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拒绝接受基督，原因在于他的平民身份和性质，当他僭用一位尘世君王的尊荣和高傲时，罗马人的辩解之词是说犹太人对于神的代理人根本是一无所知。在十字军这个极其纷乱的时代，西方世界重新燃起一些好奇和理性的火花。保加利亚的异端就是保罗教派的信徒，成功迁移到意大利和法兰西肥沃的土壤上，诺斯替教派的观点与福音的简朴混合起来，教士的仇敌将他们的热情和良知调和得水乳交融，将自由的欲念与虔诚的信仰互相调和。[5169]布雷西亚的阿诺德[5170]最早吹响罗马人宗教自由的号角（1140 A.D.）。他的升迁在教会只限于最低的阶层，穿着修道院的装束不是因为这是服从的制服，而是因为这是贫穷的标志。他的敌手无法否认他的智慧和辩才使人印象深刻，勉强承认他的品德高尚、正直、纯洁，把他的错误混合着重要和有益的事实推荐给公众。他在神学研究过程中，师事名声显赫而又下场不幸的阿贝拉德[5171]，同样涉及异端邪说的嫌疑。身为埃洛伊莎[5172]的爱人，阿贝拉德具有待人柔和与善于适应的天性，他的悔改极其谦恭，使教会的法官也受到感染，不再疾言厉色。

阿诺德可能从大师那里得知“三位一体”某些形而上的定义，违反了那个时代认同的真理。他的关于受洗和圣餐的理念只受到轻微的责备，然而政治异端是他获得名声和灾祸的根源。他勇敢坚持己见引用基督的宣示，说他的王国不在世间，刀剑和权杖要托付给政府官员，尘世的职位和财富要授予俗家人士，修道院院长、主教和教皇必须放弃统治的权力，否则就会丧失救赎的天职。等到丧失他们的岁入以后，信徒出于自愿的什一税和奉献就足敷他们使用，戒除奢侈和贪婪，用节俭的生活来执行宗教的工作。很短一段时间之内，传教士像爱国者那样受到尊敬，布雷西亚的不满或反叛被用来对付主教，成为他那危险的教训最早获得的成果。

人民对教士的爱戴并不像憎恨那样经久不退，阿诺德异端在拉特兰的大公会议上受到英诺森二世的谴责，行政官员本身受到偏见和畏惧的驱策，只有执行教会的判决。意大利不再提供庇护所，阿贝拉德的门徒逃过阿尔卑斯山，直到在苏黎世找到安全和友善的避难地，现在的苏黎世是瑞士第一个州。从一座罗马军队的驻地、皇家的村庄到圣母教堂的所在地，苏黎世的人口逐渐增加，成为一座自由而繁荣的城市，米兰人的上诉在此地经常由皇家的委员会[5173]加以审理。在一个宗教改革尚未成熟的时代，朱英诺斯的先驱听到赞誉之声，一个勇敢和纯朴的民族吸收了他的信念，能长期保有所具备的特色。他有高明的手腕或过人的长处，能够拉拢君士坦斯的主教，甚至教皇的使节为了他，忘记了主子和整个教会阶级的利益。圣伯纳德用严厉的训诫坚定了他们迟疑不决的宗教热诚，教会的敌人为迫害行动所迫，不得不铤而走险，面对圣彼得的继承人在罗马竖起他的旗帜。

阿诺德并非有勇无谋之辈，他受到贵族和平民的保护，可能还有邀请。为了促进人民的自由权利，他的辩才在罗马七丘回响着雷霆之声。他的论述掺杂着李维和圣保罗的原文，把福音和古典这两种宗教狂热所形成的动机结合在一起。他特别提醒罗马人，从教会和城市的原始时代以来，教士日趋堕落，他们还能容忍真是让人感到奇怪。阿诺德规劝大家要坚守作为一个人和基督徒不容剥夺的权利，恢复共和国的法律和官职，尊敬名义上的皇帝，限制牧者对羊群的统治，使之仅限于宗教层面，精神上的统治不可能逃开改革者的指责和控制。他凭借自己的经验，教导下级教士要反抗红衣主教，他们篡夺了罗马28个教区极其专制的统治权。革命的行动要是没有抢劫和暴行，没有流溢的鲜血和摧毁的房屋，就不算完成。胜利的党派从教士和敌对的贵族那里获得掠夺品，因而致富。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从他的使命中享受成果，难免产生悲痛之感。他的统治延续了10年之久（1144—1154 A.D.），其间经历英诺森二世和阿纳斯塔修斯四世两位教皇，他们不是在梵蒂冈过着战栗难安的日子，就是受到放逐，漂流在邻近的城市。

在他们之后，更有活力和幸运的教宗接位，亚得里安四世[5174]是唯一擢升到圣彼得宝座的英国人[5175]，出身是很普通的僧侣，几乎如同乞丐。他拥有很多优点，能从圣阿尔班修道院中脱颖而出。有一位红衣主教在街上被害（受重伤），使他深为愤怒，对这个充满罪恶的民族下达停止参加圣事活动的处分。从圣诞节到复活节，罗马人禁止参加宗教的礼拜活动，无法获得真实或想象的慰藉。罗马人对尘世的君王抱着藐视的态度，带着悲痛和恐惧顺从精神之父的责难。他们的罪孽从忏悔中获得救赎，放逐叛逆的传教士是他们获得赦免所应付出的代价。报复心切的亚得里安还是没有得到满足，腓特烈·巴巴洛萨即将举行加冕典礼，对大胆的改革者带来致命后果。改革者在不同程度上冒犯到教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教皇在维泰博的会晤中向皇帝表示，罗马人具有狂暴和难以治理的特性，他本人和教士经常受到侮辱、伤害和威胁，阿诺德异端产生极其有害的倾向，会颠覆政治和教会的隶属原则。腓特烈被这些论点说服或是为加冕称帝的欲望所**，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将夺去一条无辜的生命当成无足轻重的小事，为达成政治的妥协可以牺牲双方共同的敌人。

阿诺德离开罗马以后，受到坎帕尼亚的行政长官的保护，恺撒施展权力将他引渡回去。城市的郡守宣布判决，自由的殉道者当着漠不关心和不知感激的民众面被活活烧死（1154 A.D.）。骨灰被抛到台伯河里以免异端分子收集起来后，将之当成导师的遗物受到大众的崇拜。他的逝世使教士获得胜利，成立的教派就像骨灰一样飘散，对他的怀念仍旧活在罗马人的心目之中。他们从他的学校可能获得了一种新的信仰方式，都市的正统基督教会免于革出教门和停止圣事活动的处分。这些主教宣称他们拥有最高的审判权，凌驾于国王和国家之上，特别是要运用到使徒委派的王公所据有的城市和教区中去。但是他们的宣讲全是空话，即使是梵蒂冈的谴责有如雷霆，要是不加节制滥用，也会削弱应有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