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极度令人战栗的忧虑，已经从罗马人的经验中获得证实。《编年史》中所叙述的国君，显示出人性的善变和难以捉摸，我们很难从现代历史中找到如此混乱的特性。在罗马皇帝或为善或败德的言行之中，我们只能列举其中最关紧要的对象，上焉者是人类最高尚完美的典型，下焉者是人类最无耻堕落的范例。图拉真和两位安东尼的黄金时代之前，是黑暗酷虐的黑铁时代。一一列举奥古斯都不肖的继任者几乎毫无必要，他们罄竹难书的罪行与其上演的华丽殿堂，对照之下令人无法遗忘。诸如提比略的睚眦必报、卡利古拉的杀戮狂暴、克劳狄的萎靡软弱、尼禄的**残酷、维特里乌斯的纵欲佚行和图密善的怯懦无情，注定要祸延子孙、遗臭万年。这80年中，罗马在暴君永无宁日的统治下痛苦呻吟，不仅共和国的古老家族灭绝，并且任何才德之士稍露头角，都会遭到致命的打击。

处于形同禽兽的暴君统治之下，罗马人过着生不如死的奴隶般的生活，同时也基于两种特殊状况而获致无法逃避的结局：一种是相较于他们在从前拥有的自由；一种是来自对外的扩张和征服。这样一来使他们比起任何时代的那些暴政受害者，面对的压迫都更为悲惨可怕。特殊状况造成的后果有两个：其一是受害者对巨大悲痛的自觉；其二是无法逃脱加害者的魔掌。

罗马人的心智经由不同途径遭到奴化。他们虽然背负自甘堕落和军方暴虐的重压，但长久以来还能保存祖先生而自由的情操和理想。希尔维狄乌斯、塞拉西、塔西佗和普林尼接受的教育方式，跟加图和西塞罗完全相同。他们从希腊哲学的教导中吸收人性尊严和社会本源最正确公平的概念。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教育他们要尊重一个自由、和谐、胜利的共和国，他们声讨恺撒和奥古斯都犯下的一连串罪行，并鄙视那些表面上用最卑下的奉承来崇拜暴君的阿谀者。其中的有识之士出任政府官吏和元老院议员，可以参加会议制定法律，就用自己的名字替帝王的行动背书，把自己的权力出卖给居心险恶的暴君。提比略企图用法律程序掩饰谋杀行为，对元老院成为帮凶和加害人而感到窃喜，这种阴险手法也为一些皇帝所采用。

在元老院会议中，总有罗马人被莫须有的罪名所谴责。到处充斥恶名昭彰的控诉人，这些人满口大公无私的爱国论调，在法庭上审问帝王心目当中所谓的危险公民，公职被当成有财有势者的酬庸。有的法官充满奴性，嘴里宣称要维护共和国的尊严，可国家的元首一旦违犯法律，面对帝王的冷酷无情和残暴不仁，他们便感到战栗害怕，满口歌颂他的仁慈。暴君反而瞧不起奉承者善变的嘴脸，知道他们表面装出一副诚挚的模样，内心却希望看到自己垮台，最后基于株连的心理，从而迁怒整个元老院。

罗马帝国覆灭后，欧洲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国家，相互之间因宗教、语文和生活习俗的大致相同而产生紧密的联系，结果反而对人类的自由有很大的助益。近代的暴君尽管率性妄为，无所忌惮，也会因对手的环伺、舆论的指责、盟邦的忠告和外敌的忧患，稍微约束自己的行为。本乡本土对暴君不满的人士可以逃离疆域狭小的边境，很容易在较为祥和的环境中得到安全的庇护。他们的才华可以得到新的发展，也可以自由抱怨所受的迫害，甚至可以诉诸报复的手段。但居于巅峰的罗马帝国则不然，其偌大的疆域都处在严密的控制之下，要是大权落入一个独夫手中，那么对他的仇敌而言，整个世界将变成坚固而恐怖的监狱。帝国专制统治下的奴隶，不管是拖曳着镀金的锁链在罗马的元老院受到判决，还是被终身放逐于塞里法斯岛的荒岩或多瑙河冰冻的沿岸，都只有在绝望中静待最终命运的降临。反抗只是自寻死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逃亡。帝国四周被一片汪洋大海和广阔的陆地包围，横越之际就会被发现并且捉回，到最后还是解送到愤怒的主子面前。即使逃离了帝国的边界，其焦急的目光除了看到辽阔的海洋、荒芜的沙漠和带着敌意的土著，完全一无所有。化外之地的蛮族不但态度粗暴而且言语不通，他们的国君愿意牺牲讨厌的逃犯以换取皇帝的好感和保护。所以西塞罗对遭到放逐的马塞卢斯说道：“不管你在哪里，记住，你始终是在罗马暴君的势力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