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所以君子必慎其所处者焉。

《孔子家语》的这段话，告诉人们周围环境对人的品行具有重大影响。环境要好，就像芝兰之室，把自己也熏陶香了；环境不好，就像卖鲍鱼的店铺，把自己也熏陶腥了。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慕贤》中了曾阐述过同样的道理，他说：“人在少年，精神未定，所与款狎，薰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倾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市，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也。君子必慎交游。”这里也阐明了环境对人的重大影响，指出朋友之间的言谈举止，用不着有意去互相学习，往往是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相似起来。所以，颜之推告诫家人一定要与品学兼优的人在一起，虚心向他们学习，以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提高自己的学问和技艺。

人们在谈到环境对人的影响的问题时，常常会想起“孟母三迁”

的故事。据汉朝刘向的《烈女传·母仪》记载：孟母带着年幼的孟子，起初住在一所公墓附近。孟子看见人家哭哭啼啼埋葬死人，他也学着玩。孟母发现后说：“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不合适！”于是立刻搬家，搬到了靠近集市的地方。孟子看见商人自吹自夸卖东西赚钱，孟子又学着玩。孟母发现后说：“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也不合适。”于是又搬家，搬到了学堂附近。这时，孟子就开始学习礼节并要求上学读书。孟母说：“这里才是我的孩子居住的地方。”于是就在那里住了下来。汉代人赵岐在《孟母题辞》中也记述过这件事，他说：“此里仁所以为美，孟母所以徙也。”称赞孟母的做法。孟子就是在母亲的教育下，成为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的。

据清代人褚人护所著《坚瓠集》记载：“吕文穆微时极贫，比贵盛，喜食鸡舌汤，每朝必用。一夕游花园，遥见墙角一高阜，以为山也，问左右曰：‘谁之为？’对曰：‘此相公所杀鸡毛耳。’吕讶曰：‘吾食鸡几何？乃有此？’对曰：‘鸡一舌耳，相公一汤用几许舌？食汤凡几时？’吕默然省悟，遂不复用。”另据《翰府名谈》记载：“寇莱公有妾曰倩桃，公因宴会赠歌姬以束绫，倩桃作二诗云：‘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风动衣单手屡呵，幽穿轧轧度寒梭，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以妖姬一曲歌。’公和云：‘将相公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楼前听艳歌。’”以上两件事说的是吕端喜欢喝鸡舌汤，寇准好饮宴、好声乐。吕端见了堆积如山的鸡毛尚能反省，自责改过，而寇准的回答则是“且向楼前听艳歌”，竟毫无愧悔之意。说明这两位宋代的名相在生活上都是不检点的，那么，像吕端、寇准这样的贤相名臣，为什么在生活上会有失检点呢？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宋代实行重文轻武政策，使得文官的政治地位相对提高，文官们身处高位，又有重禄，就使他们有条件追求享乐。不仅昏聩的官员利用职权挥霍无度，就是一些比较有作为，甚至很有成就的官员也常常如此。吕端与寇准在政治上都有盛誉，为人称道，但由于环境的影响，在生活上却不能自律，不能慎其所处，因而有失检点。

环境对人的影响又不是绝对的。西晋武帝时期的司徒山涛就是一位不为世风所动的人物。当时，社会上贿赂成风，钱可通神，行贿受贿之害日甚一日，请托交行之弊，弃斥于朝，连晋武帝司马炎也公开卖官鬻爵，“钱入私门”。269年，山涛被任命为冀州刺史，不久入为侍中，升尚书，领吏部。也就是这个时候，鬲县的县令袁毅为了求官升职，在公卿中间广行贿赂。山涛作为吏部尚书，握选拔官员的权力，自然被袁毅看中。于是，袁毅私下选了一百斤上等好丝送给了山涛，不久，袁毅行迹败露。那些曾经接受过袁毅礼物的官僚，一一受到追查。轮到山涛时，经过一番调查，不但没有判罪，反而受到正直朝臣们的称赞，说他为官清廉，世之楷模。山涛拿了袁毅的礼物，为什么还会得到这样高的评价呢？山涛鉴于当时贿赂成俗，自己只好“不欲异于时，受而藏于阁上”。换句话说，就是他将袁毅送来的礼物束之高阁，不动分毫。这样，当朝廷派人来他家检查时，只见礼物上面竟然是“积年尘埃，印封如初”。山涛在这种送礼成风的环境中，清廉自律，这说明尽管环境对人具有重要影响，但是作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来说，不论环境如何，若能慎其所处，总不会为流俗所动。

今天与古时候相比，虽然已经大不相同，但是一个人要想养成好的品德，学到有用的技艺知识，仍需要谨慎地选择环境，要慎其所处，要多与品行高尚的人在一起，不与品行恶劣的人在一起。

不需要血缘的根基，也不需要彼此的承诺。“朋友”两个字看起来仿佛淡淡的，却会在你一生中如涓涓细流般永不停息，如亘古恒星般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