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我们的职责，尽一切力量，根据仁义道德来利用厚生之道，作为行事的方针，并努力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

——涩泽荣一

社会中的事，有利必有弊，西洋文明的输入对我国的文化虽有很大贡献，但在另一面也产生了一些弊害。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引进世界性的事物沐浴其恩泽，享受其幸福的同时，也一并传入了世界性的毒害，这是不争的事实。

凡是我国的国民，就有责任和义务寻求根治病毒的方法。我思量再三，认为根治病毒的方法大概有两种可以采用。一种是直接研究病毒的性质，然后投以适合的药方；另一种是尽可能使身体各部位器官强壮起来，强壮到纵然有病毒入侵也不怕，因为已经养成了抵御病毒甚至能够杀死病菌的身体素质。从我们的立场来看，应该选择二者之中的哪一种呢？我们原本是实业工作者，要研究坏思想的病理病源，并讲究治疗方法，只怕不是我们的专长。我们应做的工作在于国民日常的养生方面，只有让国民有了强健的身体，才能抵抗病毒的侵害。我将我所认为的治疗法，即危险思想防抑对策披露于此，希望一般世人，特别是实业界的朋友，能好好加以考虑。

我经常谈到我平素所持的论点，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在利用厚生与仁义道德这两方面，自古以来就结合得不太紧密，因而有所谓“仁则不富，富则不仁”的话，以为近利则远仁，依义则失利，将仁与富解释为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如此将仁与富完全分开解释，好像两者水火不相容，这是非常不妥的。这种错误解释造成一个极端的结果，就是投身于利的人，就可不顾仁义道德。我对这一点多年来一直叹惋不止。其实这个观念是后世某位学者所造成的罪过，我以前已经提及，孔孟之教以“义利合一”为主，只要一读四书，便可明白。

宋代大儒朱熹在《孟子序说》中说，“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非常鄙视钱财功利。将此言再进一步思考的话，即与亚里士多德的“所有的商业都是罪恶的”意思前后一致了。换一种说法就是：仁义道德应该是神仙般不思凡欲的人的行为，投身生产事业的人可以无视仁义道德。这样的解释绝不是孔孟之教的精髓，乃是闽洛学派的儒者所捏造出来的妄说。然而我日本国从元和宽永①时代开始，此学说就很盛行，所以造成了一种现象：一提起学问二字，人们便以为，除此一家之外别无分号。然而这一学说给今日的社会带来多少弊病呀？

误传孔孟教义的结果是，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完全的利己主义，既无仁义也无道德，甚至钻法律漏洞，一心以赚钱为依归。影响之大，大到今日的实业家多数都是抱着一种只要自己能挣钱，他人和社会都可置之不管的观念。假如社会上没有了法律的制裁，他们必将陷入巧取豪夺、无恶不作的深渊。长此以往，将来的贫富差距将逐渐拉大，更可想见的是，社会会逐步沦入卑鄙无耻的地步。这正是误传了孔孟之训的学者数百年来在学术界横行跋扈所产生的遗毒造成的结果。

总之，随着社会的进步，实业界的生存竞争也日渐激烈，这是自然的结果。这时，如果实业家只汲汲算计个人的私欲私利，只要自己有利可图，其他一概不管，那么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健全，令人讨厌的危险思想一定会慢慢地滋生蔓延。那时候应该由谁来担负酿成危险思想的罪过呢？这当然完全应该由实业家的双肩来承担。所以，为了社会的正常发展，必须匡正这种坏风气不可。本着我们的职分，尽一切力量，根据仁义道德来进行利用厚生之道，作为行事的方针，并努力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富且能行仁义的例子实在不少。如果对义利合一还有任何疑虑，今日应该立即连根拔起，好使心中疑虑一扫而空。

①元和：日本年号，公元1615年至1623年。宽永：日本年号，公元1624年至16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