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首都的意义就如同“宗庙”、“社稷”一样，也是一个原则上的事情，有很大的讲究。
首都常常又称作是“京都”、“京师”。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故曰“京都”；京者大也，师者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故又谓“京师”。汴梁本是唐代的汴州，后梁建为东都，后晋称为东京，本朝因其名，定为国都。于京都置开封府，京畿一路辖有五州四十二县，后虽稍有减损，也有十六县。
从古代“天下九州”的意义上来说，这里是“兖州”之域，春秋时为卫、陈、郑三国之境，战国时为魏都，居于中原要地，是有名的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其中尤须一提的是其水路交通。黄河以外，汴梁周遭诸水，莫以汴河为重。据说大禹塞荥阳泽开渠以通淮泗，名莨**渠，就是后来的汴河。汉时河、汴决坏，汉明帝曾遣使者修治汴渠；隋大业中更令开导，引河水入汴口，名通济渠，再东引入泗，连于淮，以通江淮漕运。炀帝巡幸江都，即乘龙舟泛此而往，故亦谓之御河。河畔御道植柳，郁郁葱葱。至唐，改名为广济渠。宋都汴梁，自此往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公私商旅轴轳相接，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运东南百物，下西山薪炭，不可胜计。
帝国中心枢纽的地位，决定了东京汴梁的迅速兴盛。唐之汴州旧城，周回不过二十里一百五十步，本朝太平兴国年间大事扩充，新城周回增至四十八里又二百三十三步，称为国城，又曰罗城，使东京的面积增加了一倍，没过多久，便一跃而成为帝国最大的城市。东京陷落后，它的风华繁盛成为当时无数人心目中的美好追忆，并被发之笔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便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种，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正史记载里所无法具备的东京的生动形象。
不过，帝国首都却无险可恃。
汴州自古就是有名的“四战之地”，即所谓四面平坦无险可守而极易遭受攻击。战国时的赵国也是立国于四战之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得已采取一条“全民习兵”的政策，以作抵抗外侮之备，但最终还是被以关中险固之地立国的秦国所败。四战之地虽是兵家必争之要冲，却非帝王之居，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京师乃国家中枢所在，一旦有虞，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大事，銮舆播迁，政令不行，这种灾祸将足以动摇宗庙社稷。
问题还不仅仅在此。本朝从立国那天起，对国家的威胁主要就是来自北方。太祖平复周境虽然未费功夫，但对北汉就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北汉之地在黄河以北，离汴京就只是相隔一河而已，以太祖受禅后的实力，守虽然可以暂无大碍，但立时克服，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太祖立下的国策是“先南后北”，尽管极富谋略，但多少也是出于无奈。更何况北汉之外，还有辽国，夷狄之徒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京平坦开阔四通八达之地，又岂能轻易战守而游刃有余？自太祖时起京城陆续汇集了全国的精锐之师数十万之众，目的就是捍卫京畿，但即使是天险，也有险不足恃的时候，更何况汴京这个根本就无险可守之地！
