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皮尔庞特变得忧愁乖僻，相信命运。他认为公众误解了他，对于责难其信托公司的轩然大波感到气愤。他眼露凶光，对记者挥舞着拐杖以示威胁。公众对他的事情怀有好奇心也是合情合理，而他却不能容忍。1911年，在多佛尔庄园，他把三十年来写给朱尼厄斯的一捆捆书信付之一炬，销毁了19世纪后期英美两国金融方面也许是最重要的史实记录。他极力想保持世上最著名的银行家所不可能有的隐私。他像幽灵一样，在作为图书馆的西厅里沉思着，窗上的彩色玻璃和厚厚的帐帏隔绝了外面嘈杂变化的世界。
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欧洲度过的，以躲避进步党政治的喧嚣。他的旅行癖从未消退。从欧洲开始，他就通知杰克他日程上的下一站，再加上句笨拙之词：“也通知你的母亲。”在任何地方他都觉得是在家里。曾有人要他说出几个他最喜欢的地方，他答道：“纽约，因为它是我的家；伦敦，因为它是我的第二个家；罗马和埃及的卡吉。”(1)
对他来说，埃及具有独特的神秘魅力。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内，他三次走访埃及，并出资为大都会博物馆收集埃及文物（在一幅1909年拍的照片上，身躯魁梧的皮尔庞特骑着一头小毛驴，向沙漠深处疾驰，后边跟着惊魂未定的导游）。在开罗西南400英里之外的卡吉发掘出的文物使他如此着迷，以至于他要求托马斯·库克父子公司建造一艘在尼罗河上航行的钢制汽船，取名“卡格号”。从这艘装有蹼轮的船上，他爱把硬币掷入水中，而这些硬币又被尼罗河岸上的孩子们打捞了上来。
皮尔庞特是孤独的，而名望很可能又加深了他的孤立。他的第一个传记作者卡尔·霍维写道：“据说在金融城能同摩根搭得上话的熟人还不到50个。”(2)皮尔庞特在生意上交际广泛，但没有几个同僚跟他有深交。因此，他就依赖家人获得感情支持。正因为如此，他和小女儿安妮·特雷西的矛盾尤其使他受不了。安妮比杰克小6岁。皮尔庞特·摩根可以征服世界，但征服不了他的女儿安妮。她生性活泼，精神饱满，喜欢高尔夫和网球，反抗常规的养育。在皮尔庞特的所有孩子中，安妮在气质上最像她父亲：她聪明、坚定、专横，而又极为固执己见。据后来成为社会名流的哈里·莱尔妻子伊丽莎白·德雷克塞尔回忆，安妮是一位“身材修长，长着小精灵似的脸蛋，两眼炯炯有神”的姑娘。但“性格和意志如同皮尔庞特的一样倔犟，她爱指责哥哥姐姐的习惯，使人感到很难堪”。(3)一次，在皮尔庞特密友们的宴会上，她父亲看着桌面，问她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她立即答道：“不管什么，只要比富裕的傻瓜强就行。”(4)尽管她爱这样嘲弄人，但她还是跟父亲很亲近，常常陪父亲乘坐海盗三号去欧洲。一次她作为主人，招待了乘坐游艇的德国国王。
到20世纪早期，安妮已30出头，是一位年轻高个的女郎了：短发、高鼻、黑眉，有一对父亲那样锐利的眼睛。她既有领导才能，又有孩童的单纯，她憎恶嘲弄她父亲鼻子的漫画家。她个子高，长相富态，穿着时髦。1903年，戴西·哈里曼，这位华盛顿著名的女主人邀请她作为殖民地俱乐部的一个创始人。这是美国第一家女性俱乐部，是模仿一家英国绅士俱乐部成立的。在三十街和麦迪逊大街交接处，坐落着这个俱乐部，由斯坦福·怀特设计，里面有大理石砌的游泳池和土耳其浴室，男人是不准上二层的。皮尔庞特不赞成这一项目，在一次讲话中他对妇女们说道：“女人最好、最安全的俱乐部是她自己的家。”(5)可以预料的是，多萝西·惠特尼也是早期的一位成员。
在俱乐部成立期间，安妮遇到了两个将改变她生活的年长妇女。一个是贝西·马伯里，她身体健壮，男人气十足，是肖伯纳和王尔德的舞台代理人；另一个是埃尔西·德·沃尔夫，她以前是个交际花，又是演员，现在是著名的装潢设计师，为殖民地俱乐部搞设计。1908年，35岁的安妮与这两名妇女住进了位于凡尔赛的特里亚农别墅，组成了“三人家庭”。规规整整的花园，修剪整齐的树篱和草坪，使得特里亚农别墅这一贵族式的场所和这种大胆的行径很不协调。德·沃尔夫设计了一个梳妆室，正符合安妮的矛盾性格，正规的壁炉台上装饰着法国的一个半身塑像和一块豹皮绒毯。
几年来，这三个贵族妇女在许多文化领域中都充当了先锋。她们开了个百老汇舞厅，资助了科尔·波特的第一出音乐剧。她们还从事自由主义和女权运动。安妮支持了基本上是一个犹太团体的裙装女工的罢工，视察工厂的卫生状况，在布鲁克林开了个无酒餐馆，为年轻上班妇女搞了个节俭协会和度假基金，倡导了妇女的选举权。1908年12月31日，在白宫用午饭时，她同西奥多·罗斯福商谈社会福利问题，席间罗斯福可能感觉到了皮尔庞特十分不自在。安妮与她父亲生意上的朋友的接触使她更加愤世嫉俗。当林肯·斯蒂芬斯告诉她，他喜欢美国钢铁公司的加里法官时，她不耐烦地说道：“噢，加里这个人善于花言巧语。跟别人一样，他把你蒙骗了。”(6)
皮尔庞特对安妮那自由派的、不合常规的行为感到恼火。如果说这三个女人对待她们的私事还算谨慎——就连德·沃尔夫的传记作者也没有使用“女同性恋者”一词——那么，她们的娱乐晚会还是引人注意的。伯纳德·贝伦森参加了她们的聚会，皮尔庞特的情妇马克辛·埃利奥特也参加了，并与德·沃尔夫一起表演节目。一支接一支抽烟的安妮处于令人烦恼的境地。作为世上最富有的年轻女郎之一，有头衔的欧洲人对她穷追不舍，向她求婚。专登丑闻的小报捕风捉影地说她将与法国伯爵博尼·德卡斯特朗订婚。这段时期，她一心扑在事业上，采取了与其父亲的批评者同样的立场。
皮尔庞特与安妮之间的分歧没有系统的证据。德·沃尔夫的传记作者简·史密斯说皮尔庞特认为贝西·马伯里毒害了安妮的思想，导致安妮反对他。马伯里肯定告诉过安妮，她父亲让她陪同乘海盗三号去欧洲，是要用她作掩护，与情妇幽会。皮尔庞特的其他孩子都强烈反对这一说法。皮尔庞特中间的那个女儿提起德·沃尔夫时眉毛都竖了起来。杰克则为安妮的行为深感不安。马伯里在她的回忆录中很婉转地描述了这场争执：“摩根先生在观点上很专制。这个解放出来的妇女在他眼中不受宠幸，因此，作为女儿，她长大了就决心必须有自己的见解。”(7)她还说：“承认失败不是皮尔庞特的本性，他总是护己之短。”(8)
