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此一问题，可从中外史料两方面分论之。《旧·纪》，本年“五月贼围广州……黄巢陷广州，大掠岭南郡邑”，《新·纪》同；《旧·传》称：“是岁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亦表现夏初巢已入粤。唯《通鉴》独将陷广州排在九月，其余虽采录《旧·传》之文，但删去“自春及夏”一句，又五月末尚称于悰“以为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可是彼书亦有不自照应之处，因为五月下又著巢表求广州节度，王铎请以李系为湖南观察，将兵“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末一事《新·纪》系于五月）如果五月巢未入粤，两方都不至有此准备。何况据《通鉴》，十月廿七巢已经桂州至潭州，把陷广州放在九月，试联系实际，中间的时日殊觉不敷分配。
九一六年（梁贞明二），大食人阿布赛德哈散（Abu Zaid Hassan）著书，记巢取广州在回历二六四年，相当于乾符四年八月三日至五年八月二日（此据陈垣《中西回史年历表》，桑原书五九页作“乾符四年八月二日至乾符五年八月一日”，系上差一日），与前引我国记事不符，桑原隲藏因援《旧·卢携传》及《新五代史》六五《南汉世家》 （“唐乾符五年，黄巢攻破广州”），以六年说为不可信。（《蒲寿庚考》一四—一五页）按《旧·携传》云：“五年，黄巢陷荆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饶、信等州，自浙东陷福建，遂至岭南，陷广州。”各事连叙而下，不定全发生于五年之内，陷荆南、江西原属仙芝及其余党，而且此传前文既书“乾符末”，下面又称四年、五年、六年，正所谓“踳谬较之《新·传》尤甚”者，（《廿二史考异》五五）是五年说在我国史料中只有后出之《新五代》一条。抑更须知吾人不能用片面方法解决问题，而要顾及全局，中回两历之对照，其二六四年之下限为乾符五年七月，换言之，如信赛德书不误，则破广州应在五年七月底以前。由是，即引起别一个更为复杂而无法解决之问题，即是说，吾人应同时将黄巢从滑州南下起迄破广州止，所有带着时间性记录之活动，一一重新安排。但史料上并未获得基据，可以任吾人如此做法，结果必至坚持孤证，陷入泥涂，将互有联系之时间性记录，任意移动或改造，此则稍经思考而知其必不可行者也。职是之故，破广州之时间，仍须维持六年夏初之说。《史话》称：“二月，全军西征……七月，攻破了广州”（二一九页），仍未免以主观来驱使史料。郑畋、卢携之罢相，或以为因南诏处置问题，或以为因黄巢处置问题；关于前一事件，桑原引《新·南蛮传》，谓应发生于乾符四年初或以前，似难认为二人罢相之原因，故彼主张郑、卢罢相系争论处置黄巢之结果。唯是罢相年分，亦有两说，（一）五年说，见《旧》一七八《卢携传》、宋敏求《补实录》、《新·僖宗纪》、《新·宰相表》、《新》三五《五行志》、《新》一六○《崔沆传》及《通鉴》。（二）六年说，见《旧·僖宗纪》、《旧》一七七《豆卢瑑传》、《旧》一七八《郑畋传》《元龟》三三三及《新》三六《五行志》。桑原之意，史料中最足信赖者为《新·宰相表》，而此表明记五年五月丁酉郑、卢并罢，故赞同五年之说；两人之罢，既是五年，则巢围广州自不得不认为五年云云。（《唐宋贸易港研究》五七—五九页）余往年撰《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史料与史学》下或《史语所集刊》十五本），在豆卢瑑条下曾主张六年之说（原文误以《旧·卢携传》加入六年说之内，兹更正），然未提出确据。今检阅桑原此文，不妨再申前见。