其实在建国后不久，太祖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完全是一个偶然，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初四，太祖西幸洛阳。西京洛阳原本是太祖的出生之地，他在此度过了充满美好回忆的少年时光。不过，皇上自从十二岁离开后，十年仗剑漫游，十年戎马倥偬，君临天下后又日理万机，一直再也没能很好地重游故地。此番亲身体验到西洛山川关河的雄壮，一刹那间大生感慨。太祖想，据此险固之地而立都，则可以不繁冗兵而自固，岂非天赐之便？新朝开国皇帝这时开始后悔自己匆匆建都开封的草率，于是提出迁都。一代雄主发自内心地认为：一迁洛阳，再迁长安，效汉唐故事，应该是绝妙的霸策。可惜的是，从驾的大臣无不反对。首先是起居郎李符上疏不可，太祖不听。祭祀先祖罢，皇上赖着不肯起驾东返，那意思就是想造成既定事实。对此，群臣甚是惊骇，一时无有谏者，但有位不肯服输的大臣再度上言。
这是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他的话说得似乎很实在：东京有汴渠，因而便有了江淮每年数百万斛的漕米，都下数十万兵马仰给于此，陛下留居此地，米从何出？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安固已久，岂能动摇根本？
那就径迁长安！皇上的主意在那一刻还是坚决的，所以他赌气说出此话。
终于有人叩头了，凡是懦弱无识而又自命效忠的人最后总是会祭出这个法宝。这是晋王赵光义，皇上的御弟、新朝主要的军事统帅，同时也是太祖黄袍加身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话自然有着相当的分量。晋王以首叩地言辞恳切：陛下，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啊！
太祖沉默了。他明白这件事情一旦错了就无法改正，一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以沉默回答晋王。晋王退下，太祖长叹：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这是太祖第二次长叹了，这一次是英明的太祖陛下为顾全大局而作了一个灾难性的妥协。这件事情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以至于它的是非功过，简直无法评说。新朝的开国皇帝在这件事情上确有远见卓识，可惜的是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尽管后来也不断有迁都之议，但都不能付诸实施。
太祖于西幸洛阳七个月后去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二十一日，御弟晋王赵光义出乎意料又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大宝。说出乎意料，是因为历朝历代的继承原则是父丧子代，除非万不得已，没有兄终弟及的道理；但这又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赵光义是新朝的第一功臣，没有他就没有宋家江山，他的仁厚与统御才能更不让乃兄，在国家初立，外患未平的创制阶段，以他的地位与威望入继大统，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这多少有点不正常，朝野有些议论和谣言也是事出有因。说起来也是光义有心要当皇帝，否则，有太祖谦虚仁慈的美德在前，即使天子猝死变故突发，朝廷内外一时没有准备而有传位于弟的意向，光义理所当然也还是必须谦让的。
新朝的第二位天子，史称“太宗”。
太祖时期，尚为奠定国统而南征北战，对首都的担心当然显得有些多余。相反，以四战之地取攻防要枢，纵横捭阖，倒有许多战略上的优势。更何况太祖取的是攻势，攻的意义就是在别人的土地上摆开战场，需要以决定性的战略决战一锤定音，于是进退自由的汴梁并非不是一个定都的佳选。可当太宗受挫于辽，国界渐渐确定后，这个问题就开始隐隐约约地严重起来。
太宗的对外国策以“歧沟之战”的失败为标志形成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本朝的统一方略其实并不显得如何雄大。太祖的意思是南方基本平定后，帝国对北方的目标应该主要就是“燕晋”。“晋”是指太原的北汉，也就是后汉的一股残余势力在黄河以北建立的小朝廷；“燕”则是指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辽国的幽蓟十六州之地。特别是在辽国统治下的燕蓟，太祖甚至想先以金钱赎买，假如不果，再徐图以武力。太宗即位后首先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灭掉北汉，这一胜利使得新朝的嗣皇帝开始对立时收复燕蓟产生幻想。平定北汉后没有多久，太宗便要下令乘胜进军。