女儿的疏远伤了皮尔庞特的心。安妮的一个朋友告诉克拉伦斯·巴伦说：“安妮决定与父亲分开时，皮尔庞特的心都碎了。”(9)我们已经看到，皮尔庞特被激怒后，很难消气。他责备贝西·马伯里偷走了他的女儿。因此，他设下一条妙计折磨马伯里。马伯里一心想成为法国荣誉社团的成员，并自认为应该得到此项荣誉，因为她曾在一个说英语的国度里以官方身份代表法国的剧作家。事有凑巧，1909年，罗伯特·培根——华尔街的前希腊神——被任命为驻法大使，他秉承皮尔庞特的旨意，确保马伯里不能如愿以偿。法国知道是摩根银行从中作梗，就没有授予贝西·马伯里这一政府奖励。即使她多年为法国筹资，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拿出她在凡尔赛的住宅作为医院也未能如愿。德·沃尔夫赢得了法国的十字军章，安妮成为荣誉社团的领袖，因为她组织了一个野战救护队，进行救护。对马伯里来说，尽管前总统罗斯福和塔夫脱给她发来了赞扬信，但她无法战胜法国怕伤害摩根利益的恐惧心理。即便摩根躺在坟墓里，他的意志也不能被违背。
也许是由于与安妮和范妮发生摩擦的缘故，皮尔庞特晚年与杰克的关系有了改善。没有人对杰克入主华尔街23号会有怀疑，即使是因为银行仅仅需要摩根的名字和金钱。杰克毫不懒散，他在父亲外出期间精明地处理了银行事务。然而他并没有皮尔庞特那极强的自尊心。打孩提时起，他就一直暗暗怀疑自己是否有勇气领导一个金融帝国。
1910年，他身体垮了，被诊断为精神紧张和疲劳。由于种种原因，他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助手，一位有威力的摄政者来管理银行的日常事务。他喜欢充当君主立宪制中君主的作用，制定政策，下放权力。
有两个人竞争这一职位，哈里·戴维森和乔治·珀金斯。珀金斯有几个弱点。他始终被笼罩在纽约人寿保险公司丑闻的阴影之中。但珀金斯倒台的原因也许是他认为自己本身就是帝王，而不只是摩根的封臣。他的里弗代尔住宅里，有9个仆人，一个游泳池，一个舞厅和一个保龄球场。1909年，他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辆定制的轿车，那是法国造的11英尺长的庞然大物，内有乌木摆设、一个写字台、一个盥洗台。他的最大过错可能是没向摩根家族表示应有的敬意。他看不起杰克，认为自己更有资格掌管银行。有时他做决定都不跟摩根家的人商量。1910年，皮尔庞特在伦敦告诉戴维森说，珀金斯违背他的意愿，不给史蒂倍克公司做出融资安排，戴维森把这个消息转达给了珀金斯。于是珀金斯给皮尔庞特写信道：“戴维森的一句话令我深感不安，他说你觉得我一意孤行，有意不顾与你达成的共识，为了一己之利独揽大权。”(10)6个月后，珀金斯离开了银行。很明显，他是被迫离开的。汤姆·拉蒙特后来说珀金斯“离开并非出于自愿，摩根认为他做的某些交易只是二流水平。”(11)珀金斯辞职时，从银行抽走了550万美元的股份，这是他在摩根银行时聚敛的财富中的一笔。
善于看出事物发展趋势的人发现，现在，越来越明显，哈里·波默罗伊·戴维森将成为首席执行官。1909年，他成了一个合伙人，之后，好像只有他一人才能进入图书馆去见皮尔庞特。在1907年的危机中就很清楚，英俊的戴维森有着明星气质，华尔街上的每个人都很熟悉他那坚毅的宽下巴。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上长大，父亲是卖农具的，在一个银行家族中，他们是穷亲戚。因为哈佛大学拒绝给他奖学金，他就没上大学。他表情刚毅，与众不同，长长的睫毛，头发从中间分开，嘴巴宽而坚实。
戴维森起先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的一家银行供职。有位叫巴纳姆的董事很喜欢他，并邀他参加每周的打牌比赛。1893年，戴维森娶了凯特·特鲁伯为妻，并迁居纽约，这样就可以在阿斯特信托公司工作了。有一天，一个疯子出现在戴维森做出纳的窗口外，用枪指着他，递过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要兑现，说是付给“上帝”的。戴维森头脑冷静，思维敏捷，他立刻想出一条计策来挫败这次抢劫。他一边慢腾腾地数着一堆小面额钞票，一边不住地大声而虔诚地说着：“100万美元给上帝。”(12)银行警卫利用这一机会通知警察，逮捕了此人。
戴维森很快成了乔治·贝克的门徒。这个尖下巴、络腮胡的贝克是皮尔庞特的好友，也是第一国民银行的总裁。戴维森从阿斯特信托公司转到贝克的另一家银行，即自由银行去工作。贝克说：“戴维森，我看你最好把办公桌挪上来，到这儿与我们一起工作。”这样，戴维森就成了第一国民银行的一名副行长。在此期间，他于1903年组建了银行家信托公司，参与了1907年的危机谈判，并在参议员奥尔德里奇的国家货币委员会中代表华尔街。这些功勋引起了皮尔庞特的注意，他后来说：“我总是相信戴维森先生告诉我的任何事情。”(13)
有关戴维森的趣闻轶事表明他精力充沛、和蔼可亲而又充满自信。他勇敢果断，在缅因州打过麋鹿，在白尼罗河上旅行时打过大象、水牛、犀牛、河马和羚羊。有一次，他梦见自己是宾夕法尼亚一个小镇银行的职员，情急之下，怎么也对不上账目。醒来后，妻子问是怎么回事，他说：“问题最后解决了，我把银行买了下来。”(14)他交际面非常广，每次在位于孔雀角的北滩宅邸里请客，同席的客人一般都不少于20个。他把人们集结在自己的麾下，并有办法指挥他们，有时候不免有点唐突和冒昧。他是摩根银行史上的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人物，他把汤姆·拉蒙特、德怀特·莫罗、本·斯特朗和约翰·戴维斯也吸收进了银行。
汤姆·拉蒙特说，对于华尔街的年轻金融家来说，戴维森“不仅仅是个领导者，而且是国王、偶像，确实如此”。(15)拉蒙特是戴维森最重要的发现。大学毕业后，拉蒙特为《纽约论坛报》当了两年的记者（后来，这段短暂的经历被他加以聪明利用，给自己弄了个资深报人的形象）。他利用巧妙的报纸广告拯救了一家行将倒闭的进出口公司后，把这家公司重新定名为拉蒙特-科利斯公司。在华尔街，他以治理不景气的公司著称。他的这一声誉引起了他在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的邻居哈里·戴维森的注意。
汤姆·拉蒙特从不争着挤着往上爬。他做事轻松自如，从容不迫。1903年，拉蒙特33岁，在一次坐火车班车回恩格尔伍德时，戴维森已经把他的命运掌握在手中。当拉蒙特走进车厢时，戴维森正在考虑新成立的银行家信托公司的财务总管人选。他一看见拉蒙特，就意识到这就是他要找的人。听了戴维森的提议后，拉蒙特笑了，他说：“可是我连银行业最起码的知识都不懂。在我那短暂的商业生涯中，我一直是向别人借钱的，而不是把钱借给别人。”戴维森听后说：“很好，这就是我们要你的原因。像你这样无畏的借款人，理应成为谨慎的贷款人。”(16)多么了不起的直觉啊。