首须辨明者，《新·宰相表》亦错误屡出，不应先存最可信赖之成心，《新书》纪、表、志（卷三五）、传似同出《补实录》之一源（说见前引拙著），若是，则五年说只有《旧·携传》及《补实录》两种史料。六年说除桑原所引外，《旧》一六三《崔沆传》称，“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亦应加入六年说之内；换言之，六年说所据不同源之史料，似总比五年说为较多，今检《旧·纪》一九下乾符五年三月后，“以吏部尚书郑从谠、吏部侍郎崔沆考弘词选人”，又六年“三月，以吏部侍郎崔沆、崔澹试弘词选人”，向例宰相不充试官；又《新·纪》《新·表》称沆以吏侍转户侍（《旧·纪》作吏侍转兵侍）入相，是六年三月以前沆未入相，亦即是六年三月以前郑、卢并未罢相。郑、卢未罢，则桑原之考定，完全失其所依矣。得此硬证，再加以前文强有力之反驳（巢入广以前及以后之活动，吾人非提出确据，不能将其时间任意挪移；试让一步言，承认入广为五年事，则经浙东赴闽不能不移入四年下半年，然此时仙芝未死。且五年三月巢尚在河南，如何隔了两月便到广州？桑原竟有此论，正谚所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也！又如入广在五年，则巢留岭南应一年以上，史文更无可征信。或前或后均移动不得，故入广非在六年不可），黄巢下广州及郑、卢罢相之必是乾符六年，可谓已成铁案。
此外尚有一附带问题，大食文之Xanfu，非广州莫属，说见后文。但Klaproth曾证为“澉浦”，大体即杭州，一时学者如Reinaud、Yule、Richthofen、那珂通世等靡然从之，其证佐之一，即《新·纪》五年八月巢陷杭州，与回历二六四年可以相当也；（《蒲寿庚考》一四页）但杭非唐之商港，其他条件，尤不相合，可无繁辨。
韩考主张六年说，固与拙见相同，但彼引《全唐文》八一六韦昌明《越井记》作旁证，却有疑问。记内所言岁数不合，又昌明充翰林学士，绝无可稽，说详拙著《补唐代翰林两记》二四二页，此一证当存疑也。
17.《郎官柱》亦作李迢，唯《北梦琐言》作李佋。今本《旧·纪》之李岩，系原写作“李岧”之转讹（据《考异》引文，又《旧书》一七八《卢携传》同）。
18.赛德之书又言巢在广州，杀回教、基督教、穆护教徒及犹太人十二至二十万，近世解者多据此为当日外侨之数目；（《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三册一三二及《蒲寿庚考》一五页）此韪言也。据《新书》四三上，广州全州人口只廿二万一千五百，纵多隐瞒，然郡城一隅，未必即达廿万（近闻桂林来人，说全城人口不足十万），抑广州沿河一带，由于近世淤垫及新填者面积颇广，居民住地，据我六十年来所见，亦扩充不少。廿年前，广州曾清查人口一次，包入对河的地区，结果不足百万。试合人口增加率，市区面积，城市集中程度等等来比较，认为唐时广州全城人口约廿万，未为低估，岂外侨之数竟等于全城，不信者一。让一步说，外侨即只十万，其势已喧宾夺主，且异族触目皆是，最易惹人注意，何以唐末关于岭南记载，如刘恂《岭表录异》、段公路《北户录》、房千里《投荒杂录》等，曾无提及，不信者二。再从经济方面言之，当日输入，不过香料、药材及若干珍奇物品，留住者已十余万，试问操何业以营生？广州在中古时代之经济发展，是否能支持此蚩蚩之众？不信者三。或谓此数包含汉族信徒在内，吾人试问唐代外教惑人之深，孰如浮屠？当会昌五年（八四五）检括天下僧、尼，只得廿六万五百，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连外国人在内），相隔只卅余年，而谓广州一隅，竟有如许教徒（中古来华之外人，多数信奉任一种宗教，此是当然之事实），且增至三四十倍耶，不信者四。