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若无能，那就是庸才。所以，人有能力并不是一件坏事。对于不少人来说，有能不逞如同“衣锦夜行”，实在心有不甘。然而，能若是用来逞，则易酿成大祸。能力如刀锋之芒，而你就像一个拥有利刃的刀客，若经常抽刀出鞘，即使不伤别人树敌、不害自己受伤，也会导致宝刀变钝。

那么，一个人是否就应该将能力深藏呢？——否也。利刃最大的价值是出鞘，能力的锋芒若永久深藏，与没有能力的庸才又有什么差别？

因此，我们说：能力要露，但不能“逞”。在适当的时候与场合显露出自己的能力，让周围的人看到意气风发的你、能力超卓的你，你会赢得来自周围的信任与信服，并拥有更多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身处在这个高效率、快节奏、强竞争的社会，你默默无闻，很快就会被贴上庸才的标签而得不到重用。至于什么“三年不鸣，一鸣惊人”，那是过去式了；你三年不鸣，单位如果没有把你炒鱿鱼，就是把你放在一个平庸低级的岗位——在一个狭窄的舞台，你如何演出一场一鸣惊人的大戏？

新时代的人，大都有些知识与才能，也知道努力推销自己、表现自己，以博得个好价钱。他们的缺点一般不是“锋芒不露”，而是“锋芒毕露”式的逞能。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有十分的才能，就要十二分地表现出来。生怕别人不知道，还要十三分地说出来。他们往往有着充沛的精力、很充沛的热情以及一定的能力。他们说起话来咄咄逼人，做起事来不留余地。

一个热衷于逞能的人，即使是碰上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也容易因为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或顾忌面子问题而霸王硬上弓。其结果不用多说，十有八九是把事情搞砸。若是帮自己做事，事情搞砸了的苦酒由自己品尝；若是替人打工，同事们不仅不会在你危难时候伸出援手，甚至有可能落井下石——因为逞能导致你的人际关系不可能和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热衷于逞能的人终究是成不了气候的。

能力当然要露，因为能力存在的意义就在于露；但一定要“露”在适当的时机，“露”得其所。

强者在等待显露能力的时机时，尤其有耐心。耐心是强者克敌制胜的有效武器之一。在政治斗争中，需要耐心地等待时机；在激烈的商战中，同样需要耐心地等待时机。而一旦时机成熟，就必须毫不迟疑地展示自己。

历代奸相中，大概没有谁比严嵩的影响“更大”了。在他当政二十多年里，“无他才略，唯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与昏庸的嘉靖帝“竟能鱼水”。

严嵩之所以当政长达二十余年，与明世宗的昏庸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明世宗即位时年仅15岁，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加之不学无术，在位45年，竟有二十多年住在西苑，从来不回宫处理朝政。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奸臣有机可乘。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朝代，昏君之下必有奸臣，这已成了一条规律。

虽然严嵩入阁时已年过60，老朽糊涂，但其子严世蕃却奸猾机灵。他晓畅时务，精通国典，颇能迎合皇帝。故当时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说。在严嵩当政的二十多年里，朝中官员升迁贬谪，全凭贿赂多寡。所以很多忠臣都被严嵩父子加害致死。

为了反对严嵩弊政，不少忠臣为此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也有不少人因此献出了生命。在对严嵩的斗争中，徐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徐阶在起初始终深藏不露，处理朝政既光明正大又善事权术。应该说，徐阶在官场角逐中既能韬光养晦，又会出奇制胜，是一位韧性很强的、有谋略的政治家。他的圆滑被刚直的海瑞批评为“甘草国老”。虽然他“调事随和”，但仍与严嵩积怨日深。在形势对徐阶尚不利时，徐阶一方面对皇帝更加恭谨，“以冀上怜而宽之”；另一方面，对严嵩“阳柔附之，而阴倾之”，虽内藏仇恨，表面上却做出与严嵩“同心”之姿态。为了打消严嵩的猜忌，徐阶甚至不惜以其长子之女婚许于严世蕃之子。

时机终于来了。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明世宗居住近二十年的西苑永寿宫付之一炬。大火过后，明世宗暂住潮湿的玉熙殿。工部尚书雷礼提出永寿宫“王气攸钟”，宜及时修复；而众公卿却主张迁回大内，这样既省钱又可恢复朝政。明世宗问严嵩的意见。严嵩提出皇帝应暂住南宫——这是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也先俘虏放回后，景帝将其软禁的地方。明世宗当然不愿意住在这样一个“不吉利”的地方。严嵩的这个建议，导致他失宠于明世宗并最终垮台。

徐阶觅得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所以他表现出十分忠诚的样子，提出尽快修复永寿宫，并拿出了具体规划。次年三月，工程如期竣工，明世宗喜不自禁，从此加倍宠信徐阶。

为达到置严嵩于死地的目的，徐阶还利用皇帝信奉道教的特点，设法表明罢黜严嵩是玉帝的旨意。他把来自山东的道士蓝道行推荐入西苑，为皇帝预告吉凶祸福。不久，便借助伪造的乩语，使严嵩被罢官，严世蕃被斩。

强者就是这样，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则快、准、狠。鹰立如睡，虎行似病，而一旦行动起来，有雷霆万钧之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