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八月秦桧被罢后到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年底，帝国事务的中心内容一是与敌伪军对峙中的拉锯战，一是对各地盗寇的收剿，再有就是不断地向金人派遣使节示以停战议和之意。对高宗来说，前两者并不是时政之要，重要的是后者。让天子感到无奈的是，即位以后虽屡屡遣使如金通问，但绝大多数都被对方拘留，金人也从未派遣过一介之人报聘。直到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春，通问使潘致尧去而复回，才终于打破了旧例。这件事情当然是某种消息的透露，高宗感到由衷的高兴。为此，天子立即停止了吕颐浩的北伐准备，同时由枢密院发布命令，谕戒边将不得擅越疆界。这年七月，命韩肖胄为使如金。五个月后，韩肖胄不辱使命，返国时带回了金帅完颜宗翰派遣的九人使节团，双方终于开始了正式的谈判接触。此后的几年里，金廷不断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双管齐下，迫使宋方答应苛刻的条件，但宋廷内部反对和议的力量甚大，使高宗一时不能遽下决定。另外，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也使高宗不得不暂时将和议搁置一旁，一是金人的要价甚高，一是局面有所缓和后，朝廷上下滋生了一些相当乐观的情绪。殿中侍御史常同的话就是一个典型，他认为，和、战其实是同一件事，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本朝已有二十万的兵力，用不着畏首畏尾。在这段时期里，主战派基本占据了主流，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天子，尽管高宗从心底里恨不得一朝一夕就达成永久的和平而一劳永逸。

与和、战的艰难选择相关联，朝堂之上的政治斗争同样十分激烈。吕颐浩罢于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九月，直接的原因是他因独断专行过于苛刻而遭致御史的参劾，但内里的原因则是因他屡请北伐而一无效果，使一心望和的高宗有所不满。此后是朱胜非担任了一年的宰相，胜非是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秦桧去职后由吕颐浩力荐出任的，也是第二次入相了。他与吕颐浩很有相似之处，一是他们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的那次兵变中同有斡旋靖难之功，二是两人的时誉都不很好。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九月朱胜非罢相后，赵鼎与张浚先后人相。

赵鼎字元镇，南渡后历任右司谏、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由参知政事拜相。他基本上是一个稳重派，主张战、守、避三者并重，反对退守吴越。在这一年的二月，极力赞成岳飞收复荆襄要地襄阳的主张，并一力促成以岳飞主持战事，使其最后取得胜利。因此，赵鼎得到了高宗的充分信赖。张浚字德远，靖康初为太常簿，闻高宗即位，驰赴应天。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后力主经营川陕以保东南，并受命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一去就是五年。张浚在川陕主持抗战中取得过一些胜利，但也在富平战役中遭致严重失败，丧失了陕西大部。从总体上讲，张浚尽管有所失误，但毕竟还保全了整个蜀地和陕西的部分领土，为屏蔽江淮、牵制金军起了很大的作用，应该是功大于过的。然而张浚回朝后，却有不少人攻击他丧师误国，处事无方，甚至说他当年请行川陕是“避祸远去”，此番受命回朝是“闻知虚位，前缓后急”。不过，高宗并没有为此所左右，仍然命其入相，并对他们两人寄予了甚高的希望。

可是事与愿违，赵、张两人虽被舆论誉为“同志辅治”的不二之选，但几乎从一开始就产生了摩擦。赵鼎特别注重程颐之学，因此十分推崇元祐政治。高宗早在建炎初期罢停王安石在宗庙中的配享地位，反熙宁而尊元祐，就是赵鼎一力所促成。赵鼎此次入相后，提倡程门之学，擢用元祐大臣子孙不遗余力，显得十分偏激。可笑的是，由于赵鼎从没有见过程颐，有人冒称程门子弟，他也照纳不误。赵鼎的努力加上高宗本有否定熙宁之意，一时程颐门人充斥朝野，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然而张浚却不以为然，至少不像赵鼎那样以个人好恶妄定雌黄，他认为元祐未必全是，熙宁也未必全非，对程门之徒喧嚣朝野也有所不满。在对待金人的态度上，赵鼎主守，张浚主攻，也有不同。政治原则上的重大分歧必然反映在日常事务中，因此两人之间不断产生龃龉，议论既不合，言语之间也有冲撞。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底，赵、张的不和达到顶点，赵鼎对皇上抱怨说：虽然我两人早年如兄弟，但今日共相，势同水火，不如留彼而去臣。经过一系列冲突后，赵鼎终于在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十二月罢去。九个月后，因为刘光世部将郦琼叛变投敌的事件，张浚也引咎辞职。不过，张浚此际的表现还是值得称道的，罢相后主动荐举赵鼎自代，于是赵鼎复相。