闲尝思之，仙芝破荆州外郛，多所残害（见前文），其时正是回历二六四年，粤语“王”“黄”同读如Wong（照语言学公例，双唇音w，b常可通转，故大食文翻黄巢为Ban?oa），巢亦曾陷江陵，又唐人常称荆州为“荆府”，“荆府”与Xanfu音近，因是，展转传讹，误王仙芝为黄巢，荆府为广府，一般人民为外国教徒，市虎之言，固历史上所常见。荆为西南重镇，必有蕃商居留，曾被波及，赛德未尝身历中土，只录传闻，宜有不尽不实之处。我国旧史家每患偏差，保守者唯知捧着残编，沾沾自足，不肯向别个角落寻求有关之史料，采人之长，补我之短，其失也固。新进则反是，宜若可喜，然记载不能无舛错，中外所同，若唯爱其新奇，不以冷静头脑审察其信值，贸贸然囫囵接受，则过犹不及也。复次，马司帛洛（G. Maspero）云：八七九年黄巢入广以后，大食人遂不直赴中国而停舟羯荼（Kilah，Kalah），以其货物转载中舶；中舶当时大致发航广州，约十日至占城，又沿岸约十日抵Saint-Jacques（疑即大食人之Kadam，贾耽之军突弄），又约十日抵Tioman岛，沿马来半岛行，渡海峡，复沿岸行而达羯荼，全程约三四十日，（《史地译丛》一六九—一七○页）按巢为争取物资，驻广州之外国商人，势必不能幸免，此则无须讳言者。唯是，蕃商输入多数为奢侈品，经过进奉、收市、舶脚种种名称，彼辈本身亦曾饱受李朝及官吏之严重剥削，革命军及一般人民对之，似不至抱深切仇恨，如邓广铭所想象（同前引文）。而且，检巢军全部纪录，除中和元年长安洗城为清除反动分子外，他处未闻大量杀戮，此一特殊例外，颇难置信。据《教工通报》三七期在山东大学讲授中，“广州因黄巢占住过一个时期，经了一次大破坏”之错误意见，经过讨论批评而后得到纠正，（九页）详情未之知，拙见或与之相接近也。
赛德书略言：摧毁广府后，乱党进向国都，皇帝奔至吐蕃边境之Bamdou，得Tagazgaz王之助，继续战斗，乃复位。惟京城破坏，府库已虚。精兵良将皆死，威权坠失。贪狠之冒险家割据各省，无些微奉上之忠心。外国之商人船主，皆遭虐待侮辱。货物则悉为劫掠。国内工厂皆被摧毁。对外贸易全为停阻。中国之厄运及大乱，波及于海外万里西拉甫港（Siraf）及瓮蛮省（0man）两地之人。前此恃营商中国为生，至此破产者所见皆是云云；张星烺以为据阿拉伯各家记载，Taghazghaz系指回纥，显因安史之乱回纥助唐收复两京而误会（同前引《汇编》一三○—一三一及一三四页）。按Taghazghaz系Toguzoghuz之音变，义即九部或九姓，鞑靼亦有九姓（见《隋史》七节），当日沙陀曾附鞑靼，其称谓或由于此。至虐待侮辱，与杀戮迥异，是知彼之记载，含有多少矛盾，难为信史。至Bamdou一名，张氏未释，以黄巢可译Ban?oa例之，殆“皇都”之对音。
19.由闽赴桂林，须经广州，此是普通所走之路线，《旧·纪》乃云：“四月，黄巢陷桂管，五月，贼围广州”，《新·传》亦袭其文而称“巢陷桂管，进寇广州。”旧日史家之缺乏地理知识，于此可见一斑。唯《惊听录》云：“复并爇海隅，又陷桂州，次攻湖南，屯衡州”，叙致最为赅备。
《旧·郑畋传》：“六年，陷安南府。”安南殆岭南之误，巢实无时间可以南征安南也。《新·纪》不察，遂于陷广后接称“陷安南”，反略去桂州不提，中间遂失却联系。
《史话》称巢“在广州，经过两个月的休息整顿”，（二一九页）系因《通鉴》排陷广于九月，自桂入湘于十月；但陷广比旧、新《纪》后差五月，《通鉴》不特未提实证，且亦时间过促，说见前注16，倒不如旧、新《纪》之可信。
20.《旧·传》云：“寻南陷湖、湘，遂据交、广。”巢从何路入广，都不之知，其误更甚于《旧·纪》。《旧·纪》，六年十月云，“时贼北逾大庾岭”，亦不合。桂州，《旧·纪》讹桂阳，据《新·传》改正。数千，世界影本《通鉴》讹“数十”，兹从《旧·纪》。
21.从湘水北出，先永后衡，《旧·纪》《新·传》不误，《通鉴》倒为“历衡、永州”。巢屯衡州，见前引《惊听录》。