拉蒙特步戴维森的后尘，于1909年任第一国民银行的副行长。1910年下半年，皮尔庞特把他召来，对他说：“看见那间房子了吧？现在它空着，从下星期一开始，我想让你用那间房子。”(17)拉蒙特困惑地问道：“可我能为你干些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呢？”“噢，你会有好多事忙乎呢，把你面前那些要做的事做完就行了。”(18)不过拉蒙特的“勉为其难”是朴实的坦诚呢，还是另有一番深谋远虑呢？
有趣的是，无论是戴维森还是皮尔庞特给他的王冠，拉蒙特都拒绝接受。他告诉皮尔庞特，他曾梦想每年外出旅游3个月。这个要求远未能搪塞皮尔庞特，他说：“哎，当然，想离开多久随你便，这完全由你掌握。”(19)他建议拉蒙特去游览尼罗河，并带上两三个保姆照看他的孩子。拉蒙特在处理对他的聘任时肯定耍了手段，他肯定知道皮尔庞特每年去海外待几个月，他是否举着面镜子对着这位老实业家，默默地说：“往这儿看，我是不是让你想起了你的年轻时代？”拉蒙特温文尔雅，富有魅力，同时又是个出色的天才，并且他的天赋表现得如此谦逊，变得更加能打动人。
为了做好接班的准备工作，皮尔庞特对伦敦的J.S.摩根公司做出了最后处置。朱尼厄斯规定这家银行只能存在一代人的时间，或者说皮尔庞特在世多久，它就存活多久，因此朱尼厄斯允许在他死后公司继续用他的名字。现在二十年即将过去了。杰克解释说：“随着1910年的到来，父亲说‘若不为公司搞个新名称，我死后你们将有大麻烦，我提议名称现在改为摩根建富公司，并让J.P.摩根公司成为它的合伙人，它们将占100万美元的资本。’”(20)
1910年1月1日，摩根建富公司问世了。如果说公司第一次用一个英国名字，那么其声望则是由纽约的金钱和关系予以担保的。尽管特迪·格伦费尔的名字在伦敦金融城有一层英国保护色，但是其资本依然基本上是美国的。1910年之前，皮尔庞特和杰克是J.S.摩根公司的合伙人。而在新的安排下，J.P.摩根公司本身将是在伦敦的一个合伙人，并与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公司一起分享一半利润。重要的是，这一安排从未被推翻。无论是位于英国的摩根建富公司，还是位于巴黎的摩根-哈耶斯公司的合伙人，都因此在摩根王国里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摩根王朝的安排总是很周全，这样华尔街23号就会在同行中永远独占鳌头。
皮尔庞特的晚年祸不单行，好像神灵对其惩罚的程度必须和他的辉煌相匹配。他的航运托拉斯国际商业海运公司遇到了来自丘纳德航运公司的激烈竞争，后者用英国政府的补贴建造了毛里塔尼亚和露茜塔尼亚两艘快速豪华轮船。为了对付丘纳德，国际商业海运公司总裁布鲁斯·伊斯梅和造船商洛德·皮里决定建造一对巨型轮船。皮尔庞特一向对宏伟大业情有独钟，因此批准了这一计划。这两艘巨轮便是白星航运公司的泰坦尼克号和奥林匹克号。摩根银行甚至游说纽约港董事会，要将哈得逊河上的突堤码头延长100英尺，以便接纳这对姊妹船。
1911年5月1日，皮尔庞特参加了在贝尔法斯特举行的泰坦尼克号的命名仪式，并查看了B层甲板，这里将安排他专用的私人舱位，其中包括一个会客室和一个散步甲板，有都铎王朝式样的木板墙，洗澡间里有特制的雪茄烟盒。虽然皮尔庞特和摩根建富的维维安·史密斯都预定参加1912年4月份的处女航，但又都取消了此项行程。
皮尔庞特75岁寿辰前夕在法国接到了北大西洋惨祸的报道。他给纽约发报说：“惊悉谣传泰坦尼克号轮船触及冰山，但无详细报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希望这不是真的。”(21)随着消息的传播，欧洲的记者便竭力打听皮尔庞特的下落。他们终于在一座法国古堡里找到了他，他完全垮了，说：“想想那些被毁灭的生命，那可怕的死亡。”(22)
遇难者有1500多人，其中包括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四世[19]，乔治·怀德纳[20]，他是P.A.B.怀德纳的儿子，以及本杰明·古根海姆[21]。幸存者被丘纳德航运公司的卡帕西亚号轮船救了上来。对于这个航运托拉斯来说，这是一场极大的灾难，为此人们公开指责白星航运公司和摩根。这艘为美国人所有而由英国人运行的巨轮，被认为有许多缺陷：救生艇数量不足，船上工作人员对有冰山的警告信号置若罔闻，救援行动组织不善，甚至没有把双筒望远镜放在瞭望楼上。报纸把皮尔庞特等人奢华的舱室作为证据，说明他们错误地把重点放在吸引客运量，与丘纳德争夺客源上，而不是重视安全。
虽然摩根的合伙人们早就认为白星航运公司董事长布鲁斯·伊斯梅唐突、脾气暴躁——他常常威胁要辞职——但是他们最初却站在他的一边。杰克因伊斯梅受到公众攻击而很难过，便打电报说：“据电文看，他在纽约遭遇极惨，如入地狱。”(23)后来，杰克和皮尔庞特坚持要他辞职。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给这个航运托拉斯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摩根的出口部为盟军运送战争物资使这个卡特尔复兴了一段时间，但不足以改变其灭亡的命运。1914年10月，杰克·摩根决定航运托拉斯倒账，不付债券本息。泰坦尼克号沉没差不多4年后，白星航运公司在法庭上承认负有责任，并支付了250万美元的损失赔偿。
1912年，随着竞选总统的焦点都集中在皮尔庞特和他的各个企业上，声势浩大的反托拉斯运动达到了最**。摩根代表着困扰了美国一代人的一切：到处乱建的工厂、野蛮残酷的兼并、华尔街上那疯狂而又无休止地制造繁荣和衰败的狂欢气氛。1912年的一幅报纸漫画上，皮尔庞特高兴地坐在一堆金币和美钞上面，拳头里攥着工厂和办公楼，下面写着：“我一点儿权力也没有。”(24)的确，摩根家族把自己看作是大众的恩人，而不是金融海盗。当哈里·摩根于1900年出生时，杰克觉得他的相貌很像皮尔庞特，他对儿子的唯一希望是儿子一生帮助的人能像皮尔庞特帮助过的人一样多。摩根一家自认为积善有余，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成为众矢之的，这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他们感到愤怒和迷惑不解。
