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大中祥符”年号持续了九年，名如其分，这九年的基本调子也就是不断而来的天书、祭祀、建观、崇道而已，整个国家都在为此而大事忙碌。喧闹的庆典冲淡了一切，即使真宗皇帝御极期间天下有什么隐患的话，也必然被这些华丽的装饰掩盖掉了。

社会稳定的基础归根结蒂是由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真宗之所以能在执政后期无所忌惮地弄出这些花样，其深层的因素也就是帝国的经济尚还差强人意。当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一月间皇上正为封禅事犹豫不决之时，曾专门就经费之事问过当时负责财政的三司使丁谓，丁谓表示经费不成问题后，真宗这才大胆地放开手脚。真宗统临寰宇近二十年岁月，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恰巧在走向歧途的关头，幸运地结束了。历史总会让一些人成为时代的宠儿，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东京汴梁的故事，不会永远像这样波澜不惊的。

真宗在公元1017年又改元“天禧”，这自然是“天书”又降的结果。五年后，又改元“乾兴”。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正月十九日，真宗崩于延庆殿，享年五十五岁。皇太子赵桢柩前即位，后来的庙号为“仁宗”，时年只有十三岁。因为嗣君年幼，继代大事均是在皇太后主持下进行的，辅臣草制遗诏，自然也有“军国大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的字样。顾命大臣之一、刚被先帝封为晋国公的丁谓要去掉此句中的“权”字，遭到一致反对。权，代理也。正如另一位辅臣王曾所言：皇帝冲年，不得已太后垂帘。政出房闼，这已是国运否背了，如何再能删一“权”字！本朝力矫前代之弊，对后宫干政，一向是防范极严，太祖所定下的一些基本原则就包括了这一条。因此王曾此话是理直辞正，丁谓也只好作罢。这是本朝第一次出现新帝冲幼的局面，由于制度的谨严，终于没能酿成恶果，倒还是值得称道的。

新帝仁宗直到十年后的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才亲临朝政，在这先后围绕着垂帘听政九年的明肃太后以及当朝皇后的废立之事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这件事同真宗晚期的一次宫廷事故一样，给朝间许多宰执大臣造成了不少隔阂和冲突，也给后来的麻烦埋下了种子。从那时开始，仁宗后来的朝廷政治便波澜四起，揭开了东京汴梁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的浩瀚篇章。但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得不暂时把它放下而从东京移目向外去放眼寰宇，这是因为，世事的发展已经开始让人大出意外。

让我们不妨从庆历年间——这是仁宗的第六个年号——开始。时间上，若从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算起，新一代天子业已即位了十八年，而本朝立国正好度过了八十年的岁月，似乎是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这一年，有一位叫张方平的官员向天子上了一道数千言的奏疏。方平字安道，少颖悟绝伦，读书过目不忘，一度被朝间重臣视为天下奇才，此时的身份是以集贤院学士知谏院。谏院是专掌规谏讽谕的官署，与御史台合称“台谏”，知院官如以他官兼领，则称“知谏院”。近年来，方平一直不断就国家急务上书皇上。方平以无比的挚诚和独到的眼光尽着自己“既居谏垣，事无不言”的职责，他的这封千言书归纳国家自祥符以来的弊端有五：一是务为姑息；二是取士失道；三是命将养兵，皆失其正；四是国用窘迫；五是政出多门。这个精辟的分析基本概括了帝国近二三十年以来的现实。

对此当然还要费些口舌。

自黄袍加身时说“须听我号令”一番话的那一刻起，太祖皇帝就一直为国是殚精竭虑而夜不能寐，他和继任者太宗一起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自豪的结果。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重文治，讲究以仁德怀远不能算错，由此而来的重用文臣，限制武将，削弱藩镇等一系列相关政策当然也是极端明智之举，但一味姑息迁就于外敌就大错特错了。文明总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从来就没有放弃生存而一味追求理想的道理，更何况这本来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同理，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分官设职，不使专权，可以保证威柄归于人主而帝国无内变之忧，这一个官家天下的妙法自是赵家天子的血泪总结。但是，为人臣者若要从此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而尽听命于独夫，这又是有悖于圣贤教训的。于是，太祖为了“朕之天下”而创立的祖宗之旧和天子家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两个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也就是张方平所说的“国用日迫”和“政出多门”。不言而喻，其中最最要紧的是前者：经济的败坏。

