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会谈并未使拉蒙特感到鼓舞。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曾极力争取美国加入国际联盟，但没有成功。他对褊狭的债务政策感到不快，但他强调注销债务缺少人民的授权——同样的话摩根财团后来听了十几年。拉蒙特高傲地向休斯提出建议，即美国得到英属洪都拉斯，以替代一部分债务——这条建议被漫不经心地拒绝了。拉蒙特觉得其他内阁成员似乎很高兴看到向债务国逼债的情景。

哈丁政府采取了一条政策，禁止华尔街向任何仍拖欠美国战争贷款的外国政府提供贷款。同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的一次严肃而短暂的会面之后，拉蒙特惊恐地向杰克报告：“他是财政部的管家，他很自然地认为他的责任就是监督财政部从债务人手里讨回每一分钱……他似乎还认为，如果我们坚持让所有无足轻重的欧洲小国归还拖欠我们的钱，那么我们握有债券这个事实将使我们在政治上握有生杀大权。”(47)

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态度，给国际金融造成的沉重压力持续了一代人之久。沉重的债务将使国际贸易停滞，损害政治领导地位，并使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遭受破坏。面对华盛顿的固执，摩根财团和本·斯特朗很不情愿地建议他们的英国朋友向华盛顿偿还债务。梅隆和财政大臣斯坦利·鲍德温会谈之后，英国同意分62年还款。但他们并不乐意接受这种以势压人的作法。难怪博纳·劳首相从斯坦利·鲍德温口中听说这些条件后，气得暴跳如雷。问题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日子里愈加恶化，而摩根财团被夹在华盛顿和白厅之间受夹板气。与此同时，未能注销协约国债务意味着摩根财团不得不对德国的赔偿问题采取强硬措施。因为如果德国人不向协约国支付赔款，协约国又如何偿还华盛顿的债务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具有破坏性的、高速旋转的债务圈，直到30年代整个体系崩溃。

如果说华盛顿开始时要求控制国外贷款，是出于对协约国债务的担心，那么它很快就习惯了行使其新的权力。这一做法持续的时间出乎意料地长久；程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J.P.摩根公司要向后来继任的库利奇和胡佛政府讲解它是如何操作的。后来在有关外交时代政府与银行关系的卓越的证词中，汤姆·拉蒙特明确地指出，20世纪20年代中的每一笔大额贷款都得到了华盛顿的默认。政治和金融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然后消失了。鉴定家往往能一语道破，指出摩根的行为无非是官方政策的镜子。

尽管这种做法后来在反诉中被取消了，但它在最初时对双方来说却有互利之便的。躲藏在华尔街银行的背后，无论是批准还是拒绝给各国贷款，政府都可以否认它的责任。反过来，银行认为这是一个安全条约，可以使政府承担义务，保护由其一手操办的贷款。这种安排还可以向银行提供政府掌握的关于债务国的情报。随着美国成为债权国，华尔街便面临如何迫使主权国家偿还债务这个永恒的问题。华盛顿似乎就是答案。

随着哈丁的审查过程形成了一个概念，即政府布下了一张安全网，从很高的钢丝上掉下来的投资者都会得到保护。这一概念从未明确阐述过，但却始终存在。如拉蒙特所说，政府的批准图章“使许多美国投资者参与了外国债券的发行。无论是否这样说过，他们都有一个印象，即政府已经批准了这等债券的发行，否则不会这样做”。(48)这种安排鼓励许多银行家去打如意算盘，使他们不去考虑一旦发生违约怎么办。这等于是不言而喻地让人们放弃对债务国的严格审查。在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设想在政府的保护下进行经营，后来证明这种想法只是异想天开。但在这种想法存在的时候，它使人们都怀有一种华尔街以前从来不知道的欣喜若狂的情绪，并帮助人们编织了十年的梦想。这一梦想在1929年的崩溃中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