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在整个国家被贬为行省后，还认为罗马人的胜利并非来自才能，而是共和国的运道。任性而为的女神盲目派发和施舍恩惠，现在情愿（这是当时的奉承用语）收起双翼，从地球顶端飞下来，把不朽的皇座安置在台伯河畔。[2834]一位智慧甚高的希腊人[2835]以哲学家的精神，写出他那时代的历史巨著，向国人揭示罗马的伟大在于有深厚基础，让国人勿再存有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之感。

罗马市民彼此间的忠诚，来自教育习性和宗教传统，对国家亦复如是。荣誉与德操是共和国的立国宗旨，有雄心壮志的市民都竭尽全力，以求得到举行一次凯旋式的殊荣。罗马青年看到家中悬挂的祖先画像[2836]，油然而生奋发图强之心，要与同侪比个高下。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已趋向温和，最后终于建立坚定而能保持平衡的制度，能把人民会议的自由权利、元老院的权势和智慧，以及有帝王身份的官员所具有的执行权力全部结合起来。每当执政官展示出共和国的旗帜，每个市民都受到誓言的约束，要拔出刀剑为国家效命，一直到完成10年兵役的神圣职责。运用此一立意完善的制度，可以把新生一代的自由人和士兵源源不绝送上战场。同时数量庞大的军队还会得到意大利诸多城邦的增援，这些盟友不仅黩武好战，而且人口众多。他们过去与罗马人为敌，在经过英勇抵抗后终于屈服，最后结成齐心合力的同盟。那位见识恢宏的历史学家，激起小西庇阿追求立德立功的雄心，也曾亲眼看见迦太基的毁灭。[2837]在他的著作中精确描述罗马的军事制度，诸如征兵、武器、训练、指挥、行军、扎营；指出所向无敌的罗马军团，较之腓力和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方阵，还要更胜一筹。波利比阿斯根据平时与战时的制度，推断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成就，在于无视恐惧和弃绝安逸。极具野心的征服计划，虽然会因敌人及时的筹谋而遭受挫败，但一定要尝试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毫无正义可言的摧毁行动，获得以谨慎和勇气为重的政治德行的支持。共和国的军队有时在会战中被敌人击败，但是最后还是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他们以矫健的步伐向着幼发拉底河、多瑙河、莱茵河和大西洋进军，那些用来代表各民族和国王的金像、银像和铜像，一个个都被罗马王国的铁拳击得粉碎。[2838]

一个城市的兴起最后竟然扩张成为一个帝国，这样奇特的现象，值得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但罗马的衰亡是伟大到达巅峰状况后，非常自然而且无法避免的结果。繁荣使腐败的条件趋向成熟，毁灭的因素随着征战的扩张而倍增。一旦时机到来，或是意外事件的发生移去人为的支撑，庞大无比的机构无法承受本身重量的压力而倒塌。这种毁败的过程非常简单而明显，让我们感到奇怪的并非罗马帝国为何会灭亡，而是帝国怎么能维持这样长久。百战百胜的罗马军团进行遥远的战争，沾染异国和佣兵的恶习，先是压制共和国的自由权利，接着侵犯皇帝的统治权威。皇帝为维护个人的安全和公众的和平而担惊受怕，但却束手无策，只有采用低劣的权宜之计，放松对军纪的要求，结果使他们把君王当成敌人一样予取予求。军事政府的组织松散，缺乏进取心，最后为君士坦丁带有私心的制度所摧残，从此罗马世界为蛮族的洪流所淹没。

