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分南北，人有东西。先辈们囿于一井之天，以四海之中之大者自居，把周边他族蔑称之曰“夷狄”，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不过，这种情绪也并非空穴来风，塞外大小诸族特别是西、北强劲剽悍之辈，以弦弓毒矢强弱相并，不能驯受教化而又常为中国之患，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三代有猃狁，秦汉有匈奴；隋唐之间，突厥为大，其后则有吐蕃、回鹘之强。五代之际，名见中国者尤多，其中以契丹最盛，降至本朝而不衰。此后党项、女直以及蒙古又相继而起，为害酷烈，日甚一日，最终甚至发展到了危及我泱泱大国的地步。

求取生存是一切侵掠的主要动机。游牧之族逐水草随寒暑、食兽肉饮其汁，完全以畜牧为生，因此受气候环境的影响绝大。如果一旦发生干旱而使畜群倒毙，只有另辟他径以自救，这种办法一是寻找新的水丰草美之地，一是向他族掠夺资产。显然，缺乏物质蓄聚是其中的关键，当然这又是畜牧本身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以畜牧为本的社会对天灾的应对能力实在是非常脆弱而有限，气候变迁之外，诸如瘟疫、人口膨胀也都会带来致命的问题。这一切都迫使他们不得不仰仗于物产丰饶的农业之国，以获取牛羊以外的其它基本生活资料。假如不能以公平的贸易而达到目的，也只有采取战争的方式。

中国王朝在认识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相当严重的误区，君臣士庶只看到了夷狄之辈“被发左衽，人面兽心”、“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一面，而没有发现他们不得已而诉诸武力的一面。因此在攻伐不成之后，便采取建城立垣的闭关政策，几乎完全杜绝了与关外诸族的贸易或者只进行非常有限的交换，这就使得游牧社会无法用和平方式取得物质的补充。历代的圣贤们认为中国以田耕为本而自给自足，从根本上讲不需要对外贸易，没有意识到贸易在维护和平上的极端重要性。执政者自恃于国力的强盛，一直把互市也就是相互贸易当作是要挟夷狄的一个手段，却从来没有把它视作是一种自避隐患的良策。殊不知，一旦抵御入侵的能力有所降低时，就无法不被为生存所迫的外族盗掠侵驱。这个问题终于在本朝走向了极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道长城或许还是罪魁祸首，如果放弃政治偏见而开放边境，允许双方的自由贸易，在互利的情况下保证对彼辈欠缺物资的供应，应该是能够避免兵戎相见的。

早先的中国典籍里找不到“蒙古”的名称，这是本朝以来才有的译名，同时先后还有许多其他的称呼，如萌骨子、朦骨、蒙国斯等。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蒙古族的最后形成时间相对较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个部族的活动地区十分遥远，大致在今天贝加尔湖以南，西起阿尔泰山东至大兴安岭一线，这个广袤的区域北是山岭牧地，南方则是平坦的草原。也许只有国力强盛的唐朝时期，中原帝国的版图才有及于此。本朝北有契丹，西有吐蕃、党项，基本上没能涉足戈壁和草原，因此无缘得知其间的情形是很自然的。实际上，自从唐朝时期鼎盛一时的东、西突厥逐渐没落，回鹘人又迁出后，那一带的情况就一度晦暗不明，一直到成吉思汗的崛起为止。

当然，仔细考察起来也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唐五代时有人就记载道，北方的夷狄中室韦部较盛，其中有一支称作“蒙兀室韦”，这可能就是后来的“蒙古”之称。不过，名称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一个新兴的部族绝不可能从天而降，它自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过程，尽管我们对这一过程并不能做到了如指掌。从民族的角度上说，生活在该区域的许多部落都属于同一个大民族，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称的“蒙古”族，与突厥族及属于通古斯族的契丹、女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定的不同。契丹、女直处于这一地区的边缘，因而得以与中国较早接触，也正是由于契丹的强盛，使蒙古地区的突厥余族被清除，蒙古各族才得以重新活动，开始沿额尔古纳河西迁至斡难河一带。关于这次西迁，蒙古族有一个古老的传说道：一对受天命而生的夫妻“苍狼”和“白鹿”渡过腾吉思湖来到了斡难河源头，生子名“巴塔赤罕”，就是他们的第一代祖先。如果这个传说属实，那么蒙古重新兴起并最终形成一个完整民族的时间确实相当之晚，因为耶律阿保机直到公元924年才驱逐了该地区的突厥族。

