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我的一切都不顺，我说话高门大嗓，开心时笑起来一泻无余如山洪似瀑布。心窝儿浅，既存不住话也存不住事，有什么心思不说出来就像生了场病憋闷得慌。认定了的东西，十条八条老牛也别想拽过来，偶遇受辱受伤害或愤愤不平的事，立刻作奋不顾身一去不复返的拼命状。因此，就决定了我肯定混不出个人模狗样。先生常说我是上帝打瞌睡出现的失误，若不然咋会造出这样个女流之辈，当然在校读书更是游泳打球打架皆小有名气的野丫头。

其实，我的秉性早在幼儿时期就显现了锋芒。母亲说我小时候很犟，想要什么或干什么拼着命也要得逞。目的达不到就拼命地哭。顺地打滚闹个没完。四岁那年，老屋后面桃园旁的牛房里办了个校外伸腿班。一个留着光头，腰间系一根粗大的老蓝布腰带的民办老师，每天在牛屁股后面用赶牛鞭点着挂在墙上的木锹，教那些写在木锹上的a、o、e。那些a、o、e是用石灰粉写上去的，敲一下便有白色的粉屑掉下来。在家我也常看到母亲用那些石灰粉搓在脸额上，由别人用粗白线揪额角上的汗毛。光头民办老师张大嘴巴声音洪亮地读着拼音字母。牛铺上蹲着七八个“鼻涕虫”。虫儿们个个皆手背于后，胸挺于前，童声朗朗中听。母亲说，我总是没天没日地倚着牛房门朝里探头，奶奶死活也拉不走。有一次阳春下起了桃花雪，飘飞的雪絮将我的小棉袄都打湿了，可是我依旧不肯离开牛房那扇椿木门。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滚在地上蹬着双脚，喊出了一句让母亲既吃惊又欢喜的话来。母亲说，要上学也得等到秋半天新开学才行，半路上插班咋能跟得上呢？可是母亲经不住女儿的眼泪，就软着心把我交给了牛房里的那个光头民办老师。

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民办老师留着乌黑的两撇小胡子。只要一念书一张口讲话，两撇小胡子就神气地上翘下翘再上翘，给人一种精神升腾的感觉。民办老师一个人全包了伸腿班的全部课程。教完了语文算术，劲就松了大半，挥挥手让虫儿们三五成群去桃园里撒尿，自个儿就把大脚丫子翘在前排的泥凳上眯盹。撒丫子的虫儿们回来了。民办老师就讲故事，讲刘文学，讲张高谦，把虫儿们都讲得进入了角色，人人都觉得自己就是刘文学，就是张高谦。虫儿们听着听着，就闻到了一股异味。那是民办老师把手指伸进脚丫里来回抓搔了。民办老师给虫儿们说，长大后千万别穿袜子，只要穿袜子，就会得这种痒死人的臭脚气病。我那时极爱听民办老师讲故事，只要见他那两撇小胡子一上翘，我们这些虫儿全都来了神，多少年后，那些故事不但没有被岁月的流水冲淡，反而愈发清晰了。特别是关于女人和鸭子们的故事。第一次听到两个女人千只鸭的故事时候，一帮虫儿谁也没笑，也没觉出有什么大意思。只是民办老师讲完了故事顺便出了道算术题。意思很简单，两个女人等于一千只鸭子，那么问一个女人是多少只鸭子。我们当时还没有学除法，虫儿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谁也没有回答出来。民办老师“唉”了一声，课也就下了。讲过这个故事的第二天早晨，民办老师正给我们上汉语拼音中的韵母课。突然一个男同学举手报告要发言。民办老师说，站起来讲。那同学悠晃着两挂拖至唇间的清流，底气挺足地说：报告老师，门口来了五百只鸭子，民办老师一吃惊，抬头朝门口看，却是他的盘了大髽的红脸媳妇立在门边上，是来向他讨钥匙的。民办老师立刻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抓挠着乌青的光头，最后竟笑出了眼泪。民办老师好久才止住了笑，走过去拍着那个男同学的大脑门说，我的儿，你的脑袋瓜好使，长大了准有出息。多年后，那个拖着两挂清流的男孩儿果真就考上了复旦大学，毕业去了北京外贸部工作。偶尔一次重逢，共同谈起了五百只鸭子的典故，无不笑得泪光灿烂。我们那帮虫儿全都变成了鸟。而我们的那个乡间民办老师却因多年转正考试达不到分数线，贫病交加而最终变成了土。民办老师患的是肝病，开先是黄后来还是黄，黄得发亮。民办老师是不享受公费医疗的。开先买点板蓝根喝了，不顶用，又去集上医疗室买了几包板蓝根大青茵陈喝了，还是不顶用。民办老师的工资从五元长到八元，又长到十五元三十五元。可是搁不住花。便去四乡寻那些有疗效先例的土方。土方终于在老师身上一次一次失效。民办老师眼睁睁看着自己不能再去牛房里敲着锨头念写在上边的a、o、e，终于就绝望地丢下红脸媳妇，丢下一班鸡雏儿似的“虫儿”，撒手归去了。民办老师死去的时候正是四月，万物生长的季节，**勃发的季节，活人的眼里，全是一个碧绿盎然的世界。

