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人事剧变的时代，若将人类的行动加以观察，便可感到一种苦闷与无能的情操。什么事情都好似由于群众犯了一桩巨大的谬误，而这个群众却是大家都参加着的，且大家都想阻止，指引这谬误，而实际上终于莫名其妙地受着谬误的行动的影响。普遍的失业呀，灾荒呀，人权剥夺呀，公开的杀人呀，生长在前几代的人，倒似乎已经从这些古代灾祸中解放出来了。在五十年中，西方民族曾避免掉这种最可悲的灾祸。为何我们这时代又要看到混乱与强暴重新抬头呢？这悲剧的原因之一，我以为，是由于近代国家把组成纤维的基本细胞破坏了之故。

在原始的共产时代以后，一切文明社会的母细胞究竟是什么呢？在经济体系中，这母细胞是耕田的人借以糊口度日的小农庄，如果没有了这亲自喂猪养牛饲鸡割麦的农人，一个国家便不能生存。美洲正是一个悲惨的例子。它有最完美的工厂，最新式的机器，结果呢？一千三百万的失业者。为什么？因为这些太复杂的机器变得几乎不可思议了。人的精神追随不上它们的动作了。

并非美国没有农人，但它的巨大无比的农庄不受主人支配。堆积如山的麦和棉，教人怎能猜得到这些山会一下子变得太高了呢？在小农家，是有数千年的经验和眼前的需要安排好的，每一群自给自食的农人都确知他们的需要，遇着丰年，出产卖得掉，那么很好，可以买一件新衣，一件外套，一辆自由车。遇着歉收，那么，身外的购买减少些，但至少有得吃，可以活命。这一切由简单的本能统治着的初级社会，联合起来便形成稳重的机轴，调节着一个国家的行动。经济本体如此，社会本体亦是如此。

一般改革家，往往想建造一种社会，使别种情操来代替家庭情操，例如国家主义，革命情操，行伍或劳工的友谊等。在或长或短的时间距离中，家庭必改组一次。从柏拉图[1]到奚特[2]，作家尽可诅咒家庭，可不能销毁它。短时期内，主义的攻击把它压倒了，精神上却接着起了恐慌，和经济恐慌一样不可避免，而人类重复向自然的结合乞取感情，有如向土地乞取粮食一般。

凡是想统治人类的人，无论是谁，必得把简单本能这大概念时时放在心上，它是社会有力的调节器。最新的世界，必须建筑于饥饿、愿欲、母爱等上面，方能期以稳固。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联合最难确立。无思想的行动是非人的[3]。不承担现实的重量的思想，则常易不顾困难。它在超越一切疆域之外，建立起美妙的但是虚幻的王国。它可以使钱币解体，可以分散财富，可以改造风化，可以解放爱情。但现实没有死灭得那么快。不论是政治家或道德家，都不能把国家全部改造，正如外科医生不能重造人身组织一样。他们的责任，在于澄清现局，创造有利于回复健康的条件；他们都应得顾及自然律，让耐性的、确实的、强有力的生命，把已死的细胞神秘地重行构造。

在此，我们想把几千年来，好歹使人类不至堕入疯狂与混乱状态的几种制度加以研究。我们首先从夫妇说起。

拜仑[4]有言：“可怕的是，既不能和女人一起过生活，也不能过没有女人的生活。”从这一句话里，他已适当地提出了夫妇问题。男子既不能没有女人而生活，那么什么制度才使他和女人一起生活得很好呢？是一夫一妻制么？有史以来三千年中，人类对于结婚问题不断地提出或拥护或反对的论据。拉勃莱[5]曾把这些意见汇集起来，在巴奴越[6]向邦太葛吕哀[7]征询关于结婚的意见的一章中：

邦太葛吕哀答道：“既然你掷了骰子，你已经下了命令，下了坚固的决心，那么，再也不要多说，只去实行便是。”

“是啊，”巴奴越说，“但没有获得你的忠告和同意之前，我不愿实行。”

“我表示同意，”邦太葛吕哀答道，“而且我劝你这样做。”

“可是，”巴奴越说，“如果你知道最好还是保留我的现状，不要翻什么新花样，我更爱不要结婚。”

“那么，你便不要结婚。”邦太葛吕哀答道。

“是啊，但是，”巴奴越说，“这样你要我终生孤独没有伴侣么？你知道苏罗门[8]经典上说，‘孤独的人是不幸的。’单身的男子永远没有像结婚的人所享到的那种幸福。”