22.《旧·纪》，克潭州在广明元年二月，《旧·传》亦系于广明元年，《考异》引《补实录》云：“闰月，湖南奏黄巢贼众自衡、永州下，十月二十七日攻陷潭州。”其说可信；《新·纪》系于闰十月者，据报到之月也。
23.《新·传》云：“其十月，巢据荆南。”《通鉴》因亦记在十月之下，此实时间所不许，廿七始克潭，月底仅余三日耳，能飞渡荆门耶？《旧·纪》称王铎闻系败弃城，汉宏大掠，“半月余，贼众方至江陵”，亦可作反证，今从《新·纪》。复次，《新·传》开首列汉宏为仙芝部将之一，然《通鉴考异》引《吴越备史》，对汉宏出身经过，尚存疑问，《史话》径云：“王仙芝失败时投降了唐军”，（二二二页）未免太坐实。
24.自此以后至明年七月渡江北讨之前，巢所攻取的地方，各书记载不一，几于无法董理，今先分述其概略，再以管见综合批评之：（1）《旧·纪》，广明元年三月下称，“攻鄂州，陷其郛……遂转战江西，陷江西饶、信、杭、衢、宣、歙、池等十五州”，此无疑是总叙在一起，纪又言，“是岁春末，贼在信州疫疠”。（2）《新·纪》，六年末称，是岁“黄巢陷鄂、宣、歙、池四州”，又广明元年四月。“壬寅，张璘克饶州”，五月，“张璘及黄巢战于信州，死之，六月，巢陷睦、婺、宣三州”，内饶州只著克，未著陷，宣州乃为两陷。（3）《新·传》云，“转掠江西，再入饶、信、杭州……攻临安，戍将董昌兵寡，不敢战……乃还残宣、歙等十五州，广明元年……张璘度江……巢数却，乃保饶州，众多疫……巢得计，破杀张璘，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按《旧·纪》之十五州，包饶、信、杭在内，今《新·传》既先提饶、信、杭而后文仍称十五州，显系随便抄袭旧文，未加考察；又董昌一节，与前169页注11所引《新五代史·钱镠世家》相同。是否乾符六年之事，大有可疑；此两点最应注意。至巢众（上虽下心）疫，《旧·纪》作信州，此传作饶州，则因信、饶相邻，未为冲突。（4）《通鉴》将本自《旧·纪》之“攻鄂州，陷其外郛，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一节，完全记在六年十一月之下，不知何故，独削去衢州一名（或因其不见于《新·纪》）。按《旧·纪》以攻鄂列于广明元年三月，虽属不确，然《通鉴》在此之前同一个月内，方称“黄巢北趋襄阳”，此时战略上固无分兵东下之必要或可能（因为襄阳得手，即可北窥关中），纵可能矣，岂便一月之内**十五州？岂便东及于浙杭？司马光未尝顾及时间，是其疏略之处。此后广明元年正、二、三月都不记巢事，至四月始云，“张璘度江……屡破黄巢军，巢退保饶州……璘攻饶州，克之”，五月，“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张璘急击之……兵败，璘死”，六月，“黄巢别将陷睦州、婺州……庚戌（廿八日），黄巢攻宣州，陷之”，论其大致，事同《新·传》，月同《新·纪》，惟信州遇疫，特采《旧·纪》而已。
概述既毕，试就管见所及，提出三点来讨论：（1）杭州。巢军犯杭州，旧、新《纪》《新·传》及《通鉴》均只一见，论其时期，约分三说：（甲）乾符五年八月，《新·纪》主之。（乙）乾符六年，《新·传》《通鉴》主之。（丙）广明元年三月后，《旧·纪》主之。然《新·传》缺乏时间性，乾符六年无容纳其事之余地，《通鉴》强附于十一月，绝不合理（说见前），实应依《旧·纪》移入广明，由是再可缩并为乾符五及广明元之两说。考杭、越（今绍兴）相去不过一百四十里，既犯杭便可犯越，既犯越亦可犯杭，故《新·纪》以犯杭、越连著于八九两月。乾符五年巢入浙东，见《旧·纪》《通鉴》，是无可否认之事实，越为浙东首治，且濒海隅，巢既欲乘海入闽，越州想必其曾到之地，《新五代史》缀攻杭于乾符二年之后，则乾符说似为近是。反之，巢当广明元年时，目的方欲复寻故道，逾淮北上，何故分弱兵力，远征越、杭？