真宗东封泰山弄得沸沸扬扬，花了几百万贯，其实还算是小样。国家财政的日益窘困，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过于集中使税收减少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真正的根子是在于冗兵和冗官的不胜负担，国家的支出实在太大。

太祖曾为他的养兵之策而颇为得意。那是建国不久，他问赵普等几位辅弼大臣：当今何事能为百代之利？

赵普等人七嘴八舌，说了许多。

太祖只是摇头：“再思其上者。”

赵普等苦苦思索仍不得要领：“愿陛下道之。”

太祖说：“可以利百代者，唯有养兵。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即丰年不幸有变，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太祖的意思是，只要把兵养好，即可以使天下无叛民之忧。而无平民之乱，又何惧叛兵呢？这真是聪明绝顶的办法。事实证明，太祖后来一直以此为基本国策，甚至不惜在荒年招募饥民入伍，供其衣食，以防其啸聚山林。更进一步的，为了使叛兵也不至于产生，太祖还不吝于厚待士兵，同时在兵制上分化将与兵的天生联系，使将不知兵，兵不属将，并且将天下精兵齐集京都，而在境内各州惟设不加训练、仅充劳役的所谓“厢兵”。太祖也并非不知来自于北方的威胁和东京的缺陷，但他自作聪明地认为，有了拱卫京都的强大精卒，似乎也不至于惧怕外来之寇。他没有想到的是，国家的强大不是以一地一兵决定的，举国的力量才是真正可靠的力量，东京固然是一只铁拳，但也只是一条臂膀而已。尤为重要的是，国家的强盛也不单是兵员多寡决定的，没有良好的政治经济，所有的军事设置都只是空谈。所以说，太祖的聪明才思都用在了他身下的天子宝座和自家江山上罢了，在这一点上，他的子孙们当然也未曾少让。随着时光的推移，到了今年——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全国兵员的数量已臻至一百四十余万，这是令人咋舌的数字。

国防从来都是以金钱为基础的。国家财政部门长官三司使蔡襄在十年后曾做过一次统计：若按禁军一人每年耗费五十千、厢军三十千计算，军队每年总支出达四千八百余万，占整个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这个难以置信的比例表明帝国的财政必然面临极其严重的危机。

养士与养兵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太祖精心设计的百代良法之一。据说，太祖曾誓书金匮，坚嘱子孙不杀一士。这种宽大忠厚固然超迈前古，但养士既须优厚俸禄，又须给予政治特权，所以冗兵之外冗官的形成也就不可避免。本朝的官制虽然大体上继承前唐旧式而来，但却起了明显的变化，从实质到形式都像个闪烁无定的万花筒，虚实相交、纷乱繁杂，令人目眩神迷。比如汉唐以来有所谓“官”与“秩”的分别，官以任事，秩以定级，互为关联而各有其名，本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系统，可在本朝却被打乱，突出点就是正官成为阶位，与所事之职完全分离，而别立所谓“差遣”以治事。这就是说，某一官职并不代表具体职务，而职事高下又与俸禄无关，并且俸禄之外还有职钱。官擢品未必升，官贬阶亦未必降；差遣——也就是事权——被罢但官、职尚在，职落而待遇如故，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这一制度下，官员又怎能不多，庸碌之徒又如何能免！同时，分化事权已使官署机构叠床架屋，而太宗以后科举大开，进士及第后不经礼部再试即可释褐，因此每科平均七八百的新人均要授官，又反过来促使机构的膨胀。真宗年间内外官的数字已臻一万多员，到庆历年间，保守的数字也不下一万五千人。经济再发达，也无法忍受如此沉重的负担。尽管近几十年来各种赋税都以几何级数递增，但据张方平在另一封奏表中所估计的，庆历元年的财政赤字，就已经至少在三百万缗以上。

