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说过：“一个机构是一个人影响力的延伸。”如果的确如此，那么在摩根财团，这个具有影响力的人就是朱尼厄斯·斯潘塞·摩根。他的家训给儿子皮尔庞特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经一个世纪，汇集成了摩根哲学。他是个严厉苛刻的父亲，儿子感到头疼，银行也对他大伤脑筋。他又极为强硬固执，只有他的儿子在回忆起来，才敢说他仅仅是“J.皮尔庞特·摩根的父亲”。正如一位记者所说：“摩根家族的人一向信奉绝对专制。朱尼厄斯·摩根在世时一直支配着自己的家庭和事业——包括他的儿子和合伙人。”(1)朱尼厄斯巨大的影响力控制着他儿子的生活，直到1890年他去世。
朱尼厄斯沉稳冷静，不事炫耀。他聪明而不外露，态度和蔼，却奉行铁的纪律。朋友乔治·斯莫利很欣赏他的“庄重坚强，英俊潇洒”，也喜欢他“熠熠闪光的眼睛”，但是“他的下巴绷得紧紧的，一脸坚韧”。有时，这张铁石面孔也会松弛下来，可是让人难以觉察。“有一两次我看他发火了，也只不过是突然闭嘴不说话，克制一下心情罢了。”(2)朱尼厄斯情绪失控时仅此而已。
乔治·皮博迪暴露出早年饱尝贫苦的创伤，而继承了大笔遗产的朱尼厄斯·摩根则风度翩翩，举止文雅得体。摩根家族是美国巨富之一，拥有足以炫耀的门第。他们可不是从贫困中挣扎出来的，也用不着以后来赢得的尊重，为拓荒中攫取的血腥钱财加上合法的色彩。19世纪早期他们就很富足，享受着几代人积聚下来的财富，颇感安泰。他们家境殷实，举止文雅，不像范德比尔特家族那样会遭到欧洲贵族的排斥。在摩根家族里，很难找到那种贫穷愚昧，早年受苦受难、后来大富大贵的人。摩根家族出的人物，往往是社会秩序的卫士，他们的恶习皆因生活过于舒适，而且全然不知普通人的疾苦，这决非巧合。
摩根家族在美国的第一代人是麦尔斯，他从威尔士迁移到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的那年，正是“五月花”号在普利茅斯登陆十六年之后。迈尔斯靠经营农场和与印第安人打仗而发财致富，为摩根家族几代人积累了大片土地。在美国革命时期，他的后代约瑟夫·摩根曾和华盛顿将军的军队对抗。1871年，约瑟夫卖掉了在马萨诸塞州西斯普林菲尔德的农场，搬到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后来那里成了摩根家族的故乡。约瑟夫鼻子俊俏，双目睿智，风度翩翩。他唱诵赞美诗，传播福音，赞助哈特福德市新的博物馆——瓦兹瓦斯博物馆，以后摩根家族的人都像他一样。在做商人这方面他的子孙如出一辙：他买下一条公共马车线和咖啡交易商行的房子，靠这份产业他组建了埃特纳火灾保险公司。后来他又建了城市饭店，投资了运河和轮船公司，开办了一家银行，并帮助筹建哈特福德和纽黑文铁路，但是后来，铁路上可怕的火车残骸也困扰着约瑟夫的子孙。他所做的这一切都表现出了摩根家族执拗的办事风格。1835年12月，华尔街地区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六百多座建筑物，约瑟夫由此发了一笔横财。作为火灾保险公司的创始人，他坚持让公司尽快付给客户赔偿金，甚至不惜全数购入那些不愿偿付的投资者所持的股本。约瑟夫·摩根以行动迅速为公司在华尔街赢得了声誉，后来使公司的保险金提高到原来的三倍。
约瑟夫的妻子萨拉遗传给摩根家族奇特的眼睛——胆怯、忧怨而炽烈。年轻的皮尔庞特就长着这么一双眼睛，闪着那种著名的逼人的光芒。萨拉是双下巴，蒜头鼻，摩根家族的贵族脸庞也因她而添了几分乡下人的浑圆。
