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立法者运用智慧制定严格的规定，限制教士敛财和贪婪的行为，主要是渊源于瓦伦提尼安的先例（370 A.D.）。他颁给罗马主教达马苏斯的诏书[1769]在城市的教堂公开宣读，警戒传教士和僧侣不得前往寡妇和处女的家屋，并提出警告，要是违犯就送交民庭法官给予谴责。神职人员不得从慷慨的“属灵女儿”的手里接受任何礼物、遗物和继承产业，凡是遗嘱违背诏书，一律不具有法定效力，非法的赠予会被没收送缴国库。后续的规定有类似的条款，将修女和主教包括在内，所有教会阶层的人员均不得收受任何遗赠物品，严格限定自然与合法的继承权利。瓦伦提尼安像监护人一样掌管家庭的幸福和慈爱，用严厉的方法来遏阻正在成长的恶行。在帝国的首都，贵族和富豪人家的妇女分到极为丰盛的自主家财，其中有很多信奉基督教的教义。她们对教义不仅保持冷静的心灵，而且怀抱着极为热切之情，对基督教教义的信奉甚至一度成为流行的风尚。她们舍弃服饰和奢华所带来的愉悦，为了赞誉贞节牺牲婚姻生活的闺房之乐。有些传教士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打着主意去指导她们羞怯的天性，使空虚的芳心有所寄托。于是她们很快给予他们无限的信任，这种信任通常会为骗子和神棍所趁机滥用。这些人来自东部的边陲之地，在华丽的剧院享受僧侣生涯才能得到的特权。他们无视世俗礼法，逐渐习得吸引异性的长处，就有年轻美貌的妇女投怀送抱，并享受着富埒王侯的生活，像元老家庭那样受到奴隶、自由奴和部从的服侍。

罗马贵妇万贯家财因任意的施舍和昂贵的朝圣耗用殆尽，手腕高明的僧侣在“属灵女儿”的遗嘱上名列首位，或者成为唯一的“受益人”。他们打着伪善的面孔，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慈善事业的工具，也是救济贫民的大管事。这是有利可图而又极不光彩的行当，[1770]有些教士甚至使用手法欺骗合法的继承人，那些手段就是在迷信流行的时代也会激起人们的气愤。两位最有名望的拉丁神父诚挚地承认，瓦伦提尼安的诏书虽令人感到羞辱但确有必要。基督教教士应失去这种特权所带来的好处，让演员、赛车手和崇拜偶像的神棍仍旧享用。但立法者的智慧和权势，对付既得利益者无所不用其极的伎俩，倒是很少能占到上风。杰罗姆和安布罗斯对无效而有益的法律，很有耐心抱着默许的态度。要是神职人员受到制止不能追求个人的报酬，就会尽心尽力增加教会的财富，获得更大的声誉。他们存在于内心的贪念会因目标的改变而受到尊重，升华成为虔诚的行为或爱国的举动。

瓦伦提尼安公布法律规定，迫得罗马主教达马苏斯指责教士的贪婪。达马苏斯为人善良，善于把握时机，曾网罗博学多才的杰罗姆为他服务，杰罗姆不仅热心而且功绩卓著。心存感激的圣徒对于这位很难界定的人物，[1771]称赞他的功绩和纯洁。但是罗马教会在瓦伦提尼安和达马苏斯的统治之下，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却很奇怪地提到了当时教士所犯下的前所未有天理不容的恶行。他用公正的态度写下下述文字：

行政长官尤维提乌斯带来和平与富裕，但是发狂的人民引起血腥的暴动，立刻扰乱了安宁的统治。热衷权势的达马苏斯和乌尔西努斯为了争夺主教的职位，已经超越人类野心的正常尺度。他们挑起了狂怒党派的斗争，追随双方的信徒爆发了激烈口角并发生重大的伤亡。统领没有能力阻止或安抚**，受到强大暴力的逼迫只有退到郊区。达马苏斯占上风，他的党派最后获得胜利，在基督徒用来宗教集会的西西尼努斯主座教堂[1772]，里面发现了137具尸体。[1773]在恢复惯有的平静以前，民众的内心还是愤怒不已。我只要想到首都是如此繁华富饶，目前的状况就一点都不会令我感到奇怪，丰盛的战利品一定会燃起野心分子的欲念，产生凶狠而顽强的斗争。获胜的候选人在贵妇人的奉献之下，可以大发利市。[1774]他的衣着立刻有专人照料并且极为高雅，他坐在自己的马车上通过罗马的街道。[1775]就是奢侈浪费的皇家餐桌，无论是菜肴的精美、品项的丰富，还是花费的浩大，都无法与罗马教皇的享受相比。

这位诚实的异教徒继续说道：

这些教皇如果要追寻真正的幸福，那就不要拿伟大的城市所具有的奢华作为自己享受的借口。他们应效法有些行省的主教那些可以当作楷模的生活，饮食节制而清淡，衣着简单朴实，很谦卑地低垂着双眼，把纯洁温驯的德行奉献给神，以及真正崇敬他们的人。

达马苏斯和乌尔西努斯的分裂活动因后者被放逐而平息。统领普雷塔克塔图斯[1776]智慧过人，终于恢复城市的宁静。他是富于哲学理念的异教徒，为人博学多才、器识高迈而且风度翩翩，用嘲笑的方式来掩饰谴责的行为。他告诉达马苏斯，如果自己能获得罗马主教的职位，就立即改信基督教。公元4世纪教皇的形象非常鲜明，表现出集财富和奢华于一身的样子，显得更为奇特，他代表着中间阶层，位于贫贱渔夫出身的使徒和皇室地位的尘世君王之间，他的领地从那不勒斯的边界到波河的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