进步民主党批评托拉斯是残忍的、低效的，有损于企业家精神。这一新思潮的带头人就是当时任新泽西州州长的伍德罗·威尔逊。他指控共和党支持的关税保护了托拉斯，使之不受外国竞争的压力。1910年1月，当时仍然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威尔逊给包括皮尔庞特和乔治·贝克在内的纽约银行家们上了一课，教育他们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他说银行“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是道德而非金钱”，并叱责他们搞垮了小企业。(25)威尔逊讲话时，皮尔庞特沉着脸噗噗地吸烟。会议结束后，他觉得受了伤害，就对威尔逊说，他这番话似乎是冲着摩根家族来的。威尔逊说他并不想伤害哪个人，他只是就事论事，讲求原则。
民主党谴责摩根并不令人惊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是如何成为共和党的一个不和因素，从而导致了1912年共和党在几个问题上的分裂。其中一件事牵涉与古根海姆财团在1906年组成的摩根辛迪加，它是为开采阿拉斯加州肯尼科特冰川的铜矿而成立的。绰号叫“摩根海姆”的这一集团对这个州发起了一场十足的金融侵略：它收购了轮船公司、煤田和罐头厂，并投资2000万美元兴建铁路，以便把铜矿石运到海边的威廉王子湾。媒介把这讥讽为“第二次购买阿拉斯加”，一个漫画家画了个复合怪物，取名为“古根摩根”。
这种大规模开发阿拉斯加的举动是检验政府对荒原态度的试金石。这使美国林业署署长吉福德·平肯和内务部长理查德·巴林杰发生对抗。平肯是西奥多·罗斯福的留届人，而查德·巴林杰则是由塔夫脱任命的。平肯想把阿拉斯加的荒原保护下来，留给后代，而巴林杰认为只有古根海姆和摩根联手，才能为开发这样遥远的地域提供巨额融资。平肯和巴林杰公开争执之后，塔夫脱解除了平肯的职务。西奥多·罗斯福听说此事时恰好在非洲狩猎，更感到被塔夫脱出卖了。
罗斯福在第二届任期结束时，决定不对摩根的农具托拉斯国际收割机公司进行反托拉斯起诉。1911年，塔夫脱不仅进行了起诉，而且后来还公布了一些文件，表明乔治·珀金斯在1907年阻止了对国际收割机公司的起诉，当时他游说了美国股份公司局局长，因此局长提醒罗斯福，在没有重大犯罪证据的情况下不要对摩根的利益挑起敌对行动。
1911年10月，塔夫脱政府对美国钢铁公司的起诉，进一步打击了摩根的势力。哈里·戴维森在给伦敦合伙人的信中说：“我对诉状的性质感到惊恐，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这样。”(26)在给巴黎合伙人的信中，他抨击“塔夫脱及其阁僚用卑劣的政治手腕”。(27)这件事之所以使摩根和罗斯福感到恼火，就是因为它专门强调了美国钢铁公司在1907年的危机中收购了田纳西煤铁公司。这笔交易是加里法官和亨利·弗里克在西奥多·罗斯福吃早饭时获得批准而达成的，这位前总统对被蒙骗了的说法极为敏感。在为其行动辩解时，罗斯福说对美国钢铁公司的起诉“使我们的人民清楚地感觉到有必要整治政府关于企业的混乱政策”。(28)平肯的解雇以及对美国钢铁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的诉讼使罗斯福在1912年脱离共和党，并作为公麋党即进步党的候选人进行竞选。
在罗斯福竞选期间，前摩根合伙人乔治·珀金斯有过杰出的表现，因此摩根的影响依然困扰着罗斯福。珀金斯痛恨塔夫脱的反托拉斯思想。他敦促罗斯福参加竞选，负担了政党提名大会的许多筹备费用，亲自导演提名大会，并出任这一新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据说他频频到牡蛎湾去见罗斯福，以至于他的司机“即使是在黑夜里也认识路上的每一粒石子”。(29)在罗斯福的进步党的追随者中，不免有人害怕珀金斯是皮尔庞特安插在竞选队伍中的。但珀金斯是由于与银行关系不善才离开的，因此上述说法不太可能。1912年塔夫脱和罗斯福的分裂导致了伍德罗·威尔逊上台执政。他曾教训皮尔庞特的道德责任。同时，对美国钢铁公司的诉讼流产了，国际收割机公司仅仅丢弃了3个小规模的子公司。
对摩根银行打击最大的是知识界和政界在认识上的进步。人们普遍认为，一家华尔街的托拉斯创立了多家工业托拉斯，并控制着这些工业托拉斯的命运。明尼苏达州的国会议员老查理·林德伯格，也就是未来第一个单人不着陆横跨大西洋飞行的飞行家的父亲，造了个词——货币托拉斯，并说它是最邪恶的托拉斯。后来参议员乔治·诺里斯赞扬林德伯格对货币托拉斯的抨击时说：“这位来自明尼苏达的绅士有权获得比其他议员更多的荣誉。”(30)《华尔街日报》正确指出货币托拉斯就是摩根的代号。大批年轻记者冲到华尔街，摆开阵势，揭露出不少阴险狡诈的金融关系。在年轻助手沃尔特·李普曼的帮助下，林肯·斯蒂芬斯揭露了表面上互相竞争的纽约各银行间的关系网。他在《大众》杂志上发表的揭露文章称皮尔庞特是“美国的老板”。
1912年夏天，权力膨胀的华尔街成为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热门话题，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在一篇措辞激烈的讲话中提出一项决议，反对“提名任何服从J.P.摩根、托马斯·瑞安、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等追逐特权阶层者的代表为总统候选人”。(31)威尔逊则较为慎重，他虽然拒绝摩根、贝尔蒙特和瑞安的资助，却对雅各布·希夫和伯纳德·巴鲁克这些金融名人例外对待。在接受提名时威尔逊说：“对信贷的集中控制……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极大地危及自由企业。”(32)那年夏天，律师路易斯·布兰代斯辅导威尔逊学习经济学。几年来，布兰代斯一直在反对摩根对纽黑文铁路的控制。金融改革将成为威尔逊竞选的主要组成部分。
已成为国会议员的林德伯格在众议院提出一项决议，要求国会调查华尔街的权力集中情况。随后就在1912年举行了众议院金融货币委员会听证会。这些听证会根据分委会主席、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员阿尔塞纳·普约的名字称为普约委员会。威尔逊于1912年11月大选获胜之后，这些听证会进入了**。皮尔庞特·摩根和他的朋友、同事、合伙人都是主要见证人。