“那么天啊！你结婚便是。”邦太葛吕哀答道。

“但，”巴奴越说，“如果病了，不能履行婚姻的义务时，我的妻，不耐烦我的憔悴，看上了别人，不但不来救我的急难，反而嘲笑我遭遇灾祸，（那不是更糟！）窃盗我的东西，好似我常常看到的那样，岂不使我完了吗？”

“那么你不要结婚便是。”邦太葛吕哀回答。

“是啊，”巴奴越说，“但我将永没有嫡亲的儿女，为我希望要永远承继我的姓氏和爵位的，为我希望要传给他们遗产和利益的。”

“那么天啊，你结婚便是。”邦太葛吕哀回答。

在雪莱[9]的时代，有如拉勃莱的时代一样，男子极难把愿欲、自由不羁的情操，和那永久的结合――婚姻――融和一起。雪莱曾写过：

“法律自命能统御情欲的不规则的动作：它以为能令我们的意志抑制我们天性中不由自主的感情。然而，爱情必然跟踪着魅惑与美貌的感觉；它受着阻抑时便死灭了；爱情真正的原素只是自由。它与服从、嫉妒、恐惧，都是不两立的。它是最精纯的，最完满的。沉浸在爱情中的人，是在互相信赖的而且毫无保留的平等中生活着的。”

一百年后，萧伯讷[10]重新提起这问题时说：“如果结婚是女子所愿欲的，男子却是勉强忍受的。”他的《邓·璜》[11]说：

“我对女人们倾诉的话，虽然受人一致指责，但却造成了我的妇孺皆知的声名。只是她们永远回答说，如果我进行恋爱的方式是体面的，她们可以接受。我推敲为何要有这种限制，结果我懂得：如果她有财产，我应当接受，如果她没有，应当把我的贡献给她，也应当欢喜她交往的人及其谈吐，直到我老死，而且对于一切别的女人都不得正眼觑视。我始终爽直地回答说，我一点也不希望如此，如果女人的智慧并不和我的相等或不比我的更高，那么她的谈吐会使我厌烦，她交往的人或竟令我不堪忍受，我亦不能预先担保我一星期后的情操，更不必说终生了，我的提议和这些问题毫无关系，只凭着我趋向女性的天然冲动而已。”

由此可见，反对结婚的人的中心论据，是因为此种制度之目的，在于把本性易于消灭的情绪加以固定。固然，肉体的爱是和饥渴同样的天然本能，但爱之恒久性，并非本能啊。如果，对于某一般人，肉欲必需要变化，那么，为何要有约束终生的誓言呢[12]？

也有些人说，结婚足以减少男子的勇气与道德的力量。吉伯林[13]在《凯芝巴族的历史》（l' Histoire des Gadsby）中叙述凯芝巴大尉，因为做了好丈夫而变成坏军官。拿破仑[14]曾言：“多少男子的犯罪，只为他们对于女人示弱之故！”白里安[15]坚谓政治家永远不应当结婚：“看事实罢，”他说，“为何我能在艰难的历程中，长久保持我清明的意志？因为晚上，在奋斗了一天之后，我能忘记；因为在我身旁没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嫉妒的妻子，老是和我提起我的同僚们的成功，或告诉我人家说我的坏话……这是孤独者的力量。”婚姻把社会的痫狂加厚了一重障蔽，使男子变得更懦怯。

即是教会，虽然一方面赞成结婚比蓄妾好，不亦确言独身之伟大而限令它的传教士们遵守么？伦理家们不是屡言再没有比一个哲学家结婚更可笑的事么？即令他能摆脱情欲，可不能摆脱他的配偶。人家更谓，即令一对配偶间女子占有较高的灵智价值，上面那种推理亦还是对的，反对结婚的人说：“一对夫妇总依着两人中较为庸碌的一人的水准而生活的。”

这是对于婚姻的攻击，而且并非无力的；但事实上，数千年来，经过了多少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骚乱剧变，婚姻依旧存在，它演化了，可没有消灭。我们且试了解它所以能久存的缘故。[16]