一个小而微的部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变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就一定是融合了其他部落而成为一个共同体的缘故，蒙古当然也不例外。这要归功于一个伟大的人物，这就是公元1162年亦即宋朝纪年的绍兴三十二年生于斡难河畔的铁木真。铁木真出生的年代，正是蒙古诸部激烈争战的融合时期。铁木真九岁时，身为蒙古乞颜部首领的父亲就在部落战争中死去，铁木真与他的母亲和兄弟们不断受到敌人的袭击，十几年里九死一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铁木真正是在血与火的岁月里成长起来，生活磨炼出他的坚强意志和非凡性格，也教会了他应付时世的智慧和计谋，因此使他最终成为草原民族豪放气概和顽强精神的杰出代表。到了四十岁时，铁木真已经基本统一了蒙古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公元1206年也就是韩侂胄伐金的开禧二年，铁木真在斡难河召集诸弟、诸子、驸马、部族奴隶以及各部首领召开议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铁木真接受了“成吉思汗”的称号，树九游白旗，正式建立蒙古帝国。“汗”原是部落首长之意，北方诸族都以此词来称谓本族的君主；“成吉思”的具体含义已无从得知，但它是一种最高权威的尊称则是没有疑问的。“成吉思汗”铁木真的诞生，是世界范围内震天动地的大事。

成吉思汗首先进攻的是西夏和西辽，后者是辽国灭亡后契丹残部西迁后建立的政权，在取得胜势后立即就转向了金国。蒙古对金人的仇恨是简直就可以说是与生俱来，因为金廷长期以来一直对蒙古各部采取极端的压迫政策，甚至在灭辽后，出于对北方各部的恐惧感，每三年出兵掳掠杀戮一次，谓之“灭丁”。如此残酷的灭绝行径，不可能不激起蒙古人的反抗，成吉思汗从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开始伐金后，举国之力几乎全部投入到这场战争中。以蒙古强大的势力，孱弱的金国已根本不是对手，四年后就丢掉了中都而被迫南迁汴梁。

很显然，在这个时候蒙古人尚未完全意识到他们对中原的兴趣，也尚未摆脱游牧民族掠夺的禀性。克服金中都后，成吉思汗带着大批战利品回到了怯绿河上的宫帐中，依旧过着他们传统的游徙生活。大约在两年后，一个偶然的事件促使成吉思汗转而向西，对中亚大国花剌子模帝国展开了征讨。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斗的最初起因也是由于贸易上的纠纷酿成的，这再次证明草原帝国的彼此征伐和物质需求之间的某种天然联系。

这场西征几乎**平了整个中亚地区，蒙古军队最远一直推进到印度河和克里米亚半岛的第聂伯河。成吉思汗杰出的军事才能在这次西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蒙古军队也从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这场战争同时也使蒙古帝国获取了极大的物质利益，虽然这对于其他族群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痛苦。成吉思汗所禀持的那种摧毁一切、消灭一切的信条，其实也是长期以来饱受压迫的民族心理的必然反映，但他能把这种心态发展到攻取天下的高度，这对于蒙古民族来说，却不失为是一个伟大的贡献。不过，雄才大略无与伦比的成吉思汗仍旧只是局限在以弓马取天下的范畴里而已，他还没能认识到的一个简单道理是：屠杀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在征伐金国并占领中都燕京后，成吉思汗听说了一位契丹贵族后裔耶律楚材的名声，并于三年后将他召到帐前，向这位博学之士讨教命相占星之术。耶律楚材出身于一个完全汉化的契丹人家庭，长期侨居中原，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士人。然而他对于蒙古帝国的巨大影响当时并没有显露出来，因为成吉思汗除了术数之外，对耶律楚材的儒学并不感兴趣。

此外，成吉思汗还接触过一位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汉人，这就是长春真人邱处机，全真教的掌门人。全真教是道教的一个门派，在金国入主中原后发展兴盛，到了邱处机时，门徒遍及整个北方，具有相当的影响。成吉思汗同样是在燕京听说了这位长春真人的名声，不惜派人万里迢迢把他请到了西征行营。与召见耶律楚材的性质相同，他此次的目的是想请求这位仙风道骨的真人教给他长生不老之术。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四月，真人在路上走了一年又两个月后，到达了蒙古御营并随之北上。很难猜测真人不畏艰难长途跋涉应召蒙古大汗的动机，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响应过金廷和南渡宋朝的征召。虽然真人知道了成吉思汗的动机后十分失望，但这位道行高深的人并没有以丹鼎灵药之术来迎合蒙古大汗，相反代之以诚恳的劝说，希望他能接受道家的理论而不嗜杀戮。真人强调说，只有清心寡欲才能长生，敬天爱民才能一统天下。显然，成吉思汗并未能为他的高深理论所说服，尽管他始终对真人保持了一种敬重和推崇的态度。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在围攻西夏时，成吉思汗带着遗憾不幸去世，因为他对宿敌金国尚未在他的手中被征服而耿耿于怀。这是颇令人沮丧的事情，假如成吉思汗能够亲自来到中原的话，蒙古帝国所能取得的光辉业绩或许还要更为巨大。

