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

当罗马万籁俱寂时，他隐藏在自己的夜间工作中，这对于他来说正是一种需要。寂静对他是一件好事，而夜晚则是他的朋友。

他就这样地与那些卑微的朋友们交往着，他们是他的助手和他的开心果，而且，他还同另一些更卑微的“朋友”生活在一起：他的家畜——他的母鸡和猫咪。

但他骨子里是孤独的，而且愈来愈厉害。“我总是孤独得很，”1548年，他写信给他侄儿时说，“我同谁都不说话。”他不仅渐渐地与人类社会隔绝，而且与人类的利害、需求、快乐、思想也都分隔开来了。

把他与他那个时代的人们维系在一起的那个最后的**——共和热情——也熄灭了。1544年和1546年，在他两次重病染身时，他的被放逐的共和党人朋友里乔把他接到斯特罗齐家中时，他那股**还放射了最后的一道闪电似的光芒。米开朗琪罗病愈后，便让人去求亡命里昂的罗伯特·斯特罗齐向法国国王请求履行诺言。他还补充说道，如果弗朗索瓦一世前来佛罗伦萨为罗伯特·斯特罗齐恢复自由的话，他保证自己出资为他在市政议会广场建一尊骑在马上的青铜像。1546年，为感激斯特罗齐留他在他家养病，他把两尊《奴隶》雕塑送给了他，后被斯特罗齐转赠给弗朗索瓦一世了。

但这只是政治狂热的一次——最后的一次迸发。他在1545年与贾诺蒂的谈话录的一些片断中，几乎表达了同托尔斯泰的斗争无用论和不抵抗主义相同的思想：

敢于杀害某个人是一种妄自尊大，因为你无法肯定地知道死是否能产生善，而生就产生不了善。因此，我无法忍受那些人，他们认为如果不以恶——也就是以杀戮——为开始的话，就不可能产生善。时代变了，一些新的情况出现了，欲望也转变了，人也厌倦了……总而言之，总是有人们从未预料到的事情发生的。

从前大肆颂扬弑君的那同一个米开朗琪罗，而今在横眉冷对那些想以行动改变世界的革命者了。他很清楚，他也曾是这些革命者之一，而他此刻痛苦地谴责的正是他自己。如同哈姆雷特，他现在怀疑一切，怀疑自己的思想、仇恨以及他以前所相信的所有一切。他背向行动了。

“这个勇敢的人，”他写道，“在回答某人时说：‘我不是个政治家，我是个正直的人，一个有良知的人。’此人说的是真话。要是我在罗马的那些活儿像国家事务似的让我少操点心就好了！”

其实，他这是不再憎恨了。他无法再憎恨了。为时太晚了：我好不幸，因久久地期待而筋疲力尽，我好不幸，那么迟才达到自己的欲望！现在，难道你不知道吗？一颗慷慨大度的、高傲而伟大的心在宽恕，在向冒犯他的人奉献着爱。

他住在特拉扬广场一带的马塞尔·德·柯尔维街。在那儿有一所房子，带有一个小花园。他同一名男仆、一个女佣和一些家畜住在那儿。他同他的男仆女佣不太协调。据瓦萨里说，“他们全都马马虎虎的，脏兮兮的”。他常换仆人，老是痛苦地抱怨他们。他同贝多芬一样，跟仆人老有矛盾。在他的笔记（如同贝多芬的《谈话笔记》）中，仍留有这些主仆争吵的痕迹。1560年，他把女佣吉罗拉玛辞退之后写道：“啊！要是她从未来过这里多好！”

他的卧室暗得像一座坟墓。“蜘蛛肆虐，到处是蛛网。”在楼梯中间，他画了一幅《死神》，肩上扛着一口棺材。

他活得像个穷苦人，吃得很少，而且“夜间因难以成眠，常常爬起来，拿着剪刀干活儿。他给自己做了一顶硬纸壳帽，戴在头上，中间插上一支蜡烛，这样一来，他的双手便腾了出来，借着烛光干他的工作”。