经常有人提到罗马的衰亡应归之于帝国中枢移动所在的位置，但本书表明的观点是政府的权力是分割而非转移。东部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帝座，这时西部仍旧有皇帝定都在意大利，声称自己对军团和行省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利。双重统治所造成的危险情势，不仅损伤帝国实力，也酝酿对立的恶行，增加一项可供压迫和专制体系运用的工具。在狄奥多西堕落的继承人之间产生的竞争，不是谁的才能和功勋更出众，而是谁更奢华和颓废地生活。一个爱好自由的民族在遭遇极大的灾祸时，会团结一心，但对衰亡的王国而言，只会加速内部倾轧。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的宠臣相互仇视，把国家出卖给共同的敌人。拜占庭宫廷漠不关心甚至难掩喜悦之情地看待罗马的羞辱、意大利的灾难和西部的沦陷。在后续几代的统治中，两个帝国恢复联盟关系，但东部的罗马人在给予援助时，一直保持拖延、迟疑和应付的心态。希腊和拉丁两个民族的分裂，因为永远存在着语言、习俗、利益和宗教的差异，最后变得水火不容。但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种事态也产生有利的结果，证明君士坦丁的判断非常正确，在长时间的衰败过程中，固若金汤的城池多次击退蛮族的大军，保护亚细亚的财富。不论平时还是战时，他们都能控制住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重要海峡。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应该说有助于东部的存续，而非导致西部灭亡。

宗教的终极目标是追求来生的幸福，但要是听到有人提到基督教的引入和泛滥，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产生若干影响，也不必表示惊讶和气愤。教士不断宣讲忍耐和退让的教义，奋发图强的社会美德就会受到阻挠，连最后一点尚武精神也被埋葬在修道院。公家和私人财富中很大一部分，被奉献给慈善事业和宗教活动，而且这种需索永无止境。士兵的薪饷浪费在成群无用的男女身上，他们把斋戒和禁欲看成唯一可供赞扬的长处。信仰、热诚、求知及世俗才有的怨毒情绪和争权野心，燃起神学争论的火焰。教会甚至国家都陷入宗教的派系倾轧之中，这种斗争极其惨烈且永远无法和解。皇帝的注意力从军营转到宗教会议，罗马世界遭到另一种崭新形式的暴政压榨，受尽迫害的教派成为国家躲在暗处的敌人，然而朋党的精神无论多么有害和荒谬，却成为团结或分裂的基本原则。来自各地教会的1800名主教，向一位有正教信仰的合法君主反复灌输绝对服从的理念。他们经常举行会议，不断通信，使相距遥远的教会保持密切联系。正统教会在属灵层次的联盟，可以强化福音书的博爱精神，当然在某些方面也会加以制约。僧侣保持无所作为的神圣性质，在一个奴性十足和牝鸡司晨的时代倒是大受欢迎。但要是迷信不能提供一条安全的退路，产生的种种败德恶行会诱使一无是处的罗马人，在更卑鄙的动机驱使下抛弃共和国的旗帜。宗教的训示只要能满足或肯定信徒的自然意向，信徒就会心甘情愿地服从。基督教纯正的真正的影响力，可以从它对北部的蛮族入教者产生的有益作用中去寻找。当然，其中还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果说君士坦丁的改信基督教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那么胜利的宗教却减轻了颠覆带来的冲击，缓和了征服者残暴的心性。

如此重大的变革对现在这个时代可以产生教诲的作用。爱国人士的职责完全是为了增进本国的利益和荣誉，但一个哲学家应该有更高瞻远瞩的眼光，把其居民已到达同样教养和文化水平的欧洲视为一个大共和国。权力的均衡仍会发生上下的波动，我们自身和邻近王国的繁荣会交替起伏，但局部的事态对整体的幸福状况不会造成危害，也不会损及欧洲人及其殖民地那些明显有异于其他人类的艺术、法律和习俗体系。地球上的野蛮民族是文明社会的共同敌人。我们可能会带着极为关切的好奇心去探索，想要知道欧洲是否处于这些灾难的威胁之下，这些灾难在过去曾一再破坏罗马的军备和制度。或许同样的反思会向我们说明那个强大帝国的崩溃，并使我们了解到可能确保我们安全的下列因素。

其一，罗马人不知道所面临的危险到何种程度，也不清楚有哪些敌人。越过莱茵河和多瑙河，在欧洲和亚洲的北部地区，充满无数狩猎和游牧的民族，他们贫穷、贪婪且暴乱，凶狠好斗，急切地渴望掠夺别人劳动的成果。蛮族世界很快受到战争冲动的刺激，遥远的中国发生的变革会动摇高卢和意大利的和平，匈奴人从获胜敌人面前逃走，转向西方进军。这股汹涌的洪流因俘虏和同盟的增加而声势日益浩大，那些被匈奴人击败后逃跑的部落，反而被激起了战斗的精神。无数蛮族队伍用逐渐累积的力量压向罗马帝国，要是位于前列的战士遭到消灭，留下的空位立刻有新来的攻击者补充，势不可当的民族大迁移已不再仅仅来自北方。

