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始终如一、不给邪念和恶行留下多余时间的日常生活，比起保存在朗普里狄斯作品里面那些琐碎的细节，更能证明亚历山大的智慧和正义。自康茂德即位以来，罗马帝国在40年之间，接连经历4位恶贯满盈的暴君，等埃拉伽巴卢斯死后，才享有13年（222—235 A.D.）国泰民安的岁月。行省从卡拉卡拉和他的冒牌儿子无所不用其极的苛捐重税中得到纾解。各级官员配合施政作为，在和平安定的局面里逐渐兴盛繁茂。官吏从既有经验中得知，赢得人民爱戴，是获得皇帝重用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对于罗马人民不太过分的奢华，增加某些较温和的限制措施，在亚历山大身为君父的关怀下，物价和利息都能降低。他谨慎而慷慨的恩赐，既满足了大多数群众的需求，也不会伤害勤劳人民的积极性。他恢复元老院的尊严、自由和权威，每位德行优良的议员都可以接近皇帝，无须畏惧，更不必羞愧。

庇护和马可的崇高德行，使得安东尼的称号极其高贵，这个名字曾通过领养的方式传给荒唐的维鲁斯，再以世袭的权利传给残暴的康茂德，后来成为塞维鲁之子的荣誉称号，接下来授予年轻的迪亚杜米尼阿努斯（马克里努斯之子），最后为埃米萨最高祭司（埃拉伽巴卢斯）的丑行所玷污。元老院虽然深怀戒心，但还是诚恳地一再要求，使亚历山大感受压力，他用高贵的气度拒绝剽窃的名声，情愿全心全意恢复安东尼时代真正的荣誉和幸福。[328]

在亚历山大文官政府的努力下，智慧的作用因权力而加强，人民可以感受到公众的幸福生活，以敬爱和感激回报他的恩主。但是还存在着极其重要而必需的工作，执行起来又极其困难，那就是军事改革。长久以来，军队因利害关系和暴力习性而免受惩罚，不愿接受军纪的约束，无视民众的安宁和福祉。为了执行这个危险的计划，亚历山大隐藏对军队的恐惧，表面上装出爱护的样子。政府各级行政单位执行严格的经济管控，供应金银成立基金，作为军队的日常支出和额外奖赏。在军队的行军中，他放松每人应肩负17日份口粮的严厉规定。[329]道路旁设有大量仓库，里面装有充足的粮食，但只要一进入敌人的边境，因士兵懒散成习，就必须准备大批骡马和骆驼来运送给养。亚历山大对矫正士兵奢靡的效果感到失望，最后，他把目标限于军容的装饰、优良的马匹、华丽的盔甲和用金银来镶嵌的盾牌等方面。他同时也与士兵一起习于劳苦，亲自访问病人和负伤人员，把他们的服役记录和他自己的感谢之辞，全部保存下来。不论在何种场合，尽量向这些人表达热烈的感激，因此他故作姿态地宣布，他们的幸福与国家的荣誉休戚相关。他用最温和的方式力图唤起暴乱的群体的责任感，至少要恢复原已式微的军纪，罗马帝国之所以能战胜那些尚武精神、整体力量均在他们之上的国家，全归功于军纪的要求。但他的谨慎是徒劳的，勇气是致命的，改革的企图只是让他所要治疗的疾病，不仅无法痊愈而且提前发作。

禁卫军拥戴年轻的亚历山大，把他看成温柔的学生那样爱他，将他从暴君的虎口救出，安置在帝座之上。和蔼可亲的皇帝深知自己应尽的义务，对军队的感激限制在理性和正义的范围之内，于是军人在不久以后，就对亚历山大的德行感到不满，觉得还不如埃拉伽巴卢斯的恶行来得好。他们的统领是睿智的乌尔比安，身为法律和人民的朋友，却被军队视为敌人，认为每项改革计划都是出于他恶意的建议。他们的反感借着一些微小的事件，爆发成为狂暴的叛变。罗马城内的内战猛烈进行了3天，在这个时候，那位卓越大臣的生命受到心存感激的人民的保护。最后，看到一些房屋被烧毁，同时受到全城陷入火灾的威胁，人民在叹息之下，只有放弃不幸的乌尔比安，听任命运安排。他被追到皇宫的殿堂，就在皇帝面前遇害，即使用紫袍来覆盖，也无法取得冷酷士兵的赦免。这就是软弱政府的可悲之处，皇帝要是不采取忍耐和伪装的手法，就无法替被谋杀的朋友复仇，为自己被侮辱的尊严雪耻。叛变的主要首领伊帕戈苏斯被调离罗马，荣任埃及的行政长官，再从这个高阶的职务被贬到克里特政府。最后，等待时间和离职抹去他在禁卫军中的名望，亚历山大再给予他罪有应得的惩罚。[330]

