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受害者”的心态，不仅爱得不晴朗、阴郁，还会使他们习惯性地拒绝反省自身的责任，总感觉自身很无辜，然后理直气壮地要求别人承担责任和义务，甚至内心变得很狭隘。本想以退为进，仿佛想省事，但却把自己的角色囚禁在一个尴尬的弱者、病者的位置上。

女生丹丹与一男性朋友在线聊天，她问：到福州做什么？

他回答：玩。顺便办点事。

丹丹警惕地发挥：玩女人？

他的回答是：顺便和女人一起玩，不叫玩女人哈。

这个建设性的观点，突然让丹丹醒悟过来，为什么非要把自己定位成“被玩的人”？

我们常常情不自禁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然后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愤怒、忧伤、愁怨。特别是一些女子，在爱情领域里，喜欢抓起林黛玉的衣服就穿，如同东施皱着眉头学西施喊疼！仿佛生来注定就是要做悲情的角色，垂泪看花落，漫步空城，顾影自怜。这似乎也是东方审美的一种情趣，忧伤的前缀竟是“美丽”，约定俗成，司空见惯。

喜欢或习惯做想当然的“受害者”，其实是一种弱者心态反映，是典型的逃避责任行为。我们会本能地唾弃那些“被挞伐的狠角色”，犹豫地放弃“被尊敬的好角色”，然后顺水推舟把自己扮成“被同情的角色”。

把自己“锁”定为“受害者”后，好处就是让自己可以有种逃离的、被迫的解脱的快感，就好比快刀划落肌肤、疼痛之前那瞬间冰凉的爽，接下去却是真正的弥漫性受罪。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就是甘做心灵的病人，其灵魂的本质，是自卑，自虐，甚至自残，这本身就是一种“杯具”。

快乐是最自然也是最易得的奖赏。为什么不可以快乐地爱？爱是肯定，不是否定，是“加”，不是“减”；是自主，不是被迫；是阳光沐浴，不是黑暗挣扎……

不少女性仿佛条件反射地一“爱”就“唉”。一声叹息，一生病态。幽怨做“爱人”就做“诗人”，而诗人多是艺术“怨者”，一种文字的怨妇。所谓“牢骚”宜于散文，而“忧伤宜于诗”，以及“诗是关于忧伤的奢侈”，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里一个走偏了的固定套路。好端端过着闲适日子的人一吟诗就情。不自禁“伤春”“悲秋”，一作赋就是“残梅”“瘦鹃”为描写对象，满纸“无病而吟”，在他们看来那是多么便宜或侥幸的事，假病还会产生“真珠”。古代有个李廷彦，写了一首百韵排律，呈给他的上司请教。上司读到里面一联：“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非常感动，深表同情说：“节哀顺变！”李廷彦忙恭恭敬敬纠正：“实无此事，纯粹就是为营造忧伤煽情气氛。”这事传开了，成为笑柄，有人还续了两句：“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