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叹的是，帝国近似于以胜利之势向敌夷投降。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军的再一次南进，不仅不能与建炎时期的三次入侵相提并论，就是和两三年前的情况也有绝大的不同。这一次完颜宗弼背盟毁约大举南下，在军事上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尽管在淮西、西南两个战场上双方互有得失，但最大的失利者却无疑是金国一方，因为宗弼的整个进攻计划受到重挫，业已丧失了战略上的优势。凭着金军眼下的情况，绝对不可能再有靖康、建炎年间**的实力，敌人所谓“问罪江表”、“水陆并进”，只不过是祭起早年的法宝恫疑虚喝罢了。很明显，宗弼正是由于军事上的困顿才想到进一步威胁宋廷，却没有料到歪打正着，一下竟击中了高宗的要害。天子也没有认真想一想，狡诈多端的金军哪一次大兵压境时，像这样“先事以告”过？

比起十多年前的惊恐万状，帝国的整体心态已趋向于稳定，朝野反对和议的呼声高涨，至少证明现时的民心士气可用。以帝国目前的实力，假如上下激励、同仇敌忾，也未必就不能再与金人决一死战。虽不一定能直取河朔，保住淮水一线当不会有太大问题，又何至于主动示弱而未战先降？

即使单从天子的利益考虑，我们的高宗皇帝似乎也没有必要如此屈辱苟和。能够成功地保住宋室的国脉，这已经让许多人为之额手称庆，再加上十多年的惨淡经营，我们的天子已经为自己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就算金人施以辣手，把钦宗从五国城请到汴梁，也未必就能对现在的大宋皇帝构成威胁。当然，宗弼如果把钦宗送回到临安，这倒会使南渡政府产生一点麻烦。不过，和与战的主动权一直都在金廷一方，两国交兵时金人固有理由不放钦宗，但说不定在双方媾和后，金人反而会弄出送返宋室旧帝的伎俩，这都是很难保证的。高宗是个聪明人，他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既然如此，我们的天子无心恋战、不惜屈服的原因何在？特别是默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了岳飞，表现出高宗不仅已经对和议已计无反顾，而且从根本上彻底放弃了武备。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对于一个刚刚得到恢复，并且依然处于强敌威胁之下的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径。

有一种说法是高宗不能容忍武将势力的坐大。这种见解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如果一味持久抗战下去，除了三大帅将越来越难以控制外，还很有可能产生新的军事势力。因此，天子要收回三大帅的军权，并且纵容秦桧杀掉岳飞。这个解释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限制武装固是本朝的国策，高宗因为登基不久就曾遭逢兵变，从而对将领手握重兵心存顾忌也不难理解。但按常理来说，兔死狗烹是和平局面下的事，眼下国家正灾祸未已，岂可因所谓尾大不掉的担心做出这种荒唐之举？中兴以来战事频仍，武将确实也有恃功骄纵的一面，但尚还没有发展到囿于个人得失而不顾国家利益的程度。同时，帝国如果与金军打上持久战，也就是勉强维持淮水以南而已，更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另外，三大帅内调后，都已经明确表示放弃兵权，另一位资格较老的刘光世也在不久之后称病赋闲。天子即使有心，也没有这个必要再动杀机。

一切的一切其实很简单。高宗是一位天子，天子无上的地位决定了所有登上这一宝座的人都不免迥异于常人。因为天子可以做几乎一切事情，所有理论和规范都是在这一前提下制定的，尽管它们在表面上看起来冠冕堂皇。从历史上看，天子过分的随心所欲也许会带来危及本身的祸端，但这仍然不过是一个空洞的经验教训而已，皇帝们有遵守帝王规范的义务，但并没有不得不去遵守的限制。因而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想做，他们只要想做就一定会去做，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即使独夫之辈每每以道义作为标榜，然而从根子上讲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所有的皇帝并非都是低能儿，如果能使自己从心所欲，又何妨讲一点手法？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用多举。归结到高宗的身上来，我们的第十位天子的机会是上天所赐的，这个机遇来得太突然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它让高宗在欢欣鼓舞的同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必须绝对珍惜这样一个上天的礼物。早年的经历更加剧了这样一种心理障碍，他已经变得脆弱不堪，几乎所有的风吹草动都会使他草木皆兵，眼见的事实和确凿的逻辑也不能增加他的任何自信。高宗在后来已经不知道怎样分析利害得失了，他就只知道“和”，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形，只要能求得哪怕是一纸空文的和平，他都能感觉到最彻底的满足。对这样一种病入膏肓的人主而言，除非把未来的一切放到他的面前，否则他就永远无法改变已经形成的禀性。所以，以妥协求和为国是，遂成为高宗朝政治的法律性决策。而二十年后金兵再一次南侵时，高宗便宁愿去当太上皇，他已经没有丝毫的勇气再去面对如临深渊般的恐惧。