赵、张不睦并不是悲剧产生的根源，他们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是让秦桧复出。始作俑者是张浚，他这个人性格轻躁锐进，喜欢奇士，因此对秦桧十分赞赏，不止一次地在其他人面前夸奖秦桧。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后，和议之论渐占上风，秦桧的境况开始好转，张浚又力荐可用，遂使其渐渐起复。赵鼎去后，张浚进一步引用秦桧，最终让他做到了枢密院使的位置。赵鼎本来很鄙视秦桧，但再相后在秦桧的逢迎苟合下，竟也改变了想法，反倒认为他堪当大任。张、赵二人在与秦桧共事一段时间后都有所省悟，但明白得太迟了，最后皆被秦桧排挤出朝。张、赵的这个错误使我们的帝国从此真正变成了一个不思进取、退守自保的偏安政权。

由此看来，一时名臣赵鼎、张浚德才器量不过如此，识见更不见得高明。高明的是秦桧，这位左之右之翻云覆雨的诡黠奸佞之徒。可叹的是，这种人总是能运用巧妙的手法为自己铺平道路。

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

事情要从三年前说起。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九月，金军协同刘豫部队南进，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给宋军的长江防线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但不知为何，金军前锋完颜宗弼在十一月间的一个风雪之夜里突然就撤军而返，使得整个南侵战役不了了之。事后才知道，原来是金太宗病重的消息传到了金营，宗弼已经无心恋战。

金太宗死于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由金太祖孙完颜亶继位，是为“金熙宗”。金廷自发动侵宋战争并取得胜利后，以完颜宗望、完颜宗翰东西路大军为主的军阀派别即已形成，宗族之间不可避免地开始了激烈的争斗。宗望死后，宗翰所谓的“西朝廷”在后来成为金国最具实力的军事集团，继宗望出掌东路军的完颜昌等人已无法企及。宗翰的权势如日中天，必然引起新帝金熙宗的疑忌，即位之后，首先采取架空的策略罢卸了宗翰等人的军权，然后又默许以完颜宗磐、完颜昌、完颜宗弼为首的一批实力派合力排挤宗翰。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秋天，宗翰终于被逼迫致死。刘豫的“大齐”本是完颜昌一手树起来的，不料刘豫被立后，为生存计竟大力攀附宗翰，这使得完颜昌甚为痛恨。完颜昌一上台，立即就在金帝面前弹劾刘豫，并得到了响应。这年的十一月中旬，金廷正式下诏废除了刘豫的政权。此后，完颜昌升任左副元帅。完颜昌成为金廷的掌权人物，也是高宗重新启用秦桧的动机之一，因为据说完颜昌一直都很赏识秦桧，两人的私交还很不错。既然天子有意与金人谈判，秦桧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宗翰被除后，金人内部的矛盾又开始转化，宰相完颜宗磐和完颜昌成为一派，与另一派太傅完颜宗斡、军事统帅之一完颜宗弼发生利益冲突。为了增加自己的砝码，完颜昌主动向宋廷示以和谈之意，于这年的十二月份遣送宋使王伦返朝，表示可以归还徽宗灵柩。而且只要宋廷臣服，愿将刘豫所领河南之地归还。王伦辞行时，完颜昌意味深长地说：

“自今以后道路畅通，和议可以平达了！”

刘豫伪齐既已不复存在，宋金之间名义上的缓冲阻壅也随之消失，双方当然可以方便来往。但是，这种方便对我们的帝国意味着什么呢？

高宗皇帝为此欢欣鼓舞。“只要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无所计较”，这是他的原话。王伦回来后仅几天，又被高宗再度遣往金廷，名义当然是奉迎徽宗梓宫。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五月，金使乌陵思谋、石庆来到宋境。此时秦桧已升任宰相，他不折不扣地执行着高宗的方针，开始了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和谈。