1836年，约瑟夫给儿子朱尼厄斯在哈特福德的豪马瑟织物店买了合伙股份。同一年，朱尼厄斯与波士顿老霍利斯街教堂约翰·皮尔庞特牧师的女儿朱丽叶·皮尔庞特结婚。1837年，他们的儿子约翰·皮尔庞特出世了，摩根和皮尔庞特两家的结合在这个婴儿身上组成了不可思议的基因。约翰·皮尔庞特是个诗人、传道士和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他和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及亨利·沃德·比彻都是好朋友。他的脸棱角分明，头发乱蓬蓬的，对摩根家族美国佬的商人价值观念嗤之以鼻。他来自一个传统的新英格兰家庭，经商很不成功，但性情浪漫，富于虔诚的献身精神。他曾和波士顿的教区居民在公众场合激烈地争吵过，因为说了“婊子”这个词被人指控“道德败坏”。(3)由于教堂的地窖租给了当地的酒贩子，教民们才发现他对于禁酒的观点简直是大逆不道。据说在那次激烈的争论中，皮尔庞特牧师高耸的鼻子涨得通红，以后他外孙的鼻子也曾那样涨得通红。很可能是由于皮尔庞特牧师的遗传，摩根家族的后世有些深藏的浪漫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色彩，难怪摩根家族自认为是华尔街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还吸引了不少传道士和教师的儿子。
1847年约瑟夫死时，留下了100多万美元的财产。四年后，朱尼厄斯把他在豪马瑟的股本兑成约摸60万美元现金，然后搬到波士顿寻求更大的发展。他在重组的毕比-摩根公司当合伙人。这是波士顿最大的商务公司，朱尼厄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业务，从波士顿港用快轮出口棉花和其他货物，以及融通资金。正是在波士顿，他引起了乔治·皮博迪的注意。
到这个时期，朱尼厄斯的儿子皮尔庞特已经显出性格的多重性了。从一方面看，他是个纯粹的“经济人”。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小皮尔庞特一周只有25美分的零花钱，他把买糖果和橘子的钱都一笔一笔细细地记在账上。12岁时，他让人看他的哥伦布登陆西洋片要收费。他是个热情洋溢的少年，但是动不动就发脾气，情绪说变就变。他脸上常起皮疹，这总让他忸怩不安。他的少年时代就是在头疼、猩红热和莫名其妙的精神烦躁的不断困扰下度过的。也许因为皮尔庞特桀骜不驯的脾气和朱尼厄斯沉稳的性格反差强烈，朱尼厄斯对他的儿子极为担心。他开始以强硬的意志来改造皮尔庞特，教导他在语法学校结交的同学应该“是规规矩矩的人，会给你好的影响”。(4)这种波洛涅斯般的声音叨叨了几十年。
随父亲迁居波士顿后，皮尔庞特上了那里的英语中学，直到1854年毕业。但皮尔庞特不幸患了很严重的风湿病，1852年他去亚速尔群岛疗养了几个月才恢复，痊愈后他成了瘸子。以后的日子里，由于种种疾病，他每月都得有几天卧床养病。他实在是个非常矛盾的人，有时候病恹恹的，有时候精力勃发，耗尽之后又得卧床休息。
皮尔庞特早就在他父亲的生意计划中有了安排。朱尼厄斯知道巴林和罗斯柴尔德公司基本上以家族企业的方式经营，精心教导他们的儿子，以继承各自的产业。事实上，罗斯柴尔德族徽上的五根箭是为了纪念派往欧洲王国首都的五个儿子。英国经济学家兼记者沃尔特·巴杰特说道：“银行家的事业是代代相传的；银行的信誉以父传子；代代相传的财富产生了代代相传的高雅风格。”(5)既然商人银行家为外贸提供融资，其票据在遥远的地区也必须一见即能承兑，所以一提起银行家的名字，就必须给人以信赖感。正如20世纪汉布罗斯银行的董事长所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优生优育。”(6)家庭结构也能保住银行的资本。
除了萨拉、玛丽和朱丽叶三个姐姐之外，皮尔庞特还有个小弟弟小朱尼厄斯，大家昵称他“大夫”，1858年，他才12岁就死了。因此朱尼厄斯·摩根的勃勃雄心就全部寄托在皮尔庞特这个唯一幸存的男性继承人身上了。为此，朱尼厄斯让他接受绅士教育。为了让皮尔庞特能讲流利的外语，并锻炼他进行全球贸易，1854年，朱尼厄斯把他送进日内瓦湖畔的一所寄宿学校——希利学院。1856年，又把他送入哥廷根的德国大学，在大学学生俱乐部里，皮尔庞特感受到了朋友间坦坦****的忠诚和友谊。他是个时髦的花花公子，偏爱圆点花纹的马甲、色彩艳丽的围巾和格子裤。因为脸上的疹子已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从不参加学生中盛行的决斗，怕毁了自己的脸。