当下长期的安宁一直被归因于人口的增加，但实际上这是工艺和农业进步的必然结果。日耳曼不再是一些散布在森林和沼泽之中的简陋村落，现在已经可以提供一份名单，上面列着2300个有城墙的市镇。丹麦、瑞典和波兰先后建立基督教王国，汉萨同盟的商人和条顿的骑士，沿着波罗的海海岸把殖民地一直推展到芬兰湾。俄罗斯从芬兰湾到东部海洋现在已经形成实力强大和文明进步的帝国，农业、手工业和制造业被引进到伏尔加河、鄂毕河和勒拿河的两岸地区，连最凶狠的鞑靼游牧民族都受到教训，只有降服归顺。独立的蛮族统治被限制在极为狭窄的范围之内，卡尔梅克人和乌兹别克人的残部为数有限，组成的军队对欧洲已不能构成威胁。[2839]然而表面上的安全不能让我们忘记，新来的敌人和意料之外的危险，仍有可能在名不见经传的民族中出现，甚至所在的位置从世界地图上都无法找到。阿拉伯人或称萨拉森人征服的地区从印度一直延伸到西班牙，过去一直在贫困和卑贱中过着悲惨的生活，是穆罕默德在他们的躯体中注入狂热的信仰。

其二，罗马帝国牢牢建立在成员独特而完美的联合基础上。臣服的民族不仅放弃独立的希望，甚至忘掉独立的念头，愿意接受罗马公民的身份。蛮族把西部各行省强行从母国的怀中夺走，但这种团结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就是牺牲民族的自由权利和尚武精神。有些依赖性很重的行省缺乏活力和勇气，靠着佣兵和总督来保护他们的安全，派驻的军队和将领都听从遥远的宫廷发号施令。1亿人的幸福为一两个人的行为所支配，何况有的还只是孩子，他们的心灵为深宫的教育、奢侈的生活和专制的权力所腐化败坏。正是狄奥多西未成年的儿子和孙子在位期间，帝国遭受了最重大的伤害。这些无能的君王成年后，把教会丢给主教、国家丢给宦官、行省丢给蛮族。

欧洲现在分为12个强大的王国，虽然面积大小不一，还有三个颇受尊敬的联邦和各式各样较小但仍然独立的国家。随着统治者人数的增加，君王和将相的才能更有发挥的机会。当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在波旁王朝的宝座上酣睡不醒时，有一位尤里安或塞米拉米斯可以在北部进行统治。对暴政的滥用因当政者彼此的恐惧和羞耻而有所收敛，有些共和国获得秩序和稳定，君主国也能吸收自由与温和的原则，就是缺失甚多的制度也具有一些荣誉心和正义感，这是时代的风气使然。平时有很多活跃的敌手在争强斗胜，刺激知识和工业的进步。战时的欧洲军事力量在比较有节制而不分胜负的斗争中，获得练习的机会。要是一个野蛮的征服者从鞑靼人的沙漠里崛起，必须连续击败俄罗斯身强力壮的农民、德意志声势惊人的军队、法兰西作战勇敢的贵族和不列颠顽强剽悍的战士，他们或许会联合起来进行共同防御。纵然得胜的蛮族将奴役和破坏带到大西洋的边上，也会有1万艘船只装上文明社会的残余部分，好逃脱他们的追击。现在的美洲世界全部是殖民地，欧洲就会在那里靠着原有的制度，重新恢复并且繁荣起来。[2840]

