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后期的朝廷事务基本上是由王淮主持。王淮字季海，绍兴进士，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入为副相，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拜右丞相，不久升为首相。取法汉制而将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是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的事情，自此以后，宰相的名号便没有再变动过。王淮此人从总体上讲倒也是个持重之士，风骨清癯，萧然简远，为人冲淡寡欲，喜愠不形于色。但这种秉性的人虽会有善名，但却不一定会有善政。

至少，王淮也不是完全像孝宗所认为的那样不党无私。朱、唐交讼一事就是个例证。

朱熹在朝廷的一再征召下，于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赴知南康军，两年任满后接受王淮的推荐，出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这是一种经济监察官职，但在其时主要的责任是监督浙东一带的救灾措施。朱熹到职后，先后弹劾多位官员的不法行为。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七月巡按至台州时，发现离任的知州唐仲友有不少问题，遂连章朝廷请予惩罚。王淮起初压下不报，此后又在天子面前为仲友开脱，最后大事化小，以夺唐仲友新授之职转授朱熹的处理了事。

仲友是王淮的姻亲，王淮在这个问题上有点感情用事可以理解，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王淮也是婺州人，与唐仲友一样具有一种讲求经世的思想倾向，所以对朱学有一种排斥心理。尽管他为政宽厚，但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能摆脱学术偏见，以至于在不久后默许郑丙、陈贾诸人攻击程、朱之学，开了以政治手段压迫朱熹学术的先例。就事实而言，朱熹所提倡的理论在客观上对帝国的恢复大业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朱熹本人从再度出仕之后，就明确主张“先以东南之事为忧”，反对急功近利妄生衅端。但当时朝廷反对朱熹者并非出自于这个考虑，他们只是攻击朱学之人“饰怪惊愚”、“欺世盗名”，这对于朱熹来说当然不是很公正的。凭心而论，只有陈亮对朱熹的批判才具有一种无私的意义。从政治上对学术思想进行压制无论从什么方面来说，都是非理性和非人道的。

王淮罢于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虽然他刻意为天子理财治政、区分军务，但不言自明的是，他的努力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山河依然，气氛照旧，帝国政府从没有真正把眼光转向沦陷已久的北方。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正月，与孝宗并驾齐驱、和平共处的金熙宗去世时，几乎没有引起南方的任何反应。

从高标准上说，帝国第十一位天子御临天下的时代其实是庸碌和无为的，孝宗皇帝最后一个举动证实了这一点。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初，皇上几乎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就突然宣布自己将禅位太子。他对新任宰相周必大、留正说，准备在旬日之间就把这件事情完成，并密赐当年高宗禅位的手诏给周必大，命令他立即依式进呈诏草。孝宗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只是说年来稍觉倦勤，所以想退就休养，同时也可终毕先帝高宗三年之孝。太上皇高宗于两年前返归道山。

这在帝王原则上是不能成为理由的。人主受命于天治御万民，本就应当治道忧勤、宵衣旰食，绝不能以日理万机劳心蚀骨而遽让神器。何况天子不过五十三岁，春秋方盛，圣体未愆，如何竟能以倦勤而想到休养！至于上皇驾崩，哀深慕切，欲以塞耳闭目之道以尽三年之丧，则更悖于古来的圣训。尽孝之大者在于尽道，欲报高宗之恩，尤应殚心竭力以奠安天下，哀毁过礼岂足以慰先帝于溟漠？孝宗虽是个淳厚的人，但并非不明事理，他所谓宅忧谅荫以尽丧纪的理由明显是一种饰词。

这件事情确实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朝堂上下一片寂静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孝宗把绍兴禅让挂在嘴上，目的是想打动二府的宰执，并不能说明他的真实想法。当年高宗的内禅，明显是出于时势压迫下胆怯懦弱心理的作怪，而眼下虽然国步未康、恢复无功，但依然不失为一个平和熙乐的年代，我们的天子根本没有任何动机去效法先君。至于说他的禅位是因为抱志未伸、不甘屈辱，那只不过是后来臣子美好的愿望罢了，祖宗之仇家国之痛又岂是退处闲适所能消磨的？值得注意的是，天子急切希望此事能速战速决，正如他计划的那样，从透露风声到最后禅位确实只用了十来天的时间，如果没有难言之隐，又何必惧怕其中的波折？

根子出在已故的上皇高宗。他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内禅时正当盛年，这个事实使得入继的嗣君只有二十六岁，照本朝诸帝大都御极长久并能享高寿的先例推论，新一代天子像高宗那样再次垂拱三四十年是不成问题的。果然，孝宗居位一转眼就是二十八年，这叫有心大宝的储君如何能堪呢？