皮尔庞特一生中几乎从未对推理表现出智力上的好奇或偏爱，在格丁根他学得最好的是数学。在他狂傲和粗野的孩子气的外表下，却有一颗钟情于艺术的心。他还搜集总统和名人的亲笔签名，搜集在教堂院子里找到的彩色玻璃碎片。后来这些碎片嵌入了他的著名图书馆的西厅窗户上。
朱尼厄斯·摩根很为儿子的坏脾气发愁，他向朋友们诉苦说：“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对付皮尔庞特。”(7)他说这孩子需要“管教管教”，想方设法给他灌输强烈的责任感。(8)皮尔庞特21岁时，朱尼厄斯告诉他说：“如果我不中用了，你是家里唯一一个可以想办法、拿主意的人……我想让你牢记，你必须准备担起这些责任——要时刻挂在心上，无论什么时候责任落到你肩上，你都要准备好承担并履行这些责任。”(9)对年轻人来说这的确是分量不轻的训诫。
在1857年大恐慌时期，皮尔庞特开始在邓肯-舍曼公司工作，尽管还不太稳定，但已经表现得非常成熟了。1859年去新奥尔良时，他不经授权就性急地搞了一次投机生意。他押上公司的资本，将运到岸却没有买主的一整船巴西咖啡全部买下，并迅速脱手赚了笔钱。这件事头一次证明了他极为自信，令邓肯和舍曼两位老人大为惊讶。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件事情，公司拒绝让皮尔庞特做合伙人。1861年，他跳出公司，和表兄詹姆斯·古德温在交易区54号合伙成立了J.P.摩根公司。24岁时，他已经是乔治·皮博迪公司在纽约的代理商了（这个J.P.摩根公司存在时间不长）。这个时期的照片表明皮尔庞特已经摆脱了少年时的轻浮。当时他英俊强壮，留着两撇胡子，嘴唇丰满，目光炯炯。他显出一刻也不得闲的样子，不像父亲那样镇静自若。
皮尔庞特在纽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给父亲提供政治和金融情报，商人银行需要政府融资和客户公司信贷方面的资料，并且对这些信息特别重视。罗斯柴尔德家在福克斯通有一群很出名的信鸽和一队信船。塔列朗的悲叹尽人皆知，他说：“早在斯图尔特勋爵的急件到达10至12小时前，罗斯柴尔德已经把什么事情都通知给英国财政部了。”(10)
皮尔庞特开始给父亲写长信，概述美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到拿骚街去寄出。他每星期二、五晚上写这些报告。三十三年来，朱尼厄斯不仅反复阅读这些信件，而且把它们扎起来放在书架上，像保存圣物一样。不知是因为他不如父亲那么情感丰富，还是信的内容使他惊恐，1911年，父亲去世二十一年后，皮尔庞特把信付之一炬。
三十三年间，朱尼厄斯和皮尔庞特虽然远隔千里，但关系密切。他们想方设法抽出时间生活在一起：每年秋天朱尼厄斯都到美国去，最长住3个月；每年春天皮尔庞特按惯例去伦敦探望父亲。但是一年中总有其他日子不在一起，这只能加深朱尼厄斯的忧虑，他实在没办法驯服性格倔强的儿子。他无休止地教导儿子，运用各种各样的格言。即使是皮尔庞特生活中细小的方面，他也绝不忽略。他告诉儿子：“你吃饭太快了，再这样下去，身体要垮了。”(11)
内战期间，皮尔庞特的性急鲁莽更加深了父亲的忧虑。在华尔街疯狂投机牟利时，1861年皮尔庞特也出钱做了笔交易，虽然不算草率，但很明显没经过充分的判断。一个名叫阿瑟·伊斯门的人买了市政府5000支过时的卡宾枪，储存在纽约的一个政府军械库里，每支3.50美元。皮尔庞特给一个叫西蒙·史蒂文斯的人贷款20000美元，他以每支11.50美元买了这批枪。史蒂文斯在光滑的枪膛内设置了来福线，提高了枪的射程和精确度。他又以每支22美元的价格把这批枪卖给了当时的密苏里联邦军队总司令约翰·弗里蒙特。仅3个月时间，政府就以6倍于原价的价格买回了自己的、现已改制的来福枪。而这都是由皮尔庞特·摩根出钱办的。