成吉思汗西征后，把灭金的任务交给了太师木黎华，命他负责太行以南的军务。正是木黎华迈出了蒙古民族走向成熟的第一步，他在经略中原的过程中渐渐认识到屠杀抄掠的落后，从而采取占领求治的政策。他的军队纪律肃然，甚为占领区的吏民所欢迎，也为一大批汉人世族所拥护。这一切都为新一代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灭掉金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窝阔台在位期间，蒙古帝国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基本开始了从游牧部族向文明国家的过渡，这个过程是所有南进民族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耶律楚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不过，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显然是不符事实的，蒙古人一旦从北方来到中原，它就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也无法避免环境的熏陶，因此耶律楚材所采取的定税赋、立造式、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诉讼、别军民、设科举等等措施，无非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而已。是病弱的宋王朝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使契丹、女直以及最后的蒙古人越过长城来到了这个田园之邦，最终成为历史的幸运儿。客观地说，假如我们的帝国像汉、唐那般强大，大多数游牧之族必然还将保持着被发文身、饮血茹毛的状态。可见，融合是多么的重要和伟大。

窝阔台的早死带来了这个庞大帝国的内乱。成吉思汗有四个嫡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四个儿子都得到了相当可观的封地，而窝阔台则被他指定为继承人。窝阔台死后，先是皇后摄政三年，此后长子贵由继位，不料两年后死于巡幸途中。此后，诸王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拖雷一系向汗位发出了有力的挑战。三年后，年富力强的拖雷长子蒙哥在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下，登上了汗位。这次政局动**持续了近十年，不仅使蒙古帝国的中央集权遭到了破坏，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蒙古向南方的进攻步伐。蒙哥即位后重新开始了对宋廷的进攻，他本人亲率大军侵入四川，派其弟忽必烈从中路攻击。不幸的是蒙古军队尚没能适应在崎岖山区的作战，屡受顿挫，蒙哥也于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七月死于合州城下。此时忽必烈已到达长江北岸，他本来无意半道而辍，因此仍然渡江围攻鄂州。但到了十一月份，突然传来了其弟阿里不哥谋取汗位的消息，忽必烈在部属的劝说下终于决定回朝争夺汗位，并于月底匆匆北返。由于这个意外原因，我们的大宋帝国才得以又延续了二十年。

翌年三月初一，忽必烈在蒙古帝国最高政事会议上战胜了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被推举成为新的蒙古大汗，时年四十四岁。在一定意义上，忽必烈才是一位真正具有了入主中国能力的领袖，他早年受命经略中原，此后又转战西南灭掉了宋室的南方藩国大理国，文治武功，高标一时。他的即位，标志着蒙古帝国自北向南战略转移的最后完成。此后的数年中，忽必烈平定内乱，加强集权，同时在燕京营造国都，建立年号，推行汉制，承认汉人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正统地位，使原本游移不定的蒙古帝国在中原站稳了脚跟。

忽必烈受他的母亲影响很深。这位贵族出身的王后与她的丈夫拖雷一样，在国家政坛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寡居以后她被封在了原属金朝的真定路，以立学养士之政享誉一府五州。忽必烈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与汉人士子的接触，并渐渐形成了一个幕僚集团。古人称天子未即位前所居之藩邸为“潜邸”，这是取“潜龙在渊”的意思。忽必烈登基后，他的这个智囊团被人称为“潜邸旧臣”。这个集团的出现最初是来自于一位僧人的建议，这位很有名望的高僧劝说忽必烈“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有志于天下的忽必烈采纳了这个提议。宋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在蒙哥即位后受命经略汉地，在金莲川设立幕府，开始四方延揽人才，标志着这个集团的正式形成。“潜邸旧臣”的人数众多，高峰时期达到六七十人，大多是富于才学和经世之术的汉人世族士子，蒙古人只占很小一部分。此后忽必烈能够成功地治理汉地，夺取汗位，战胜蒙古保守势力而趋于汉地文明，这个集团起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作用。

