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就职典礼在9月举行。那一周,英国议会专门开会讨论日益恶化的苏伊士运河危机[1],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宣告成立,艾森豪威尔总统向世界宣布美国不会卷入中东战争。当时,新学校有三座新落成的大楼和一个庭院,靠近高沼地,跟罗伊斯顿庄园有一定的距离,有一条公路通往学校,铺就在烂泥地上,说是永久性公路,但更像是临时通道。还有好几条专用引道,卡车和水泥搅拌机隆隆作响,尘土飞扬,泥煤点子四处乱溅。有五六栋临时活动房,作为本科生教学和食堂的场所。三座大楼都是六角形的高层大楼,用浅黑色的混凝土板建成,中间围出来一个庭院,院子里铺着黛青色的工程用砖。有两座楼共用一面墙,另一座是独立的。这些建筑让人想起北方的砂岩城堡,比罗伊斯顿的围墙显得更古老一些,但也更粗糙。从外面乍一看,建筑的灯光很奇怪。透过大片的玻璃幕墙,可以看到蜿蜒的楼梯、宽敞的教室,玻璃窗平时都紧闭着,十分神秘。建筑师是约克郡人斯坦利·穆伦。他曾说过,大片玻璃幕墙的灵感来自哈德威克庄园,庄园正前方的墙体主要由大玻璃窗构成,宏伟大气。斯蒂芬妮和弗雷德丽卡用婴儿车推着威廉和玛丽,沿着乡间小路走去罗伊斯顿,时不时往黑乎乎、水汪汪的坑里瞧,也扒开防护板往里面偷看。在低洼的小路上,她们能看到刚刚落成的高层大楼,孤零零地矗立在沼泽地,看起来不像有窗户,顶上有一个古铜色的穹顶。卡尔弗利公共图书馆和罗伊斯顿庄园都展览了这套建筑设计:六边形的高层大楼高低错落,与周围的风景融为一体,大楼之间由廊道连接着,里面围着一个六边形的庭院,整体就像一个复杂的分子模型或者蜂巢。弗雷德丽卡很喜欢。斯蒂芬妮却有点担心,高楼让罗伊斯顿显得不起眼,也吞噬着荒野沼地。
仪式在剧院举行,剧院位于那栋独立大楼的顶层,阳光可以透过玻璃天窗照进来,屋顶装有弧形活板门,就像天文台的孔径一样,可以关闭。剧场的座位配有深紫色的软垫,一圈圈地环绕着舞台。地面是混凝土的。墙面也是混凝土的,虽然有玻璃窗和装饰品,墙面看起来还是有些沉重。舞台上有个讲台,讲台上放了两把崭新的扶手椅,椅子是北欧风格的,配浅色皮质软垫,凸印着新大学的徽章。随着响亮、刺耳的号角齐鸣,新校长和教授们开始入场,还有一位公主前来授予皇家宪章。教授们穿着丝绸和天鹅绒的导师服,鲜红、蔚蓝和鼬白色搭配,他们一边走,学位服轻轻飘动,有几分中世纪的味道。公主的衣着搭配完美,身穿古金色的外套,戴着一顶轻松活泼的帽子,帽子上插着羽毛。她身边有一位侍女,穿着深棕色和奶油色的衣服。两个人的手袋在一束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新校长就站在光束的中心,他穿着黑色搭配紫罗兰色丝绸导师服,高贵优雅。这是弗雷德丽卡第一次见到杰勒德·威基诺浦教授。他身材高大,一副学者打扮,她有点困惑,他粗壮的身体与灵巧的头脑很不协调,似乎一个著名学者应该是弓腰驼背、拖着脚走路,才好与他的职业身份相配。他的头发又黑又整齐,两鬓花白。他摘下学位帽,戴上小巧的银边方形眼镜,很专业地晃了一下银色的麦克风,麦克风发出机械的咳咳声,在整栋大楼内回**。他说,大学的理念一直是古今学者老生常谈的话题,他也打算简单讲一下大学创办者和自己的理念,以及为什么在这个古老的地方建新大学。他的英语不是纯正的英式腔调,也没有大西洋对岸的口音。他的声音不像拉斐尔·费伯那样如同一杯清水那样清澈,而是像云母这种可能产生水晶的厚介质。他没有多少喉音,也没什么爆破音,但发音很准确,一些拉斐尔会省略的音节,威基诺浦都不会省略,但其实英国人已经不这么发音了。
他说教育应该使人变得完整,教育要突破僵化的学习模式和工作模式。本校的理念在建筑设计上也有所体现。建筑群的排列关系近似,但不全然相同,沿着小路呈放射状分布,而小路交错纵横,连接着所有建筑,这种模式让人联想到人类文化史、建筑内的人类生活史以及科学的秩序。
重点在于联结。在19世纪,历史是重要的联结力量,人类的思想活动尤其热衷于探究起源、物种、语言、社会和信仰。现代社会对旧研究进行重新整理后,历史又成为一个简单而不可避免的切入点。但我们还有其他的切入点。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和科学家都在研究世界的运行规律。达·芬奇认为,艺术家能直接感知永恒但充满能量和无穷变化的秩序。开普勒发现了行星的运动规律,获得无比愉悦的审美体验,他认为行星的美与柏拉图、毕达哥拉斯94的天体音乐一致。如今,数学家常用“美丽”和“优雅”来形容数学证明及其相对价值。爱因斯坦认为,人类对于掌握规律的渴望,可以与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和情人们的渴望相提并论。他说:“人性总是希望成为周围世界投射和升华的意象,人们试图构建一幅图画,描绘人类心灵在自然界中所看到的一切。为此,事物都被赋予了象征意义。”
