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云：“唐朝的大军，于九月集中河南，农民军……在邓州击溃了李福的大军，十月破唐州。”（同上）循览《旧》《新》两书及《通鉴》，都无击溃李福之记载，杜撰史实，殊失史家忠实态度。王氏屡用“大军”字样，殊不知李福即遵照朝命，派出者亦不过步骑二千（见下文），未得为“大”，余可类推，不复多辨。

《史话》又云：“十二月，转攻申州、光州、寿州、庐州，并南攻舒州，沿江西进，包围了?州。”（同上，?应作蕲）王氏编王、黄史话，除《通鉴纪事本末》外，直无暇旁参他书，故对于当日实情，十分隔膜。仙芝主力当十二月时，系由随州（今随县）东南，向安（今安陆）、黄（今黄冈）进攻，故同月即到达蕲州（今蕲春），舒州只是分兵（说见前），就地势言，本是沿江东下，唯王氏不知参据《旧·纪》《新·传》，遂误为破郢、復后东出至舒州，再回军西指而入蕲，非特往返徒劳，有违战略，抑亦完全抹煞前人之记录也。

关于此段时期，唐廷如何对付民军，《史话》有云：“增派……曾元裕为副招讨使，统帅昭义、义成两镇大军驻洛阳；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守许昌，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分扼邓州、汝南……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绹驻潼关……兵力重点是集结在亳州、汴州、许昌、洛阳东西之线，来包围汝州、郑州间的农民军”（同上）；如此叙述，令人觉得唐朝部署非常严密。但试检王氏所专据之《通鉴》观之，则并不如此；《通鉴》云：“八月，仙芝陷阳翟、郏城，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击之……又昭义节度使曹翔将步骑五千及义成兵卫东都宫。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守东都。又诏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二千，守汝、邓要路。仙芝进逼汝州，诏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绹选步兵一千，骑兵五百，守陕州潼关。”《史话》将曹翔所统部队易为元裕，且数不满万，未是大军，误一。陈许（即忠武）节度本治许州，非特命防守，误二。邠宁、凤翔只是合选步骑一千五百，派守潼关，非侃、绹二人往驻，误三。汴州为宣武所治，于史未见兵力集结之明文，如谓节度治地即兵力所在，则《史话》所举，又有罣漏，误四。统观上之任命，出击者只得安潜一支，其余不过分守据点，守点是消极性防御，包围是积极性合攻，王氏将“守点”看作“包围”，此尤瞢然于战略之运用者也。《旧·纪》曾言，“时关东诸州府兵不能讨贼，但守城而已”，《新·传》略同，王氏不能认识官吏之无能，徒挟私见以驱遣史事，画犬作虎，固知其不类。

15.《通鉴》同月又载郑畋奏：“自沂州奏捷之后，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疮痍数千里，宋威衰老多病……今淹留亳州，殊无进讨之意；曾元裕拥兵蕲、黄，专欲望风退缩。”因请以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代威，张自勉为副使代元裕云云；据《通鉴考异》二四，此奏本自《补实录》，但未言行与不行，《新·纪》遂于三年十二月大书安潜为都统，自勉为副使，其实四年威、元裕为使副犹如故，因断定《新·纪》错误。余按此奏必原见《郑畋集》（司马光作《考异》，亦尝直引《郑集》），相信集内不署上奏年月，故《补实录》以己意编入三年十二月，而司马氏无从断其是非也。依我个人分析，此奏非上于三年十二月，可得两个反证：其一，《通鉴》三年十二月又载：“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奏，尚君长弟让据查牙山，官军退保邓州。”招讨副使都监者即招讨副使所部之监军，常与招讨副使同在一起，换言之，则三年十二月元裕方退保邓州（今邓县），并未进至蕲、黄。其二，如果认三年十二月元裕已驻兵蕲、黄，则双方总不免发生接触，仙芝安能自由“出入蕲黄”（语见《新·传》）？复次，四年七月威被黄巢围于宋州，得张自勉来援，巢始解围，亳在宋州南，威进驻亳州，似在解围之后，畋称自勉为骁雄良将，亦似因其援宋立功，据是以观察，元裕进驻蕲、黄，总在四年七月前后，故四年十月《通鉴》有元裕破黄巢于蕲、黄之记载，但所破者是仙芝不是黄巢。司马氏既能断《新·纪》之误，顾仍列畋奏于三年十二月，且附加“上颇采其言”之结语，盖未能将此问题彻底解决也。