四五月间与张璘相持，尤多阻碍。质言之，旧史料内确有广明元年巢克杭、越之一种误传（如《旧·郑畋传》云：“广明元午，贼自岭表北渡江浙，虏崔璆”），稍经分析，便知难以成立，故本篇仍维持《新·纪》之说。（2）宣州。《新·纪》及《通鉴》之六年陷宣，从其文观之，都系本自《旧·纪》，若广明元年六月陷宣，则又本自别种史料；但《旧·纪》之文，原亦编入广明元年，故所谓宣州再陷，实是复出。（3）衢、睦、婺三州。衢州只见《旧·纪》，婺、睦见《新?纪》《新?传》及《通鉴》，亦许在《旧·纪》十五州之内。按婺今金华，睦今建德，巢军如果由信州东出，实应先经衢州，何以《新?纪》《新?传》及《通鉴》均独删此一州，殊不可解。反之，如将三州全删却，更不易足十五之数。或者系饶、信相持时分兵旁掠，亦未可定，总不似迟在六月耳。
《旧》一八二《高骈传》于乾符六年冬后称，“既黄巢贼合仙芝残党，复陷湖南、浙西州郡”，盖将五年之事，误记于六年之末。
25.离鄂是去年底抑本年初，难以确定。
26.说见前注24。池，今贵池；歙，今歙县。《史话》列举有湖州，（二二二页）不知何据。
27.《通鉴》于六年十二月下称，“至是，骈将张璘等屡破黄巢”，按此是巢将离鄂或刚离鄂之时，淮南兵何由接触？皆因《通鉴》将转掠十五州编入十一月，故连带而致误也。唯广明元年三月下云：“高骈遣其将张璘等击黄巢，屡捷。”论其时间，殊为近之。又《新·传》云：“张璘度江，败王重霸，降之……别部常宏以众数万降。”按传首列仙芝大将李重霸而传内无名，谅即同一人。
28.《旧·传》谓璘被杀于天长，且误记于南据交广之前，《旧·高骈传》略同；惟《旧·纪》则著于此次渡江之前，《新·纪》更标明为信州，兹从之，可参《通鉴考异》二四。
29.《新·传》于取宣州下称，刘汉宏“残众复奋寇宋州，掠申、光，来与巢合”；按《通鉴》五月下称汉宏之党，侵掠宋、兖，六月称汉宏南掠申、光，七月辛未（十九日）请于濠州归降，唐以为宿州刺史，是汉宏并未与巢合军，《新·传》误。
《吴越备史》一云：“汉宏，兖州刺史院之小吏也，寻为大将，领本州兵以御黄巢寇，遂杀将首劫辎重而叛，诏忠武军讨之，不利，复命前濠州刺史崔锴招携之，宏遂降，授宿州刺史。”亦未言宏与巢合。
30.渡江，《旧·高骈传》作“广明元年夏”，《妖乱志》及《旧·纪》均作七月。《通鉴》胡注云：“采石戍在宣州当涂县西北，渡江即和州界。”又《旧·纪》称，“其将李罕之以一军投淮南”，《新书》一八七《罕之传》：“随黄巢渡江，降于高骈，骈表知光州事”（《新五代史》四二《罕之传》略同），是罕之早已反动；《新·巢传》乃云，“李罕之犯申、光，颍、宋、徐、兖等州吏皆亡”，殊误，《史话》称巢十月攻占光州，（二二四页）即因过信《新·传》。
31.《新·纪》先滁后和，于顺序不合。
32.《旧·纪》，“十月乃悉众渡淮”，《旧·传》作“九月渡淮”，今从《旧·传》。
33.此号见《旧·纪》《新·传》。《通鉴》本年十一月下载齐克让奏，“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按《续宝运录》谓仙芝“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兼海内诸豪帅都统”，是否两人称号相同，未详（《史话》二二三页倒作“补天”）。《史话》以率土大将军为巢在广南时之称号，（二一九页）绝对无据。
34.《史话》引此节，称本自“《唐书·黄巢传》”；今考《新·巢传》并无其文，盖据别书转引，并未检对原文也。
35.《通鉴》承《新·传》文（引见前注30），于破申州后称， “遂入颍、宋、徐、兖之境”；按巢之攻洛，取道汝州，除颍州外，宋、徐、兖均偏在东北，最低限度亦非巢之主力。《史话》又言九月攻占泗州；（二二四页）按《惊听录》引豆卢瑑奏，只言“淮南九驿，便至泗州”，《通鉴》亦只言卢携请急发诸道兵扼泗州，并无巢克泗州事，《史话》之无根如此。