生存本能，使一切人类利用他人来保障自己的舒适与安全，故要驯服这天然的自私性格，必得要一种和它相等而相反的力量。在部落或氏族相聚而成的简单社会中，集团生活的色彩还很强烈，游牧漂泊的本能，便是上述的那种力量。但疆土愈广，国家愈安全，个人的自私性即愈发展。在如此悠久的历史中，人类之能建造如此广大、如此复杂的社会，只靠了和生存本能同等强烈的两种本能，即性的本能与母性的本能。必须一个社会是由小集团组成的，利他主义方易见诸实现，因为在此，利他主义是在欲愿或母性的机会上流露出来的。

“爱的主要优点，在于能把个人宇宙化。”[17]

但在那么容易更换对象的性本能上面，如何能建立一种持久的社会细胞呢？爱，令我们在几天内，容受和一个使我们欢喜的男人或女子共同生活，但这共同生活，不将随着由它所产生的愿欲同时消灭么？可是解决方案的新原素便在于此。

“婚姻是系着于一种本能的制度。”

人类的游牧生活，在固定的夫妇生活之前，已具有神妙的直觉，迫使人类为了愿欲[18]之故而在容易发誓的时候发了誓，而且受此誓言的拘束。我们亦知道在文明之初，所谓婚姻并非我们今日的婚姻，那时有母权中心社会，多妻制及一妻多夫制社会等。但时间的推移，永远使这些原始的形式，倾向于担保其持久性的契约，倾向于保护女子之受别的男人欺凌；保幼、养老，终于形成这参差的社会组织，而这组织的第一个细胞，即是夫妇。

萧伯讷的邓·璜说：“社会组织与我何干？我所经意的只是我自身的幸福，盖于我个人人生之价值，即在永远有‘传奇式的未来’之可能性；这是欲愿和快乐的不息的更新；故毫无束缚可言。”那么，自由的变换是否为幸福必不可少的条件？凡是享有此种生活的人，比他人更幸福、更自由么？

“造成迦撒诺伐[19]与拜仑的，并非本能，而是一种恼怒了的想象，故意去刺激本能。如果邓·璜之辈只依着愿欲行事，他们亦不会有多少结合的了。”[20]

邓·璜并非一个不知廉耻的人，而是失望的感伤主义者。

“邓·璜自幼受着诗人、画家、音乐家的教养，故他心目中的女子亦是艺术家们所感应到的那一种，他在世界上访寻他们所描写的女人，轻盈美妙的身体，晶莹纯洁的皮肤，温柔绮丽，任何举止都是魅人的，任何言辞都是可爱的，任何思想都是细腻入微的。”

换一种说法，则假若邓·璜（或说是太爱女人的男子）对于女子不忠实[21]，那也并非他不希望忠实，而是因为他在此间找不到一个和他心目中的女子相等的女子之故。拜仑亦在世界上寻访一个理想的典型：温柔的女人，有羚羊般的眼睛，又解人又羞怯，天真的，贤淑的，肉感的而又贞洁的；是他说的“聪明到能够钦佩我，但不致聪明到希望自己受人钦佩”的女子。当一个女人使他欢喜时，他诚心想她将成为他的爱人，成为小说中的女主人、女神。等他认识较深时，他发现她和其他的人类一样，受着兽性的支配，她的性情亦随着健康而转移，她也饮食（他最憎厌看一个女人饮食），她的羚羊般的眼睛，有时会因了嫉妒而变得十分狂野，于是如邓·璜一般，拜仑逃避了。

但逃避并不曾把问题解决。使婚姻变得难于忍受的许多难题（争执、嫉妒、趣味的歧义），在每个结合中老是存在。自由的婚姻并不自由。你们记得李兹[22]和亚果夫人[23]的故事么？你们也可重读一次《安娜小史》[24]中，安娜偕龙斯基[25]私逃的记述。龙斯基觉得比在蜜月中的丈夫更受束缚，因为他的情人怕要失去他[26]。多少的言语行动举止，在一对结了婚的夫妇中间是毫无关系的，在此却使他们骚乱不堪。因为这对配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因为两个人都想着这可怕的念头：“是不是完了？”龙斯基或拜仑，唯有极端忍心方得解脱。他应当逃走。但邓·璜并非忍心的人。他为逃避他的情人而不使她伤心起见，不得不勉强去出征土耳其。拜仑因为感受婚姻的痛苦，甚至希望恢复他的结合，与社会讲和。当然，且尤其在一个不能离婚的国家中，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子很可能因了种种原因不得不和社会断绝关系，他们没有因此而不感痛苦的。

