国必须偿还战争债务——“他们难道不是借钱了吗？”他这么问，而且还继续认为这些债务和赔款没有关系。(37)但是，只要美国要求偿还战争借款，协约国不可能在德国赔款问题上有所松动。
赔款问题的最后一个方面是，摩根为充当德国的新的经济沙皇——总代理而卷入了一场争夺战。新闻界大肆渲染，声称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因为执掌此帅印者将能主管德国的经济。他将能从德国挤出最后一分钱，而又能延缓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德国想让美国充当这个角色，希望它能起一点缓和作用。在华尔街，在摩根合伙人德怀特·莫罗的背后，已经形成了推荐他出任总代理的强大共识。
莫罗是库利奇总统的老朋友，已经被推荐担任许多政府的职务。他个儿不高，戴着眼镜，有点书生气，是摩根的哲学大王，具有一种难以捉摸的伟大气质。现在，他的机会到来了。他有一些强有力的支持者——在私营部门有杰克·摩根、查尔斯·道斯和欧文·扬，在内阁则有休斯和胡佛。在1924年7月白宫的一次长会以后，他似乎是一个十拿九稳的取胜者。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白宫认为任命莫罗可以保证道斯贷款的偿还。
但是，第二天，在另一次白宫会议上，美国驻德国大使阿兰森·霍顿反对任命莫罗。他说选择摩根合伙人将挑起德国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甚至会断送道斯计划。会议争论激烈，拖得很长，一直折腾到半夜。尽管库利奇面对老朋友作了推荐，但是对莫罗的提名还是夭折了。道斯后来解释说：“霍顿十分严肃地指出，任命摩根公司的一位成员，也许会给德国的民族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从而击败共和党政府。因为他们将会蛊惑人心，叫嚷说这是国际银行家的阴谋，目的在于将德国逼上绝路，而不是帮助德国。他指出这是德国政府本身私下的观点。”(38)
其他分析家认为库利奇抛弃老朋友的原因主要不是战略伎俩，而是胆怯。由于摩根在战时所起的作用，它一直遭到中西部地区德裔美国社区的诅咒。库利奇的助手们显然提醒他避免与莫罗有涉。这一事件说明，即使在保守的共和党政府执政的10年期间，摩根银行也还是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
拉蒙特和诺曼大失所望，要求推出一个完美的莫罗替身。这时成功地杀出来的一匹黑马竟是摩根未来的合伙人——32岁的帕克·吉尔伯特。他身材高大，充满孩子气，绰号是“思维机器”。他是莱芬韦尔的门徒，1920年就已经接替莱芬韦尔当了财政部部长助理。在28岁时，他被提升为副财长，在财政部长安德鲁·梅林外出时主持财政部的工作——他是迄今为止升到这个职位的最年轻的人。保罗·沃伯格描绘他是一个“务实的年轻人，长着梦幻者的眼睛和敏感的学者的嘴巴”(39)。而德国人则远远没有看到他这么富有诗意。财政部长海因里希·克勒这么描绘他：“这位瘦长的高个儿沉默寡言，相貌不可捉摸，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大得多……给人一种怪诞的印象。”(40)
在柏林的5年期间内，吉尔伯特监督了2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的支付。作为德国的经济沙皇，人们在模仿的加冕礼中焚烧他的模拟像，并诬蔑他是新的独裁者。他显然从未学会说德语，只是一味工作，从不参加文艺活动或是进入德国社会。他尽管年轻，却是个非常严厉的工头，不断地责备德国人财政开支过于铺张。他认为他们只要执行健全的财政政策，是可以偿还赔款的。另一位财政部长保罗·莫尔登豪尔指出：“他说话又笨拙又傲慢，咕噜咕噜的，谁也不懂他说的英语。”(41)但是吉尔伯特撰写的有关德国财政状况的报告却在清晰和准确方面堪称典范，使他在英美金融界名声大振。他将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
德怀特·莫罗很快就把失去此机的遗憾抛在一边，并为他避免背上一个包袱而感到庆幸。他不久后写信给休斯，吐露了他对道斯计划的怀疑。即使在世界庆祝伟大胜利的时刻，摩根财团内也涌动着一股深深忧虑的潜流。莫罗声明：“恰恰是德国所受的外国的控制，使我们对于道斯计划的永久胜利表示担心。……几乎不可避免的是，几年以后这笔贷款会在德国很不得人心。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德国人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后，肯定会想到这个第一流的大国受到何种控制，而不会想到把鲁尔区还给他们了。”(42)这种担心是有预见性的，因为纳粹的根本信条是国际银行家们把德国强行推入了道斯计划。摩根财团将承担20世纪20年代这些错误政策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