金人当然附有苛刻的条件，这从朝廷没有公布金廷国书内容的事情上也可略知一二。高宗当然也没有立即表态，原因是宰执大臣争论不定，参与谈判的宰相赵鼎、枢密副使王庶两人就表示不能接受金人的侮弄。但高宗的犹豫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七月，又派王伦出使。到了十月份，高宗已经和秦桧达成了完全的一致，明确表示坚决讲和，并且同意了秦桧提出的由其独主此事、不许群臣干预的请求。十月二十一日，无可奈何的赵鼎只有称疾求去。十月二十六日，金使张通古、萧哲抵达宋境。这一次朝廷已无法像上一回那样遮人耳目，因为这两位使节所挂的头衔一是“诏谕江南使”，一是“明威将军”。既“诏谕”又“明威”，天子想躲都躲不过去。张通古一到临安，事情马上就会摆到了眼前：要想达成和议，我们的天子就必须跪接金人的诏书，更不用说那封诏书上有什么屈辱的条件了。但是，高宗已下定了决心。

朝野内外针对皇上不惮屈己，只求速和的政策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早先的澶渊之盟尽管带有岁币的条件，但毕竟还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和议。而靖康之难中的徽、钦二帝，乃迫不得已屈膝称臣。帝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哪一朝天子主动以臣子之礼事敌的。负责起草国书的曾开当面痛责秦桧：

“主上以盛德当大位，相公则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为何自卑辱至此？”

司勋员外郎朱松等六人的联名上疏更是一针见血：

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边备，以竭我国力，以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以绝望我中国讴吟思汉之赤子，以诏谕江南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礼。自公卿大夫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愤怒，岂肯听陛下北面为仇敌之臣哉？

这可以说是自南渡以来最具酣畅淋漓之气的一道奏疏。尤为可贵的是，从中可以看出本朝士子也并非都是心态糜烂而不可收拾。特别是枢密院编修胡铨的上书，直接要皇上处斩秦桧、王伦等人，一时间市井之间争相传诵。然而天子和秦桧并不理会这些，秦桧甚至干脆大事清洗主持抗议的大小官员，将他们一一处理，其中受到打击最大的是程颐门生。同时秦桧把自己的党徒勾龙如渊提升为御史中丞，对反对和议的大臣专事弹劾。其手段之强硬，已臻极致。

但军队的参与让秦桧紧张了一阵。帝国此时的三大军事统帅中，除了岳飞在鄂州不知详情外，张俊、韩世忠均上表极力反对。御军将领杨沂中等甚至告诫秦桧：若皇上必行屈膝之礼，万一军民汹涌闹出乱子，我等概不负责。在群情激昂面前，秦桧虽然毫不动摇，但如果拿不出好的办法来照顾天子的颜面。则必然激发事态进一步扩大，导致和议中辍。不用说，秦桧绝不愿这样的事情发生。

天子也未尝不知道跪受诏谕对他来说是多么的尴尬，但为了自己想望已久的大计，似乎也没有其它的选择。高宗认定，这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万乘之主所作出的牺牲，他不止一次地标榜说：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汛扫，兄弟宗族未得聚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是他不惜屈己就和的出发点。所谓“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得其安生，朕亦何爱一己之屈？”他甚至有理由为自己这种忍让与厚生之仁感到骄傲。因而天子不仅十分奇怪臣民们不能谅察苦衷，对士大夫们缺乏为人主分忧的勇气尤感到愤怒，进而对秦桧、王伦也有相当的不满，认为他们拿不出良策来帮助圣躬。可见，最使高宗为难的不是国家的尊严而是自己的面子，假如真的跪在金使的面前，这对于堂堂大宋君主威信的消极影响确实是无法弥补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金使到达临安，下榻于左仆射府邸。同时，金国方面也不断施加压力，甚至放出有意立钦宗为帝的消息，我们的帝国朝廷已到了必须做出最后决定的关头。

还是秦桧为天子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受到一位聪明的大臣楼炤的启发，突然想到天子眼下正在为先帝徽宗守丧，嗣君谅荫虽不一定三年，几个月还是必要的，这岂非是一个绝妙的借口！四天后，秦桧以暂摄国政、总领百揆的冢宰身份，代替天子在金使张通古的面前跪受诏书。秦桧以下的从官，其实都是些披绯着紫，装扮成朝廷大员的低级官吏。这样一来，既维护了天子的尊严，又照顾了士大夫们的颜面。也亏他想得周到。