关于皮尔庞特在政府卡宾枪事件中该受多重的谴责，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把内战看成挣钱的好机会，却不想为国效劳。尽管当联邦军队驻扎在波托马克河时，他的外祖父皮尔庞特牧师当了随军牧师，给他树立了一个榜样，葛底斯堡战役后皮尔庞特应征参军，他也像其他富家青年一样，付300美元找了个替身。这种做法不公平，但很普遍，助长了1863年7月的征兵暴乱（后来当了总统的格罗弗·克利夫兰，有寡居的母亲要赡养，也雇了一名替身）。后来皮尔庞特还幽默地称他的替身是“另一个皮尔庞特·摩根”，他一直资助这个人。战争期间，在威廉街和交易区角落臭名昭著的“黄金屋”里，他也置身于疯狂的投机活动中。物价随联邦军的每一次胜利或失败而涨落。皮尔庞特和一名助手用一艘汽船运走一大批黄金，设法操纵了市场。这一过程他挣了16万美元。
如果说皮尔庞特是被乱世中的华尔街腐蚀了，他也有出人意料地心软的时候。1861年，也就是政府卡宾枪事件那年，24岁的皮尔庞特狂热而真诚地爱上了阿米莉亚·斯特奇斯（咪咪）。她是个虚弱的女孩，长着鹅蛋脸，头发中分，皮尔庞特认识她两年了。她的父亲是哈得逊河艺术学校的赞助人，母亲是个出色的钢琴家。皮尔庞特和咪咪在她家东十四大街住处结婚的时候，咪咪已经到了肺结核晚期。皮尔庞特得把咪咪背下楼来，在婚礼中一直扶着她。客人们在远处透过一扇敞开的门目睹了这幅动人的画面。婚礼后，皮尔庞特背着新娘上了一辆等候他们的车。
他们的蜜月十分感人，甚至有些古怪。皮尔庞特带着咪咪游遍了地中海温暖的港口，一心希望她能恢复健康。4个月后咪咪在尼斯病故，皮尔庞特痛不欲生，他对咪咪的深深爱恋从未消退。后来他买了生平第一张画，画着一位濒死的年轻女郎，他把它挂在壁炉上的一个显眼的位置。与咪咪的情感经历或许给了皮尔庞特以错误的教训——他怕自己感情迸发，觉得必须压制自己根深蒂固的浪漫情怀。摩根家族的人虽然外表严峻，但一直是多愁善感的。他们在公共场合含而不露，私下里感情却相当炽烈。五十年后，皮尔庞特在遗嘱中赠款10万美元，盖了一座肺结核病人疗养院，名叫阿米莉亚·斯特奇斯·摩根纪念馆。就连他的儿子杰克也认为对咪咪的纪念很神圣，只能低声地谈论。
看到儿子行事如此鲁莽，择偶又如此让人吃惊，朱尼厄斯下决心要把儿子的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皮尔庞特和朱尼厄斯·摩根之间是完全可以互相信赖的，但两人的意志也有激烈的冲突。1864年，朱尼厄斯特意安排27岁的皮尔庞特和年长他30岁的查尔斯·达布尼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即达布尼-摩根公司，这个公司是朱尼厄斯在纽约的代理机构，资金由他提供。他保留公司发放信贷和选择客户的最后控制权。朱尼厄斯希望达布尼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皮尔庞特，以后的二十六年中，朱尼厄斯一直在儿子身边设置着这样一位稳健的父亲的形象。
皮尔庞特的个人生活也步入了正轨。1865年5月，他娶了弗朗西丝·路易莎·特雷西——大家叫她范妮。她的父亲查尔斯·特雷西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律师，后来为皮尔庞特处理法律事务。范妮身材修长，容貌俊秀，嘴唇像玫瑰花蕾般美丽。她的雅致的手套和耳环颇有品味，看起来十分温和高雅。如果说咪咪使皮尔庞特短暂地痴狂，那么弗朗西丝则让他恢复理智。但是皮尔庞特对咪咪魂牵梦萦，而与范妮的“现实”婚姻最终失败了，给两人都造成了巨大的痛苦。皮尔庞特对爱情的渴望一直得不到满足，积聚多年，终于只能寻找发泄情感的其他出路，而且说来难听，发泄“途径”还不止一个。