象征,是思想的形式。威基诺浦说,作为一名语法学家,他就是人类最强大的象征符号系统之一的学习者。有人研究自然语言和人为语言的关系,还有人研究大脑活动和感知发展的形式。有人会思考:为什么只有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数字和空间形式这两个领域,人的认知能力才能无限接近真理或现实?相反,在许多领域,人类的探究都未能实现认知的突破。威基诺浦以他自己为例,说明要为语言的常规使用和语言形式的习得寻求科学的理论解释,人类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人的生理特征不足以支持复杂而微妙的记忆功能研究,两者之间似乎存在明显的壁垒。
想象很关键。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认为,对于我们无法参透但却真实存在的世界,如果没有想象力,他目前的探究无法继续下去,我们要始终努力通过想象发现和认识世界。威基诺浦一再提到“世界图景”这个概念,他说:“直觉的作用在不断被削弱,想象的作用不断提升。直接的感官体验和印象本是科学活动的本源,如今却和世界图景完全脱离,在世界图景的形成过程中,视觉、听觉和触觉不再发挥作用。”
我们也许无法想象“想象”是如何进行的。即使打开所有的窗户,我们也只能瞥见真实世界的一隅。威基诺浦说,我相信,对于普朗克来说,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有必要、也有责任去描绘它,我们会从中收获快乐。我们不要回答“什么是人类”,或者“什么是真实”和“什么是正确”等更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窗户是多元的,我们肯定不会陷入唯我主义者的绝望。我坚信,无论有没有人关注,苹果树都会生长,都会开花结果。我相信我们都会种出苹果。一个穿黄裙子的女孩穿过庭院,人们可以从视觉、情欲、医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她加以观察和分析。她是一个由质量和能量组成的系统,随着细胞的生长消亡而不断成长,以她为主题,可以创作一幅荷兰画派的画,也可以进行现代主义色彩和视觉分析,她的母语可能是荷兰语,也可能是英语,可能学习工程学,可能属于某个社会阶层,但如论如何,她是不可替代的个体,她有不朽的灵魂。开普勒发现了光学特征,而维米尔在《代尔夫特一景》中运用光影色彩加以证明,普鲁斯特又从画中一面黄色的墙入手,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发现了真理、秩序和相似性,进而联系到宇宙中的所有时间,或者说所有可想象的时间。伟大的直觉,无论在任何领域,都可以在千差万别、无限运动的宇宙中洞察事物的秩序和相似之处。不过,即使直觉失灵了,被别的东西替代了,我们也不会放弃探索。一所大学应该是一个宇宙的模型,既体现纷繁的秩序,也包容和鼓励直觉的发展。各学院要共同构成一个人,一个不存在但可以想象的人。
一个匿名者向大学捐赠了亨利·摩尔95的一对大型雕塑。人们议论纷纷,说这个匿名捐赠人可能是马修·克罗。一开始,这份礼物带来了一些麻烦,推土机推平了本来要修草坪和庭院的地方。斯蒂芬妮和弗雷德丽卡去了雕塑的临时安放处,威廉和玛丽也一起去了。威廉两岁,刚学会走路,不怎么说话;玛丽坐在折叠婴儿车上。他们从一栋大楼后面穿过庭院,走过建筑木板,来到沼地边一个高低不平的露台。雕塑的后面是一道弯弯曲曲的墙,还有一段台阶,台阶上长着石楠和棉草。
雕塑是一男一女。女的身形庞大,底座很宽,脚踝和手腕雕得细致巧妙,好像坐在台阶上。她的重心在脊柱末梢,包裹在臀部和骨盆里面。她的脑袋不大,眼睛圆圆的,像一个瞪着眼睛的健壮娃娃,或是坐着一动不动在巢里孵卵的鸟儿。她的衣服的褶层铺展在膝盖中间,虽然是石头刻的,却异常精致,就像沙滩上潮水退去之后留下的痕迹。男性雕塑在她身后笔直地站着,像一颗棋子,身体部分由平衡立方体组成,看起来像护胸甲和方形盾。他的脑袋上有几道裂缝,头仰着,张开的嘴或分开的头冠对着天空,就像一只警觉的带羽冠的鸟儿,或者和鸟同祖的爬行动物。