普约听证会总是被描述为皮尔庞特的灾难，是导致他的死亡的公开对抗。这件事后来也一直折磨着杰克·摩根，这与我们叙述的历史同样是有关的。杰克对其威力无比的父亲诚惶诚恐，一直以敬畏的方式表示崇敬之意。皮尔庞特晚年恢复了对杰克的爱抚，杰克的感激之情中包含了一丝额外的宽松。他非常憎恶对其父亲进行的侮辱性的政治攻击。他的信中融入了一种新的苦楚，一种暗淡的忧闷。在写给维维安·史密斯的信中，他说：“至于对父辈的攻击……由于报界不厌其烦长时间地攻击……在公众的心目中，J.P.摩根不再是恩人，不再是给任何国家带来荣誉的公民，而是一头食人兽，躲在后边，伺机吞食。”(33)他告诉格伦费尔：“掌管我们两国的政客们好像发了疯，我们的国家充满了仇恨、哀怨和诉说。”(34)
开始时，杰克认为普约的调查“惹人讨厌”。摩根的律师弗朗西斯·斯特森认为，作为私人银行，他们可以不提供账目，拒绝作证。杰克甚至幻想皮尔庞特可能制定了一些建设性的措施，以对付普约的审查。1912年4月下旬，委员会挑选塞缪尔·昂特迈耶为其法律顾问。昂特迈耶是一个富裕而精明的纽约审判律师，他的纯种牧羊犬曾在比赛中击败皮尔庞特的牧羊犬。昂特迈耶早就攻击过货币托拉斯，因此杰克感到惊骇。他给父亲的电文中说：“调查可能会以最令人不快的方式进行。”(35)这些听证会将越发使杰克仇视犹太人、记者、民主党和改革者，仇视所有那些煽动民众的捣乱分子。这个经历给他造成的创伤使他对民主失望了，对他所称的美国“不专业的政府”(36)失望了。
听证会于1912年12月进行，正逢皮尔庞特想洗手不沾尘世之时。金钱依旧滚滚而来——他每年进项500万美元。银行在杰克和戴维森的管理下差不多是自我运行的。皮尔庞特很可能对埃及的考古发现比对华尔街的保险业更在行。一开始，他唐突地说他将在华盛顿单独作证。但在这外交时代的巅峰时期，人们期望一种新的责任感，所以银行家们则更为谨慎地注意他们的形象。华尔街23号组织的新队伍对公共关系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度，这与其历来缄默的情形相比，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沉默是华尔街行为的金科玉律。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皮尔庞特的朋友、第一国民银行的乔治·贝克。他那上窄下宽的络腮胡和胖手腕上的金表链，使他极像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金融家。他的银行与华尔街23号一样神秘。被认为是华尔街的“斯芬克斯”的贝克是40多家公司的董事。他1863年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第二次则直到1923年。当时甚至有一位青年女子说，只要她能接触这位隐居的贝克，就可以获得一份工作。贝克打破了沉寂说道：“美国的商人应该减少三分之二的空谈。每个人都应少说空话。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说空话。”(37)此时贝克的财产估计在1—3亿美元之间。他将为哈佛商学院捐一笔丰厚的款项，部分原因是汤姆·拉蒙特的说情。
作为一个私人业主，皮尔庞特觉得没有义务向公众告知他的情况，也从未雇用过公关人员。现在新一代的摩根合伙人负责开展公关活动，主动出击。不仅皮尔庞特受了戴维森和拉蒙特的开导去参加委员会的听证会，而且银行也第一次雇用了一位公关人员。对于圆脸上常带微笑的汤姆·拉蒙特这位新时代最完美的银行家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时刻。他制定了一项秘密计划，并获得了皮尔庞特的批准。这项计划管理摩根的公共关系的时间将长达一代人。为了改善银行的形象，摩根的合伙人将有选择地与记者交往，与出版商保持联系，监督报纸，提供稿件，以及对批评性的文章私下与编辑交涉。
拉蒙特为普约听证会进行的宣传活动超过了通常提到的单独的公关人员的活动范围。他的一个叫布雷诺德的同事收购了庞大的麦克卢尔斯报业辛迪加，因为该报业辛迪加给全美国的报纸提供素材，所以就成为他们对付普约的工具。“我的意思是要布雷诺德极为秘密地继续干下去。”拉蒙特这样电告戴维森。后者回电：“获悉布雷诺德的收购行动，我非常高兴。我发现在这儿的皮尔庞特和其他人对立即采取行动的重要性印象甚深。我们一致认为最重要的是让公关人员立即秘密地对货币托拉斯的调查开展工作。”(38)于是这就演变成了进入出版业的一个全盘计划。摩根的合伙人与华尔街的朋友们一起在华盛顿、芝加哥、纽约等各大城市收购报纸，并购买了两个给全国报纸提供插页的报业集团。这一方面的工作显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收购《华盛顿邮报》的谈判同样无结果。但是这些行动反映了J.P.摩根一种新的愿望，即想控制舆论，从皮尔庞特之前的作茧自缚的秘密状态下挣脱出来。
皮尔庞特原想独自一人去华盛顿，但改变了主意，带了16名随员前往。听证会这天早晨，皮尔庞特从一辆大型高篷轿车中走了出来，他穿着条纹裤、天鹅绒领的外套，戴着丝绸帽，拄着根拐杖，沿着国会山的台阶拾级而上。场地周围是密密匝匝的人群，他们都想看看这位世上最负盛名的金融家。皮尔庞特的两边分别是他的女儿路易莎和儿子杰克。路易莎双手插在毛皮手套里，嘴唇紧闭，一本正经，显出一副反感的神情；杰克戴着顶礼帽，他的黑胡须里夹杂着几根灰色胡子。当皮尔庞特坐在听证会大厅里的时候，他的神情如同一个老丑角演悲剧时戴的面具：他的头上基本上没什么头发，酒糟鼻长得奇形怪状。他坐姿端正，一副傲慢不羁的样子。
使普约听证会出名的是皮尔庞特成功的反驳，以及捍卫他商业声誉的果敢精神。在之后的一些章节，我们将听到那些多次陈述的言辞，现在我们先看看披露出来的摩根的令人敬畏的权力，否则会把货币托拉斯的理论家看成是心怀不满。约有78家大公司在摩根银行开户，其中包括许多全国最强大的控股公司。反过来，皮尔庞特和他的合伙人在112家公司中占有72个董事职位，涉及的领域有金融、铁路、交通、公用事业。在这个“关系银行业时代”，董事会席位的多少常常决定着能否独揽该公司的大权。在过去的十年中，摩根银行发行了将近20亿美元的证券，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