但是辽兵的威猛给宋军的印象似乎非常深刻，大家都不能忘怀在攻伐北汉的过程中，辽军不时的侧翼进攻给我方造成了多么大的难堪。军中诸将的疑虑与天子的跃跃欲试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下，使得太宗本人也显得犹豫起来。幸好殿前都虞侯——领掌宿卫禁兵的中级军官——崔瀚说得斩钉截铁：
“乘此破竹之势，取之易如反掌。机不可失！”
太宗大喜，决心遂下。于是，宋朝大兵直趋辽境，进而包围了南京。辽国先后设有五京：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辽之南京在今北京市，公元938年设，是辽国逼视大宋的军事重地。宋军一路报捷，兵临南京城下，逼得辽守军几无生机，差一点就要大功告成。不幸的是，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却久攻不下，宋军开始产生懈怠，加上大兵聚集，势力钝重，给了辽军反击之机。七月初六，辽宰相耶律沙率援军赶到，宋军不测其多寡，诸将疑惧，协调不力，被辽军分兵夹击，在城外高梁河一战即溃，太宗乘驴车仓皇南走，宋军大败。这一次北伐以优势而落败，给宋军上下又一次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
宋军的惨败完全是相互之间不能机动协调的结果，太宗亦未能起到天子亲征所能带来的那种鼓舞士气、指挥得力的作用。在战事的关键阶段，最高统帅部甚至一度中断了与各军的联络，以至于产生一部分军将谋立他人的严重事件。这次事件的当事人是武功郡王赵德昭（太祖的第二个儿子，太宗之侄），还京后因为太宗的责怪，惶恐万分，跑到宫外的一间茶楼里，要了一把水果刀自刎而亡。战争成败的决定因素往往不单单取决于兵力多寡、国势强弱，它还需要心理上的稳定与成熟，更需要上下一心的同仇敌忾与众志成城的必胜信心。说实话，从这次战败来看，太宗并没能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几年后遭受更大的失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歧沟”是歧沟关的省称，位于辽境“南京道”之易州与涿州之间。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太宗再一次大举北伐，东路军从雄州挥戈直指辽国南京，歧沟是其必经之地。这次北伐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原因是大宋的第二代天子心有未甘，轻信了辽国正起内讧而势有减弱的不准确情报，兴三路大兵伐辽。除东路以外，西路军由潘美及北汉降将杨继业率领，目标是辽之西京大同；中路是田重进为统帅，兵出飞狐，穿插包抄，策应东西两路。这一次的失误在于矫枉过正，三路大军又相距太远，根本不能相互呼应。被辽军诱敌深入后，东路的曹彬部便先遭重创。
当时，曹彬已连克新城、固安，四月进围涿州，进兵神速。因辽军坚守，未能及时攻克，加之供给又被敌军切断，无奈之下，退还雄州。太宗接报，非常震惊。
皇上立即飞传诏令，命曹彬暂缓进军，沿白沟河慢慢向米信部靠拢，待西路潘美克复敌后数州，与中路田重进东移，再合力夹进。太宗的这个策略还是非常正确的，岂料西、中两路已率先奏捷的事实，给了曹彬所部上下以很大的压力，众将都认为本军拥有重兵而不能有所攻取，且已退兵一次而丧失战机，纷纷要求立即进兵再攻涿州。
曹彬是本朝杰出的开国将领之一，素来以诚实稳重、中立不倚著称，很得太祖赏识，在平西蜀、灭南唐中立有大功。此番以幽州行营前军马步水陆军统帅的身份领掌东路军北伐，接受的任务本来是佯攻。太宗也曾反复叮咛：“持重缓行，不得贪利。”然而曹彬在诸将喧闹之下，竟也没能坚持原则，以疲惫之师行不得已之役，发军再攻涿州，犯了兵家大忌。结果被辽军以轻制重，在歧沟将曹彬师老疲乏之众一战击溃。兵败如山倒，曹彬主力一败，整个东路军便全被冲垮，十万大军狼狈逃窜，从雄州一直退到高阳。此战宋军死者数万，人畜相蹂践而死者则更不可胜数，可怜曹彬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六月初八，败军之将曹彬等人被召回京师，诏鞫于尚书省。当曹彬素服长跪在殿前时，连太宗都忍不住长叹不已。