威廉手脚并用,在台阶上跑上跑下,围着雕塑转来转去,捡鹅卵石、蜗牛壳和羽毛。两个女人都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想拿那个女性雕塑开一个玩笑。斯蒂芬妮说,看到雕塑,她就想到自己生小孩之后屁股变肥了。弗雷德丽卡说,这个脑袋长得跟鸟儿一样的女神,怎么能激励新一代女大学生呢?威廉横穿过一道台阶,紧紧抓住雕塑的膝盖;斯蒂芬妮在厨房烧菜或者把烤肉从烤箱里拎出来的时候,他也会像这样紧紧抓住她的大腿,弄得两个人都很危险。
“他知道雕塑的作用呢,”斯蒂芬妮说,“就是稳定。”
弗雷德丽卡对姐姐说:“女人要是火或者空气就好了,哪怕只有一次。”
“除非死了,否则不可能,”斯蒂芬妮平静地说,“女人更像是水和土地。反正我喜欢土地,有石头和树木。我喜欢土地。”
雕塑的腿部很宽敞,可以坐人,威廉要爬上去,弗雷德丽卡不让他爬。她又想到自然女神,自然女神的**有着人皆崇拜的宝藏。这时,高处有人在向他们呼喊。罗伊斯顿的剧组人员都来了:马修·克罗、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埃德蒙·威尔基、文森特·霍奇基斯和托马斯·普尔。
“多贵重的礼物啊,”克罗指着雕塑说,“女士们,早上好。”
弗雷德丽卡还在制止威廉攀爬。亚历山大问斯蒂芬妮觉得雕像怎么样。斯蒂芬妮说,充满力量。弗雷德丽卡则喊道,她们俩都觉得女性雕像有点可怕。
威尔基说:“男性雕像积极向上,整体笔直,巧妙地盘旋而上。他不满足于现状,和女雕像不一样。”
托马斯·普尔很喜欢小孩子。他说他也有一个差不多高的儿子。这么大的孩子很讨人喜欢,他们的眼睛很敏锐。玛丽张开双臂,手腕胖乎乎的,小手不停旋转,像是在筛空气、抓空气。她的头上盖着一条柔软的红色丝巾,丝巾在微风中飘动。她咕噜着几个音节:爸、妈、大。威廉的小手干燥、温暖,被弗雷德丽卡牢牢地抓住。他的身子却还侧倾着,老大不乐意。
亚历山大说他来推玛丽。托马斯说他很有经验。亚历山大俯下身子,率先看到玛丽脸上的红胎记,这时,那个血疱已经跟原来有所不同,不像果冻,她的眉毛生得很淡、很精致,但上面也有玫瑰色与红褐色的胎记,还带着淡棕色的斑点。
斯蒂芬妮说:“他们说以后会消失。”玛丽皱着小脸,疑惑地看着亚历山大,亚历山大非常温柔地摸了一下她的脸,弗雷德丽卡留意着威廉的身体平衡,她很克制,没有冲他吼。在众人返回的路上,克罗指着各个地方说那里将来会有什么建筑。这个地方目前还很泥泞,只是一个水坑,但以后,语言系大楼就建在这里。那里,围着灰色围栏的地方,上面贴着“注意危险”的警示,生命科学系大楼就在后边。
“威基诺浦教授的苹果树会种在哪里?”弗雷德丽卡问。就职演讲提到的各种具体意象还萦绕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窗户,宽阔与狭隘,向里看还是向外看,苹果树下穿黄裙子的女孩,马克斯·普朗克矛盾的世界不能通过听觉、视觉或触觉来感知,她想象不出该用什么方法来感知。
“我自己的果园还在,”克罗说,“各个品种的苹果都有。但我不知道校长想把苹果种在哪里,目前他还住在西翼楼的客房里,以后他家肯定是带园子的大房子。今天晚上,我请他去我的小破楼里吃饭。希望你们都能来,一起喝酒喝咖啡。一定要来啊。”
弗雷德丽卡去了,听大家谈论未来,传播各个教授的八卦。拉斐尔没有来,她忍不住,在剧院那栋楼里问了霍奇基斯。霍奇基斯说:“他说服不了自己,我知道他做不到。他只在圣迈克尔和图书馆之间两点一线地活动。这种生活太不切实际了,单调得可怕。”
斯蒂芬妮也没有来。她想到要在克罗的家里说一个晚上的话就害怕,这让她感到很惊讶。她已经习惯了听丹尼尔的妈妈诉说她的人生故事,听威廉的喋喋不休,听玛丽的叽里咕噜。亚历山大注意到她没有来,有些遗憾,她如果知道了肯定会感到惊讶。有那么一瞬间,他模糊地觉得,或许可以和她聊聊西蒙·文森特·普尔,因为她很睿智,会静静地听人家说话,不会出言不逊。但她不在,而弗雷德丽卡在,于是,他和弗雷德丽卡聊起了文森特·凡·高。
[1] 亦称第二次中东战争,指英法为夺得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与以色列联合,于1956年10月29日,对埃及发动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