货币托拉斯的狂热源于一场银行兼并。华尔街像滚雪球一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由摩根支配的机构。1909年12月，摩根从托马斯·福琼·瑞安手中购买了公平人寿保险协会的多数股，这样他就能对美国三大保险公司——共同人寿、公平人寿、纽约人寿施加强大影响。虽然他随后将公平人寿保险协会的股权“大量卖给了员工”，并把该公司出售给投保人，但是其中很多欺诈行为可能令人惊恐。
皮尔庞特还通过股权信托这个铁路时期的老伎俩，控制了几家纽约市信托公司。他的银行家信托公司兼并了三家其他银行。1909年他控制了担保信托公司，并通过一系列的兼并将其变为美国最大的信托公司，在该公司的股权信托中有摩根的两个合伙人。作为银行家信托公司和担保信托公司的董事，哈里·戴维森爽快地声称摩根银行正像没有控制普约委员会一样，也没有控制这两家银行。但是摩根的记录表明他的确对这两家银行拥有所有权。比如戴维森休假时，拉蒙特匆忙写就的备忘录里说“银行事务——银行家信托公司一切进行得顺利，卓有成效……担保信托公司的业务也都正常。”(39)除了摩根控制的这些信托公司以外，货币托拉斯这个核心集团包括J.P.摩根公司、第一国民银行和国民城市银行。皮尔庞特对国民商务银行这个美国第二大银行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该银行被称为“J.皮尔庞特·摩根的银行”。(40)
华尔街银行家们龌龊地在各自的董事会里交换席位。有些银行的董事彼此重叠，因而难以把他们分开。大通银行的9位董事中有5位同时也是第一国民银行的董事，从而使乔治·贝克控制了大通银行。这些银行还互相拥有股本。皮尔庞特是贝克的第一国民银行最大的外部持股者。1907年危机之后，皮尔庞特还购买了大量的国民城市银行股票，并将杰克安插到其董事会中。公众怀疑这些“摩根银行”避免了竞争，并对进入资本市场的新银行握有否决权。公众有这些疑虑是无可非议的。
产生新的金融巨头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工业融资规模巨大。随着许多公司达到全国的范围，业务也都集中到了纽约。比如1906年，摩根公司从波士顿的基德-皮博迪公司手中获得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业务。基德-皮博迪曾在新英格兰发行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债券，但却不能处理全国性融资以满足其新的需要。各银行都得与其客户一起发展，工业信托公司创造了货币托拉斯，反之亦然。同样，由于在中国、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有大规模的海外融资，华盛顿将华尔街的银行组织成一个政治工具。但是，当他们在国内合作时，华盛顿却感到担心。
为什么银行不干脆兼并，而去演互换股份和董事会席位的哑剧呢？大多数银行都是私人合伙制或是有密切关系的银行，本来是可以这样做的。这一答案又回到了美国传统上对集中的金融权力的憎恨。摩根—第一国民—国民城市三家银行若公开宣布他们联合，则害怕遇到公众的报复。1911年，这个集团想兼并商务银行和大通国民银行，但是这一行动被国民城市银行总裁詹姆斯·斯蒂尔曼否决了。杰克电告皮尔庞特说：“他之所以反对，是由于他觉得现在最好不要引起公众对这三家银行集团的巨大权力的注意，否则，可能导致全美公众对这一权力的憎恨……在这三家银行中，哪一个都不想再对银行股票长期且高额地投资。”(41)
在普约听证会上，皮尔庞特遇到了一个狡猾的对手。矮个、尖鼻、蓄着胡须的塞缪尔·昂特迈耶决不是粗俗的激进派，而是西服翻领上别着鲜艳的兰花的富有的律师。昂特迈耶仔细研究了托拉斯，他曾调查过公平人寿保险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他精通世故，常不动声色地切入其旨意。相比之下，皮尔庞特在公众面前则显得粗鲁笨拙。在这一最大的危机时刻，他回忆起朱尼厄斯灌输给他的伦敦金融城绅士银行家准则，便有了以下这些著名的对白。
昂特迈耶：“难道商业信贷的基础不首先是金钱或财产吗？”
摩根：“不，先生。首要一点是人格。”
昂特迈耶：“金钱和财产次之？”
摩根：“金钱和其他任何东西都在其次，金钱买不到人格……因为我不信赖的人即使以基督教世界所有债券作担保，也不能从我这里拿走一分钱。”(42)
旁观者欢呼了起来，美国的商人们也因这一雄辩而欣喜若狂。平时少言寡语的皮尔庞特出人意料地抬高了金融业。在华尔街，银行家亨利·塞利格曼说由于证词有力，股票价格跳升了5到10点。(43)皮尔庞特把他证词的要点更加渲染了一番：“我记得当初有个人走进我的办公室，当我知道他连一分钱也没有的时候，我就给了他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44)
尽管金融家们非常喜欢听这种话，但这些说教对局外人来说，听起来像是对轻信之人说的伪善之言。然而，正如人们所知，早期的商业银行家是利用人格和阶级作为信贷筛选和审核的粗糙的形式。自美第奇家族和富格尔家族开始，这向来是私人银行家保护其宝贵的资本金的一种实用方法。皮尔庞特的言辞既非批评家认为的那么愤世嫉俗，也非朋友们所想象的那么高尚。以人格作保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商业手段。
在历史记载上，皮尔庞特的警句格言很引人注目。然而，在普约听证会的文字记录里，尽管出现这些警句，他答辩的基调却是平淡的否定和简短的嘟哝，似乎皮尔庞特不愿承认听证会的合法性。他敲着拐杖，像是被异教徒扣押的神一样愤怒，越来越固执。他不愿多作解释，这样就在昂特迈耶的诱导之下说出些荒谬之词。例如，昂特迈耶让皮尔庞特叙说他一个人控制他出资兴建的铁路的理由。
昂特迈耶：“可我的意思是银行对债券的价值不负法律责任，是吗？”
摩根：“是，先生，但它担负别的更重要的责任，这就是你一生都得捍卫的道德责任。”(45)
简言之，这就是皮尔庞特：他代表债券持有者，表达了他们对不负责任的管理部门的愤怒，但昂特迈耶所看到的不只是对于董事职位和股权信托的消极监督所引发的问题。除了代表债券持有者外，摩根财团还代表着自身，以确保业务稳步前进。它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可以从中干涉。皮尔庞特不愿承认这一点，便胡言乱语。
昂特迈耶：“你认为你在本国的任何部门、任何行业都没有权力，是吗？”
摩根：“是。”
昂特迈耶：“一点也没有？”
摩根：“一点也没有。”(46)