随着年岁增大，他愈发地形单影只了。当罗马万籁俱寂时，他隐藏在自己的夜间工作中，这对于他来说正是一种需要。寂静对他是一件好事，而夜晚则是他的朋友：

噢，黑夜，噢，尽管黯黑，但却恬静的时光，一切努力终将达到平和，激励你的人仍看得清楚，弄得明白；而赞美你的人仍具有其完整的判断。你用你的剪刀剪断一切疲惫的思想，那被潮湿的阴影和歇息深入的思想；从尘世，你常把我在梦中带入天国，那是我希望去的地方。噢，死亡的阴影，通过它，心灵的一切敌对的灾难都停止了，痛苦的灵丹妙药啊，你使我的病残的肉体恢复健康，你擦干了我们的眼泪，你消除了我们的疲劳，你替好人涤净了仇恨与厌恶。（《诗集》七十八）

一天夜晚，瓦萨里前去看望这个老人，只见他形单影只地待在那所空****的屋子里，面对着他那凄切的《哀悼基督》在沉思默想。

当瓦萨里敲门时，米开朗琪罗站起身来，手执烛台前去开门。瓦萨里想看看他的雕塑，但米开朗琪罗把烛台弄掉在地上熄灭了，让他什么也看不见。当乌尔比诺去找另一支蜡烛时，米开朗琪罗转向瓦萨里说：“我已经垂垂老矣，死神老来拉我裤腿，让我与它一起走。有一天，我的躯体会像这个烛台似的摔落，我的生命之光也就像它一样地熄灭了。”

死的念头缠绕着他，缠得越来越紧，越来越挥之不去。

他对瓦萨里说：“我心中的每一个念头都被死神紧紧地缠着。”

现在，对于他来说，死是他一生中的唯一幸福：

当往昔浮现在眼前时——我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噢，虚假的世界，我这才清楚地了解到人类的谬误与过错。终于相信你的谄媚和你那虚妄的快意的那个人，正在为他的灵魂准备剧痛般的悲伤。经历过这些的那个人，他清楚地知道你常常许诺平和与幸福，但你根本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因此，最失意的人是那个在尘世羁留（停留）得最久的人；而生命越短的人，却更容易回返天国……（《诗集》三十二）

拖了年年岁岁才到我的最后时刻，噢，世界，我承认你的欢乐太迟太迟。你许诺平和，但你没有；你应允憩歇，但除非是胎死腹中……我这么说，我知道这一点，凭的是经验：生下来便夭折者是天国的选民。（《诗集》三十四）

当他侄儿为喜添贵子而庆贺时，米开朗琪罗狠狠地训了他一顿：

“这种排场我很不高兴。在全世界都在哭泣时，是不允许笑的。为了一个刚诞生的孩子而大肆铺张是不懂事的表现。应把欢乐留到一个饱经风霜之人死的那一天再宣泄出来。”

等到第二年，他侄儿的第二个孩子小小年纪便夭折了，他倒写信去向他祝贺。

被他的狂热和天赋一直忽视的大自然，在他的晚年却是他的一个安慰。1556年9月，当罗马受到西班牙阿尔贝公爵大军威胁时，他逃出罗马，途经斯波莱特，在那儿待了五个星期，成天在橡树和橄榄树林中，让秋日的晴朗充满心田。十月末，他被召回罗马，他是非常遗憾地回去的。“我把自己的一大半留在了那里，”他写信给瓦萨里说，“因为确确实实的平和只有树林中才有。”

回到罗马后，这位八十二岁的老者作了一首漂亮的诗献给田园与乡间生活，他把田园和乡间生活与城市的谎言做了对比：这是他最后的一篇诗作，充满了青春的朝气。

但是，在大自然中，犹如在艺术中，犹如在爱情中，他寻找的是上帝，他每天都在更加靠近上帝。他一向是虔诚笃信的。如果说他不受神甫、僧侣、善男信女的骗，而且一有机会就狠狠地嘲讽他们，那他好像对信仰却是从未产生过怀疑。在他父亲及兄弟们患病或死的时候，他首先关心的是领圣事的问题。他对于祈祷是绝对相信的，“他相信祈祷胜于所有的药物”；他把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幸运与没有轮到的灾祸全都归功于祈祷。他在孤独时，有着神秘的崇拜狂热。在他的这种狂热中，有一次情况纯属偶然地给我们留存了下来：当时的一次记述向我们描述了西斯廷这位英雄陶醉沉迷的面相，夜深人静时，他独自一人在罗马的他家花园里祈祷，痛苦的双眼在哀求地仰望着星斗满天的苍穹。