往往因了这个缘故，邓·璜（他的情人亦如此）发现，还是在婚姻中，男子和女子有最好的机会，可以达到相当完满的结合。在一切爱的结合之初，愿欲使男女更能互相赏识，互相了解。但若没有任何制度去支撑这种结合，在第一次失和时便有解散的危险。

“婚姻是历时愈久缔结愈久的唯一的结合。”[27]

一个结了婚的男子[28]，因为对于一个女子有了相当的认识，因为这个女子更帮助他了解一切别的女子，故他对于人生的观念，较之邓·璜，更深切、更正确。邓·璜所认识的女子，只有两种：一是敌人，二是理想的典型。蒙丹朗[29]在《独身者》（Célibataires）一书中，极力描写过孤独生活的人的无拘束，对于现实世界的愚昧，他的狭隘的宇宙，“有如一个系着宽紧带的球，永远弹回到自身”。凡是艺术家，如伟大的独身者巴尔扎克[30]、史当达[31]、洛弗贝[32]、普罗斯德[33]辈所能避免的缺点――如天真可笑的自私主义与怪癖等，一个凡庸之士便避免不了。艺术家原是一个特殊例外的人，他的一生，大半消磨于想象世界中而不受现实律令的拘束，且因为有自己创造的需要而使本能走向别的路上去[34]。姑且丢开他们不论，只是对于普通人，除了婚姻以外，试问究竟如何才是解决问题的正办？

漫无节制的放纵么？一小部分的男女试着在其中寻求幸福。现代若干文人也曾描绘过这群人物，可怪的是把他们那些模型加以研究之后，发觉这种生活亦是那么可怕，那么悲惨。恣意放纵的人不承认愿欲是强烈而稳固的情操。机械地重复的快乐，一时能帮助他忘掉他的绝望，有如鸦片或威士忌，但情操绝非从抽象中产生出来的，亦非自然繁殖的，恣意放纵的人自以为没有丝毫强烈的情操，即或有之，亦唯厌生求死之心，这是往往与放浪**逸相附而来的。

“在纵欲方面的精炼并不产生情操上的精炼……幻想尽可发明正常性接触以外的一切不可能的变化，但一切变化所能产生的感情上的效果总是一样：便是屈辱下贱的悲感。”[35]

更新换旧式的结合么？那我们已看到这种方式如何使问题益增纠纷；它使男人或女人在暮年将临的时光孤独无伴，使儿童丧失幸福。一夫多妻制么？则基于此种制度的文明，常被一夫一妻制的文明所征服。现代的土耳其亦放弃了多妻制，它的人民在体格上、在精神上都因之复兴了。自由的婚姻么[36]？合法的**么？则我们不妨研究一下俄国近几年来的风化演变。革命之初，许多男女想取消婚姻，或把婚姻弄得那么脆弱，使它只留一个制度上的名词。至今日，尤其在女子的影响之下，持久的婚姻重复诞生了。在曼奈（Mehnert）《比论俄罗斯青年界》一书中，我们读到一般想避免婚姻的两性青年们所营的共同生活的故事。其中一个女子写信给她的丈夫说：“我要一种个人的幸福，小小的，简单的，正当的幸福。我希望在安静的一隅和你一起度日。我们的集团难道不懂得这是人类的一种需要么？”我们所有关于叙述现代俄罗斯的感情生活的记载，都证明这“人类的需要”已被公认了。

还有什么别的解决法么？探求合法结合的一种新公式么？在美洲有一位叫作林特赛（Lindsay）的推事，曾发明一种所谓“伴侣式”结合。他提议，容许青年男女作暂时的结合，等到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才转变为永久的联系。但这亦犯了同样的错误，相信可以智慧地运用、创造出种种制度。法律只能把风化予以登录，却不能创造风化。实际上，似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在有些国家中加以离婚的救济，在有些国家中由于不贞的调剂，在我们西方社会中，成为对于大多数人不幸事件发生最少的解决法。

可是人们怎样选择他终生偕老的对手呢？先要问人们选择不选择呢？在原始社会中，婚姻往往由俘虏或购买以定。强有力的或富有财的男人选择，女子被选择。在19世纪时的法国，大多数的婚姻是安排就的，安排的人有时是教士们，有时是职业的媒人，有时是书吏，最多是双方的家庭。这些婚姻，其中许多是幸福的。桑太耶那[37]说：