可以看出，昂特迈耶根本没有生气，他高兴地利用皮尔庞特的强硬态度来暴露此人的傲慢。
昂特迈耶：“你的公司由你掌管，不是吗？”
摩根：“不是，先生。”
昂特迈耶：“的确不是？”
摩根：“不是，先生。”
昂特迈耶：“你是最终权威，不是吗？”
摩根：“不是，先生。”(47)
尽管有大量的间接证据，普约委员会还是未能证明，从严格的阴谋意义上来说有这么一个货币托拉斯的存在。相反，委员会发现有一个“利益共同体”，把“信贷和资本的控制权集中在几个人手里，其中J.P.摩根公司是公认的领导者”。(48)委员会说有6家银行行动一致，为主要公司和各国政府发行证券。它们是J.P.摩根公司、第一国民银行、国民城市银行、库恩-洛布公司，以及波士顿的李-希金森公司和基德-皮博迪公司。若不依靠这个集团，大公司就难以发行债券，竞争对手也难以从原本的公司手中抢走业务。
普约委员会详细记载了华尔街老牌银行之间绅士般的行为准则。它们竞争，但竞争的方式却像小步舞曲一样有条有理。它们不相互争夺发行债券，相反，由一家银行私下里达成一笔交易，然后根据各银行在银团中所占份额分配给其他银行。这样，某一银行的分配份额也就逐步地固定下来。雅各布·希夫这样告诉普约：“进行不合理的竞争不是一种好形式。良好的做法说明争夺证券发行权是没有道理的。”(49)这究竟是一种公然排外的阴谋，还是对市场状况的自然反映？在后来的四十年中，人们对此争论不休。这个问题直到50年代早期梅迪纳在反托拉斯案的审判时才得以解决，巧合的是，摩根银行又一次被看成是阴谋的主谋。
普约听证会的一个直接后果几乎危及摩根的势力。1913年12月，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联邦储备法案，这样政府就有了一家中央银行，在紧急情况下，它就不用再依赖摩根银行了。这个新成立的联邦储备系统是个混合体，既有地区的私营储备银行，也有位于华盛顿的政府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然而，摩根银行采取了巧妙的行动，与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结成了同盟。在此后的二十年中，它实际上获取了这一新金融系统的实权。银行家们尚未被驯服。
普约听证会结束后，在火车的私人车厢里，杰克和他妹妹路易莎坐在父亲身旁，皮尔庞特此时正在摆脱他作证时的紧张。仆人们把他们的行李从旅馆里拿出来时，他们就已经回到纽约去了。杰克把父亲的证词捧得很高，认为他“极为坦率，对当时的形势非常有益”，但却粗野地厌恶昂特迈耶，说他是野兽。(50)他认为普约听证会是对摩根银行的公然打击，虽然也针对其他银行，但仅仅是为了遮人耳目。美国佬的自豪感使这父子俩公开声称，他们对这些小人们的抱怨满不在乎。杰克以勇敢的口气说道：“在这儿，我们大家都维护皮尔庞特在华盛顿所定下的精彩基调。他太伟大了，不可能因为那么几个可怜的小东西而心烦。”(51)然而，实际情况是，这次公开调查的痛苦经历使老皮尔庞特从此一蹶不振。
皮尔庞特太骄躁，对政治批评不理智，不承认自己是报纸漫画上的食人兽。他认为自己是一位慷慨、仁慈的老板，一位慈祥的祖父，而不是一个嗜血的魔鬼。他不理解公众监督商人这个新事物，断定现在是一切生意都必须公开进行的时候了。(52)他认为杰克在这个新环境中会做得更好。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皮尔庞特产生了一种忧伤的感觉，认为历史已经弃他而去。1913年，他告诉一位来访者说：“当你看到威尔逊先生时，代我告诉他，如果在什么时候他认为我的影响，或是我的这些资金可以对国家有用，那这些就完全由他支配。”(53)然而这样的时刻从未来到过。
虽然皮尔庞特与路易莎一起游览尼罗河，但却摆脱不了烦恼。像以往一样，他的病患是许许多多捉摸不定的症状，却不是什么可以确诊的疾病。路易莎私下向杰克报告说父亲消化不好，神情忧郁，神经紧张，而且失眠。在向卢克索航行途中，她电告杰克：“胆病基本痊愈，但几个月来的精神紧张到现在还很明显。”(54)杰克总是不能在必要时和父亲在一起，却总是梦寐以求，希望能在父亲身边。但他们并不是一般的父子关系。一场政治性的接班工作正在进行，它的重要性决不亚于总统权力的移交。路易莎向杰克报告说，行政权正在交到他手中。她的原话如下：“你能自己作出建议使他感到愉快，但他叫你务必记住你必须坐镇纽约，处理大局——你手上掌握的大业非同小可。他太虚弱了，不能做出决定，他想把决策权留给你。”(55)这是皮尔庞特第一次明确地把最高权力交付于儿子。
由于皮尔庞特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更多新的医生从纽约赶到他身边。这位身躯肥胖的银行家幻想着克赖格斯顿运来的新鲜奶油和黄油有助于他恢复健康，要求杰克再运些来。他最后的落脚地是每天500美元的罗马大酒店。皮尔庞特得不治之症的消息震动了艺术界，艺术节人士已经做好了艺术品价格将会普遍暴跌的思想准备。大酒店的一层尽是艺术品交易商、古董收集者、纨袴贵族、衣衫平淡的小贩，他们都想最后一次把一张油画或雕像出售给处于弥留之际的金融家。他们的销售来势凶猛，正如《纽约时报》所描绘的那样，“像海浪的拍击，一浪又一浪”。(56)与此同时，皮尔庞特的病状却要求人们免于与他谈论政治和生意。他软弱无力，不思睡眠。即使大剂量的吗啡也不能缓解他心灵的折磨，减慢他脉搏的迅速跳动。3月31日晚，他昏迷了，口中喃喃念叨着他的童年，他想象着自己又回到了位于哈特福德或瑞士的学校，赞扬了班上“许多男同学”。临死前，他说：“我要坚持。”(57)午夜后不久，他就死了。在12个小时内就有教皇以及3697名其他人士给这个大酒店发来了电报，以悼念皮尔庞特的去世。
摩根的合伙人把他的死因归咎于普约，这一指控有点言过其实。皮尔庞特死时已经75岁了。差不多二十年前，担心的医生就已经不再同意对他提供人寿保险。他每天抽几十支雪茄，早饭暴食，大量饮酒，拒绝锻炼。如果杰克瘦了一点，皮尔庞特就很吃惊。当杰克开始定期打软式网球时，他说：“多亏是他不是我。”(58)他从童年起就患慢性病，每月总要病卧数日，一生中几乎没有一长段不得病或情绪愉快的时期。他有多种疾病和根深蒂固的坏习惯，但却活到了75岁，可以说是个奇迹，也证明他身体素质是很好的。他在晚年有许多不顺心的事：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对美国钢铁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的起诉、伍德罗·威尔逊对货币托拉斯的抨击等等，都可能让他产生难以忍受的压力。