花费如此金钱和代价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究竟是怎样一个状况，仁宗即位以来的这二十年，便是最好的说明。

中国的西部地区，有一个古老的族群羌族，它的起源甚早，一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东汉时，羌族被迫迁徙西南，其中的“发羌”一支建立了吐蕃，另一支“党项羌”历经磨难，后来迁移到今天的甘肃和陕西北部一带，最后其首领拓拔思恭降唐并随李克用出兵攻黄巢，为唐王朝赐姓李，封为“定难军节度使”，拥有银、夏、绥、静、宥等五州地区。本朝立国后，太祖继续承认党项的地位，并授其首领李彝兴以太尉的称号，彝兴亦历年进贡，对宋臣服。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其内部的分裂，事情有了变化。

公元980年起，党项内部发生争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首领李继捧率众入朝，献出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并愿留居东京。这一放弃祖宗旧业和部落权利的举动遭到了其弟李继迁的拒绝，继迁率本部逃入夏州东部，抗宋自立。在宋军的攻势下，经过数年的战斗，不断破败，不得已于公元986年附辽，被封为夏国王。此后，与宋和和战战了近十几年。这十几年中，李继迁不断内事统一，外事扩张，实力得到加强。继迁死后，子德明继位，采取外和辽、宋的政策，专力向西扩张。到了公元1031年克服回鹘后，党项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于北面的辽国之外，成为本朝西北的一个强劲的威胁。

德明死于宋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其子元昊继夏国王位，并于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正式称帝，建号“大夏”。元昊与他的父亲有所不同，他有着强烈的叛逆性格和民族自信心，不愿意永远依附他人。同时，元昊也具备革故鼎新的雄才大略，他善绘画，通晓蕃汉文字，精于汉人故实并能有所创新。元昊在位的十六年间，大夏占领了东近黄河，西临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一大片地域，拥兵十五万，并建立官制礼仪，创造文字，发展自身文化，以自己独特的禀性无可辩驳地走进了中华的大家庭中。

宝元元年元昊称帝的消息两个月后才传到东京，给了朝廷不小的震动。因为自宋、夏于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签订和约以来，帝国在西边撤备也有几十年了，天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眼下一旦有警，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容易消靖的事情。然而在内心仓皇、茫然无措的心情下，朝臣们却众口一词地说元昊不过一小丑而已，可即诛灭，这真是自欺欺人得可以了。事实的发展证明，元昊的反叛，使帝国的弊端彻底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到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间，帝国与这个叛乱的藩国之间有三次大的战役，全部以失败告终。第一次是康定元年初的延州之役，这次的失败首先是延州知府范雍在敌人大兵压境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没有进行有效防备的后果，导致夏军**，直抵延州城下。其次是驰援的鄜延路军军将只求自保，互不应接，仅剩的一个坚守职责的军官又是文人出身，素不会打仗，最后全军覆灭。幸好一场大雪及时降临，使元昊不得已退军，延州城才得以不陷。帝国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用兵，便遭致如此惨败，使朝野上下一片哗然，主持军事的枢密院三长官王鬷、陈执中、张观全被解职。而延州地方将领为推诿责任，聚讼纷纭，朝廷又派侍御史文彦博、天章阁待制庞籍赴延州处理。最后延州平民诣阙告急，为皇上召问，兵败诸将的过失才无可掩盖。但就是这样，天子仍没有严肃军纪而杀一儆百。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因为太祖以来的祖宗教训就是以宽仁治军，这条法则的基本核心说白了就是宁愿要不打胜仗的军队，也不要能打胜仗的叛兵。凡是聪明的皇帝，都懂得这个道理。