皇帝用公平和正义来统治全国，军队怀疑忠诚的大臣意图矫正他们的混乱，竟然发生暴行处死大臣，这真是天理难容之事。历史学家迪翁·卡修斯用古代遵守军纪的精神，领导驻潘诺尼亚的军团，那些罗马弟兄却以军队拥有特权这一低劣的理由，要砍掉改革者的脑袋。然而亚历山大并未屈服于士兵的嚣张气焰，为了恪尽自己的职责，任命乌尔比安的同僚卡修斯为执政官，同时拿自己的钱财支付乌尔比安尊荣葬礼所需的费用。但让人担忧的是，士兵公开宣称要是看见卡修斯运使执政官的职权，就会让他血溅五步以报复他的无礼。于是在皇帝的劝告下，国家最高职位的官员从城市隐退，把所余任期的大部分光阴，花在坎帕尼亚庄园中。

皇帝的仁慈使军队更加傲慢，军团也效法禁卫军，以同样的狂暴和固执，保障他们无法无天的特权。亚历山大的德政善行，无法对抗时代的腐化和堕落。在伊利里亚、毛里塔尼亚、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日耳曼，不断爆发新的叛变，他的官吏被杀害，他的权力被凌辱，最后他的生命也牺牲在军队的极端不满之下。有一特殊事例值得注意，因为它说明了军队的态度，显示出恢复责任感和服从心的状况。在远征波斯时，皇帝进驻安条克，有些士兵因在妇女浴室洗澡而受到处罚，导致他们所隶属的军团叛变。亚历山大登上将坛，以谦和稳重的态度向武装部队讲话，对于前任皇帝所引起的恶习，他痛下决心一定要予以矫正，只要稍为松懈，罗马的令名和帝国的前途，全部将因颓丧的军纪而覆灭。这时，下面叫嚣不断，一片喧闹声音打断他温和的劝勉。英勇的皇帝说道：

你们这样的喊叫，到战场上向着波斯人、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去吼吧！在你们的君王和恩主面前要保持肃静！因为是他给你们粮食、衣物和金钱。肃静！不然我不称你们是军人，要叫你们老百姓[331]，就像那些蔑视法律的人一样，要把你们当作贱民看待。

他这种带有威胁的语气激怒整个军团，他们挥舞着武器想要杀他。亚历山大毫无畏惧之心，继续说道：“你们的勇气到战场上去表现吧！那会更高贵些。你们现在可以杀害我，但却吓不倒我！共和国的严刑峻法会惩罚你们的罪行，为我报仇。”军团仍然叫嚣不已，皇帝以坚决的口吻大声地说：“老百姓！放下你们的武器，安静地离开，回到你们的营房去吧！”暴风雨立即停息下来，士兵满面羞愧，默认处置的公正和军纪的权威，把武器和旗帜交了出来。大家在混乱中退开，并没有回到军营，而是在市内找几个旅店住下来。在这30天内，皇帝很高兴看见部队受到他的教化而幡然悔改，在处死几位纵容叛变的护民官之后，才恢复他们以前在军中的阶级。满怀感激的军团，誓以必死之心报效疆场，尽忠皇帝。

群众通常在一念之间做出决定，瞬息万变的情绪可以让暴乱的军团在皇帝的面前将武器放下，或刺进皇帝的胸膛。或许，如果将这个非凡的和解事件交给哲学家深入研究，可以知道在那种情形下，赢得军队服从的原因，是皇帝大无畏的精神。然而，如果这件事要经由公正的历史学家来叙述，就会知道亚历山大·塞维鲁的举动可以与恺撒媲美，使他的品格也接近同样的水平。但是这位和蔼可亲的皇帝，他的能力无法处理当前困难的局势，他行为的坚定不及他动机的纯洁。他所具有的德行，就如同埃拉伽巴卢斯的恶习一样，在出生地叙利亚温暖的气候里，感染了东方那种软弱柔顺的色彩。虽然他因外国血统而感到羞愧，但是一位奉承的家谱学者，经过考证以后，认为他出自古代罗马的贵族世家，[332]让他听了非常满意。他母亲的骄奢和贪渎，为他登基以后的光荣投下阴影。当他是个不知世事的少年时，固然应该听从母亲的安排，但等到成年以后，竟还是同样的唯命是从，这就使得这对母子的人格[333]成为了公众冷嘲热讽的目标。令人疲倦的波斯战争引起军队的不满，屡次出师无功使得统帅的声望跌落到连低阶士兵都不如的地步。所有原因的形成和状况的发展，都像是要加速促成一场革命，使罗马帝国因持续的内乱而走向崩溃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