16.《新·传》开首即列柳彦璋为仙芝部将之一，故以彦璋陷江州事附见传内；唯《旧·纪》四年八（今本讹七）月称“江州贼首柳彦璋”，《新·纪》四月称“江西贼”，《通鉴》三月称“贼帅”，六月只称“柳彦璋”，均未认为仙芝部下，故从阙疑之例。韩考将彦璋与乾符二年事牵合为一起（一二二页），亦不可从。

17.此事亦只见《通鉴》，云：“黄巢寇掠蕲、黄，曾元裕击破之，斩首四千级，巢遁去。”按此时巢断不在长江。唐末纪事，即同属一书，往往极参错，如《惊听录》忽而谓巢趣闽广，仙芝指郓州，忽而谓仙芝陷鄂，巢陷郓，已经《通鉴考异》指出，如斯之例，当不在少数。

18.《史话》云：“王仙芝派副统帅尚君长秘密去洛阳，与杨复光商谈投降条件。”（二一六页）非也。复光是元裕之监军（说见前注15），当时已进至今湖北境内，不在洛阳，唯复光转送君长等至长安，故路出颍州西南。《旧·传》云：“仙芝乃令尚君长、蔡温球、楚彦威相次诣阙请罪，且求恩命。”《旧·纪》云：“仙芝令其大将尚君长、蔡温玉奉表入朝。”（温玉、温球当为同一人，未详孰是）是也，此事，《旧·传》记在三年十月后，应是四年之讹，《新·纪》《通鉴》均作四年十一月。若《旧·纪》记在五年二月，则因仙芝失败而连类及之。

19.《旧·传》“并擒送阙，敕于狗脊岭斩之”，《通鉴》亦作“生擒以献”，似斩于长安。但《旧·纪》称“威乃斩君长、温玉以徇”，《新·纪》称“宋威杀之”，《新·传》称“命侍御史与中人驰驿即讯”，又似斩于军前。狗脊岭，据《通鉴》二四七胡注引宋白《续通典》在京城东市，则《旧·传》为合。

20.《旧·传》陷江陵在四年（今本讹三年）七月，今从《旧·纪》《通鉴》放在岁末，盖因五年元旦陷江陵外郛而连言之。《旧·传》又言：“贼怒，悉精锐击官军，威军大败，复光收其余众以统之。”然威似未进至鄂南，亦不见于其他纪传，故从阙疑。《史话》云：“当公元八七七年六月王仙芝围攻襄阳时……派副统帅尚君长秘密去洛阳”（同上），按仙芝自起事以至失败，未尝围攻襄州（即襄阳），此是大大错误。如说是“江陵”之误笔，则各史都未说是“六月”，是两重错误也。仙芝早已丧失革命立场，按兵不动，故派君长等赴长安谋妥协，及闻君长被杀，才率众攻荆州，如依《史话》的叙法，则其早失立场之事实，被遮掩过去，不特与旧史不符，亦非所以昭炯戒。推原《史话》所以致误，实由于《通鉴》四年八月有如下一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遣其子将兵救随州，战死，福奏求援兵……忠武大将张贯等四千人与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间逃归。”姑无论陷随州是否四年之事，（见前注14）然援襄州云者，豫备之行动，非谓仙芝已围襄阳。且如《史话》言仙芝“由襄阳撤围，南入荆州”（同上），则须知襄阳、江陵同在汉水之西，仙芝何需乎渡汉？既缺乏地理知识，复出以逆亿，其能了解事实之真象者仅矣。

21.《旧·纪》叙在四年十二月，今依《新·纪》及《通鉴》。

22.观此，尤徵《史话》“自襄阳撤围，南入荆州”之无稽。

23.可参看177页注18。

24.《新·纪》，“壬寅，曾元裕及王仙芝战于申州，败之”，又《通鉴》，“壬寅，招讨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东”。按两书皆称丁酉朔，仙芝陷江陵外郛，则其逗留江陵，必有数日，申州隔江陵，直距亦五六百里，既非被敌尾追，无用急行，岂能于六日之前，回达申州之东。《新·传》曾言，“诸军屡奏破贼皆不实”，余以为此事亦属一例。仙芝是首领，故所遇者虽为别部，亦必指名仙芝以欺骗朝廷，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新·传》又以其事排在仙芝死后，谅无别据。《史话》云：“王仙芝在李福、高骈两路大军压迫之下，转入河南。”（二一七页）据《通鉴》，正月庚戌（十四日）方以西川高骈为荆南节度，是时仙芝已离开江陵，仙芝之走，只因李福来援，《史话》所叙，殊违当日之实况。