延州战役的失利虽然导致了两位杰出的大臣范仲淹、韩琦出长西北战局，但仍然没能扭转整个态势，紧接着在第二次战役中又遭败绩。这一次失败的原因与上次有所不同，主要是朝廷计议迟缓而地方主将又意见不一的结果。另外，中央与西北前线联系的不便，在一定程度上贻误了战机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本来，在延州兵败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仁宗即下令于来年正月上旬主动出击，但在具体战略上，范、韩二人却有分歧。仲淹用兵谨慎，力主未可轻兵深入，而韩琦则主张两路大军齐出，合力猛攻。仲淹反复判断利害后，先写了一封信给夏主元昊，谕以逆顺之理，劝他罢兵；然后上疏皇上，坚持正月寒冬之季起兵伤亡必大，请于春暖时出军。朝廷接到奏报，虽同意仲淹的请求，但仍不想放弃立刻进军的初衷，下诏仲淹与韩琦云：“可以应机乘便，不拘早晚。”这一含糊不清的命令再加上朝廷所派的特使经略安抚判官尹洙已经出发的事实，决定了此次战役的胜机又将是微乎其微。西陲延州离东京道路遥远，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二十六日，尹洙方到达延州，然而仲淹说已得诏令，坚持按兵不出。尹洙在延州劝了仲淹近二十天不果，二月二十二日返回到庆州，这时才得知另一路的韩琦却单单领会了诏书中“应机乘便”的旨意，在十天前派环庆军副部署任福率领临时招募的一万八千兵马出击，结果被敌军诱至好水川，大败，死伤近万人。消息传开，邻近的关中地区物价腾踊，人心**，东京满朝文武亦皆为惊骇，参知政事宋庠还紧急上疏，请求立即整修潼关，以备敌东进。

仔细分析起来，也有几条内在原因可以归纳。一是军人久不习战，又无将帅督责，帝国的部队已变得骄惰不堪，甚至连武器都要雇人荷担。兵士既日事游嬉，又还在军官的组织下参与各种生意，弄得与廛市百姓几无二样。如此军队，又岂能打仗！二是太祖有所谓“更戍法”，规定军队赴边防戍或到其他重镇驻泊就粮，三年一调。结果造成军队常年流动，兵帅不合，遂使战斗力大大下降。韩琦好水川之役，败就败在几道梯队都是临时拼凑的人马，乌合之众，自然一战即溃。

范仲淹在西北先后有好几年，他所做的即是针对上述弊端而来，诸如加强训练，抚教士兵，同时注重防守，不断筑城建寨等，基本上没有犯错误。夏人称他“胸中有百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但除了韩琦，再也没人能像仲淹这样有所作为，整个战局连遭败绩也就不奇怪了。仲淹、韩琦有心杀贼，但也无力回天。

此次兵败后，韩琦上章自劾，诏罢招讨副使之职而改知秦州。而范仲淹因擅自移书元昊，也被解除招讨副使而知耀州。继任的是陈执中，当时也是枢密院首脑之一，四月份以同知枢密院事改“陕西同经略安抚招讨使”。陈执中做事极端保守，同原经略安抚使夏竦一样，都是怯于用兵的懦弱之辈。此番受任，一无建树，只知采取守势而已。十月，两人同罢，而夏竦更是自请解除兵柄，其为国奔走之志和效忠之心，似乎还在执中之下。此后，范、韩两人又被起用，与知渭州的王沿、知延州的庞籍同兼招讨使，但在武备废弛、兵不能战的基本态势面前，也是一筹莫展。同年，辽国又趁火打劫，以屯兵境上为要挟，要求增加岁币，并还要求宋朝在外交字眼上不称“遗”而称“纳”。帝国迫于无奈，又只好吞下这样一个苦果。接着在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闰九月，夏军再次出击，又获全胜。帝国继在北面失利于辽四十余年后，又一次遭受外敌的重创。这是中原大朝从来就没有受过的奇耻大辱。

国家柔弱如此，朝中的政治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