这件事一完成，和议就成功地告一段落。无论如何，金人毕竟答应了归还河南之地，朝廷还是得到了不少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天子觉得有资格为此自许。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元旦，不无欣喜的高宗下诏布告中外，同时大赦天下，并开始了一系列落实措施，其中包括派遣各种使节，或如金报聘，或交割地界，或宣谕诸方，甚至派皇族前往河南恭谒祖陵。天子的心情十分迫切，恨不得达成的书面协议马上就变成现实。这时，前线的岳飞方得知确切消息，累表反对和议不果，于三月份愤然上书乞解军务。高宗没有同意，他在敕书中信誓旦旦地表示，朝廷并没有放弃武备，希望岳飞不要遽而言归；但他同时告诫岳飞要始终一心保卫社稷，切不可以贪功为念。张浚在永州也前后上疏五次，力言金人狡诈无信，但同朝内外许多上疏讽劝的人一样，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和约实施了一年有余，河南地区也差不多交割完成。但是，和平终归是金人赏赐的，操纵权既然在人家手里，注定事情必然会有反复。

金国的形势陡然又起了变化。完颜宗磐、完颜昌联盟得势未久，就遭到了完颜宗弼等一派的打击。宗弼自建炎以来，一直就是金军南侵的急先锋，此人极端狂傲，从来都不把宋廷放在眼里，尤其反对完颜昌让地和宋的做法。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七月，宰相宗磐被诬以谋反罪处死，完颜昌也由汴梁调往燕京，到任不及一月，即以“与宋交通，倡议割地”的罪名被执，满门处斩。完颜昌死后，宗弼顺理成章地进位“都元帅”，并立即撕毁和约，于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向宋廷展开进攻，帝国刚刚得到的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等地又告沦陷，高宗的欢喜瞬间化为乌有。

为此，朝廷上下自然群情激愤，这也包括天子在内。高宗又在诏书中称金人为“贼”，对夷狄之徒出尔反尔的行径感到由衷的伤心。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也只有开始全面的抵抗。令人兴奋的是，在岳飞的奋勇抗击中，金人的势头很快被遏制。本朝建国以来最伟大的军事统帅岳飞率领他那支战无不克的岳家军，进而把矛头指向了河朔，欲乘此东风，从头收拾帝国的山河。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六月，岳飞的牛皋、孙显部首战告捷，大破敌军于陈、蔡州界；闰六月二十日，张宪部克复颍昌城；二十四日，张宪、牛皋克复陈州，几天后，另一路王贵军收复了郑州，此外河南义兵也纷纷而起，占领了不少州县。岳家军所向披靡的同时，负责淮西战事的张俊、王德部却无意锐进，攻克亳州后便班师庐州，这使得宗弼集中兵力，开始对岳飞实施重点打击。七月初八，完颜宗弼探知岳飞本人驻扎在郾城，遂派了一支突击队偷袭，以冀建立奇功。但在岳飞亲卫军的迎击下，这支近一万五千人的敌军还是大败而逃。七月十二日，岳家军进入洛阳城。七月中下旬，岳飞以挺进突兀、两翼空虚的孤军，犹与完颜宗弼在颍昌府境内展开决战，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一系列战役中，整个岳家军号令严明、作战英勇，具有一种守死无去、有进无退的顽强精神，俨然是一支不可动摇的力量。那句有名的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就是所有金兵从内心发出的感叹。

然而岳家军由于不断的进攻而掉进了一个危险的境地，这是因为淮西一翼的张俊、王德部不仅没有火速并进，反而继续撤退，使岳飞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夹击中，前不能进，后不易退。颍昌决战胜利的第三天七月十七日前后，岳飞在连章请求增援而不得的情况下，反复掂量得失，不得不按照朝廷的严令“措置班师”，使眼看就要到手的胜利付诸东流。这一事件使岳飞为之痛心疾首。确实，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这对于一位赤胆忠诚、以灭虏复仇为己任的志士来说，又岂是一个“痛”字所能概括的！

金人叛盟对秦桧是一个重大打击，他为此很是忧恐了一阵子，深怕他的地位会从此丧失。但事实证明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高宗依旧对他保持信任。秦桧转忧为喜，决心重整旗鼓，从头再来。

到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八月，中原和淮东的宋军已基本撤退，金军也开始休整。从十二月起，经过了充分准备的完颜宗弼选择了淮西作为重点进攻的目标，开始从汴梁一带向南移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正月，渡过淝水攻占了寿春，揭开了第二次战役的序幕。进军初期，金人并不顺利，在柘皋县一战中，还遭致了失败，但不久宗弼就来了一个回马枪，将轻敌的淮西宋军张俊、王德部成功地击退。在这场战役中，奉命驰援的韩世忠水军也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等到岳飞受令移师淮西时，沿线宋军已全部脱离了战场，岳家军也自然也无可施为。