民办老师的死讯比民办老师的活讯飞得更快，民办老师的学生们，特别是那些个混得人模狗样的老虫儿们，东西南北中呼朋唤友招蜂引蝶开了长长一串乌光贼亮的轿车去乡间坟地吊唁。

故乡的土地油绿明亮，一排排钻天杨正在道边悄悄生长。民办老师没有遗像，他的“五百只鸭子”红肿着双眼哭着说，他活着的时候多少次说过，要去三十里外的镇上拍一张照片的。他还说，要不趁着还能看得过去拍一张照片，将来老了连张遗像都没给后代留下。民办老师还特别提到，拍了照片多洗几张，分别寄给那些乡旯旮里飞出去的“鸟儿”看一眼，要不然，长大的孩子就记不准他是啥模样了。可是，拍张照要跑几十里。他一个人包一个校外班，终于也没有抽出个空。师母的一番话，将诸位老虫儿们的眼睛全都弄湿了。十几架进口的国产的各种型号的相机一起按动快门，咔嚓咔嚓拍个不停。拍了故乡无边的麦田，高高的杨树，贫穷的村庄，还有那个跪在地上拽也不起来的白发师娘。她已经全没了当年的壮实和风韵了，她说，老师走了，她也快走了。

我特地去看了我当年为之向往哭闹的那个校外班牛房。破房子早已没有了。牛也早已牵回了各家各户的小院。只留下一片小土房的废墟。零零落落，横七竖八的土坯，偶尔露出大小不一规则不同的青砖痕迹的墙根。我将眼前的一切都拍了下来。我想，这一生我都会记着民办老师的模样。他一举手一投足早已深深地镌刻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三十多年前，就是他中气十足地扬着嗓门大声说，丫，你的a、o、e读得好极了，比早来的孩子读得还好！就在民办老师眉毛颤动胡子也跟着颤动的夸赞声里，我的书读得愈发见长进，变得就像四月里高天的云雀，响亮而又中听。民办老师课余爱扭秧歌。他粗壮的腰里那根细细长长、彤红如火的红绸就像一根坚韧的纤绳点燃了我日后生命里永不熄灭的**。于是以后的履历表上便有了四月入学的记录。

四月给了我明亮的双眼，四月给了我智慧的钥匙，四月拓宽了我有限的人生。于是，四月的艳阳天里，我虔诚地跪在掩埋了民办老师的黄土地上，叭叭叭！坚定不移地磕了三个响头。于是，三只硕大的“鹅”便突兀地在我眼前终日晃动，如警示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