只要有这样一位天子存在，就一定会有秦桧这样的人。

事实已证明秦桧是一个无耻之徒，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顾一切。因此秦桧孜孜以求的投降动机只能归咎于我们的天子，是皇帝的需要赋予了他动力和源泉。贪生怕死、全无操守的人虽然也有他的处世原则，但绝不可能对任何事都一以贯之、始终坚固。所以即使他确为金人的奸细，一旦身居高位后，也并无绝对的理由再为金人奔走效忠。如果秦桧当初可以为身家性命而卖身投靠，现在也可以为高官厚禄而纳宠新主，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秦桧的成功在于他从里到外都与天子达成了高度的契合。高宗没有什么强烈的癖好，秦桧也没有蛊惑人主的奇巧诡异之术，因此这种亲密无间就绝不是性情之合，而是为了某种功利的认同，这就是从权变通、一切为一己得失考虑的路线，为保存自己而不惜任何代价的强盗逻辑。假如高宗是一位好战的天子，秦桧一定也会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以雪耻兴复为己任的志士。

秦桧当然也自有他的手段来保持这种契合。早年提出的二策没有落到点子上，反倒迫使他采取了更巧妙的策略来抓住天子的动向。本朝不比以往，没有宦官可资利用，也无法攀附后宫作为依托，因此秦桧发展了一位天子御医王继先成为自己的亲信，同样在皇帝身边找到了一位通风报信者。王继先是汴梁人，世代为医，他本人也是由于医道高明而受到了高宗的宠信，成为天子身边唯一能说得上话的近臣。高宗之所以对一名御医如此宠爱，有一个原因也不能不提。那就是建炎三年（1129年）扬州惊变落下的那场严重的疾患，使天子病于“熏腐”。人道既失，为己身的快乐以及宗脉的延续考虑，都必须尽可能地加以治疗。因此继先得以凭恃恩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上蹿下跳，势焰熏灼。秦桧当然不会放过援引的机会，所以让妻子王氏与继先拜为兄妹，两人联手，对双方都有好处。秦桧其实是很不轻松的，他必须始终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殚精竭虑，于是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乘轿、骑马或默坐时，经常是嚼齿动腮若有所思，好像是在筹划什么重大的举措。阴险者的嘴脸，往往如是。

高宗皇帝之外，秦桧的妻室王氏对秦桧的一生也起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作用。秦桧本人就说过，若不是王氏给他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是不可能使金酋完颜昌答应让他们夫妻同时随军的。确实，王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直是秦桧的主要智囊和谋主，因而秦桧北去时要王氏同行；出任伪职随军南下，他也要想尽办法把王氏带在身边。最后临机应变仓皇逃走时，犹不惜冒险与王氏同生共死。这似乎不能单纯以秦桧夫妻情深的理由来解释，要知道国破家亡之时，往往变故突发，绝大多数人都不免骨肉分离、妻离子散，要都像秦桧一样面面俱到，根本就无法照顾自己，又何论保全妻孥。所以当秦桧南来后，朝士们都奇怪秦桧竟能与家偕归，由此而怀疑其中有没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

无论秦桧如何逃脱，无论其夫妇感情如何，他离不开王氏是可以肯定的，秦桧在很多方面确实都要靠他这位贤妻为他运筹帷幄。岳飞下狱后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定案，当时就有不少传说，认为是相府闱阁中拍了板才促使宰相最后下了毒手。无风不起浪，假如这些传说并非全都是无稽之谈的话，王氏的不简单就可略见一斑了。

王氏算得上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就是当年被人戏称为“三旨相公”的王珪，在神宗后期及元祐太后掌权初期担任过十五年的宰执。王珪这个人基本上属于折中派，在变法与反变法的夹缝中起过一定的缓冲作用，就客观效果而言，对变法也有一些贡献。王珪有两个儿子，一日王仲山，一日王仲薿，王仲山就是王氏的父亲，大约是在秦桧中进士后不久，以二十万贯的嫁妆，把女儿嫁给了这位南方人。

王家后人继承了王珪赋性不坚的特点之外，尤还增加了懦弱胆怯、贪生怕死的劣质。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金军渡江后分兵追击隆祐太后进入江西，一路攻城掠寨，沿途守军望风披靡。王仲山时知抚州，仲薿知袁州，也都无一例外地开门投降。名门之后如此恬不知耻，还一度引起朝廷的愤慨。但事过境迁之后，在帝国政府宽容一切、不咎既往的政策下，王氏兄弟犹还不断钻营，力求重新起用，但遭到朝野公论的鄙夷。秦桧当权后，王氏当然会要她的丈夫想尽办法营救，秦桧也确实为岳父奔走援引不遗余力。可以想见的是，既然有心为弃城投降者开脱，则必须要在理论上分清战与和的原则是非，秦桧力持和议，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高宗迫切希望的是和谈能够从速达成，因此十分需要了解金人的动向，确切地说，需要知道完颜宗弼到底有没有和的意思。天子既然把主动权拱手让给了对方，他当然还必须清楚对方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条件，其中哪些可以婉拒而不至于影响大局，哪些又绝不可贪图细节而因小失大。秦桧在这方面做得尤为从容，他似乎很能洞悉金人的谈判砝码，因而在具体的措置中，秦桧也能够让高宗彻底放心。在这一点上，与秦家有着几重亲戚关系的人物郑亿年起了不小的作用。