此次战役双方的得失参半，但这两年进攻宋军如此不顺，是宗弼没有想到的，这使他锐气顿失，大有无可奈何之态。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的八月，宗弼转而在心理上向宋廷施加压力，放回了扣押的宋使莫将、韩恕，并让他们带信返国，信中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岂料这个效果竟出奇的好，高宗一下子就表示接受金廷的责备，愿意以新的条件重新和谈。

许多迹象表明帝国的天子根本就无心恋战。去年停发援军，让岳飞不明不白退军是一例，今年四月，更以庆贺淮西之捷为名，一下子就将三大主帅张俊、韩世忠、岳飞明升暗调，从而罢卸了他们的兵权更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在这一事件中，秦桧与高宗的目的相同，但出发点却不一样，他之所以汲汲于此，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把这三人除去，自己就不可能安居其位，秦桧并没有忘记前番议和时三大帅强烈反对的旧事。三帅名义上担任了枢密使和副使，但除了战功最逊的张俊逐渐倒向秦桧外，韩世忠、岳飞两人都成了地道的闲人，内心苦闷中，表面上还不得不装作优游闲散的样子。最可忧的是两帅的部属，疑惑之下，不免猜测纷纷，军心已有所动摇。这一倾向不仅给秦桧重新整编韩、岳两支部队提供了动机，也为他们的主帅埋下了悲剧命运的种子。

最能表现秦桧丑恶嘴脸的事情是岳飞的冤案。岳飞对我们帝国的贡献有目共睹，短短十年间，他从一个普通的将校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主帅，完全是凭着自己对国家社稷的忠诚和血汗努力。然而，甘泉易竭，秀木必摧，岳飞的赫赫功勋却使许多人由嫉妒而忌恨，张俊就是最不能容忍岳飞的人，就连韩世忠也不能免于此病。金人就更不用说了，宗弼就曾一再表示，若要议和，必须杀掉岳飞。利害得失如此，叫我们的天子和秦桧怎么做呢？

这场冤案的过程虽然很复杂，从这一年七月初秦桧党徒谏议大夫万俟卨率先弹劾，到张俊首告岳飞部将张宪与岳飞子岳云谋反，再到十月份岳飞入狱，前后共三个多月的时间。但制造冤狱者的动机如此，这件事情其实是十分简单的。岳飞的申诉已经毫无意义，他脊背上刺写的那闪耀古今的“精忠报国”四个字，更打动不了诬陷者的顽石心肠，他只有在最后的逼供纸上写下“天日昭昭”的字样来迎接最后时刻的到来。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被毒死，年三十九岁；岳云、张宪斩首。

似乎不能认为秦桧一人就可以一手遮天，若没有天子的默许，秦桧要想杀掉一位朝廷重臣绝非如此轻而易举。本朝虽然一向防忌武人，但自太祖以来，从未杀过一位大将，秦桧胆敢开此先例，不可能没有倚仗。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岳飞之死竟没有引起朝堂之上的任何反应，只有韩世忠一人到秦桧面前说了句气话。士大夫们可以为天子的无端受辱而不顾性命，为己辈的忠而不察而抗言直疏，但却不能为精忠报国的岳飞说上一句公道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哀？

与此同时，和议在紧张地进行着。这一次已与帝国的颜面浑无关系了，因为天子已全盘接受宗弼的条件而表示臣服，再在细枝末节上锱铢必较不仅毫无意义，也不为高宗所同意。十一月二十六日，天子不等金朝一方的誓书签返，就正式告祭天地宗庙，宣布和议的完成。誓书的主要内容是：双方以淮水中流为界，宋方另割京西一路的唐、邓两州以及陕西大半予金，每年纳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金方则归还徽宗梓宫及太后。帝国的誓书最后说：“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

誓仪完成后，高宗先后两次对金使表达这样的意思：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已不能及，若太后能回，自当谨守誓约，否则朕不惮用兵。这就是说，天子不耻屈和是为了孝义。那为什么一字不提他的兄长、正在敌人囚窗中度日如年的钦宗皇帝呢？可怜的钦宗，在送高宗生母韦太后返国的时候，痛哭流涕地拉着太后的衣服不放：

“寄语九哥，吾若南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其他不敢望于九哥。”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八月二十三日，当高宗在临平镇与母亲抱头痛哭的时候，太后一定对他转达了此话，但效果自是不言而喻的了。

帝国的半壁河山就这样形成了，整个疆域只有两浙、两淮、江南东西、湖南湖北、四蜀、福建、广东广西十五路，京西路襄阳一府，陕西路阶、成、和、凤四州，共计府州军监一百八十五，县七百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