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显爵并不那么尊贵，值得我们献身努力的伟大事业到处都有，并不是只有为官才尊贵。

——涩泽荣一

明治六年（1873），我辞去官职踏入多年来一直向往的实业界。从此，我就与《论语》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在我刚刚成为商人的时候，心中突然感到，从今往后，自己怕是必须以锱铢必较的方式来处世了，那我应当秉持什么样的心志呢？我想起了以前所读过的《论语》。《论语》所讲的是有关日常修身待人的普通道理，是缺点最少的处世箴言。难道我们不能用《论语》的教诲来经商吗？我觉得，如果用《论语》的教诲来进行商业活动，必可宏图大展。

当时，有位叫作玉乃世履的岩国①人，此人后来曾担任过大审院长之职，他的书法、文笔都不凡，为人处世也极认真热忱。在官员中，玉乃和我被认为还算是循吏（认真、守法、热心治民的官吏）。在官场上，我俩关系非常亲密，同时被封为勅任官（明治宪法下，由天皇亲自勅命的高等官吏）。两人都为日后能成为国务大臣而一同努力着。如今他突然听到我要辞官从商时，痛惜不已，说一定要劝阻我。

当时，我是井上②先生的次官。井上先生因官制问题与内阁意见不合，最后怒不可遏地退出了政界。我这个次官也和井上一同辞职了。因此，我被认为也是同内阁发生争执而辞职的。

当然，我和井上先生一样，与内阁有意见不合之处，但我的辞职，并不是由于争吵，而是另有别的原因。我辞职的原因是这样的：我认为，当时日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教育上，都有改革的必要，但最为不振的是商业。商业不振，就不能增进国家财富。因此，在其他方面谋求改善的同时，也必须大力振兴商业。日本社会当时认为，经商不需要学问，有了学问，反而会受到妨碍。所谓“经商挣来的钱，传不过第三代”。人们认为第三代是最危险的一代。

因此，我便决定要做一名商人，且靠学问来经商谋利。当时我的这种想法，对于我的友人来说是不能理解的。他们误以为我的辞职是缘于和内阁的争执，故对我严加责备。玉乃忠告我说：“你不久就能成为长官，成为大臣，我们应共同为国家效力才对，而你却被肮脏的金钱弄得眼花缭乱，竟然弃官从商，实在是愚蠢至极，想不到你是那一种人啊！”

当时，我向玉乃大力辩驳，最终说服了他。我用《论语》作为例证，引用了赵普以半部《论语》为相治国，半部《论语》修养其身的故事。我将贯彻始终，奉《论语》为一生的信条。再说，处理金钱的事何以就是卑贱？如果人人都看轻金钱的话，国家何以立？高官显爵并不那么尊贵，值得我们献身努力的伟大事业到处都有，并不是只有为官才尊贵。就这样，我从《论语》中引用了许多话来予以辩驳，才说服了他。我认为《论语》是完美无缺的真理宝库，故决心用《论语》作为我的信条，以其教诲为标准来从事商业活动。这是明治六年（1873）5月间的事。

从此以后，我就仔细地研读《论语》。我曾听过中村敬宇③和信夫恕轩④先生的课，但两位老师都很忙，终不能读完。最近我又向大学教授宇野⑤老师请教。

宇野老师的课主要是为孩子们开的，但我也参加了。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一些解释也提出我的意见，因此相当有趣，同时也获益不少。宇野先生是一章一章地讲授，让大家共同思考，待大家都真正明白之后再往下讲，所以进度虽慢，但大家都能彻底理解，孩子们也觉得其乐无穷。

至今为止，我已跟从五位先生研读过《论语》了。由于不是在学问上探讨，所以有时尚不能理解其深意。例如，《泰伯第八》中的“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句话，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它所包含的深刻意义。

我近来特别勤加研读《论语》，因此领悟颇多。其实，《论语》并没有深奥难懂的学理，不是那种必须靠学者的解读才能懂的深奥著作。《论语》原是为众生所写，是浅显易懂的，却被后来的学者们弄得玄妙难懂。结果使农工商阶层之人以为《论语》与自己无关，对它敬而远之。这是多大的错误。这样的学者，就像是不讲理的顽固的守门人，对孔夫子来说，是一种阻碍。想要通过这样的守门人去见孔子，那是见不到的。其实，孔子并非爱刁难别人，他是一位格外通情达理的先知。不管是商人，还是农民，任何人他都愿加以教导。孔夫子的教诲，是极实用且通俗的。

①岩国：是日本本州西部城市。

②井上：即井上馨（1835—1915），明治维新元勋、九元老之一。政治家、实业家。明治、大正两朝元老重臣，幕末以及明治时代的活跃人物。次官：日本官职的职称。

③中村敬宇（1832—1891）：自幼学习汉学，兰学，英文，精通儒家经典。

④信夫恕轩（1835—1911）：著名儒家学者。

⑤宇野：即宇野哲人（1875—1974），儒家学者中东方学的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