朱尼厄斯和皮尔庞特这对摩根父子联袂出现在世界银行业舞台之时，正值银行业的力量急剧扩张之际。我们称那个时代为“领主时代”。这一时代适逢铁路业和重工业的兴起，新兴产业所需的资金远远超过了最富裕的个人或家庭的财力。然而，面临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金融市场还限于当地，而且规模有限。银行家配置经济稀缺的信贷。只要有银行家的批准认可，就可以使投资者消除疑虑，相信某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是可靠的——因为当时政府尚无机构来管理证券发行和募资说明书——银行家就深深地参与到公司的经营之中。公司于是渐渐与银行家联合起来。例如，纽约中央铁路后来就被称作摩根铁路。
在工业革命的这一时期，各大公司蓬勃兴起，但极不稳定。在狂热的增长中，许多行业都掌握在肆无忌惮的推销商、骗子和股票操纵者手中。即使是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也常常缺乏必要的管理技术把他们的奇思妙想转化为民族工业。当时还没有专职的管理人员。银行家得给证券做担保，要是公司欠债不还，他们往往得自己经营公司。随着领主时代的继续发展，金融和商业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起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部分工业脱离了银行家的控制。
由于对公司有着如此的影响力，主要的银行家像接受雇民供奉的领主一样，养成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作风。他们依一整套惯例进行经营，我们后来把这套惯例叫作“绅士银行家准则”。摩根财团不仅把这一准则从伦敦带到了纽约，而且在20世纪很长的时期内一直严格地执行。根据这一准则，银行并不设法寻找生意或寻求客户，而是等客户拿着一应俱全的介绍信找上门来。银行不开设分行，也不接手新公司，除非它们和前一家银行清了账。其主旨不是竞争，至少不是过于公开地竞争。这意味着不大肆宣扬，不搞价格竞争，也不挖其他公司的客户。这样的安排有利于根基扎实的银行，而使客户处于从属附庸的地位。然而这是一种藏而不露的竞争——一片剑未出鞘的天地——不是什么卡特尔，尽管常常看起来是这样。表面的温文尔雅蒙蔽了许多批评家，使他们看不到银行之间潜藏的险恶关系。
银行家们对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决不亚于对工业的颐指气使，而国家就像公司一样有他们的“传统的银行”。本杰明·迪斯雷利就曾经描述过“那些权限无边的贷款商，有时君王和帝国的命运都得仰赖他们发出的贷款许可”；(12)拜伦的一对排偶句描绘他们的“每笔贷款……或撑起一国，或倾覆一君”。(13)银行家之所以获得这样的权力，是因为许多政府在战时缺乏完善的税收机制支撑战争开支。在经济管理作为一项政府职责被建立起来之前，商人银行行使着政府代理财政部门或中央银行的职能。伦敦的银行并不用自己的资金去放款，而是组织大规模的债券发行。他们通过与政府紧密合作，获得了半官方的地位。约瑟夫·韦克斯伯格提到商人银行时说：“它们在政治与经济的边缘地带运营。”(14)摩根财团后来声称这个领域是他们的。这个领域还非常有利可图，因为银行家也要为主权国家管理外汇交易，并为债券付出红利。
任何一个伦敦望族都可以展开一卷煌煌的国家贷款记录。在圣斯维辛巷的住所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资助了威灵顿的半岛战役和克里米亚战争。一条尽人皆知的俗语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导致许多国家的瓦解。1875年，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筹备了400万英镑的融资，使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取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迪斯雷利曾笑着向维多利亚女王表示：“女王陛下，我认为罗斯柴尔德这样的家族越多越好。”(15)
