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叙利亚和波兰同时被蒙古人和鞑靼人侵略时，这场巨大灾难的创始人体认到当前的状况，感到心满意足，他们的话等于宣判死刑的刀剑。就像开头几位哈里发一样，成吉思汗最早的几个继承人很少亲自率领常胜的军队。在鄂嫩河和色楞格河的两岸，皇族或金帐展示出简朴和伟大的对照，用烤羊和马奶供应盛宴，每天的贡金是500辆大车的黄金和白银。欧洲和亚洲的使臣和君王，被迫要从事遥远而又辛劳的朝圣之旅。无论是俄罗斯的大公爵、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国王、伊康的苏丹还是波斯的埃米尔，他们的生命和权势在大可汗的一颦一笑之间被决定。成吉思汗的儿子和孙子习惯于游牧生活，不过哈拉和林[4849]这个小村庄因为选举大汗和君王驻跸，逐渐受到尊敬。窝阔台和蒙哥从帐幕移居到房舍，显示出习俗的改变，他们的榜样被君王的家庭和帝国的高官所仿效。相比起到广阔无边的森林中去追逐野兽，在围墙环绕的园林中进行狩猎可以提供更为省力的娱乐，新建的住所装饰着绘画和雕塑，使用不尽的财富可以广建喷泉、深池和纯银的雕像。中国和巴黎的艺术家和工匠相互竞争，要为大汗提供最佳的服务。[4850]哈拉和林有两条很特别的街道，一条街住着中国的技师，而另一条是伊斯兰商人。此地有一座聂斯托利派教堂、两座清真寺以及12座祭祀各种神像的庙宇，为众多不同信仰的居民提供宗教礼拜的场所。然而有一位法兰西的传教士宣称，靠近巴黎的圣丹尼小镇更适合成为鞑靼人的首都。蒙哥皇帝的整个宫殿区域，就规模来说也没有本笃会大修道院的十分之一。俄罗斯和叙利亚的征服，可以用来满足大可汗的虚荣心。

蒙古人的部族位于中国的边界，中华帝国是距离他们最近，也是最有利可图的目标。他们只熟悉游牧的生产方式，北部地区对牧人而言有利于牲口的管理和繁殖。我已赞誉过一位中国官员[4851]的智慧和德行，使得5个人口众多和农业发达的行省，免于遭到**成为一片荒漠。这位国家和人类的救星从政30年，毫无瑕疵和过失，不断致力于缓和与停止战争带来的重大破坏，拯救学术文化的著作和遗物，重新燃起重视科学的热情，恢复文官制，把爱好和平与正义灌输到蒙古人的心田。他费尽力气消除第一代征服者“野蛮化”的作风，提出有利的政策，在第二代获得丰硕的成果：忽必烈当政时，获得默许可以在帝国的北部实施，后来帝国的南部也得到相当程度的改进，蒙古派驻在外的部将和以后的继承人都比照办理。整个民族所效忠的君王受到熏陶，接受汉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恢复各种古老的制度，被征服民族的法律、习尚甚至成见对战胜者产生同化作用。这种用和平的手段获取胜利的方式，曾经反复地出现，主要在于汉人的数量众多而且能够忍受苦役。蒙古大军逐渐在面积广阔和人烟稠密的国家中消失。

皇帝乐于采用一种政治制度，使君王拥有实质利益的专制政体，臣民保有哲理、自由和孝顺的虚名。忽必烈统治期间，学术文化、商业贸易、社会秩序和法律体制全都次第恢复，500英里长的大运河可以从南京通航到首都。他定都在北京，兴建气象万千的壮丽宫廷，展现出亚洲最伟大君王的权势和气派。然而这位学识渊博的皇帝远离祖先纯洁而简单的宗教，对于佛像顶礼膜拜，盲目推崇喇嘛和和尚，[4852]引起儒家子弟和孔孟门徒的指责。忽必烈的继承人任用大批宦官、医师和术士，使皇宫受到玷污和玷辱，这时各行省发生饥荒，饿死的臣民达到1300万人。成吉思汗崩殂后140年（1227—1368 A.D.），堕落的后代致使朝政腐败不堪，中国的汉族揭竿而起驱逐元朝统治者，蒙古皇帝在沙漠之中湮灭无闻。[4853]

在发生民族革命运动之前，北京宫廷对皇室的独立旁支已经丧失至高无上的权威（1259—1300 A.D.），像是钦察、俄罗斯、察合台或河间地区、伊朗或波斯的大汗，由于距离遥远而且权势日增，这些皇帝的部将很快解除服从的责任。等到忽必烈过世后，他们对于威望不足的继承人抱着藐视的态度，不愿从他的手里接受权杖或头衔。他们按照各人所处的位置，维持简朴的游牧生活，或是享受亚洲城市的奢华。君王和他们的各旗同样倾向于接受外来的宗教，在《福音书》和《古兰经》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决定遵从穆罕默德的宗教。当他们接纳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成为兄弟时，就与古老的蒙古以及中国的偶像崇拜断绝了所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