郑亿年的母亲是秦妻王氏的姨母，而王氏的哥哥王？，又娶了亿年的妹妹。下一辈中，秦桧的养子秦熺又娶了亿年的侄女。郑、秦、王三家亲上加亲，注定了他们少不了臭味相投、互为庇护。郑亿年是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金军追击南逃朝廷时在宁波被俘的，刘豫僭立后，出任伪齐高官。秦桧当政后的第一次金宋媾和时，亿年自觉有所依托，遂从北方脱归回到临安，明里上表待罪，暗地里当然向秦桧进行了通报，说不定还曾密疏皇上。果然，秦桧和天子都为他一力开脱，最后不顾朝间大臣的汹汹之议，作为一个特例恢复了他的官职。亿年的凭仗当然不止是一个秦桧，显而易见，他一定还掌握了高宗所不得不对他礼遇有加的东西，所以他才敢回到朝廷。至少，亿年就曾在朝堂之上以全家性命作保，说金人绝不会背盟。他如果不知内幕，何来这样的信心？从某种程度上说，郑亿年或许才是金人有意放归并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以利用他的关系向南渡朝廷的天子和宰相传达信息。至于后来的反复，那主要是因为宗弼发动政变掌握了权力的结果，亿年所负的当然是完颜昌的使命，他也不可能预见到金廷内部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绍兴和议达成后，金人据有关协议要求宋廷放还原在汴梁伪齐任职后又逃归宋廷的有关人员，郑亿年也在名单之中，但高宗就是不放。于此也可看出，亿年具有一种双重奸细的身份已无可置疑。

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体。没有高宗自不会有秦桧，没有王继先、郑亿年乃至万俟卨等人，秦桧还不能完全成为秦桧。而没有王氏，秦桧也不可能发挥出他的全部极致。

后来的事情不难想见。

秦桧在达成和议后的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进位太师，历封秦、魏两国公，稳如泰山地做了十五年的宰相。这十五年中，秦桧所做的不外两端，一是粉饰太平，以此抚慰天子的心神，同时也为自己的丰功伟绩制造证据。此外，援拔党徒，打击异己，进一步巩固他的地位，也是秦桧在十几年中的一贯方针。在天子始终如一的恩宠下，秦桧最后的势力如日中天，无人企及。甚至有时在天子面前，秦桧都敢于抗言争辩，强迫皇上遵从己愿。只有到了晚年，他才感到为众论所嫉的恐怖，于是设置逻卒，布满京城，闻有议之者，当即收捕，深文罗织，必置于死地而后快。

高宗天子与秦桧绝对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秦桧从中得到了尽享威福的实利，而天子也得到了安居宝位的满足。双方求同存异，各取所需，于是十五年来相安无事。高宗在后来并非不讨厌秦桧，甚至对他的专权十分恐惧，但只要一天存在着金人的威胁，高宗就一天少不了秦桧，天子为了根本的利害也只有委曲求全，就像他对待金人的态度一样。只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二十二日，秦桧病死后，高宗才终于长吁了一口气道：

“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

十二月，高宗马上就开始亲决政事，收揽权柄，并罢黜秦桧姻党，清除他的势力。不过，天子并不允许“和”的方针在秦桧去后有所改变，因此他早在秦桧死后的第二天就下诏明示：“秦桧力赞和议，天下安宁。自中兴以后，百度废而复备，皆辅相之力，诚有功于国。”第二年三月份，朝臣纷纷请废和约，太学生们也在酝酿着伏阙上书，而一些冲动之士甚至在私底下伪撰废和诏书以鼓动民心，高宗为此再次严诏督责道：

“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义耶？”

可见，天子需要的是秦桧的政策而不是秦桧本人。千百年来，恐怕再没有人能像他们两人一样把君臣之分变成如此**裸的利用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和议本身的利弊得失并不是主要问题。秦桧和我们的天子把天下正气销蚀殆尽，才是帝国的真正损失。秦桧在相位，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便立取显美。这使得朝间的风气愈趋浇薄，人怀速化之望，仕于朝者多不肯外迁，随事俯仰，共乐晏然。忠臣义士贬逐略尽，而执政者皆乃沽名钓誉、柔佞奸巧之辈。轻儇之徒，竞于告讦，虽朋旧骨肉，亦相倾陷。如此薄恶之风，不能不给本朝百多年苦心培养的道德礼义造成了无法言喻的损害。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家的命运亦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