除了资助路易斯安那购地以外，巴林家族还在滑铁卢战役之后资助法国偿还战争赔款，这促使黎塞留公爵写下这样精彩的赞美之句：“欧洲有六强：英格兰、法兰西、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和巴林兄弟。”(16)1845年，爱尔兰土豆歉收，皮尔政府利用巴林家族的贷款购买美国的粮食和印度的粗面粉以赈饥荒——即所谓的皮尔救济粮。在美国内战期间，巴林是俄国、挪威、奥地利、智利、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代理银行。由于做了这些努力，主教门街8号的显贵们在19世纪末被授予4个贵族爵位——阿什伯顿、诺思布鲁克、雷维尔斯托克和克罗默。
为什么商人银行会掌握如此出色的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作为私人合伙公司，这些小银行不会受到储户或持股人的窥探，可以不惮于持有政治偏见。它们不必接受外部审查，一贯谨慎的作风使它们成为最理想的外交渠道。因为是给外贸进行融资，他们比那些在商业大街的银行家们更具国际眼光，因为那些银行家主要为英国工业融资，大多与店主打交道。
对于罗斯柴尔德和巴林家族的这一精英世界，朱尼厄斯·摩根心向往之——这一世界至今还把美国人拒之于外。皮博迪去世之后，朱尼厄斯需要采取敢作敢为的惊人之举，以跻身于维多利亚时代融资的前列。做中国茶或秘鲁鸟粪生意，或向商船队长范德比尔特出售铁轨，只能赚取有限的利润。朱尼厄斯已经快60岁了，随着财富的增加也渐渐长胖了。他相貌堂堂，有6英尺高，额头高耸，眉毛浓密，目光炯炯。作为萨维尔街定做裁缝店的早期的美国赞助人，他穿着普尔裁缝店款式老派的西服。
皮博迪去世后，朱尼厄斯急需补充资本金，与罗斯柴尔德和巴林家族相比，他的资金还是相当不足。但他对自己做的业务十分挑剔，也知道必须谨慎。他曾告诉皮尔庞特：“如果一项行动会引起世界的注意，又有可能被提出质疑的话，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轻举妄动。”(17)
1870年，朱尼厄斯对政府融资的好机会来了。9月，普鲁士军队在色当打败了法国军队，活捉法王拿破仑三世，并围攻巴黎城。法国的政府官员宣布成立共和国，然后撤退到图尔，成立了临时政府。普鲁士宰相奥托·冯·俾斯麦想在外交上孤立法国。当法国官员们到伦敦寻求融资时，俾斯麦搞了一次宣传运动，叫嚣说德国取胜将让法国拒付借款。
难得的机会摆在有魄力的银行家面前。资金充足的法国在本世纪很少像这样需要向外筹资。巴林家族已经向普鲁士发放了贷款，不想因与法国有交涉而破坏与普鲁士的微妙关系；罗斯柴尔德家族则认为法国胜利无望。英国伦敦金融城因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债务拖欠而焦头烂额，没有人敢冒大风险发放国外贷款。朱尼厄斯闯进来了，他决定向法国发放1000万英镑、相当于5000万美元的银团贷款。法国人也希望如果用一位美国银行家，他们就更可能购买美国的武器。
向法国贷款一事显示了朱尼厄斯在冷漠的神态后隐藏着激流勇进、敢于下注的敏锐眼光。这是朱尼厄斯创牌子的一笔生意，罗斯柴尔德出于道义派出了信鸽，给朱尼厄斯锦上添花。为支持法国，朱尼厄斯必须对付俾斯麦。他一直在暗中打探俾斯麦的一举一动。后来发现法国财政部长的私人秘书是德国间谍，他每天向俾斯麦提供交易情况的报告。由于朱尼厄斯不会讲法语，又不盲目行事，他从法国请来女婿，后来成为合伙人的沃尔特·海斯·伯恩斯当翻译。朱尼厄斯坚持每份法语文件必须有相应的认可译文。
当时欧洲融资方面的一项创新正在增强银行家的权力——辛迪加，银行的精英集团以法语所称的“大银行”来运作。这些银行并不单独发行债券，而是把资金集中起来，共担承销债券的风险。摩根牵头的辛迪加以85点出售债券，以反映法国贷款的巨大风险，这比票面价值低15点——而以后债券将按票面价值兑回。折扣这么高是为了吸引还在观望的公众购买债券。法国人觉得这种贬低他们的条件是在对他们敲诈勒索，他们认为这些条件只适合秘鲁或土耳其这样的国家。但朱尼厄斯并没有夸大风险，1871年1月巴黎陷落后，又发生了巴黎公社革命，债券从80点降到55点，朱尼厄斯不顾一切地购买债券扶稳价格，几乎把自己都搭进去了。这对一个常告诫皮尔庞特行事要谨慎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奇怪了。他把自己公司的未来都押上，孤注一掷。