忽必烈的第一个年号是“中统”，中统二年（宋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他在中央政府设立了“劝农司”，鼓励百姓开垦荒田、种植农桑，并且禁止了蒙古人占田放牧的旧有做法。这对于蒙古民族来说，同样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贡献，较之他的祖父伟大的成吉思汗，似乎也毫不逊色。

从此，中国大家庭中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

回到临安来，我们帝国的气氛依旧萧索。理宗皇帝于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十月二十六日驾崩升遐，享年六十一岁。皇太子赵禥即位，后来的庙号为“度宗”。第二年，改元“咸淳”，当朝首相仍然是贾似道。

似道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取信人主、威震朝野，完全是因为鄂州解围的结果。从那时开始，似道就已懂得了如何利用外敌的威胁来为自己谋得利益。虽然他本人远远算不上是个勇敢的人，但有时也常常为帝国内部的恐惧心态而感到好笑。似道很清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要刻意而为，世间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加以利用。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年初，理宗山陵事竣，似道便突然不告而别，回到越州故里。同时密令手下诈报道：蒙古军队正在向下沱猛攻。下沱是江陵府上游的一个重要集镇。

果然朝廷大骇，天子百官手足无措。度宗与太后先后手诏谕敕似道，希望他能立即回朝应付时局。似道当然暗暗窃喜，洋洋自得地回到临安。这是似道给度宗皇帝的一个下马威，他要让年仅二十六岁的新天子知道，没有他这位辅弼大臣，帝位是不可能获得安稳的。显然，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四月，贾似道被加衔太师，封魏国公，权威达到顶点。新帝每次朝会必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称其名。至于朝廷百僚，则尊称为“周公”。这实在也是一件荒唐透顶的事情。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二月，似道再次故弄玄虚，上疏天子乞求卸职归养，顿时又让度宗龙颜大惊。天子命大臣与宫侍传旨似道表示固留，一日之内来了四五批，至于派中使赴似道府第宣慰加赐，更是走马不歇。度宗为了不让似道离朝，甚至命人卧于第外日夜守之。天子对宰相如此圣恩隆渥固然前所未有，但身为人主如此谦卑无奈也是亘古罕见的。最后，特授似道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这就是明文确立了他的最高宰辅地位。此外，赐第于西湖葛岭，迎养其中。

然而似道每隔五日才上朝一次，而且是乘舟泛湖而来，优哉游哉，轻松闲适。都堂则从来不去，凡有公事处理，则由吏员抱牍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委之于门客廖莹中和堂吏翁应龙。朝廷的其他宰执大臣，基本上已形同虚设。似道虽然深居简出，但他同秦桧一样，善于将人性中的丑恶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朝间贿赂贪污、徇私舞弊、欺上瞒下的风气大盛之时，当然也就是独裁者最安稳最放心的时刻。

自开庆元年忽必烈从鄂州退军后，蒙古帝国近九年之内没有进兵南下。这个新造之邦的版图太大了，当它把重心转移到中原时，无疑需要集中精力修整内部，积聚新的力量。不过，从它以往的进取精神和强大的实力来看，自然是不会就此裹足不前的。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一位宋朝降将刘整向忽必烈陈言道：

“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者，不为正统。”

作为降将的刘整有这样的言论不足奇怪，因为他所投靠的新朝若非堂堂正朔，自己就难免成为乱臣贼子，所以他当然希望蒙古君王能够一统天下。而忽必烈接受这样的理论就更为正常，他既然有意领受儒学的指导，也就首先必须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否则的话，他就把蒙古帝国放在了夷狄的位置上而自绝于他一贯向往的中国大地了。

不过，事情也并非如此绝对。假如七年前忽必烈派往宋廷的使者不是因为贾似道的拘留而使鄂州达成的协议实施，蒙古朝廷得到了岁币二十万两银绢的利益后是否还会刻意南下？这个问题倒也颇令人困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如辽、金对待南渡帝国的一贯态度一样，蒙古人同样不会仅仅满足于金银玉帛，南下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而已。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局势一旦缓和并持续较长的时间，双方是否会发生势力消长的变化呢？即使我们的帝国已经垂老欲朽，但成吉思汗的事业也绝不会永远年轻。

假设毕竟是假设，对我们的帝国来说，生死决战已经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