其三，寒冷、穷困以及危险和劳累的生活，强化了蛮族的力量和勇气。不论是在哪个时代，他们一直欺压讲究礼节和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印度人和波斯人，这些民族从不在意要使军事力量能和自然财富保持均衡。古代黩武好战的国家像希腊、马其顿和罗马，训练出大批士兵，运用正常的操练过程，锻炼他们的身体，加强他们的勇气，倍增他们的战力。他们把获得的铁全部打造成强有力的武器，但这种优势逐渐随着他们的法律和习俗而衰退，君士坦丁和继承人的软弱政策，把只知匹夫之勇的蛮族佣兵武装起来，教导他们作战用兵之法，因此对帝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火药的发明改变了军事技术，人类能够控制自然界两种最强大的能量，那就是空气与火。数学、化学、机械和工程都用来为战争服务，敌对双方运用最复杂的攻击和防御方式进行交战。历史学家很气愤地看到，准备一次围攻作战的费用足够建立和维护一个繁荣的殖民地。然而，也不能把覆灭一座城市看成费钱而又吃力的工作而感到不高兴，不能因为勤劳的人民要靠着这种技术才能获得保护而感到不悦。这种技术只要存在，就能填补已衰退的军事能力。现在为了对抗鞑靼人的马队，大炮和防御工事成为无法逾越的障碍。欧洲在将来肯定不会受到蛮族的侵袭，因为在被蛮族征服之前必须不再是野蛮人。战争科学之所以进步缓慢，是因为要伴随着和平时期的技术能力和国家政策的改进。以俄罗斯为例可以明显看出，他们自己必须能站在被征服的开化民族面前而毫无羞愧之色。

要是认为这些看法可疑或不够正确，还是可以找到等而下之的例证，使我们充满希望并获得安慰。古代和现代的航海家，以及文明民族的历史或传说，都曾经提到真正的野蛮人，他们全身**而心灵有如赤子，没有法律、技艺、思想甚至语言。[2841]或许原始和普遍状况下的人类，便是从这种最低下的条件中逐步获得发展，一直到能够驯服动物、耕种土地、渡过海洋、观察天象。智能和体力的改善和练习所获得的进步，可以说包容的范围很广但并不平衡，开始时比较缓慢，随后速度逐渐加快，经过多少世代辛勤努力向上攀登，随后会出现迅速下滑的现象。地球上有几个气候带感受到光明与黑暗的变迁情形，然而4000年的历史经验应该可以增加我们的希望，减少我们的恐惧。我们无法确知在迈向完美的过程中，究竟能够到达何等高度，然而可以准确断言，除非地球表面的自然环境有所改变，否则没有一个种族会回复到原始的野蛮状态。社会的进步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观察：

其一，诗人和哲学家只靠本人的心灵来说明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家。但这种超凡入圣的理解力和想象力，非常稀有而且是自发性的产物。要是凭着帝王的意志和学究的说教，就能创造出荷马、西塞罗和牛顿的天才，他们也不会让人感到极为羡慕。

其二，法律和政策、贸易和生产、技术和科学所带来的利益更为实际而长久。许多人经由教育和训练，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谋福利，但是这种整体架构是技艺和劳动的结果，复杂的机器会因时间而耗损，为暴力所摧毁。

其三，最实用而且最起码的维生技术，不需要高超的才能和民族的屈从，便能进行各种运作，也无须个人的特殊能力，或是众人的团结合作，这对人类而言是何等幸运。每一座村庄、每一个家庭以及每一个个体，都能获得能力和意向，永远保持对火[2842]和金属的运用，知道繁殖和驱使家畜，熟悉捕鱼和狩猎，明了初步的航行知识，大致清楚谷物的耕种，以及其他营养的获得，能够进行简单的交易。个人的才华和公众的勤奋都可能绝灭殆尽，但这些坚强的植物能忍受暴风雨的摧残，在贫瘠的土壤里扎下永恒的根。奥古斯都和图拉真光芒四射的时代，因笼罩着无知的乌云而黯然失色，蛮族就这样颠覆了罗马的法律和宫廷。但农神以镰刀作为象征，仍旧年年在收割意大利的作物，坎帕尼亚的海岸再也不会重现莱斯特里冈人的盛筵。[2843]

自从这些维生技术被首次发现以来，战争、商业和宗教热情这些无价之宝的礼物，便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的野蛮人中间散播开来，它们四处流传，再也不会消失。因此，我们大可以欣然接受这个可喜的结论：世界上每个时代都会为人类增加财富、幸福、知识和德行。[2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