无论风险如何，一个美国人想像罗斯柴尔德那样摆大架子，拿这么一笔巨额资金做游戏，未免太轻率鲁莽了。这笔贷款从头至尾都充满了戏剧性。一部摩根担保公司的简史，至今还因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插曲而扣人心弦：“巴黎和伦敦之间的部分通信是由一队信鸽完成的。几只信鸽带着内装薄纸文件的胶囊，飞完了全程。有个很大的文件包裹是用气球从巴黎运往伦敦的！”(18)有些信鸽显然是被饥饿的巴黎人打下来吃了。法国政治家因此在讨价还价的关键时刻一片茫然。
战争结束以后，战败的法国没有像俾斯麦预料的那样拒还贷款。1873年，法国人就按债券面值，即100，提前偿还了债券。皮博迪和他在马里兰的债券又给朱尼厄斯带来了一笔意外的横财。法国贷款他净赚150万英镑之多。公司的资本大大增加了，他也跻身于政府融资的前列。J.S.摩根公司的大名于是常出现在报纸的“募资碑铭广告”上（这些广告得此雅号，显然是因为这些广告栏呈长方形，而且排在报纸的讣告版）。
乔治·斯莫利说，由于1870年的法国贷款，他的朋友朱尼厄斯从一个卓有成就的普通人一跃成为伦敦金融界巨子。他对朱尼厄斯在那个时候的印象是很说明问题的。一方面朱尼厄斯对自己的成功表示谦虚，笑而不谈。他说他研究了自1789年以来的十二届法国政府，“没有一届政府曾经否认或怀疑其他任何一届政府所签合同中任何一项金融义务的效力。法国一贯的金融信誉是不会被破坏的。”但斯莫利可没有被他若无其事的样子蒙住。他注意到“他说话时眼里闪着光，这说明他并不是对自己的成功无动于衷。为什么他会这样呢？人们当时认为，现在也一直认为，这个事件是伦敦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19)
朱尼厄斯逐渐成为在伦敦最富裕的美国银行家，他的一切也随之变得高雅华贵起来。他住在王子门街13号骑士桥宅邸里，这是一座新古典风格的五层楼，面对海德公园的南端。摩根一家显得十分尊贵。家中有男仆伺候，摩根家穿着晚礼服进餐，晚餐后是法国波尔多红葡萄酒和哈瓦那雪茄。这里还十分虔奉宗教，每天早晨朱尼厄斯会让仆人们排成一行做晨祷。因循商人银行的传统，朱尼厄斯闲来也搞搞艺术品收藏，儿子在城里时经常和他去逛画廊。朱尼厄斯的朋友们说他的家像个博物馆，墙上装饰着16世纪的西班牙绣品，拱顶镶银，还收藏着许多雷诺兹、罗姆尼和庚斯博罗的油画。
在七英里以外伦敦郊区的罗汉普顿，朱尼厄斯买下了多佛尔庄园，占地92英亩，有连绵起伏的草坪，一直延伸到泰晤士河畔。这是一个微型王国。庄园的牛奶房流淌着新鲜的牛奶和奶油，温室里繁花盛开，园工们照管着草莓圃，孩子们在游戏场**着秋千。多佛尔庄园充满田园风光，条理井然。树木间距一致，草坪修剪得十分平整。在1876年的一张照片上，朱尼厄斯戴着圆顶硬礼帽，穿着三件套西服正在打网球，他像抓一只大棒似的抓着球拍，与消遣娱乐的背景显得不大和谐。他定期去野外打打雉鸡，显显贵族气派。
朱尼厄斯高大、和蔼而自信，和他妻子朱丽叶·皮尔庞特·摩根搭配成很古怪的一对。她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体态丰满，但她身体越来越弱，常常疑心自己得了什么病。因为经常想家，她总会乘船回纽约和皮尔庞特住一阵子。丈夫青云直上,成为伦敦的一个权贵，身体也健康强壮，朱丽叶却越来越虚弱和孤僻。晚年她久病不愈，经常蛰居在楼上的卧室里。她似乎患上了某种早衰症。他们的儿子皮尔庞特的生活竟也重现了妻子体弱多病、丈夫独断专行的模式。以后的岁月里，这种无以示人的悲伤与孤独一直困扰着成功辉煌的摩根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