36.《通鉴》书在十日庚申之前。
37.《旧·传》《新·纪》及《通鉴》均同，惟《旧·纪》作己巳，后差两天。
38.廿二日克虢州，《新·纪》《通鉴》均与《旧·纪》同；考虢州西北至潼关一百三十里，自关至华州一百二十里，又华州西至长安一百八十里（《元和志》六及二），巢当日系取急进战略，而唐军方面，只有齐克让以饥卒万人，依托关外（据《通鉴》），无如何梗阻，若依《通鉴》十二月庚辰朔巢前锋方抵关下，则上去入虢已八日，未免太迟。张承范表称，“到关之日，巨寇已来”，盖谓到关之前，巢已攻潼，《通鉴》乃误会为双方同日到潼也。
39.《新·纪》，《通鉴》皆作壬午（三日），当据宋敏求改编之《补实录》，然自潼至京三百里，以其后来程途差之，则《旧·纪》较可信。《史话》云：“张承范等十一月丁丑到潼关，十二月壬午失潼关，时间一共是六天。”（二二六页）按《通鉴》明言，十一月“乙亥，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丁丑，承范等至华州……十二月庚辰朔，承范等至潼关”，由承范庚辰至潼计至壬午失关（依《通鉴》言），前后仅三日，《史话》乃以至华之日为至潼之日，颟顸已极。抑承范表称，“臣离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系由乙亥数至庚辰，编史者未将史文从头至尾仔细看过，因此又引生“六天”之误会。
40.《旧·传》作奋钤，今依《通鉴》。但《通鉴》明年四月下又有华州刺史乔谦，不知是否同一人。
41.昭应，宋改临潼，西至京五十里，见《长安志》一五。
42.《旧?纪》《旧?传》及《通鉴》均作甲申（五日），惟《新·纪》作丙戌（七日）；按韦庄《秦妇吟》：“前年庚子腊月五……已见白旗来匝地。”无论如何，前锋五日已入长安矣。金吾，《旧·传》《新?纪》《新?传》及《通鉴》均同，惟《旧·纪》云：“时右骁卫大将（军）张直方率武官十余迎黄巢于陂头。”右骁卫想是兼职，陂头必灞上地名。《秦妇吟》又云：“是时西面官军入，拟向潼关为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尽道贼军来未及。”盖义军进行甚速，非一般人意料所及。
43.此当是对俗间所用之称呼，巢以前并未有王号，《补实录》谓巢自称黄王，殆涉是而误会者。
44.涉各项任命及其姓名，《旧?纪》《旧?传》及《新·传》《通鉴》等各有详略异同，今参合记之。赵璋，《笔耕集》一一及《新·传》《通鉴》同，《新·传》则传古、全古并见。王璠，旧、新《传》及《旧·郑畋传》同，《通鉴》又璠、播并见。此外朱实、刘塘、张言均见《旧·传》，《新·传》则作米实、刘瑭、张全。《史话》误谏议大夫为御史大夫，误传达旨意之枢密使为军事人员，所举唐朝降官，最少漏去杨希古（见本书第一章“牛李结党蠹国”）、沈云翔（见《旧·纪》）二人，反之，以赵璋为降官，（均二二八页）于书无据。
皮日休事迹，各书所记不同：《北梦琐言》谓黄巢时遇害，《唐语林》谓寇死浙中，《该闻录》谓陷黄巢，被诛，尹师鲁则言其后依钱氏，官太常博士云（《老学庵笔记》）。
45.《旧·传》云：“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自开远门出，趋骆谷。”与《旧·纪》及《通鉴》异，其下文递言“四日”，“五日”，则“三”非“五”讹，所谓传闻异辞也。
46.就实际言，巢入京之日已是公元八八一年。近人写作，往往上系公元，下附旧历月份，揆诸文义，实不可通（我亦曾犯此弊），如令外国人读之，更易发生误会。如为避免查对，我仍主张用“广明元（八八〇—八八一）年十二月”之记法，否则月份亦应检《中西历对照表》改正，方两不相背，余可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