25.旧、新《纪》及《通鉴》皆作二月。击败仙芝者，《旧·纪》《新·传》称宋威，《通鉴》据《补实录》作元裕，《旧·传》作王铎（“代为招讨，五年八月，收复荆州，斩仙芝首”。荆今本讹亳，据《考异》所引改正），除《旧·传》绝对不可信外，其为威或元裕，表面虽异，事实则同。依前文，元裕军在申州，打仗者相信是元裕，然威本正招讨，《新·纪》《通鉴》正月下虽著威罢招讨，或尚未交卸，自然引为己功。其次，《考异》引《补实录》云：“元裕奏大破王仙芝于黄梅县，杀戮五万余人，追至曹州南华县，斩仙芝。”南华今东明，谓尾追千五百里以上，始行俘获，亦奏报不实之一例，《通鉴》称“追斩仙芝”，则仍有惑于《实录》也。

《新·传》于仙芝攻江陵之后，未死之前，夹叙“进破朗、岳，遂围潭州，观察使崔瑾拒却之，乃向浙西扰宣、润，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别部还入河南”一大段，试取《通鉴》比观，纯是仙芝身后之事，今且不论。吾人须记取此一时期，前后不足两月，仙芝焉能作出如许事业，此为时间性问题。从潭州进向浙西，要横过湘东及赣、皖，今《新·传》竟一步超跃，此为空间性问题。有此疑难，其能奉为信史耶。《通鉴》五年三月有“群盗陷朗州、岳州”一条，未指明仙芝党徒。潭州事，《通鉴》不载，但《新·纪》《通鉴》均称是年三月瑾为部下所逐，如《新·传》可信，亦只能安排在三月耳。

26.关于重隐事，旧、新《纪》《传》，说各不同：（1）《旧·纪》先称本年“二月，王仙芝余党攻江西”，既曰“余党”，显示仙芝已死。其下又称君长等被杀，“仙芝怒，急攻洪州，陷其郛”，系追叙仙芝未死时之事，换言之，即陷洪州时仙芝未死。（2）《旧·传》言“四（今本讹“三”，前文已校正）年七月陷江陵，十月，又遣将徐唐莒（今本讹君莒，据《考异》引文校正）陷洪州”，以陷洪州为四年事。（3）《新·纪》，五年二月称，“王仙芝伏诛，其将王重隐陷饶州，刺史颜标死之，江西贼徐唐莒陷洪州”，又“四月，饶州将彭令璋（《通鉴》作幼璋）克饶州，自称刺史，徐唐莒伏诛”。按洪（今南昌）、饶（今鄱阳）邻比，依《通鉴》，唐莒是重隐部下，合而观之，当日盖连克二州，不过或称饶，或称洪，或称重隐，或称唐莒，致令读者迷惑耳，年、月与《旧·纪》同。（4）《新·传》叙事最为混乱，攻江陵后称“仙芝自围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显系抄自《旧·传》。尚君长等被杀后又称，“仙芝怒，还攻洪州，入其郛”，显系抄自《旧·纪》。将一件事分作两件，正所谓多修一回史，越增加一重错误者也。唯《通鉴》所记，前后较联贯，故据为底本而参合《新·纪》书之；其可疑之点，则重隐占洪州之下，继言“贼转掠湖南”，不知是否朗、岳二州之复出，故弗予采入。总言之，关于重隐及曹师雄之行动，史虽不一其词，究丝毫无背叛仙芝痕迹，《史话》所谓仙芝破江陵时，“大将王重隐与曹师雄就脱离了王仙芝”，（二一七页）殊觉无征不信。

其次，韩考引《全唐文》八一九杨钜《唐御史里行虞鼎墓志》：“乾符二年（八七五）黄巢寇饶州……城遂陷。”为王仙芝在元年起事之证，并认定二年巢军已攻下饶州。（一一九及一二二页）按依前文所考，二年时义军只活动于曹、濮、郓、沂数州，实力未伸至长江北岸，更安能渡江而破饶州？志称鼎“咸通十年（八六九）进士，为校书郎，累迁至监察御史里行……寻陟饶州刺史”。唐末升转虽较速，但仅及七年，似未能迁至刺史，各史亦无二年破饶事，唯“五”字略漫便讹“二”，如作“五年”，斯与《新·纪》相合。所难决者《新·纪》明言颜标死事，则破城时饶州刺史不得为虞鼎，鼎至五代方死，或是后来的刺史，而志之记事有误欤？抑《新·纪》所书不确欤？

27.《新·传》开首虽列师雄为仙芝部将之一，然传内再不见其名，此一节全本《通鉴》（参下166页注9）。