歧沟之战的失利，使得西、中两路的进攻丧失了意义。五月初九，太宗便命两军回师，潘美退还代州，田重进退守定州，由攻转守。但得胜的辽军却不愿善罢甘休，从六月开始，在诸路兵马都统耶律色珍的率领下，辽军十万人马南侵，一路连克云、朔、寰、应数州，将战场推至宋境。七月初九，杨继业临危受命于西路统帅潘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领孤军出击。行前与潘美及监军蔚州刺史王侁商定，先伏兵于陈家谷口，俟出战不力转至此地时，出兵相救。可王侁在继业出击后，等了三个时辰不见继业回报，使人登高瞭望，见色珍军佯败却以为是辽兵退走，王侁欲争功，便引军离开了谷口。潘美发觉，已不能制，干脆也逃之夭夭。黄昏时分，继业果然退到了谷口。以重伤之躯领数十残兵，望见无人，可以想见，那是一种何其悲哀、绝望的心情。回马再战，结果全军覆没。
杨继业原是北汉大将，被擒后太宗不仅不杀，犹委以信任，使杨继业深为感动，此番负伤被执后，表现出坚贞不屈的高尚风范，绝食三日而死，成为北伐中精忠报国的英雄代表，然而却也是死不得其所。此次战役的失败明显是因为潘美和王侁的渎职，按军法当治以重罪。但太宗却只不过将潘美降职三级，王侁除名发配而已，姑息了这种罪行。军律松弛是自五代石敬瑭以来养成的一个恶习，有时甚至严重到丧师蹙地者一概不问的程度。后来的周世宗虽有所整肃，可到了太祖，复又一味宽容，转战经年平定四合，始终未尝戮一大将。此后，太祖的子孙们遂相袭以为自然，他们似乎不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没有纪律的军队是无法取胜的，这与天子的仁德是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此次轰轰烈烈的北伐就这样以三路大军相继被挫后彻底失败了。这次失败的意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挫折，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本朝北伐的意向从此泯灭，自上而下都完全丧失了与辽军战斗的勇气和信心。务实派如宰相赵普等更是以此为由反对丧师耗财而无一成果的徒劳之举，太宗也终于把一腔热血变成了安于现状的心安理得。这个结果对于太宗和立国未久的帝国来说也许是合适的，但对于王霸大业与国家前途来说，它却是一个无穷的隐患。
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四月初七，太宗犹想发兵攻辽，殿前众臣无一赞成。最后殿中侍御史赵孚奏上一表，中心内容是八个字：内修战备，外许欢盟。这下天子龙颜大悦，嘉纳此议，从此奠定了本朝的对辽政策。不过，太宗的所谓“内修战备”在后来的实践中却只是表现为一个“守”字而已。
与辽事实上的分界在太宗后期大致定在今天的山西、河北的北沿，也就是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三路大军的出发地代州至雄州一线，在本朝初期的行政区划上属于河北东、西路及河东路的范围，但实际上的防线却很含糊。宋军退守以后，辽师就曾经乘胜深入到深、德、邢等州，这些可都算是本朝北面的腹地了，离帝国中央政府的最后一道屏障——黄河已经非常的接近。这一带基本是一片广袤的平原，仍旧不好守。为此，有一位叫何承矩的边将提出了一条建议。
何承矩在太宗端拱年初出任河北沧州节度副使，颇有善政。此人幼年随其父何继筠转战黄河以北，对该地的山川形势非常熟悉。他的建议是：在顺安寨西挖开易河蒲口，导水东注于海，形成一条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至七十里的河渠塘泊带，就此筑堤贮水以作屯田，可以遏制敌人骑兵的奔逸之势；同时，岁闲时期又可播为稻田，所谓“收地利以实边，设险固以防塞”，“春夏课农，秋冬习武”，可以一举两得。他的这条计策最后被太宗采纳；结果在淘河至泥沽海口屈曲九百余里的范围内形成了一条二十六寨、一百二十五军铺、百余艘战船、三千余士兵的防线。这道防御屏障当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到了真宗时期也还未敢轻废，但是它的致命之处却也显而易见。
太宗之所以采纳何承矩的建议，是因为自北伐失败后，从天子到大臣，在原则上已经完全放弃了进攻。河北东路这条防线的设立，基本上就把帝国在北方的军事活动范围定死了，只可坚守，而不能出战，更遑论北进。自此，整体防御的格局也开始形成，尽管这条沟塘湖泊弯曲陂泽之地姑且也算得上险固，但这正如同在家门口筑了道墙一样，假如持险固守而险不足恃，则必至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