“爱情并不如它本身所想象的那么苛求，十分之九的爱情是由爱人自己造成的，十分之一才靠那被爱的对象。”

如果因了种种偶然之故，一个求爱者所认为独一无二的对象从未出现，那么，差不多近似的爱情也会在别一个对象身上感到。热烈的爱情常会改变人物的真面目。过于狂热的爱人，对于婚姻期望太奢，以致往往失望。美国是恋爱婚姻最多的国家，可亦是重复不已的离婚最盛的国家。

巴尔扎克在《两个少妇的回忆录》[38]中描写两种婚姻的典型，这描写只要把它所用的字汇与风格改换一下，那么在今日还是真确的。两个女主人中的一个，勒南[39]代表理智，她在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婚姻产生人生，爱情只产生快乐。快乐消灭了，婚姻依旧存在，且更诞生了比男女结合更可宝贵的价值。故欲获得美满的婚姻，只需具有那种对于人类的缺点加以宽恕的友谊便够。”

勒南，虽然嫁了一个年纪比她大而她并不爱的丈夫，终于变得极端幸福。反之，她的女友鲁意丝[40]虽然是由恋爱而结婚的，却因过度的嫉妒，把她的婚姻生活弄得十分不幸，并以嫉妒而置丈夫于死地，随后自己亦不得善果。巴尔扎克的论见是：如果你联合健康、聪明、类似的家世、趣味、环境，那么只要一对夫妇是年轻康健的，爱情自会诞生。“这样，”曼斐都番尔[41]说：“你可在每个女人身上看到海伦[42]。”

事实上，大战以来，如巴尔扎克辈及其以后的二代所熟知的“安排就的”婚姻，在法国有渐趋消灭以让自由婚姻之势。这是和别国相同的。可是为何要有这种演化呢？因为挣得财富、保守财富的思想，变成最虚妄、最幼稚的念头了。我们看到多少迅速的变化，多少出人意料的破产，中产者之谨慎小心，在此是毫无用处了。预先周张的原素既已消失，预先的周张便无异痴想。加之青年人的生活比以前自由得多，男女相遇的机会也更容易。奁资与身家让位了，取而代之的是美貌、柔和的性情、运动家式的亲狎等。

是传奇式的婚姻么？不完全是。传奇式的结晶特别对着不在目前的女子而发泄。流浪的骑士是传奇式的人物，因为他远离他的美人；但今日**的少女，则很难指为非现实的造物。我们的生活方式倾向于鼓励欲愿的婚姻，欲愿的婚姻并不必然是恋爱的婚姻，这是可惋惜的么？不一定。血性有时比思想更会选择。固然，要婚姻美满，必须具备欲愿以外的许多原素，但一对青年如果互相感到一种肉体的吸引，确更多构造共同生活的机会。

“吸引”这含义浮泛的名词，能使大家怀有多少希望。“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存在于每个赏识‘美’的人的心目中。”某个男人，某个女子，认为某个对手是美的，别人却认为丑陋不堪。灵智的与道德的魅力可以增加一个线条并不如何匀正的女子的妩媚。性的协和并不附带于美，而往往是预感到的。末了，还有真实的爱情，常突然把主动者与被动者同时变得极美。一个热恋的人，本能地会在他天然的优点之外，增加许多后天的魅力。鸟儿歌唱，有如恋人写情诗。孔雀开屏，有如男子在身上装饰奇妙的形与色。一个网球名手，一个游泳家，自有他的迷力。只是，体力之于我们，远不及往昔那么重要，因为它已不复是对于女子的一种安全保障。住院医生或外交官的会试，代替了以前的竞武角力。女子亦采用新的吸引方法了。如果我看到一个素来不喜科学的少女，突然对于生物学感到特别兴趣时，我一定想她受着生物学者的鼓动。我们亦看到一个少女的读物往往随着她的倾向而转变，这是很好的。再没有比精神与感觉的同时觉醒更自然、更健全的了。

但一种吸引力，即使兼有肉体的与灵智的两方面，还是不足造成美满的婚姻。是理智的婚姻呢？抑爱情的婚姻？这倒无关紧要。一件婚姻的成功，其主要条件是：在订婚期内，必须有真诚的意志，以缔结永恒的夫妇。我们的前辈以金钱结合的婚姻所以难得是真正的婚姻的缘故，因为男子订婚时想着他所娶的是奁资，不是永久的妻子，“如果她使我厌烦，我可以爱别的。”以欲愿缔结的婚姻，若在未婚夫妇心中当作是一种尝试的经验，那么亦会发生同样的危险。