有人说他对圣贤们与圣母的信仰是很淡漠的，这种说法不正确。他把自己的最后二十年用来建造使徒圣彼得大教堂，而且他最后的那件因其亡故而未竟之作也是一座圣彼得的雕像，所以把他视作新教徒那简直是在开天大的玩笑。我们不会忘记他多次想去远处朝圣：1545年，想去朝拜科姆波斯泰雷的圣雅克；1556年，想去朝拜洛雷泰，而且他还是圣·让·巴蒂斯塔兄弟会的成员。但是，正如一切伟大的基督徒一样，他的生与死都和基督在一起，这一点也是千真万确的。1512年，他写信给父亲时说：“我同基督在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临终时，他请求人家让他回忆基督的苦难。自从与维多利亚·科洛娜交友之后，特别是在她去世之后，他的这种信仰更加具有强烈的色彩。在他把自己的艺术几乎完全奉献给基督的**之荣光的同时，他的诗作沉浸在神秘主义之中。他否定了艺术，而躲进受难基督张开的巨臂之中：

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我乘着一叶扁舟，我的生命旅程到达了共同的港口，人们都在此登岸，以汇报并说明自己的一切虔敬的与亵渎的作品。因此，使我把艺术视为一种偶像和君王的那份激烈的幻想，今天看来，我发觉它充满着多少的错误啊；而且，我清楚地看到人人都在希冀的东西其实都是苦难。爱情的思念、徒然的快乐的念头，当我此刻已临近二者均已死亡的时刻，它们现又如何呢？对其中的一个我是确信无疑，而那另一个却在威胁着我。无论绘画还是雕刻都无法再平静我的心灵，我的心灵已转向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张开双臂欲搂抱我们的那份神圣的爱了。（《诗集》一四七）

但是，信仰和痛苦在这颗不幸的衰老心灵中绽放的最纯洁的花朵，是那神圣的仁慈。

这个被其仇敌指斥为吝啬鬼的人，一生从未停止施恩于认识或不认识的落难的人。他不仅始终对自己的老仆们和他父亲的老仆们恩爱有加——其中有一个叫莫娜·玛格丽特的女佣，在布奥纳洛蒂死后，被他收留，而且她的死“使他比死了亲姐妹还要伤心”。还有一个普通的木匠，他对其也爱护备至，这个木匠曾在西斯廷教堂的脚手架上干过活儿，他女儿出嫁时，米开朗琪罗为她置办了嫁妆。而且，他还经常不断地周济穷苦人，特别是害羞的穷苦人。他常喜欢让自己的侄儿侄女也参与布施，培养他们这方面的感情，让他们代为布施，而又不道明他这位施主，因为他不想让人知晓他的这种仁慈。“他喜爱行善而不喜欢显摆”。出于一种温柔细腻的情感，他特别想帮到穷苦的女孩子：他想方设法地暗中为她们置办嫁妆，使她们能够婚配或入修道院。

“你想法去结识一个有女儿待字闺中或要送去修道院的穷市民，”他写信给他侄儿说，（他又补充说：我指的是没钱而又羞于启齿的人。）“把我寄给你的钱送给他，不过，要悄悄地去送，但千万摸清楚了，别让人家给骗了……”（1547年8月写给利奥那多的信）

后来，他又写道：

你若还认识什么急需用钱的高贵的市民的话，立即告诉我，特别是有女待嫁的；我若能为他做点什么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我的灵魂可以得救了。（1550年12月20日写给利奥那多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