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流传着一本书，被称为“商业圣经”，这本书就是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论语〉与算盘》是涩泽荣一总结其一生学习《论语》的体会与经营企业的经验，汇集平日的讲演与言论而成的一本书，集中表达了儒家的经营理念与儒商的处世之道。

涩泽荣一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实业家，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父”“日本现代文明的创始者”。涩泽荣一经历了江户、明治、大正、昭和四个时代，参与了日本走向现代的整个历程，对日本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曾赴欧考察学习西方的产业制度，率先改革日本的租税和货币体制，推行新式的会计制度，最早引进西方的股份制度；创立了日本的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并参与创立或主持了日本五百多家大企业，如王子制纸会社、日本邮船会社、大阪纺织会社、东京海上保险公司、东京石川岛造船会社、日本铁道会社等，这些企业在今天的日本乃至世界仍具有巨大影响。日本一家著名的财经杂志对一百位最成功的企业家进行调查,问：“谁是你最崇敬和对你影响最大的人？”结果涩泽荣一名列第二。

涩泽荣一最可称道的是提出了“《论语》与算盘”的儒家式经营理论，为日本的经济发展确立了“义利合一”的指导原则，并且涩泽荣一以其儒商的典范影响了好几代日本企业家，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的转化与复兴做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见证。涩泽荣一说：“我始终认为，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又说：“士魂商才也是这个意思，为人处世时，应该以武士精神为本，但是，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必须有商才。要培养士魂，可以从书本上借鉴很多，但我认为，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那么，商才怎样呢？商才也要通过《论语》来充分培养。或许说道德方面的书同商才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滑、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绝不是真正的商才。因此说商才不能离开道德，当然就要靠论述道德的《论语》来培养。同时，处世之道，虽十分艰难，但如果能熟读而且仔细玩味《论语》，就会有很高的领悟。”

日本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整个日本社会起了各种变化，涩泽荣一在晚年撰写本书，也是对日本企业界的一个批判。历史往往有相似之处，如今的中国，正处在涩泽荣一曾经历过的转型期，一些工商界人士为了追逐利益，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甚至不择手段，连最基本的良知都丧失了！鉴于这种情况，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培养经商者的道德素质，就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而《〈论语〉与算盘》的“义利合一”原则正是儒家道德放之工商领域而行之有效的原则，对于企业经营者可以说是一本不可不读的好书。

现在，社会在不断地变化，谋利的方法也在不断改进，“《论语》+算盘”的模式可以发展为“《论语》+电脑”或“《论语》＋××”的模式，但不管怎样变，《论语》始终代表着东方儒家永恒的道德理念，而“＋××”则代表西方先进的牟利工具。我国正处在建立中国特色企业制度的重要阶段，涩泽荣一“《论语》+算盘”的模式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化是建立中国式企业制度的精神基础和价值源头。《论语》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人在中国用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建立中国式的企业制度，比起涩泽荣一在日本用中国文化建立日本式的企业制度更名正言顺，更亲切自然。在日本，“《论语》+算盘”的模式只可称为东方模式，而在中国，“《论语》+算盘”的模式则可以堂堂正正地称为中国模式。

在本书中，涩泽荣一反对所谓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不相容的旧观念，主张伦理道德与经济的统一。他还极力反对空谈伦理道德，轻视经济和物质利益的倾向。书中，涩泽荣一还强调了学问在工商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批评了从商不需要学问的错误观念，鼓励人们修习学问。这里的学问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专业知识，一是道德修养。他认为，这两方面不可偏废，必须同时协调并进。

《〈论语〉与算盘》全书共十章，分别为：处世与信条；立志与学问；常识与习惯；仁义与富贵；理想与迷信；人格与修养；算盘与权利；实业与武士道；教育与情谊；成败与命运。本书是涩泽荣一总结自己一生的成功经营经验写成的书，自昭和三年第一次出版发行以后，很快就一版再版，深受人们的喜爱。除了讲经济与道德外，《〈论语〉与算盘》还涉及人生许多方面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人生的指南书。因此这本书不仅对发展市场经济，提高道德修养有帮助，而且对人们设计自己的人生路线，创造人生价值，都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