但是在摩根银行，人人都明白昂特迈耶是谋害元凶。正如拉蒙特对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所说：“在三四个月里，似乎是在突然之间，他的健康就走下坡路了。病了两周之后，他就死了，也没查出是什么病来。”(59)确实，听证会加快了皮尔庞特健康的恶化，但谁能说这就是他的死因呢？虽然如此，这一说法却传遍了银行界，使合伙人对政客和改革者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杰克开始以一种病态的好奇心理关注起昂特迈耶的事情来。1914年，当一位参议员抨击这位律师时，他幸灾乐祸地道：“我很高兴阅读抨击他的每一份材料……我越是看到他因自己的邪恶行为受惩罚，就越是感到高兴。”(60)
皮尔庞特积聚了多少财富呢？除了他的艺术收藏以外，他的资产达6830万美元，其中3000万美元是他在纽约和费城银行的股权（皮尔庞特的6830万美元的资产以1989年美元计，相当于8.02亿美元）。他的艺术收藏品经杜维恩兄弟估价为5000万美元，这说明了皮尔庞特在奥林匹斯山上诸神中的地位究竟如何。这些数字的发布使一些人产生怀疑，甚至感到他很可怜。安德鲁·卡内基对可怜的皮尔庞特的财产公布的情况着实悲伤了一阵子，他叹息道：“难以想象他居然不是个有钱人。”(61)皮尔庞特的财富根本比不上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和哈里曼等大工业家的财富，他也比不上杰伊·古尔德。一位杂志撰稿人甚至认为皮尔庞特可怜的财产足以证明，他没有利用自己掌握的内幕消息谋私利。
皮尔庞特的遗嘱公布后，人们发现其中有许多令人惊奇之处。遗嘱充满着宗教热忱，在华丽的开章中，他将灵魂献给了耶稣基督。他极为慷慨地散发了钱财。除了摩根银行的资本以外，杰克一共继承了300万美元、海盗号游艇、王子门街和多佛尔庄园的财产，以及摩根收藏的不可估量的珠宝。女儿路易莎·萨特利和朱丽叶·汉密尔顿每人获得100万美元，外加给她们丈夫每人100万美元。长期患病的范妮得到了克赖格斯顿、麦迪逊大街的房产，确保她每年收到10万美元的年金，以及10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她一直活到1924年，杰克精心地守护着她。家人对安妮·摩根获得300万美元遗产的看法有分歧，因为她没有子嗣，而且计划把这笔资产捐赠给慈善事业，所以有些人认为她不应该获得那么多。
对摩根的侍者来说，这是个喜庆的日子，实现了他们最狂妄的梦想。图书馆员贝勒·达科斯塔·格林得到了第一笔摩根遗赠的5万美元。杰克后来又给了这样一笔，外加保证继续雇用她在图书馆工作。詹姆斯·马科医生在1907年的危机中给皮尔庞特进行过治疗，因此得到了25000美元的年金。如果他比妻子早死，这笔年金就转给他漂亮的妻子安妮特（这笔遗赠，加上传说的产科医院的医生们娶的都是皮尔庞特以前的情人，人们就造谣说安妮特·马科曾经也是皮尔庞特的情人）。就连皮尔庞特的航海官波特船长也得到了15000美元。摩根还有最令人吃惊的慈父般的行为，J.P.摩根公司和摩根建富的每一位员工都得到了一笔额外的全年工资（账单到期后，杰克支付了37.3万美元）。约1000万美元捐给了慈善事业，其中135万美元捐给了马科医生的纽约产科医院，100万美元给了哈佛大学，56万美元给了圣乔治教堂，50万美元给了纽约圣约翰大教堂。
皮尔庞特的最后殡葬仪式，与他为朱尼厄斯所安排的英美式的悼念仪式很相似，这决不是巧合。他把自己的葬礼变成了敬仰父亲的最后行动。杰克说皮尔庞特“关于葬礼留下了详细的指示，葬礼要尽可能像他父亲的葬礼那样”。(62)这又是一次在大西洋两岸举行的悼念活动。为了悼念皮尔庞特，威斯敏斯大教堂举行了纪念仪式；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门息业；在海上，航运托拉斯船只降半旗。在纽约，他的遗体安放在摩根图书馆里。葬礼在圣乔治教堂举行，根据摩根遗嘱的要求，从纽约、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各来了一位圣公会主教。哈里·伯利是一位逃奴的孙子，皮尔庞特的红人，这位黑人男中音唱了圣歌。皮尔庞特被安葬在哈特福德雪松山的家族墓地，根据他的愿望“位于父亲坟墓的对面”。(63)
在1913年，没有任何事件能像皮尔庞特·摩根的去世那样，占领许多报纸的版面。对他的批评指责曾随着普约听证会而鼓噪一时，但此时也暂时沉寂了下去。冗长的讣闻也不足以涵盖刚去世的这位名人的全貌。《经济学人》杂志称皮尔庞特是“华尔街的拿破仑”。(64)《华尔街日报》说：“这样的人后无来者……拿破仑、俾斯麦、塞西尔·罗德斯、哈里曼等都后无来者。他们的权威不能永久持续下去。”(65)这些文章提到最后一位泰坦死了，金融界再也看不到这样一位影响广泛的人物了。
从我们后人的角度来看，由于领主时代的某些特征，皮尔庞特·摩根显得十分高大。他所控制的各个公司依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既原始又微弱，缺乏一支庞大的受过高等训练的管理大军。许多公司都是刚从地区级升格为国家级，要依靠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来获取广泛融资。就连从皮尔庞特手里借款的各届政府相对来说也不成熟，也没有今天这样的中央银行、税收体制和庞大的国库。尽管皮尔庞特的帝国范围跨出了国界，但他的伟大功绩——1895年解救金本位、创立美国钢铁公司、控制北方太平洋公司股权、解救1907年危机的谈判——完全具有美国的特性。
皮尔庞特·摩根死后，摩根银行不像以前那样专制、服从个人意志。虽然杰克·摩根保持第一把手的名义，但权力分散在几位合伙人手中。在这个外交的新时代，银行影响不会衰减。相反，它将摆脱国内的枷锁，成为全球性的力量，在金融领域与各国的中央银行和政府分享领导权，并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从合作关系中获得利益。人们在1913年所没有预料到的是，杰克·摩根——这个曾蜷缩在皮尔庞特生活角落里的腼腆、笨拙、步态不稳的杰克——将掌管一个机构，其权力甚至比他那刚愎自用、脾气暴躁的父亲所掌管的那项事业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