“每个人应当自己默誓，应当把起伏不定的吸引力永远固定。”

“我和她或他，终生缔结了；我已选定了；今后我的目的不复是寻访使我欢喜的人，而是要使我选定的人欢喜。”

想到这种木已成舟的念头，固然觉得可怕，但唯有这木已成舟的定案，才能造成婚姻啊。如果誓约不是绝对的，夫妇即极少幸福的机会，因为他们在第一次遇到的阻碍上和共同生活的无可避免的困难上，即有决裂的危险。

共同生活的困难常使配偶感到极度的惊异。主要原因是两性之间在思想上、在生活方式上，天然是冲突的。在我们这时代，大家太容易漠视这些根本的异点。女子差不多和男子作同样的研究；她们执行男人的职业，往往成绩很好；在许多国家中，她们也有选举权，这是很公道的。这种男女间的平等，虽然发生极好的效果，可是男人们不应当因之忘记女人终究是女人。孔德对于女性所下的定义说：“她是感情的动物，男子则是行动的动物。”在此，我们当明白，对于女子，“思想与肉体的关联比较密切得多”。女人的思想远不及男人的抽象。

男人爱构造种种制度，想象实际所没有的世界，在思想上改造世界，有机会时，还想于行动上实行。女子在行动方面的天赋便远逊了，因为她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潜心于她的主要任务，先是爱情，继而是母性。女人是更保守、更受种族天性的感应。男子有如寄生虫，有如黄蜂，因为他没有多大的任务，却有相当的余力，故发明了文明、艺术，与战争。男人心绪的转变，是随着他对外事业之成败而定的。女人心绪的转变，却是和生理的动作关联着的。浑浑噩噩的青年男子，则其心绪的变化，常有荒诞、怪异、支离、执拗的神气；巴尔扎克尝言，年轻的丈夫令人想到沐猴而冠的样子。

女人亦不懂得行动对于男子的需要。男子真正的机能是动，是狩猎，是建造，做工程师、泥水匠、战士。在婚后最初几星期中，因为他动了爱情，故很愿相信爱情将充塞他整个的生命。他不愿承认他自己固有的烦闷。烦闷来时，他寻求原因。他怨自己娶了一个病人般的妻子，整天躺着，不知自己究竟愿望什么。可是女人也在为了这个新伴侣的**而感到痛苦。年轻的男子，烦躁地走进一家旅馆：这便是蜜月旅行的定型了。我很知道，在大半情形中，这些冲突是并不严重的，加以少许情感的调剂，很快便会平复。但这还得心目中时常存着挽救这结合的意志，不断地互相更新盟誓才行。

因为什么也消灭不了性格上的深切的歧义，即是最长久、最美满的婚姻，也不可能。这些异点可被接受，甚至可被爱，但始终存在。男子只要没有什么外界的阻难可以征服时，便烦闷；女人只要不爱了，或不被爱了时，便烦闷。男人是发明家，他倘能用一架机器把宇宙改变了，便幸福；女人是保守者，她倘能在家里安安静静做些古老的简单的工作，便幸福。即是现在，在数千万的农家，在把机器一会儿拆一会儿装的男人旁边，还有女人织着绒线，摇着婴孩睡觉。阿仑[43]很正确地注意到，男子所造的一切，都带着外界需要的标识，他造的屋顶，其形式是与雨、雪有关的，阳台是与太阳有关的，舟车的弧线是由风与浪促成的；女子的一切作业则带着与人体有关的唯一的标识，靠枕预备人身凭倚，镜子反映人形。这些都是两种思想性质的简单明了的标记。

男人发明主义与理论，他是数学家、哲学家、玄学家。女子则完全沉浸于现实中，她若对于抽象的主义感兴趣，亦只是为了爱情（如果那主义即是她所喜欢的男人的主义），或是为了绝望之故（如果她被所爱的男子冷淡）。即以史太埃夫人[44]而论，一个女哲学家，简直是绝了女人的爱情之路。最纯粹的女性的会话，全由种种故事、性格的分析，对于旁人的议论，以及一切实际的枝节组成的。最纯粹的男性的会话，却逃避事实，追求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