太子赵惇排行第三，已经四十三岁了，人为储贰也有近十年的光景。天意难测，以他这个年龄走在皇帝前面也不是不可能的，长兄庄文太子早早而薨就是先例。太子没有父王至淳的修养，因而心怀怨望也就顺理成章。在这个问题上，太子妃李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氏是庆远军节度使李道之女，出身将官之家，既缺乏礼义簪缨之家应有的教育，更没有金枝玉叶所具备的涵养，因此性格粗率又悍妒狭刻。尽管孝宗一度有废去之意，但她成功地掌握了太子，一直我行我素。在李氏的影响下，太子不止一次地做过母后的工作，希望她能说服皇上能效法祖翁而早日内禅。爱子心切的成穆皇后当然也委婉地劝过孝宗，但起初未被天子同意。孝宗对皇后道：

“孩儿尚小，缺乏经历，故不能与之。”

当皇后无奈地回复太子时，太子推起头巾，露出前额：

“儿臣毛发已白，尚以为童，岂非翁翁之罪！”他也许不好指责皇上，所以只能把怨气发泄到祖父高宗的头上。

上皇高宗的去世是太子的怨气开始表露的契机，当孝宗最后得知这一情况时，不能不在心底有所触动。自古以来，储位之事一直是个两难的问题：久阙不建，对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隐患；但过早确立，也会带来新的麻烦。东宫的影响是很微妙的，历代都不乏太子不道而祸起萧墙的故事，孝宗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从这一点出发，孝宗最后选择当年高宗的道路，以抛弃一切而自求快活的退让来达到折中之道，自与他性格十分契合。太上皇高宗二十几年恬淡的生活给孝宗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这也是他甘于退却的另一个因素。当然，天子是个至孝的人，以老吾老之义推及幼吾幼之情，是他最终下定决心内禅的根本原因。

不过，孝宗的做法既是一种逃避，就注定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受制于悍妇的赵惇并没有因顺利地入继大宝而改变性格，反而愈陷愈深，作了自己皇后的傀儡。李氏当然也没有因为顺利地执掌大权而消释积压已久的情绪，第二年就对曾经有心废己的太上皇孝宗开始报复，不断离间他们父子的感情。一段时间后，两宫的关系竟成隔绝之势，有时太上皇要见儿子都不可得。

这事使得举朝忧虑。一两年来，宰辅百官以至布苇之士，过宫为请者不绝，但亦未能立即改善状况。新天子本就有心疾，在李氏的悍妒暴躁下，震惧成疾，不能视事。孝宗遭此打击，独处在幽深的重华宫里怏怏难捱，后悔不迭，但为时已晚。孝宗的这个失误就如同他二十八年的临政一样，怀有良好的愿望，但却没有良好的结果。

新帝后来的庙号为“光宗”。光宗即位第二年改元“绍熙”，也只做了五年的皇帝。后宫干政是本朝家法所严格禁绝的，在这方面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共识，也有着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光宗陷入妇人之手的遭遇决定了他必然成为龙銮宝座上的匆匆过客。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五月，上皇孝宗大渐，思见光宗犹不可得。消息传出，朝廷上下顿时哗然，六月初九太上皇孝宗驾崩，光宗又未能赴重华宫尽礼，这导致了光宗帝位的最后终结。以赵汝愚、韩侂胄为首的一批贵戚及宰执大员发动了一场近似于政变的运动，请出寿圣太后——这是孝宗的母亲，光宗的祖母——主持了又一次禅让，使光宗的第二子赵扩成为帝国的第十三位天子。这是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初五的事，新一代天子史称“宁宗”，时年二十七岁。

历史的合理性常常使人无比困惑。

以公元十二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宋帝国来说，尽管和议在精神上严重挫伤了国家的气势，然而在客观上也造就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即便是高宗的退避和秦桧的专制，在产生不思进取的消极心态的同时，却也使得半壁河山的稳定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军事上，我们的帝国虽说从原来的基础上又退后了一步，比如十几年的兵戈不兴武备不整使得战斗力已经大大下降；但在另一方面，本来诸事不张的经济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繁荣。

第一当然是农业的恢复。以南渡之后的半壁之地应付居高不下的政府开支，首先得依靠农桑，这是天子臣民的共识。为此政府实行了不少政策，比如蠲免租税、招抚流散、经界田亩以去民之扰等，从实际情况看，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大兴水利，使南方河道密布、水泽纵横的地利得以发挥，更使生产水平大大提高，从根本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农业的恢复带来民间产业的兴盛，举凡采矿冶铸、丝染棉织、造纸制瓷，甚至工艺技术要求甚高的造船业，都能克尽其善。物质需求的强大动力使民生工业在这个时代第一次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进步，这是很值一提的。其中对我们帝国最大的贡献是造纸的发达，本朝的纸无论从品质、种类来说都已臻致极高的水准，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印刷业的繁荣，自然也就保证了文化的积累和传播，这更是划时代的事情。本朝的书被后人称为“宋本”，并不是单单以时代命名，它代表着一种精美和准确的典范，尽管后世不断取法模仿，但始终难以超越。

