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安德罗尼库斯过世后，希腊陷于内战中，不再为基督徒的联合大声呼吁。但是坎塔库泽努斯刚刚征服和饶恕敌人，对于引导土耳其人进入欧洲，以及将他的女儿嫁给一位穆斯林君王，急着想为自己的行为提出解释，或者至少能缓和大众的视听。两位政府官员和一位拉丁语通事以他的名义被派往罗马教廷（1348 A.D.），教廷自从迁到罗讷河岸边的阿维尼翁，已有70年之久。他们表明，基于绝对的必要，不得不与异教徒结盟，同时根据他的指示，对于教会联合和十字军高唱华而不实的陈腔滥调。本尼狄克的继承人、教皇克雷芒六世[4947]，给予了友善和体面的接待，承认他们的君王清白无辜，谅解他处于为难的困境，赞许他那心胸开阔的气度，并且表示对希腊帝国的现状和变革全部了如指掌，他之所了解一切全靠一位萨伏依贵妇人如实禀告，她过去是安妮皇后的侍从女官。[4948]克雷芒的本性也许不具备教士的德行，但他却拥有君王的气势和风度，用那双慷慨的手分配圣职或王国同样游刃有余。在他的统治之下，阿维尼翁成为讲究排场和欢乐的政治中枢，他年轻时过着比贵族还要**的生活，教皇的宫殿，不对，是他的寝室时常出现深受宠爱的女性，美化他的感官也污染他的心灵。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战争与他的神圣事业背道而驰，但是希腊人的光辉构想可以满足他的虚荣，所以使臣在返国时由两位拉丁主教陪同，他们是教皇派出的使节。到达君士坦丁堡以后，皇帝和使节相互赞许对方的虔诚和辩才，他们在会议中经常见面，充满了称赞的颂词和口头的承诺，大家都很愉快，但是谁也不会上当。信仰虔诚的坎塔库泽努斯说道：

我非常看好这场圣战的前景，可以增加个人的荣誉和基督教世界的公众利益。我的领土允许法兰西的军队自由通行，要把我的部队、船只、钱财全部奉献给共同的大业，要是我能获得殉教者的桂冠，那将是上天赐给我的最大的荣幸。我对于分散的基督徒再度联合起来这一桩盛事，始终抱着言语无法表达的热情。要是个人的牺牲能够促成理想的达成，我会很高兴地拔剑自刎；如果能从骨灰中飞起浴火重生的凤凰，我愿架起柴堆亲手举火自焚。

然而这位希腊皇帝语气一转，说是傲慢和鲁莽的拉丁人提出的教条，使得两个教会产生分裂。对于第一位巴列奥略皇帝采用奴性和专横的办法，他完全加以否认，同时非常坚定地宣布，除非召开一次自由而又广泛的大公会议，对于基督教的信条做出最后的决定，否则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和理念。他接着说道：

目前的情势不容许教皇和我在罗马或君士坦丁堡晤面，但是可以在两个帝国的边境附近选择一个滨海的城市，让东部和西部的主教团结起来，做出好的榜样来教诲所有的信徒。

教皇的使节对这个建议事项似乎感到满意，坎塔库泽努斯像是没有达成希望，装出一副悲伤的神色。事实确实如此，克雷芒很快逝世，他的继承人摆出另一种姿态，皇帝的种种构想全部成为镜花水月。坎塔库泽努斯的生命极其漫长，在修道院里苟延残喘度过余生，这位谦卑的僧侣除了祈祷，已经没有能力指导他的门生或他的国家。

然而，在所有君士坦丁堡君王之中，只有身为门生的约翰·巴列奥略[4949]，真正赞同、相信和服从西部的牧者。他的母亲萨伏依的安妮是在拉丁教会的怀抱里受洗的，与安德罗尼库斯的结缡逼得她要改换名字、服饰和信仰，但是她的内心仍旧忠于她的国家和宗教。她的儿子从小接受她的教导和培养，即使在成年以后，无论是思想还是身体都依然受到她的控制。在他获得自由再度登基称帝的第一年，土耳其人仍旧掌握赫勒斯滂海峡，坎塔库泽努斯的儿子在哈德良堡准备出兵。巴列奥略自己没有实力也无法依靠人民，于是接受母亲的建议，希望能获得外国的援助，不惜放弃教会和国家的统治权力，把用紫色墨水签署盖上金牛印玺的卖身契[4950]，私下托付给一名意大利代理人（1335 A.D.）。这份协定的第一条是誓词，永远效忠和服从罗马和正统教会至高无上的教皇英诺森六世和他的继承人。皇帝答应用尊敬的态度接待教皇的使节和教廷大使，安排居住的宫殿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礼拜堂，同时指派他的第二个儿子曼努埃尔作为人质以保证他的诚意。俯就屈服的结果使他获得迅速到来的援军，一共是15艘战船、500名武装士兵和1000名弓箭手，用来对付他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敌人。

巴列奥略想将同样的精神枷锁强加在教士和人民身上，但是预见到希腊人一定会抗拒不从，于是他采用两种有效的方法：收买和教化。教皇的使节获得授权，只要圣职人员签署赞同梵蒂冈的信条，可以优先派任已有空缺的教职。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三所学校，教授年轻人拉丁的语文和经典，帝国的继承人安德罗尼库斯成为第一位登记的学生。要是这种说服或强迫的方式全都失败，巴列奥略就公开承认德薄能鲜无力治国，把君权和父权全部转移给教皇，使英诺森可以全权处理他的家庭、他的政府，以及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的婚姻大事。但是这份协约从未被执行也没有公开发布，罗马人的战船如同希腊人的从命，都是幻想而已，最后还是靠着严守机密，才使得君王逃过一事无成和身败名裂的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