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则是商业，这个被传统理念所排斥的经济成分也在南渡以后的历史条件下蓬勃兴旺起来。它的最好反映就是行在临安和大大小小的城市，比如平江、镇江、衢州、江陵、潭州、襄阳、成都乃至兵燹之后的扬州，工商辐辏，极尽其盛。濒海的福州、泉州、广州又能通舟洋外，商货输入，不计其数。商户富户金珠罗绮，也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阶层。

南方优越的物质条件当然是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政府的南迁。南北之分由来久矣，历史因素使中国的政治中心一向处于北方的中原地区，“圣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的信条最后固化成一种原则，不断强化着所谓四海归一的向心力。由于这个原因，地利优越的南方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南渡的现实打破了这个藩篱，从而使广阔的南国自六朝以后再度成为天下的中心，南人不受重视的时代也已一去不返，因为他们已成为唯一的百姓。绍兴和约使北方移民南来的规模与程度已经大大减低，而靖康一辈又已谢世，第二代人早已融合在这个新的大家庭中而不分彼此。这个事实造就了一切，南渡帝国得以稳居东南的奥妙，也尽在于斯。

但我们若是以这种眼前的利益就承认现实的合理性，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世事的合理与否绝不可以一时的结果来下判断，更不能以实际效果来取代是非标准。否则的话，历史就成了称斤论两的数字而不再是一种惩恶扬善的理念了。帝国持续已久的战、和的分歧也就在此，究竟是坚持原则还是图求实利，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特别是此刻帝国的现实正处在承平已久、渐得其利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便显得十分突出。

朱熹在光宗即位的那一年完成了两部重要的著作《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在完善学术理论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种道统，人们称之为“道学”，开始受到普遍的注意。他又在各地任所复古建礼，躬行实践，广泛传播他的学说，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雪耻恢复的问题上，此时的朱熹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观点。他认为恢复之计至少需要有二三十年的辛苦准备，像现在这样既不练兵又不积财，一味高谈恢复就只能是一个空想。朱熹在这个时期内曾对他的弟子们反复强调，除了“战”与“和”之外，还有个“守”字，只要措置得当顽强固守，就不会再为敌夷所侵。他的这种看法基本反映了淳熙以来务实派的思想主张，也成为时下的理论主流。这种理论就道理上讲固然是不错的，但承认现实就必然会亵渎原则，假如强烈的正义感竟因为“不切实际”而受到指斥，这必将给我们的帝国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

这种风气首先给那些坚持信念的仁人志士带来了不幸。陈亮于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十二月再度入狱，这是某些当政者不满于他狂放如初的结果。幸有大理少卿郑汝谐阅其辨疏，诧为奇才，力言于光宗，陈亮始免一死。出狱后，陈亮虽在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策举进士，第二年又终于被朝廷授以官职，但这时陈亮已经五十二岁，困苦的遭遇使他的身体也受到损害，未到任便突发急病而卒。

闲居十年的辛弃疾在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被朝廷起用为“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为政公正，奉职勤勉，并与朱熹一起也在任所内推行丈量田亩的经界之法。朱、辛两人在这一年见了很多次，讨论政事之外，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弃疾奉召入朝，上书皇上建置长江军务，毫无结果。此后又出任福建安抚使近一年，在任职期间撙节钱财、整肃军队，甚至还准备扩充地方军力，但谏垣的一道措辞严厉的弹劾再度扑灭了他的满腔热情，“残酷贪饕，奸赃狼藉”的罪名使辛弃疾罢官卸任，于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八月又回到江西信州的带湖，这一年他五十五岁。

时光荏苒，南渡以来最著名的诗家莫过于尤、范、陆、杨四人，其中曾出使金国不辱使命而享有盛名的范成大死于前一年，而光宗皇帝的老师尤袤已在本年去世。另外两人陆游与杨万里也都已到了古稀之年而致仕在乡。他们两人同弃疾一样，都是满怀报国之诚而终未得伸的高洁之士。烈士暮年，壮心未已，陆游有一首诗可以略窥其志，这是他在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十一月的一个风雨之夜里所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雨声，铁马冰河入梦来。

金戈铁马的时代总是会到来的。不在战火中新生，就在刀剑下灭亡，没有谁能逃脱掉这个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